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寒鳴:產業工人生存狀況調查
作者: 陳寒鳴
日期: 2006-08-20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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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寒鳴:產業工人生存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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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8-16 11:04:58 來源：毛澤東旗幟網 作者：陳寒鳴 閱讀74次

毛澤東時代，工人曾被譽稱為“老大哥”，人們以成為工人階級隊伍中的一員、做一個普通勞動者為榮。而如今，工人群眾、尤其是下崗失業工人處於悲苦的生活狀況之中，這深刻影響着他們的文化心態，並已造成了很大的社會影響也。

　天津市總工會和天津市工會管理幹部學院曾聯合組成專題研究組，在廣泛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對困難職工群體問題做過專門研究，並寫成了獲中華全國總工會優秀研究報告一等獎的調查報告。今特將其中的一部分引錄於下，以從一個側面反映普通工人群眾、尤其是下崗失業工人群眾的生存狀況：

困難職工群體：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

鄧小平同志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堅持社會主義，一要擺脫貧窮落後狀態，大大發展生產力，體現社會主義優於資本主義的特點。”（《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225、224頁）他又說：“沒有貧窮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的特點不是究，而是富，但這富是人民共同富裕。”（上書第265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是要逐步實現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來愈富，窮的愈來愈窮，兩極分化就會產生，而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上書第373—374頁）“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上書第373頁）他還很鄭重地講：“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如果產生了什麼新的資產階級，那我們就走了邪路了”！（上書第111頁）小平同志的這些諄諄教導，我們永遠不能、也不應該絲毫忘懷。

近20餘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同時仍存在着一些問題，譬如，私營經濟迅猛發展，國有經濟則呈萎縮之勢；暴富階層已經形成，困難職工群體亦已產生等等。而僅就本文關注重點來論，我們認真重溫鄧小平同志的上述教導，不能不疾呼：困難職工群體的存在，在人數上還呈日漸增擴之勢，以及由之並且還會繼續產生的種種影響，這確實應該是一個特別值得關注的社會問題。

一、困難職工群體的成因、現狀及其發展趨勢

我們認為，現實社會生活里，在勞動關係及其他社會關係中明顯處於弱勢地位，經濟收入水平低下，基本生活以至生命健康缺乏必要保障，合法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文化教育權利等容易受到損害或侵犯的職工，構成了困難職工群體。

就困難職工群體的來源而言，首推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目前我國就業狀況如何？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200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所公布的數據，2000年末，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為657萬人；同年末，全國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1%。用公式[失業率=失業人數/（失業人數+從業人數）×100%]來計算，失業人員為681萬人。兩項合計為1338萬人。以就業與否這一主要標誌來衡量，下崗與失業無本質區別，下崗即失業。如果我們的判定能夠成立。那麼，2000年末全9國城鎮登記失業率應為5.9%。參照《就業理論與失業治理》一書所確定的全國城鎮失業警戒線（1996年），已接近中警線（6%），超過安全線（4%）1. 9個百分點。這是上年末、今年初的就業狀況，尚未考慮到歷年累積下來的國企失業情況，而如將此結合起來予以考慮，則完全可以說由於國企下崗，而造成的困難職工人數是非常眾多的。另據有關部門統計，在下崗人員中，女性占59.2%；35—45歲的占63.9%；初中及其以下文化程度的占67.5%。這些下崗職工中，多數是1984年以前就業，他們受教育程度低，勞動能力差（或技術技能太過專一，或這種技能隨着技術進步、產品升級換代而難以適應需要，被淘汰出局）。這樣一些職工下崗，被推上社會後，其實現再就業，通過自身勞動而脫困，滿足基本生存需求的難度很大，故其自然成為困難職工群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儘管在崗，但由於種種原因而使其生活困難，生存狀況受到很大壓力的職工，也成為困難職工群體的一大主要來源。如就我們對天津職工狀況的調查來看：（1）1600名在在職職工中，企業拖欠6個月及其以下工資者524人；企業拖欠7—12個月工資者148人，企業拖欠1個以上工資者87人。（2）2924戶職工藥費積壓總金額為27655615.7元，其中，最高積壓達540025元。（3）2726名被調查職工藥費積壓總金額19038784.4元，其中最高積壓達280000元。此外，17位職工根據法律法規規定應該得到的工傷或職業病待遇未能得到享受；833位職工本人患大病；174位職工家庭成員患大病；22位職工家庭遭受意外大災；270位職工本人或家庭主要成員殘疾。這樣一些職工，雖然還有着一份工作，卻仍已淪為困難、甚至特困職工。

