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鮮戰爭問題

　　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是當代歷史、中共歷史研究進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個領域。原因在於檔案的解密。從七十年代開始，相關國家陸續解密檔案，首先是美國、英國。九十年代初俄羅斯檔案也大量解密，這使得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國也開始陸續公布了一些檔案，比如《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毛澤東軍事文選》、《毛澤東外交文選》、《周恩來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彭德懷軍事文選》收入了部分相關文獻，軍科院編寫了《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了《毛澤東傳（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來傳》，披露了一些材料。

　　還有一個原因，隨着蘇聯的解體，冷戰宣告結束。冷戰成為歷史，冷戰史便越來越進入歷史研究者的視野。國際學術界一個比較共識的看法認為，冷戰開始的標誌就是朝鮮戰爭，研究冷戰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鮮戰爭。因此，朝鮮戰爭的研究最近這些年進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這裡主要介紹兩個問題，一個是關於朝鮮戰爭緣起的研究。以前大陸傳統的說法是，“美帝國主義指使南朝鮮李承晚匪幫首先發動全面內戰”。其實在國外，這種觀點一開始就被否定，現在中方的學者也都非常清楚這一點了。中國專家已經對這個問題作了系統研究。這個問題要從雅爾塔體系講起。雅爾塔體系的實質，是東西方戰勝國對法西斯國家失敗所造成的空間進行填補，重新劃分勢力範圍。有專家認為，雅爾塔體系的建立使蘇聯在戰後的國際地位和國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證，至少在斯大林看來，蘇聯在戰後世界的勢力範圍是通過西方盟國的國際協議的形式固定下來的。出於維護雅爾塔體系的考慮，蘇聯對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與西方合作的基礎上。根據《雅爾塔協定》，戰後朝鮮並不是由美國和蘇聯分別占領，而是由美、蘇、中、英四大國共同託管。然而，金日成不滿意這樣一種格局，他要完成朝鮮半島的民族民主革命，當時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沒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鮮勞動黨醞釀了一個解放整個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毫無疑問，這個計劃沒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實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斷跟斯大林提出這個計劃，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戰後蘇聯經濟的恢復和發展面臨十分艱巨的任務，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願意跟美國人直接交手，因為他知道朝鮮戰爭一打起來的話，就不是南、北朝鮮的問題，而是蘇、美之間的問題了。朝鮮方面曾經試圖取得中國方面的贊同和支持，但是，毛澤東同樣也不贊成朝鮮對南朝鮮實施軍事行動。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澤東在同朝鮮代表會談時表示，這種軍事行動尚無有利的形勢，同時中國軍隊也在忙於國內戰爭，難以他顧。的確，1949年秋天，中國國內的戰事還沒結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問題都還沒有解決，更不要說台灣問題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變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實施解放朝鮮半島的計劃。斯大林改變主意的原因是什麼，迄今為止還缺乏權威的文獻檔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觀點並不一樣的分析，其中把《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作為重要背景的見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訪問蘇聯的毛澤東經過同斯大林的談判，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就是蘇聯歸還中國的旅大海軍基地和中長鐵路。旅大是蘇聯海軍在遠東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凍港，按照條約歸還中國後，蘇聯海軍遠東艦隊顯然需要尋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凍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預見，在朝鮮半島爆發一場戰爭，無論其結局如何，都將保證蘇聯在遠東設定的戰略目標——獲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在戰爭勝利的情況下，蘇聯會控制整個朝鮮半島，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順和大連；即使戰爭失利，由於東北亞局勢的緊張，會使得中國要求蘇軍留駐旅順、大連。作為利益置換，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鮮半島的軍事計劃。這個分析和推論，我以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還提出，這個問題應當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不過，在金日成看來，斯大林同意了，毛澤東還能有二話嗎？後來的事實果真如此，儘管毛澤東一開始還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證實後，毛澤東當然只能贊成而不便反對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開始了朝鮮戰爭。事情的真相在國際上早已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澤東著作選讀》，其中有關朝鮮戰爭的注釋，說法不同於過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沒有涉及戰爭爆發的原由。《毛澤東著作選讀》當然是官方出版物，編輯者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注釋的說法也就有了鮮明的官方色彩。不過，官方儘管向事實靠攏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於外交考慮，卻無論如何不再捅破這層窗戶紙。倒是中國的研究者個人，把這個國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訴給了國人。

