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與外交交織的新疆問題

蔣兆勇

一，東土耳其斯坦還是東突厥斯坦

一般中文媒體把新疆獨立分子要在新疆建立的獨立國稱作“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其實這是一種誤譯，土耳其人使人聯想到土耳其共和國。事實上，土耳其和“土耳其斯坦”在地理上不是完全相連的兩個地方。將Turkestan譯成土耳其斯坦是錯誤的，正確的譯法是突厥斯坦。

有學者考證指出，突厥是歷史上的一個游牧民族，曾在中亞一帶建立了東西兩個突厥汗國。東突厥被維吾爾族的祖先回紇人所滅。西突厥被唐朝所滅，突厥人自此失去了發展成為當代民族的歷史機會。西突厥的兩個部落西遷到小亞細亞半島定居，他們的後代建立了輝煌一時的奧斯曼伊斯蘭帝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凱末爾在帝國的廢墟上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國。

從歷史資料不難看出，突厥只是古代中世紀的一個部落或說部族，過去突厥人統治過的許多部落，今天形成許多不同的民族，分屬不同的國家，突厥本身並沒有發展成為近代民族。今天除了土耳其自稱為TURK（漢文習慣譯作土耳其民族，土耳其一詞近代譯自TUEKEY，英文中的這個詞從TURK轉寫而來）以外，學術界只把使用阿爾泰語系或突厥語族的各民族，概括為地稱為“突厥斯坦諸民族”，這些民族在我國有維吾爾，哈薩克，烏孜別克，柯爾克孜等民族，國外有阿塞拜疆，巴什基爾，土耳其，雅庫特以及與國內相通的一些跨境民族。與突厥相關的突厥斯坦是一個地名，在錫爾河邊，原來是泛指中亞古突厥人的發祥地。19世紀，歐洲地理學家為了敘述方便開始使用這個名詞，並把所屬的範圍擴大—中亞的俄國部分成了西突厥斯坦，而中國新疆主要是南疆被稱為東突厥斯坦，這是帶有殖民主義色彩的地理名詞。如果把東突厥斯坦譯成土耳其斯坦就混淆了古代突厥民族和現代土耳其民族的族名。

事實上，有關突厥斯坦的地名來源和演變，與維吾爾族並沒有直接的關聯，突厥斯坦無非是突厥人曾經住過的地方，但並不能證明它與維吾爾人有多少聯繫。從族源上看，雖然維吾爾族族源複雜，與塞種人、匈奴人、羌人、漢人、或龜茲人、突厥人、蒙古人都有所關聯,但其主體顯然與突厥人無關。“突厥斯坦”作為術語充其量是一個地理名稱而已，作為名稱的確定也是19世紀的事，距離突厥人的國家被維吾爾族和漢族聯軍所滅亡，已經有好幾百年。

中國當局從來不曾用“東突厥斯坦”來稱呼新疆。

新疆自漢代起，稱西域，滿清乾隆皇帝更名為“新疆”，取“故土新歸”之意，在歷史上除了漢語的“西域”和“新疆”以外，就沒有一個能概括天山南北大地的地名。

東突厥斯坦一詞傳入新疆並被一些知識分子所熟悉，大致是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它一開始就是同泛突厥主義一起滲入新疆。從此，地名成為一些人作為分裂國家的論據。學者馬大正認為：極少數新疆分裂分子和宗教極端分子，受國際上宗教極端主義和民族沙文主義思潮的影響，將“東突厥斯坦”政治化，編造了一套所謂的“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思想理論體系”。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一個以分裂國家為核心內容的“東突厥斯坦獨立”的思想體系的關鍵是要把新疆分裂出去。所謂的“新疆獨立”論極力扭曲新疆的歷史，杜撰“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從根本上否認新疆是中國的一部分這樣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事實上，新疆在公元前三世紀已成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

二，兩次出現的“東突厥斯坦共和國”

“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曾兩次出現，一次是在1933年11月12日，政府設在喀什，一次是三區革命初期，成立於1944年11月12日，政府設在伊寧。

新疆分裂運動利用的是泛伊斯蘭，泛突厥主義思潮。這種思潮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在奧斯曼帝國泛漫。泛伊斯蘭主義主張全世界穆斯林建立一個在奧斯曼帝國的“蘇丹（帝王）兼哈里發（教主）統治下的大伊斯蘭教國家，泛突厥主義主張在歐亞大陸建立一個以奧斯曼帝國為中心的大突厥人國家，將所有操突厥語族諸語言的民族統統囊括在裡面。泛伊斯蘭主義和泛突厥主義從上世紀初傳入新疆，到民國初年略具規模。