現在已有相當一部分職工就業於私營企業了。私營企業中，雇主與僱工收入差距十分驚人。不少私營企業主為了追逐利潤的最大化，為富不仁，拿工人生命當兒戲，任意延長勞動時間，增加勞動強度，不顧勞動保護與安全，以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的野蠻方式實施管理，甚至使用童工等等。從李培林主編《中國新時期階級階層報告》所反映的情況看，私營企業中僱工的生產勞動環境頗為惡劣，工傷事故時有發生。調查顯示，私營企業中僱工發生工傷後，工資照發的占30.6%，工資要全部扣除的占6.5%，扣除部分工資的占62.9%。至於僱工請假，有37.1%的人照領工資，18.5%要被扣除部分工資，31.5%的僱工病假工資全部被扣除。53.2%的僱工不能在企業報銷藥費，16.1%可以到企業報銷，18.5%是部分報銷，65.2%要完全由僱工自己負責。27.4%僱工所在私營企業已經參加養老保險，其它企業尚未參加；3.2%的企業有其內部養老規定，96.8%的企業沒有制定、也根本就不相制定職工退休養老辦法。由此可見，私營企業僱工的勞動、生存及其合法權益保障狀況不容輕忽，他們同樣構成困難職工群體的主要來源之一。

工人階級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階級基礎，是社會主義中國的領導階級。近些年來，究竟是什麼原因導致這樣一個階級隊伍中居然出現了人數絕不算少的困難職工群體？原因當然是多方面，也是很複雜的，需要進行多維性的分析研究。根據我們的初步研究，困難職工群體的形成原因，至少有下列諸端需引起高度注意：

首先，黨中央始終強調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是根本方針，但是在某些改革政策、改革舉措，某些人所倡導的思想主張及在此導引下的社會實際行動中，這一根本方針並未得到真正體現。如在企業改革中推行的不少舉措往往強調的只是廠長（經理）為代表的少數精英式人物的作用，強化的是他們的職權職能，謀求並實現的也只是他們的利益，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這一黨的根本方針則常常流於形式。在這種情形下，現在仍有些“著名經濟學家”竟還在大放厥詞，鼓吹“勞動力是商品”，工人群眾“要少一點主人觀念，多一些打工意識”，這在實際生活中已經造成了很大影響。這就使得廣大職工群眾在勞動關係及其他社會關係上日漸處於弱勢地位，而處於弱勢地位的廣大職工群眾，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合法權益極易受到並確實受到損害。這既是困難職工群體形成的重要背景，也是困難職工群體的重要成因之一。