　　一九九七年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主辦的《百年潮》雜誌創刊號，發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灣計劃擱淺的幕後》。這個原因就是因為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承擔出兵援助任務，從而停止了原定這年解放台灣的計劃。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據史料，對朝鮮戰爭的真正來由作了詳細交待。結果，引起了一場風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傳的高層人物分別批示，有關部門約見雜誌主管單位、主辦單位負責人，《百年潮》雜誌更是挨批、作檢查，差點沒受處分。其實，關於朝鮮戰爭的由來，在國內史學界早已不是什麼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對朝鮮戰爭的研究，國內最有水準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志華教授的《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這本書本來想在內地出版，但未獲批准。令人費解的是，這本書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再版，還被新聞出版署列為紀念毛澤東誕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點圖書，書名稍有改動，叫《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另外一本書，其中內容也涉及朝鮮戰爭，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楊奎松教授的《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楊奎松就是前面介紹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整個抗美援朝戰爭的一個評估，這也是學術界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第二個問題比前邊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來，除了人們熟知的“愛國主義的勝利”、“國際主義的凱歌”的結論外，學術界對於抗美援朝戰爭得失的評估，看法很不一樣。一種觀點認為得失相當，整個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後既沒有失去什麼，也沒有獲得什麼，其理由是交戰雙方最終都回到了三八線。另一種觀點認為失大於得，主要對中國來講，付出遠遠超出了獲得。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不好做簡單的比例估計，最好做一些比較具體的分析，看“得”得在什麼地方，“失”失在什麼地方。

　　有研究者認為，中國在三個方面即軍事、經濟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價。軍事方面：整個抗美援朝爭，中國志願軍兵員損失共計四十二萬六千二百人，包括陣亡、負傷、失蹤、因傷病致死四種情況。志願軍跟美軍的兵員損失是二點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個人比一個美軍，損失的代價遠遠超過了美軍。經濟方面：中國消耗的作戰物資五百七十餘萬噸，支出軍費六十二億人民幣；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設想，一九五一年中國的軍費開支要從一九五〇年占預算總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點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結果不僅沒有降，反而漲到了百分之四十五點，影響和擠壓了國內經濟的恢復，同時使得中國更多地在經濟上依賴於蘇聯和東歐。政治方面：最大的代價就是解放台灣的計劃擱淺了，因為不可能實施原來的作戰計劃。朝鮮戰爭之前，杜魯門已經準備放棄台灣了，對蔣政權表示失望。當時第七艦隊已經開回夏威夷了，朝鮮戰爭一開打，美國第一個行動不是出兵朝鮮而是派第七艦隊重新進入台灣海峽。最關鍵的是聯合國通過決議制裁中國。
　　

　　七、過渡時期總路線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

　　這個問題的爭論就比較久了，從八十年代一直爭論到現在。官方有一個結論，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

　　歸納起來，可以概括成三種觀點：第一種觀點是完全按照當年那個調子，全盤肯定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三大改造；第二種觀點是認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方向沒有錯，失誤在於過急，開始過渡的時間提前了，過渡時期的時間縮短了；第三種觀點則認為中國根本就不應該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從學術界看，相當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這裡有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毛澤東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關於未來中國社會曾經有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國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政治上組成各革命階級的聯合專政，經濟上實行五種經濟成分並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毛自己反覆強調過，這個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既不同於歐美的資產階級專政，又不同於蘇俄的無產階級專政；還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政策將要實行一個很長的時期。但是，執政以後不到四年，毛就開始醞釀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從而放棄了原來的新民主主義的制度設想，結束了短暫的新民主主義社會時期。

　　毛為什麼放棄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想？關於這個問題，學術界有很多看法。

　　一種看法說，毛新民主主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構想完全是一個策略，他從來就不準備真正實施。理由很簡單，因為處於在野黨的地位，要成為執政黨，需要有一個贏得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和擁護的綱領，新民主主義就是為了這個實現目標提出的一個策略甚或只是口號。一旦目標實現了，策略就可以放棄。

　　第二種看法，歸結為外部因素影響，即來自蘇聯和斯大林的意識形態壓力。斯大林、聯共中央本來就不承認中共的新民主主義，在斯大林看來，毛這些人根本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只是一個民族主義者，用斯大林的話說是“半個鐵托”。這給中共很大的壓力，所以，中共執政之後不久就要走蘇聯式的社會主義道路。

