六評明朝的變態皇帝：皇室教育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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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皇帝學習自身角色規範、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的重要途徑，它不僅能夠成就君主的德行，而且能夠減少國君因年幼無知或資質愚鈍所帶來的危害。針對人治社會中皇帝的個人素質與能力直接關係國家的興衰存亡的特點，歷代統治者無不重視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一系列典章制度，並慎重選擇皇子的講官和近侍，盡心培養帝國的接班人。

明代之所以出現這麼多“變態皇帝”，與明代皇帝、儲君接受的正規教育少，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質與政治涵養較低不無關係。而導致皇族教育失敗的因素很多，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觀方面的原因，既有講官方面的原因，也有皇帝本人的原因，正是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使明太祖設計甚為詳細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後繼者所接受的系統學習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質與政治能力普遍較低。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明代東宮教育系統不完善，存在結構性失誤，導致太子和皇帝的正規教育得不到保障。

第一、明代的東宮缺乏正規的府僚，太子的正規教育得不到保障。

明太祖鑑於前代的“巫蠱”之禍，在建立東宮教育體制時，改漢唐太子三師三少的制度為不設專職，太子教輔由朝臣兼官、加官或者贈官的制度。雖然這一制度的出發點在於當時戰爭仍然十分頻繁，皇帝外出時需要太子監國，如果“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太祖煞費苦心選擇文臣劉基、李善長等人教導太子諳識政治，武將徐達、常遇春等教太子克潔戎兵，張皇六師，希望溫文爾雅的太子能夠居安慮危，不忘武備。

但是，明太祖的這一設計並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劉基、徐達等朝廷重臣日理萬機，根本無暇教導太子，與輔導太子的實際職責關係並不大。特別是明成祖任命姚廣孝為太子太師後，東宮師傅都成為虛職虛銜，與太子訓誨輔導完全脫鈎，輔導太子之事交給詹事府和坊局官，而這兩衙門既不全設，又無定員，其屬官往往由其他官僚統領，或者僅僅為翰林官遷轉。這一格局對其後東宮教育影響甚大。“明代東宮教育的內核已經掏空，僅存內壁，教訓與輔導太子的功能完全喪失。儲君終日所處多品行不端之士，往來皆白丁，刑餘之閹侍”。

第二、明代經筵日講制度沒有定製，隨意性和主觀性太強，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約束。

經筵日講制度是明代皇帝接受常規教育的主要形式。經筵是一種規模盛大、較為隆重和正式的受教方式，包括皇帝在內的文武大臣、翰林學士都要參加，有一套紛繁複雜的禮儀程序，舉辦次數不多。執行比較好的時期，如太祖、宣宗每月一次到三次不等，而執行不好的時期皇帝幾年難得舉行一次，光宗、熹宗朝一次也沒有開設。皇帝和太子的教育主要還是依賴於日講。日講，顧名思義，日日講讀。長期以來形成的不成文規定，只有朔望為假日，一般情況下日講每天都要進行，只有遇大風雨雪或隆冬盛暑時才暫時終止，但是這一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卻沒有明文規定相應的章程，正規的教育極容易受到干擾，比如隆冬盛暑休學的時間在不同的皇帝身上就有天淵之別，遇到勤奮好學，虛心求教的皇帝，盛暑與隆冬只有為數極短的一段時間;遇到不願學習，比較懶惰的皇帝，還沒有到十月就以天寒為由停止。

明代大多數皇帝對艱澀難懂的正統教育缺乏興趣與熱情，千方百計提前停止日講，儘可能拖延恢復日講，大臣往往三番五次、連篇累犢地上疏勸誡，希望皇帝積極接受教育，皇帝仍然無動於衷、我行我素。由於沒有一種對皇帝或太子有效的監督機制，曠日持久的教育很難行之有效、持之以恆地進行，皇帝往往自己來決定自己接受教育的時間長短，帶有很強的主觀性和隨意性:一次“暫時”的停止日講可能是幾個月或大半年、幾年以後才重新開始講讀，也可能是永遠停止，終生不再恢復。

此外，明代雖然定下了皇太子出閣講學的禮儀程序，卻沒有規定皇子入學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也沒有確立對未冊封為皇太子的皇位繼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權利和規範。而其皇族教育(尤其是東宮教育)是建立在冊封基礎上的，沒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順，雖貴為皇子，卻因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連最起碼的基礎教育也難以進行。