其二，曾經為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做出卓越貢獻的廣大職工群眾，如今成了國企改革成本的直接承當者，並為之付出了相當慘痛的代價，這是分析研究困難職工群體成因果必然予以充分考慮的。如以前是行政性安置導致大量富餘人員囤積在國有企業，現在是國有企業市場份額縮小導致大量新的富餘人員，這就使目前國有企業富餘人員的比例很高。（至於為什麼會導致國有企業市場份額縮小，生存發展空間狹窄，則又是另外一個很值得從多方面認真分析研究的問題。）有鑑於此，黨中央和國務院將下崗、轉崗以解決和消化富餘人員作為國企改革、振興國企的重要舉措。但減員只應是現階段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手段之一，而絕不應成為目的。事實已經充分顯示，減員增效雖有一定效果，但對此不宜高估。如果沒有國家對下崗職工的各種優惠政策，國有企業的虧損面將進一步擴大。據某省經委同志說，目前單純通過減員增效的國有企業並不多。這是因為國有企業減員增效是有許多前提條件的，如能夠通過減員達到增效的目的的國企，首先必須有象樣的產呂，而且這些產品必須有市場和可持續性發展的前景。單純減員，對於停產或半停產企業根本沒有用，不可能增加產出效益，不少國有企業減了員，卻閉幕式示增效就是明證；而減員，及由之導致的國有企業職工隊伍的大量萎縮表明，廣大職工群眾已經成為改革成本的直接承當者，為之付出了慘痛代價。這無疑是困難職工群體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對於減員而下崗的職工群眾，黨和政府提出實施再就業工程等多各優惠政策，但在實際上，成效不甚顯著，這也是造成困難職工群體的一大原因。在我們所調查的1262名天津下崗職工中，未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的818人；進入中心的444人，其中，53人已經出“中心”，38人通過“中心”實現了再就業。為什麼大多數下崗職工不進入再就業服務中心？為什麼只有少數職工能出“中心”？為什麼僅僅吸有很少數下崗職工通過“中心”實現了再就業？其主要原因是經濟下滑、市場疲軟，企業資金困難，與下崗職工解除關係時，無法支付法律或政策規定的經濟性裁員補償，導致下崗職工不能出“中心”。此外，黨和政府制定的“三家抬”政策，在實際中由於種種原因未能真實得到實施，職工自然也不無法得到實惠。甚至國家關於傷殘職工不得下崗的規定以及對傷殘職工優惠性的政策，夫婦雙職工不宜同時下崗，儘可能不要讓烈軍屬職工、勞動模範和先進生產（工作）者下崗等規定，大多也未得到實施體現。還有些人為性的某些因素導致了黨和政府為下崗職工提供的種種優惠政策未能得以實現，如個別地區的行政官員將國家為困難、特別是困難職工基本生活職工提供的專項基金（這是國家為困難與特困職工專門提供的活命錢）移做它用，甚至中飽私囊。此類事件，媒體多有披露。極個別“公僕”如此卑劣行徑，無疑使本已處於困難境地的下崗職工雪上加霜。

第四，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從農村起步的，而城市經濟改革則相對滯後。中國原本人口眾多，就業壓力大，而農村經濟改革，實施土地承包責任制等以後，大量過剩的農業勞動人口離開了土地，離開了鄉村，湧入城鎮，構成人數眾多的自由勞動大軍，這對待業的城鎮居民，以及本已就業的城鎮企業職工均形成挑戰，構成有形或無形的巨大壓力。有個別國有企業領導人，更多的同昌私營企業主說：“現在要找兩條腿走路、會幹活並肯幹活的人，實在太容易了；而要找兩條腿走路、會說話並能幹活的驢，實在比登天還難。”在這些人的心目中，勞動者的價值似乎已不如禽獸。還有的企業經營管理者揚言要把企業“建設得象花園，管理得監獄”，要以“胡蘿蔔加大棒”來管理職工，“願干則留，不干就滾”等等。這如何能使職工群眾的合法權益能夠實現？這怎樣才能免使本為“老大哥”的職工群眾不淪落弱勢境地？這又怎麼可能不導致困難職工群體的產生呢？