　第三種看法，認為中共執政後所採取的工業化戰略和建立的計劃經濟體制，是放棄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關鍵原因。中共的工業化戰略，效仿了蘇聯斯大林模式，採取的是優先發展重工業而擠壓農業、輕工業的方針，這種模式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的工業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種資源。而這一切的前提，是將各種所有制經濟統統納入計劃的軌道，對非公有制經濟實行改造。

　　第四種看法，是認為毛自己的思路發生了變化。新民主主義設想原來的確是一個戰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後毛開始變了。導致毛思想變化的因素有三點：（一）國民經濟在三年時間裡迅速恢復，比原先估計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實現了經濟恢復的目標，這使毛覺得既然經濟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復，經濟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實施；（二）中國公、私營經濟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個倒置性的變化，一九四九年私營經濟的比重占國民經濟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營經濟則占到了三分之二還多；（三）一九五一年華北、東北等老解放區的興起農村互助合作運動，毛認為農民中“蘊藏着極大的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走集體化道路的要求和願望。

　　第五種看法，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理論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沒有明確新民主主義是一種社會形態，從而忽略了新民主主義社會的長期性；還比如，對新民主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判斷，是一種“二元論”，一方面說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說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兩者在邏輯上發生牴牾；再比如，從新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社會轉變的條件，強調政治力量對比發生改變，而忽略物質基礎這個最根本的條件。這些局限導致了實踐上的失誤。

　　毛什麼時候開始考慮放棄新民主主義制度設計的？許多研究者都認為是一九五二年，根據就是這年九月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的講話。這樣說當然是有根據的，毛的講話也已經公布。但是，放棄原來的設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來的，而有一個從模糊到愈來愈清晰的漸變過程。從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初露端倪。現在能夠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會議。毛原來認為中國應該搞“新資本主義”，到1948年這次政治局會議前一直是這麼說的。到這次會議，他不再提“新資本主義”了，反而批評“新資本主義”的說法。而且，他肯定中國革命勝利後，主要矛盾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意味着他根本不會搞“新資本主義”。毛的思想發生這個改變，原因恐怕在於國內政治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時，中共武裝力量準備同國民黨軍隊進行戰略決戰，能夠進行決戰，當然是雙方力量對比有了重大變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開七大時，毛對未來形勢的估計是困難重重，認為中國很可能要走一段聯合政府的道路，跟國民黨共同組建一個聯合政府，而共產黨在聯合政府的比重會非常小。到這時，共產黨跟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對比發生了決定性的變化，中共可以完全獨立執掌政權，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義了。

　　這樣才能解釋他為什麼在五十年代初對劉少奇不滿。一九五〇年，劉少奇對東北局有個批評。東北局要把老區的互動組提高一步，要削弱、動搖農村的私有制基礎。劉少奇認為高崗他們違反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說現在不是搞社會主義、走集體化道路的時候。毛當時沒有表態，據簿一波的回憶，高崗說劉少奇把這個報告給了毛，毛就批給了陳伯達，當時毛的表情是面露慍色，但是沒有說話。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個關於長治地委報告的批語。長治地委的報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語跟東北局的政策主張是一樣的。華北局和劉少奇都認為山西省委的這個批語是不對的，劉少奇還是說現在我們不能動搖農村的私有基礎，搞社會主義還是一個很遠的事情，說它違背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這回，毛沒有沉默，批評了劉少奇。他找了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劉瀾濤，說馬克思也說過，資本主義自由發展的早期也有工場手工業階段，工場手工業階段通過簡單的協作分工，也可以產生新的生產力。劉、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評和意見。

　　關於新民主主義問題和社會主義改造問題，最近這幾年最大的爭論發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繩在湖南的一個學術討論會上發言，題目是《毛澤東新民主主義理論再評價》，認為毛提出新民主主義理論，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並且最早批評了中共黨內的民粹主義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沒有堅持新民主主義理論，反而染上了某種民粹主義的色彩。在他看來，按照馬克思的設想，物質基礎極大豐富後，才能搞社會主義。中國五十年代搞生產資料私有制的改造，後來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窮過渡”，批判“資產階級法權”，否定商品生產、貨幣交換，實際上就是超越生產的商品化、社會化、現代化這個階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國的民粹主義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繩的發言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和《中共黨史研究》雜誌，引起廣泛反響。

　　第一個出來批判胡繩的是沙健孫。沙健孫說胡繩的意見，不僅是針對毛澤東的，而且是針對第二個歷史問題決議、針對鄧小平的有關論述的。沙認為，胡繩提出的與歷史決議、鄧小平論述相左的觀點，不僅事實上站不住腳，而且還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亂。沙說：“事實告訴人們，不是領導中國人民搞社會主義改造的毛澤東等在搞民粹主義，而是指責毛澤東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產力論的泥潭了。這種庸俗生產力論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而不過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歪曲。”