明代這種僵化的東宮教育機制在實踐操作過程中出現很大漏洞。一是未被正式冊封的皇位繼承人及其子孫出閣講學甚難。神宗不喜歡朱常洛，遲遲不立太子，不讓他出閣接受正規教育，在廷臣再三請求下朱常洛十三歲時才第一次出閣讀書，神宗不為其慎重物色講官，一切恩禮全部減少，直到他十八歲才再次讀書。熹宗因皇長孫身份、地位長期無法確立，所以長至十七歲仍不能出閣講學，接受正規的皇室教育，登基的時候是明代歷史上僅有的不親史書、未受正統儒家精英教育、詩書薰陶，一字不識的文盲皇帝。二是太子開始啟蒙教育的時間波動太大，學習效果令人質疑。人的啟蒙往往具有一定的時間限制，錯過最佳的學習時間，人的可塑造性往往大大減弱，而且學習不得方法，往往事倍功半。明代皇帝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有很大的差異性，英宗、武宗、神宗五六歲就開始出閣講學，而穆宗、光宗、熹宗等都是年過二八方出閣講學。儲君越晚接受教育，自身素質越差，可塑性越弱，對宦官內侍依賴心理越強，他們“昌齡日茂，未離阿保，講讀未就，冠婚已逼”，沖年血氣未定，要想德行清明恐怕很難，稍有閃失、防閒不周就很難保持身心健康，惟有出閣求學，見正事、聞正言、親正人，才能“益神智遠奇衷”。明代接受教育很晚的幾位皇帝不肯堅持學習，自身文化素質較低，其統治才能也很一般，缺乏建樹。

第三、明初卓有成效地培養皇帝和儲君德行與馭術的監國制度逐漸廢除。

明太祖實行東宮歷事與監國這個旨在培養、鍛煉儲君治國才能、提高聲望的制度吼.對於太子朱標、皇太孫朱允炊能力的培養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成祖時期朱高熾以太子身份監國20年更是將這一制度的積極因素充分發揮，成祖常年經營漠北，鞏固了大明江山，他本人實行的仁政緩和了當時緊張的政治氛圍，並聚積一批政治精英人物。他們這種內外分工是明朝前期的復興繁榮、明帝國迅速發揚壯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一天不容二日，一國不容二主”的傳統文化觀念使皇帝在積極訓練太子執政能力的同時，又懼怕太子勢力危及自己的統治，心存疑忌之心。太子監國制度雖然十分成功，卻沒有被後繼的君主沿用。英宗、武宗沖齡繼位，沒有實施太子監國的基礎，而明世宗、神宗原本最適合實施這一政策，卻偏偏長年不立太子，儲位虛懸，更談不上讓他們接受良好的皇家教育，培養、鍛煉、提高其治國平天下的能力，結果造成皇子皇孫教育每況日下，他們扮演皇帝的能力也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此外，明初皇帝在大經筵之外又設小經筵，早朝之外還有午朝甚至晚朝。小經筵就是選擇端方博雅之臣，更番進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凡聖賢經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賢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篤而無弊。午朝是指皇帝在文華門聽政，讓大臣台諫更番侍直，口奏重要國事，由皇帝裁決;而對於那些來朝覷見的在外文武官員，傅條列地方事，口陳大要，然後由諸司負責評議，這種制度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皇帝太子直接經驗的不足，通過勤於政務虛心好學來提高效率，改善統治。故明初皇帝大都能夠較好的執行、發揮皇帝職責，而明中後期的皇帝連經筵和早朝都不能保障，更不用說加強自身素質和能力，提高治國能力了。

(二)明代東宮教育的內容與方式存在一些問題，極大地影響教育效果

《書》、《易》、《詩》、《春秋》、《資治通鑑》、《大學衍義》、《大學衍義補》、《貞觀政要》、《皇明祖訓》和《寶訓》等是皇帝為政為學之書。在學習這些經典之前，他們還要接受小學、史斷、經書等啟蒙教育。如此繁重的學習任務一般需要十幾年甚至幾十年時間慢慢地、系統地學習。但是皇帝的責任重大，一旦登上皇位就必須開始履行其職責。然而他們接受啟蒙教育的時間很不確定，有時候很晚才接受啟蒙教育，因而講官急於求成，一旦皇帝或太子開始正規的教育就加大他們的學習量，而沒有循序漸進。