1933年，新疆時局混亂，東突厥運動趁機在喀什建立了“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國旗定為“新月，星星，藍色”，國徽定為“兩顆麥穗為中心的新月和星星”，國家法律定為“可蘭經為根據”。

這個政權建立後，首先設立宗教法庭，實行殘酷的肉刑，作了賊的，要將手砍下來示眾，如果有不帶面紗的婦女要將面部遮住並當場鞭笞。由於宗教和歷史的原因，尤其是歷代統治階級在新疆實行大民族主義，大土耳其主義者蠱惑人心的宣傳在新疆有一定市場，所以，“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也受到一些人的歡迎。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出現有一定的國際背景。英國是主要的支持者，英國長期以來用新疆，中亞，南亞穆斯林聚居的民族宗教特點，將這些地區連接起來，建立一個大伊斯蘭教國，其目的是保全殖民地印度，並抵制蘇聯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19世紀60年代，英國曾在南疆扶植阿古柏政權，20世紀30年代又乘全疆動亂，策劃南疆獨立，其目的是扶植傀儡政府為分裂中國做準備。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在3個月後破產，不難看出，東突厥斯坦已不再是一個地理名詞，而是分裂主義的旗號。以此為開端，泛突厥主義，泛伊斯蘭主義的思潮，總是危害新疆的社會發展和穩定。

第二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則是發生在三區革命時期。三區指新疆的伊犁，塔城，阿爾泰地區。引發革命的導火線是盛世才，國民黨強迫人民的“獻馬運動”。1944年8月，鞏哈縣牧民首先發動起義，11月12日，成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推舉艾列漢·吐烈為政府主席。定國旗為綠底中鑲黃色星月旗。45年1月5日這個政府還宣布“東突厥斯坦共和國”脫離中國而獨立，宣揚反漢排漢。艾列漢·吐烈是一個狂熱的泛伊斯蘭主義者，所以，三區革命初期，當時臨時政府領導權控制在宗教上層封建勢力手中，直到阿合買提江掌握政權後才作了扭轉。1945年10月，三區政府與國民黨政府談判，改組新疆省政府，成立聯合政府。在成立聯合政府的前夜，才取消“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改稱新疆伊犁專區政府，並糾正三區革命初期的錯誤，拋棄“東突厥斯坦”的稱號而恢復使用“新疆”這一名稱。

三區革命也有國際背景，按中共教科書的說法，是在蘇聯支持和中共影響下的新疆各族人民反對盛世才和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蘇聯在三區革命初期也利用過分裂勢力，事實上三區革命是在蘇聯駐伊寧領事館領導下起事，但蘇聯的目標不是要新疆獨立，只是為了利用新疆形勢來迫使蔣介石早日簽訂保證它在東部，中部戰略利益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迫使國民政府承認外蒙古獨立和蘇聯在東北的特權。當條約簽訂，它又開始扮演調停者角色。“莫斯科對新疆獨立國家不予支持”。有學者認為，三區政府是反對國民黨的，人民政府從團結的願望出發，所以解放後，把這一事件定為三區革命，儘管伊寧伊斯蘭政權在蘇聯壓力下放棄了獨立，但在三區，要求重新豎起當年綠色東突厥斯坦共和國的人大有人在。需要指出的是，泛伊斯蘭主義，泛突厥主義分子也得到過蔣介石、張治中的支持。南京政府出於牽制盛世才，反蘇反共的目的，也支持過分裂主義者麥斯武德。麥斯武德1946年出任聯合政府監察使，第二年還當了省主席，這一時期也是新疆泛伊，泛突主義最猖狂的時期。他們打着“中國突厥斯坦”的旗號，表面上與伊犁的“東突厥斯坦”相對抗，得到了國民黨的讚賞，反過來又用三區革命力量的存在，同國民黨討價還價，搞高度自治，實際上是新疆獨立。在麥斯武德的支持下，分裂勢力的口號是：我們的祖國是突厥斯坦，我們的民族是突厥，我們的宗教是伊斯蘭。聯合政府還把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發行的“新疆專用券”的維吾爾文譯成“中國突厥斯坦專用券”，而且“中國”一詞用土耳其文CIN。在三區方面的堅持和張治中的努力下，國民黨政府於48年底撤消了麥斯武德的任命，改任包爾漢為主席。縱觀新疆的幾次分裂活動，最終都以失敗告終，薩比提大毛拉的“東突厥斯坦伊斯蘭共和國”被馬仲英的部下搗毀，艾列漢·吐烈的“共和國”被阿合買提江等人從內部糾正，麥斯武德想搞“半獨立”又被國民政府加以撤換。可見要分裂也不容易得逞。