　　從此，贊同和反對的意見打了好一陣筆墨官司，聲勢不凡，以至驚動高層，直到現在也沒有完全了結。
　　

　　八、反右派運動問題

　　官方只承認反右派運動“嚴重擴大化”，而發動運動本身是“必要的”。這是鄧小平的基本估計。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爭議。

　　一個最大的爭論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實際上民間的研究早已經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萬人。據說，“文化大革命”結束後，為錯劃的“右派”改正，全國沒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嚴）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統戰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個人：章伯均、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有人調侃說：“為了五個人，搞了一場反右派運動。”

　　還有一個爭論的問題是整風運動一開始是不是就要“釣魚”（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確的，他認為整風運動就是要“釣魚”，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毛的講話、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作為證據。朱正先生則認為，毛一開始是要整風，要鳴放，到後來他覺得形勢不對，才改變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個人傾向於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態是比較高昂的。為什麼呢？一個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長期不相信中共會搞社會主義，現在中國搞了，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毛澤東說過他比四九年解放還要高興。另外一個，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會主義陣營的歐洲事務。本來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劉少奇會談的時候有明確的分工，斯大林明確表示，社會主義陣營的亞洲事務由中共負責，歐洲事務由聯共負責。波、匈事件發生後，中共不僅介入了歐洲事務，而且在東歐一些國家如波蘭贏得好感，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態非常好。他說過，像波蘭和匈牙利那樣的事件，在中國不會發生，不是沒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來波、匈那樣的七級颱風。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國務會議講話（即《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說過一句話，叫“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來整理發表時刪掉了。可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澤東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來，異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風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漸感覺事情起了變化。一是所有的輿論全都是批評，這其實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評意見。一時間，報刊、電台和各種非中共人士的座談會都是批評，你想那是一種什麼氣氛，就像是“一邊倒”。二是民主黨派主要不是提什麼主觀主義、官僚主義，而是提制度問題，認為主要是制度、體制有弊端。這就跟鐵托的觀點一樣，鐵托在南斯拉夫普拉發表演說，指出斯大林問題的發生的主要不在於斯大林個人品質，而是制度出了問題。民主黨派也認為這個制度是一個過分集權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屆全國人大召開後，民主黨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論中還涉及到中共執政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比如鎮反、肅反、統購統銷、農業合作化、私營工商業改造等等。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話題，遠不是毛認為的僅僅是作風問題，他沒有想到。特別是五月中旬以後，言論愈來愈激烈尖銳。高校學生也動員起來了。比如北京大學“五一九”大字報，非常厲害。當時有一個謠言，說毛已經坐不穩了，快要被趕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內文章。文章才明確表達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兩個星期的整風、鳴放，然後就開始收網，反擊“右派”。
　　

　　九、“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

　　這一直是學術界研究的重點，成果也很多。因為時間關係，這裡不做更多介紹。主要介紹兩個問題。

　　一個是“大躍進”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到現在為止，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比較值得注意的有六個數字。

　　第一個是《中國統計年鑑》的數字，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數字。但是只統計了一九六〇年減少人口一千萬。

　　第二個是中科院的報告的數字（這個報告我沒看到，是別人引用的）。大概是一個關於國情問題的報告，其中有一部分內容涉及人口，講到“大躍進”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減少人口一千五百萬。統計口徑大於《中國統計年鑑》。

　　第三個數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蔣振華教授。他統計的口徑更大了，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時間，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萬。

　　第四個數字來自國防大學教員叢進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發展的歲月》中說，從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這三年，減少人口四千萬左右。這個統計口徑與中科院的報告一致。

　　第五個數字是來自金輝的文章。他說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萬。

　　第六個數字是美國人口學家科爾統計的。科爾是美國著名的人口學家，他提供的數字是從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減少人口兩千六百八十萬。