皇帝和太子每天的教育程序如下所示:1、皇上在東宮侍讀，《大學》至傳之五章，《尚書》至《堯典》之終篇。今各於每日接續講讀，先讀《大學》十遍，次讀《尚書》十遍，講官各隨即進講畢，各退。2、講讀畢，皇上進暖閣少憩，司禮監將各衙門章奏，進上御覽，臣等退在西廂房伺侯。3、覽本後，臣等率領正官恭事皇上，進字畢，若皇上不欲再進，暖閣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廂伺候。若皇上不進暖閣，臣等即率講觀再進午講。4、近午初時，進講《通鑑節要》、《貞觀政要》，講觀官將前代興亡事實，直解明白，講畢各退，皇上還宮。5、每日各官講讀畢，或聖心於書義有疑，乞即下問，臣等再用俗說解讀，務求明白。6、每月三六九視朝之日，暫免講讀。仍望皇上於宮中有暇，將講讀過經書，從容溫習。或看字體法，隨意寫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間斷。7、每日定以日出時，請皇上早膳畢，出御講讀;午膳畢，還宮。8、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輟講讀。本日若遇風雨，傳旨暫免。”我們可以看到皇帝的日程安排如此緊張，既要堅持繁重的學習，又要日理萬機處理君國大務，這就使他們對枯燥辛苦的學習缺乏興趣，產生恐懼心理與厭學情緒。

(三)講官作為帝王之師的功能在明代皇族教育實踐中趨於弱化

講官在皇帝的學習中發揮重要作用，尤其是早期的太子教育“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知義之指，則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變態皇帝”大多缺乏治國本領，講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首先，明朝選“老成識大體者”擔任講官，講官年齡結構的老齡化與繼位皇帝的年輕化形
成鮮明對比，這種代溝限制了君臣之間深層次交流。

明代對於東宮臣僚的選擇集中在兩點:一是德行，講官必須是端良厚重，老成識體的正人君子，能夠以自身的德行去影響太子，使之耳濡目染，提高涵養以利於治道;二是才學，講官必須是學問醇博，融會貫通的博學鴻儒之士，能夠教給太子知識與才幹，使太子明白帝王之道、禮義之教及往古成敗之跡，日後能夠承擔重任。明代講官的最大特色就是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識大體，他們一般都是一些譽老夙儒，年過七旬的幾朝元老，銳意全失，而明代的皇帝又非常年輕，兩者存在很深的代溝。例如武宗朝的劉健、李東陽、馬文升、韓文、謝遷等人，既是最重要的閣部輔臣，又曾是太子的講官，他們的平均年齡在70歲左右，比較呆板遷腐，與只有15歲的武宗之間所產生的差異和衝突可想而知了，加上講官每每講的不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經大法，就是四書五經，內容太艱澀玄妙，不適合孩童的年齡心態，令小皇子產生厭煩、恐懼的心理，不願學習。皇子在儒家正規教育中受到的約束、規矩太多，與內廷宦官為搏取太子一笑而精心安排的校閱騎射、彎弓射箭、巡幸西苑等活動形成鮮明對比，他們更願意接近於內宦，與大臣日益疏遠。

其次，明代講官教育多停留在經典的教義上，“聞道”與“濟世”相分離，削弱了皇帝在政務能力方面的學習。

皇帝或太子的學習內容主要由兩部分組成:一是傳統的儒家經典著作和《皇明祖訓》、寶訓，通過學習這些經義，了解正心修己治國平天下之道;二是朝廷所處分的軍國重事以及諭令，通過剖析時事政治、具體的政策措施來獲取權謀方面的知識，培養統治能力。其中經典的學習是基礎，君主的治國能力主要還在於講官聯繫實務，進行點評規諫，講“聞道”與“濟世”密切結合，方不失為帝王之師。但是明代中後期的講官很少能夠闡發義理，借古諷今，參與時政，敷陳興利除弊之術，服務現實社會。在明代的教育體系中，經筵進規多於正講，日講則正多規少，講學多集中在對典籍的介紹、微言大義，而很少介入實際的政治領域，點評時政，從而忽視了作為帝王師應有的作用。

在教學活動中講官既沒有充分發揮講官的導向與規勸作用，也沒有採取君臣互動的方式幫助皇帝加深認識。當皇帝較少上朝時，經筵日講幾乎成為儒臣接近，影響皇上行為、德行的唯一機會，但是他們很少能夠抓住這樣的機會，思宗時有一位講官在講學結束後斗膽上言國事，希望皇帝能夠接納講官的意見，允許講官教學之餘結合實際發表獨立的見解和觀念，但是這位講官心憂天下的情懷不僅沒有感動皇帝，反而遭到懲罰。武宗朝講官劉忠與楊廷和在日講過程中，針對武宗寵幸宦官的現象，上疏勸皇帝“戒逸游、崇正學”，“指斥近幸尤切”，結果武宗十分反感地對劉瑾說“經筵，講書耳，浮詞何為?”瑾素惡兩人，趁機將兩人貶到南京。神宗朝申時行主管皇帝的教育，他知道神宗不太願意參加經筵日講，就建議皇帝不必日日親往文華殿講讀，改由講官呈遞每日講義由皇帝自己學習，幫助皇帝偷懶，為神宗提供了很好的藉口不再上朝，連唯一的見朝臣的機會也省略了。講官這種講學和皇帝對教育的態度使得“講者雖終日有講，卻漠不關心”;“聽者自聽，雖終日聽而學不關心。”