三、分裂勢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影響新疆

國內研究新疆問題的學者王力雄認為，新疆民族混雜，雖然新疆漢族的背後有十多億人的中國，後援強大，但漢人未來在新疆面對的不僅僅是當地民族。新疆當地7個民族信仰伊斯蘭教，而新疆接壤的8個國家有5個是伊斯蘭國家，那些國家又通往中亞，西亞和阿拉伯等伊斯蘭國家，當地5個民族屬於突厥語民族，毗鄰的伊斯蘭國家也多屬於突厥民族，背後還有土耳其這樣野心勃勃的“世界突厥人視國”，新疆還有6個當地民族是跨界民族，且毗鄰國家就是他們的民族國家，如哈薩克斯坦，塔吉克，內蒙古，俄羅斯等。

跨界民族的不穩定性對新疆也有影響，中亞主要突厥民族的獨立和伊斯蘭教的復興對維吾爾分裂勢力起了刺激作用，他們利用跨界民族來往頻繁，從事分裂新疆的活動。1962年新疆的6萬邊民集體遷到蘇聯中亞地區，中亞5國成為獨立國家後，紛紛制定了對待跨境民族的政策，對居住在國外同一民族產生一定影響，其中有5萬人返回哈薩克斯坦。

中亞地區有100多個民族，宗教派別繁多，民族宗教問題突出，有着明顯的“巴爾幹化”色彩。中亞獨立之後，泛突厥、泛伊斯蘭主義在那裡重新抬頭，民族分裂勢力、國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活動囂張，已經成為中國與中亞各國關係的主要障礙，給新疆的民族關係帶來消極影響，而且這種影響是長期的，中國政府為了陰止這三股勢力影響新疆，主導成立了“上海合作組織”，並且前段時間還搞了聯合反恐演習。

不要忽視了意圖成為區域領袖的土耳其。我經常在香港報章上看到有從總部設在土耳其的一個東突斯坦解放陣線的消息，它的發言人還曾經警告香港資本家不得到新疆投資，並且警告安全不能得到保證。其理由是“新疆還在被敵人占領，被漢人殖民”。

印象中，中國領導人近幾年幾次訪問土耳其，並把土耳其列入中國居民旅遊地，以影響土耳其遏制新疆分裂勢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是，土耳其軍隊為了阻止伊蘭原教旨主義者控制政府，曾於1960、1980年兩次發起政變，迫使伊斯激進勢力退出聯合政府。1996年伊斯蘭激進勢力取得大選勝利被軍隊逼下台，去年提前大選的則是溫和伊斯蘭勢力。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於1923年創立土耳其共和國，按照法國模式建立現代世俗政權，實行嚴格的政教分立，解散宗教團體，禁止穿戴頭巾長袍，伊斯蘭雖然仍具有國教地位，但它已經成為私人事務，土耳其軍隊是凱末爾主義的忠實捍衛者，不允許任何宗教勢力捲入世俗政權，幾乎成為防範土耳其重新伊斯蘭化的最後一道防火牆。美國、歐洲把土耳其看作成功現代化的榜樣，並希望土耳其能以世俗主義影響中亞國家的未來發展方向，但遺憾的是冷戰後，土耳其積極擴大在中亞的影響，推動這些國家復興“奧斯曼遺產”，雖然土耳其輸出的並非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但在某種程度仍然有可能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勢力加強聲勢。這也是中國與土耳其這個突厥人國家關係微妙的地方。事實上，土耳其人們以匈奴“傳人”自居，對中國有着複雜的情感，中共與土耳其有不少的恩恩怨怨。朝鮮戰場，土耳其勁旅與中國沙場相見；1958年元月還是“新疆軍區副參謀長”的祖龍太也夫，六十年代卻在安卡拉公開露面，此事也是土耳其對新疆的態度從凱末爾的少管閒事逐漸向右翼泛突厥主義演化的實例之一；中共也積極與土耳其世仇塞浦路斯，希臘發展關係。土耳其的已故總統，繼任總統都公開宣稱：“土耳其的利益區是從亞得利亞海直到中國長城”。土耳其國務卿英南92年說；“2010年起土耳其就可能成為最強大的西方國家”。德米雷爾還說：“一個新突厥世界已經展現，一幅新地圖正在形成”。作家依漢宣稱：土耳其的影響一直伸展到黃河，土耳其的公民身份對世界上所有突厥族人開放。今天，土耳其幾乎成了疆獨的大本營，土耳其的一舉一動都值得留意，也許中國與土耳其還會有衝突。