　　我個人對二千萬以下的數字都持懷疑態度。有一個材料是半公開的，就是信陽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關於信陽事件的報告。這個報告收入了國家農業委員會編輯出版的《農業集體化文件選編》一書中，報告列舉了兩個縣的材料，一個是正陽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一萬八千人。信陽事件出來以後，揭發的是八萬人，同原來報的數字相差三倍多；另一個是新蔡縣，最初報告的死亡人數是三萬人，以後複查，揭發出來的數字是接近十萬，相差兩倍多。報告還列舉了嵖岈山人民公社（這是聞名全國的第一個人民公社）的數字，嵖岈山公社最初報告死亡六百人，複查的結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國統計年鑑》公布的數字，取一個相差四倍的平均值來推斷的話，也不止兩千萬。當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艱苦的考證和調查，從多方面去統計，如公安部門的戶籍統計，衛生部門的疾病死亡統計，民政部的救濟統計等等，更不用說政府統計部門。幾個方面的數字互相作參照。再說，當年統計的數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準確，這個也很難說，所以說這是一個很大的難點。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於“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三年自然災害”是一個沿襲了很長時間的說法，當年說嚴重的經濟困難主要有兩個原因。一個叫做蘇聯撕毀合同，增加了中國經濟困難；一個叫做“三年自然災害”。

　　國內有研究者根據全國一百二十個水文站的統計資料認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即便說不上風調雨順，至少沒有全國性的大的自然災害。這個統計是怎麼做的呢？就是全國氣象狀況一共可以劃為五個等級，叫做負二度區、負一度區、零度區、一度區和二度區，分別表明澇、偏澇、不澇不旱、偏旱、旱。就是說，結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災害就越少。在公布的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長達十幾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區值。因此，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站不住腳。這個統計是非常紮實的，是根據水文總站歷年的歷史資料來說的。
　　

　　十、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問題

　　這個問題現在研究得比較清楚了。
　　李銳先生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他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大躍進”親歷記》，一本是《廬山會議實錄》。《“大躍進”親歷記》有兩個版本，一個是上海遠東出版社的，只出了一個上卷；一個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兩卷，但是這個書排版、校對一蹋糊塗，質量很差，幾乎每一頁都有錯誤。《廬山會議實錄》有三個版本，一個是一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聯合出版的，內部發行；一個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還有一個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這兩部書絕不是簡單只是他憑記憶寫出來的，裡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獻材料。《“大躍進”親歷記》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歷次中央會議和某些小範圍內的講話、談話、插話都披露出來了，相當完整。《廬山會議實錄》就更不用說了，用了大量的個人筆記和文獻。所以，廬山會議其實是比較清楚了。

　　廬山會議的歷史有一個爭論的問題，就是毛為什麼突然要批彭？有人說是因為彭德懷沒有保護好毛岸英，毛遷怒於彭。這個說法恐怕站不住腳，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證明。

　　有研究者認為，主要原因在於毛澤東當時糾“左”有一個根本的底線，就是“三面紅旗”絕不動搖。從一九五八年秋天開始，他雖然糾“左”，但是始終肯定和維護“三面紅旗”，多次說過對於那些“動搖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會議，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會議，一直在講。所以，毛的糾“左”絕對是有限度的。其實，毛上廬山開會之前，會議期間，已經看到很多材料批評和指責“大躍進”，比如江西中級黨校的材料、廣州軍區四十二軍的材料、中央國家機關討論人民公社決議的材料，那裡面有章伯均、羅隆基、龍雲的言論摘錄，龍雲說得很厲害，說“天安門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長城”。毛對這些材料實際上早已不滿。

　　還有研究者認為，蘇聯和赫魯曉夫的態度，對毛有很大負面影響。赫魯曉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蘭波拉采夫農業合作社發表演說，他說：把個體經濟改造成為集體經濟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後，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麼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指農民覺悟）。結果是大家生活都想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勞動，正所謂“儘可能幹，按需要拿”。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麼成績。赫魯曉夫的演說，講的是蘇聯的歷史，實際上批評的是中國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國《紐約時報》駐華沙記者馬上報道了，這個記者好象就叫索爾茲伯里。毛對蘇聯的看法是特別關注，從斯大林去世以後，毛要創造一個國際共產主義的典範，就是要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陣營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國走出一條跟蘇聯完全不一樣的路，樹立社會主義的正統旗幟。有研究者注意到，蘇聯官方報紙一九五八年一年沒有一篇關於“大躍進”的文章，只有《共青團真理報》有一個報道，對於人民公社則一篇報道都沒有。這個時候出來彭德懷的意見書，毛當然很惱火。他認為國內有一批人跟蘇聯人呼應，跟美國人呼應，跟黨外的這些人呼應，一齊向他示威。這是毛要批彭的一個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線”，攻擊我的“大躍進”，攻擊我的“三面紅旗”了，我當然要反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