(四)明代太子和皇帝實際的學習情況及其效果

有明一代，皇帝大多對日講、經筵很馬虎，敷衍了事。皇帝和太子接受教育的機會本來就十分有限，“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是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料皇帝在參加經筵日講時，“每朝數刻，不過接見朝廷之丰儀而已”，“日講每講數刻，不過聽聞諸臣之詞說而己”，雖然每天都御經筵，但“儒臣之講未畢而已有鴻鵲之思，幾席之讀未己而倏興逸樂之想”。明代皇帝在學習時經常藉口身體不適或其他各種各樣的理由，宣布暫停，僅讓詞臣將講章呈上供皇帝預覽，因而他們學習效果非常差，治國能力也十分有限。

憲宗“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疏遠，邪說得行”;孝宗登基後親手取消日講，經筵也很少舉行。武宗正值英妙之年，力學之時繼承皇位，雜巧滿目，無心學習，沒有恆心，缺乏毅力，暮夜無召對之條，晝日又鮮有勤學之益，學習時心不在焉，經常因為嬉戲遊玩而延誤學習，後又以政務繁忙為託詞，不舉行日講，他一暴十寒的做法使得學習“得之方微，耗之己甚”，他在即位前己經學習了七年，卻連《尚書》、《論語》這種最初級的聖賢之道尚未讀完，而《大學衍義》、《歷代通鑑纂要》這類治道之書君王更是不得不學，因而大臣為之制定學習計劃與制度，但這次日講從弘治十八年十一月開始，時行時輟，講講停停，最後因“輕舉嬉戲，遊獵無度”而荒廢，進行不到一月:正德元年秋講只進行了十二、三天，一暴十寒，以後幾乎再也沒有舉行過;光宗被立為皇太子後“禁不出閣者又十二年”，萬曆四十四年太子再次出閣講讀，然“僅開講一次，於是復輟”，從此講讀不復舉行;熹宗繼位前因為身份未定，一直沒有機會出閣講學，即位後大臣立即給他制定學習計劃，望其將正式教育提上日程，他卻以天氣漸寒、居止不便暫免日講，後又以文華殿年久未修傷、九五之尊不能在一損壞不堪的地方學習，萬壽節將至、冬至將臨為由傳免日講，在泰昌年間和天啟元年還能堅持每月御文華殿講讀五一八次，但從二年開始，實錄上就罕見日講的記錄了，終天啟朝，經筵從未舉行。

在我們所研究的明代“變態皇帝”中，只有神宗每天天剛剛亮就去文華殿聽儒臣講讀經書，又御講筵，再讀史書，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間斷，堅持達十年之久，因而他的文化造詣和學問在明代諸帝中還是佼佼者，但是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神宗學業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與太傅張居正有關，張居正作為帝王之師，對神宗管教十分嚴厲，加上大伴馮保、生母李太后在宮中對神宗嚴格督促與約束，神宗方能堅持十餘年的學習，一旦張居正去世，神宗立即放棄了學業。其他的明代皇帝在皇儲階段就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再加上身邊的宦官極力誘導皇帝遊玩，學業完全荒廢。

明代皇帝和太子一般都缺少自律性，經不起誘惑，他們千方百計逃避講讀，動輒以天寒、酷暑、身體不適、請安等為由暫免講讀，一曝十寒，甚至常年不去文華殿。明代皇族教育的失敗使皇位繼承人不僅不具備國家最高首腦的素質和能力，而且也沒有培養他們的個人德行。這些“變態皇帝”大多缺乏經略治國的才能，也沒有克己復禮、安民惠民的意識，反而更加放縱自己的欲望，處處擾民害民，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騰。

瘋行烈的反駁

一，明代東宮教育系統不完善，存在結構性失誤，導致太子和皇帝的正規教育得不到保障

與W先生的觀點恰恰豐反，明朝的東宮教育不是不完善，而是非常完善。
明初由於戰事頻繁，雖有詹事府，但尚沒有成為一個獨立機構。洪武帝也對此做出了解釋：“朕於東宮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聊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於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啟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府僚導之，嫌隙由是而生。”