四，反思新疆政策

新疆的伊斯教是從中亞傳入的，多為遜尼派，信仰伊斯教的不僅有回族、維吾爾族，還有哈薩克、烏茲別克等10個民族。新疆的伊斯蘭教具有宗教性與民族性的同一，他們的信仰歷史上就是全民性的。他們與清朝統治者的矛盾十分尖銳，常常引發民族起義，清朝統治者在處理事務時，總是帶有宗教評價的眼光。學者於本源認為，清朝對伊斯蘭教的一般態度有如下幾點：堅持各行其道，不必強使伊斯蘭教信仰者改宗的政策；強調對回民回教一視同仁；堅持以儒學思想訓導回民，使之歸於“德化”，興孝勤忠，型仁講讓；既許回民傳教，也就不干預伊斯蘭教的傳習、抄錄、攜帶經卷等。這些政策幾乎都以社會的安定為着眼點，比較穩定、有效。但是，清王朝對待信奉伊斯蘭教的教派之爭進行的干預和鎮壓卻是殘酷的，甚至借刀殺人，讓新舊兩派自相殘殺，以加強對信教地區的統治，從而也使追求安定的宗教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

在清王朝，中央王朝已經完全控制着新疆地方政府，實現了新疆與內地各省行政制度的統一，但是從辛亥革命至1 949年9月的歷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一部地方軍閥統治史。民國時期，新疆在政治上對中央政府依存度下降的同時，在經濟上對中國內地的依存度也大大下降，形成半割據的局面，軍閥控制下的新疆不得不在英俄勢力的夾縫中尋求生存。儘管這些軍閥的統治有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總體上看還是維護國家的統一與完整。

民國時期，曾有新疆問題大討論，國民黨政府的新疆政策倍受大討論影響，當時國人討論的方案大致有三：以緩和民族矛盾入手而謀新疆邊防的鞏固；實行移民屯墾以謀長治久安；開發新疆產業，便利新疆與內地的交通以鞏固邊防；用武力結束半割據狀態。

新疆解放後，中共對新疆的政策總的來講是成功的，民族團結，社會經濟得到發展，雖然有分裂勢力、恐怖勢力宗教極端勢力的影響，但新疆大局還是好的。近年，國際局勢變化，特別是美國攻打阿富汗、伊拉克之後，美國從先前的“不能把民族問題作為恐怖勢力來鎮壓”到把東突列為恐怖組織，大大緩解了三股勢力對新疆的壓力，這可以說是中國外交的一個大勝利。今天新疆的狀況已比90年代中期緩和，在這種局面下，更應該反思我們的政策，處理好以下幾個關係：

劃清人民內部矛盾與敵我矛盾的界限，劃清正當的宗教活動和利用宗教從事分裂活動的界限，劃清資產階級民族主義思想同反黨反社會主義、勾結敵對勢力分裂中國的界限，要團結大多數，打壓一小撮。

在發展經濟的同時，不可忽略軟文化因素。經濟發展固然可以減少一些社會問題，但經濟發展卻不必然解決民族問題，宗教問題，不要企圖用經濟援助解決一切民族問題。人們在享受現代生活的同時，不可忽視現代化過程中，文化與精神的撕裂，道德的淪喪，防止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乘虛而入。

更加尊重伊斯蘭民族文化，維漢雙方都要克服狹隘族群意識，在市場環境下，要更加促進民族的融合，一同走向美好的未來。漢人要摒棄“非我族類，必有異心”和以統治者自居的心態，不能動輒把治安問題政治化，要顧及少數民族的心理感受，即便有分裂力，也要對少數更加親和，更加信任。作為私人事務的宗教信仰要得到尊重，但是也不能讓宗教染指公共權力，這也是必須堅守的一條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