但到了洪武二十二天下戰事大致平定局勢緩和之後，始設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為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列署府中，府設詹事一員副詹事二員，府丞一員主薄一員錄事二員；左右坊設大學士各一員，左右庶子各一員，左右贊善各二員，左右司直郎各二員。司經局設洗馬二員，校書二員，正字二員。洪武二十九年增設左右清紀郎各一員，左右司諫各一員，通事舍人二員，皆以待從輔助東宮為職。”

上述各官職責有嚴格劃分，如詹事統掌全府輔助太子，大學士主管講讀及文書諸事，司直清紀郎主管彈劾等等。分工非常合理。

這便是明朝最主要的東宮系統，建文年略有改動，但成祖又恢復舊制。

W先生所言：而這兩衙門既不全設，又無定員，其屬官往往由其他官僚統領，或者僅僅為翰林官遷轉。

這些話只能說明了W先生太過於偏頗，沒法全面了解過明朝的東宮系統罷了。因為明朝除了東宮詹理府之外，翰林院與內閣也是在輔助太子方面負有重要的實際責任的。原因在於“內閣翰林稱同官，其院士主於內閣，而掌印則以學士或待郎詹事等官兼學士或春坊官署掌，從內閣題請。”“凡府僚及坊局官，與翰林院職互相兼。”以詹事府為主體，內閣與翰林院共同負責，形成了一套嚴密的太子輔助機構。

如此嚴密的官僚系統竟給W先生你說成了是不全設無定員，豈不怪耶？

第二點：明代經筵日講制度沒有定製，隨意性和主觀性太強，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約束。

不知道W先生從何處得出了講制度沒有定製這個理論的，歷史與你的觀點恰恰相反，明朝擁有一套嚴格的制度。

明制規定太子每日的講讀制儀是：先讀四書，次讀經書或讀史書，四書由東班待讀官解讀，經書由西班待讀官，讀完後則練字。“凡讀書，三日後一溫，背誦成熟。溫書之日不授新書。凡寫字，春夏秋百字，冬五十字。”太子的每日活動可分為三個內容：一是讀書二是寫字三是講讀，都有在上午，而下午則休息或是練騎射。

隨着年紀的增長，太子所學的知識和所看的書就越多。如永樂年間，解縉為太子講讀《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此外還要讀《資政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除了這些儒家經典之外，還要跟太子講解時事及軍國事務，“以朝庭所處分軍國重事及撫諭諸蕃恩義，陳說於太子。”

W先生專挑些陰暗面來刻意貶低明朝的東宮的教育制度。不錯，明朝確是有些皇帝不好學又懶惰，但這個人本身的問題。明朝同樣也有正面的例子，明仁宗明宣宗我就不說了，中後期被稱為中興令主的明孝宗就是東宮制度陪養出來的好皇帝。任何制度都有消極的一方面的，一個王朝越是到了末期消極面就越明顯。清朝的皇太就好了嗎？同治宣統是怎樣一個人才大家有眼看的了，是不是也能用他們做例子來說清朝的教育制度比明朝更差了呢？至少明朝再差也教不出賣國的皇帝啊？

第三、明初卓有成效地培養皇帝和儲君德行與馭術的監國制度逐漸廢除

按W先生所說：結果造成皇子皇孫教育每況日下，他們扮演皇帝的能力也每況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我很奇怪，明孝宗比明武宗強很多吧，崇禎也至少比天啟強很多吧？這一代不如一代從何而來？倒是清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才是事實！

明神宗不肯立太子是因為他不喜歡長子而想讓次子繼位，但遇到朝庭大臣的一致反對。既然沒立太子又何以能用這樣的事例來證明明朝的東宮制度是不行的呢？如果真要說，請您好好也想一下光緒宣統是怎麼當上皇帝的。

(二)明代東宮教育的內容與方式存在一些問題，極大地影響教育效果

W先生，那麼您認為要明朝的太子讀什麼書才算是教育內容不存在問題的呢？是不是叫他們好好學習一下《八榮八恥》和《三個代表》之類的東西才算是正確？

在封建皇權時期，他們首先要學的肯定是四書五經的了，您不覺得你這個話題要求太高了吧？好像一直到了清朝末期，整個中國還是在學那些東西的。

我之前都說了，明朝的太子上午是講讀學習，下午則可以休息或是活動的，其實並不算很繁重。

再接下去的幾點就沒什麼好說的了，這本身就是封建皇權時代的痼疾。最主要的原因其實就是明朝到了後期由於內臣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明朝的皇帝越來越依賴於宦官才影響到明朝東宮官僚系統---也就是外臣集國的削弱的。唐漢都出現過類僅的情況。每個王朝接近了末期它的消極面就更為突出的。唐宋元明清無一例外。你在這兒刻意去貶明朝根本毫無意義，因為清朝更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