第五，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健全和完善遠未跟上經濟體制改革的步伐，這同樣也是困難職工群體形成的主要原因。從對天津市職工狀況的調查中，我們發現拖欠在崗職工和下崗職工醫藥費積壓現象十分嚴重：123名退休人員中，拖欠其統籌等項目外退休金6個月及以下者7人，拖欠7—12個月者11人，拖欠一年以上者60人；由於企業欠交在職職工養老保險費而無法辦理正常退休手續者10人；危房、平房改造，購房款無法籌集者326人；取暖費難以承受者160人；撫養教育陳述了女、贍養老人費用無力承擔者730人；尚未出“中心”的391名下崗職工中，有62人不能足額領取到基本生活費；只有148戶家庭領取到了城鎮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至於退休職工醫藥費得不到正常報銷，有的退休職工病故之後還留下本應報銷的醫藥費。這表明在沒有能夠建立、健全和完善起社會保障體系的情況下，盲人騎瞎馬、摸着石頭過河式地實施經濟體制改革，大搞減員，相當普遍地使職工下崗，必然會造成困難職工群體。

最後，就勞動力素質方面分析，困難職工群體的形成也有諸多不容輕忽的主觀性原因。如思想道德素質方面，50餘年來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中國工人階級形成發展起主人翁精神、敬業精神、吃苦耐勞精神、勤勞勇敢精神、無私奉獻精神，並湧現出了充分體現這些精神品質的王進喜、孟泰等眾多勞動模範、先進人物。這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主流，代表着中國工人階級的本質特徵。但另一方面，勞動者主體意識淡薄、組織紀律性渙散、缺乏主動性和創造性、不思進取以及不講求勞動職業道德、偷賴耍滑、工作時間用公家的機器設備和原材料干私活等等種種問題，在職工隊伍中也比較突出地客觀存在着，這顯然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實踐的需求不處適應，也根本違背中國工人階級應有的品德素質。又，科學文化和技術技能素質方面，我國在業人口的文化程度相當低，如據1993年（中國統計年鑑）顯示，1990年每一萬名在業人員中，受過大學教育的僅66人，大專教育的為121人，中專教育的為207人，而一半以上的人只接受過不瞠及其以下教育或乾脆就是文盲；勞動力技術技能素質整體水平偏低，工人技術等級結構不合理，如據國家統計局科學研究所1990年底抽樣調查表明，全國職工中，高級技工（即技術級別在7—8級的）僅占2%左右，中級技工（4—6級）占23%，初級技工（1—3級）占71%。這顯然難以適應科學技術及高科技性產業發展的需求。這就難怪相當部分科學文化和技術技能素質低下者下崗失業，構成困難職工隊伍的主體。

立基當下，反思既往，展望未來，困難職工群體的前景如何？我們希望困難職工群體的合法權益能夠真正有效地得到維護和保障，我們衷心地期盼着困難職工早日脫貧致富，我們更期盼着中國不再存在並再也不存在困難職工群體。作為社會主義中國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不僅理應充任國家和公有制企業的主人，而且完全也應該在經濟生活上水平日益提高，富裕起來。但冷靜、客觀地分析未來趨勢，無論就構成人數而言，或者是就困難狀況而論，困難職工群體的前景都絕對不容樂觀。“十五”期間，我國將加大國民經濟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在此情況下，整個“十五”期間就業形勢究竟會如何？據專家分析預測，這期間我國城鎮勞動力供給量新增4383萬人，平均每年為876.6萬人。今年增量為827萬人，加上去年末滾存量1338萬人，總共有2165萬人需要就業。這裡尚未考慮今年新產生的下崗失業職工。2002年，增量將會達到五年當中的最高峰，為932萬人；後3年雖會有所下降，但都接近900萬人。總之，到“十五”末期，就業壓力不會有多大緩解。至於我國加放世界貿易組織以後，將會出現結構性失業，農業經濟所受衝擊導致的更多富餘農業人口湧入城市而形成的更大就業壓力等也不容忽視。因此，困難職工群體不僅仍將存在，而且其人數勢將有所增擴。面對這樣的態勢，作為以工人階級為基礎、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最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作為以全心全意為人民為神聖使命的社會主義中國的政府，作為職工群眾組織的工會，以及每一位真正關心國事民瘼的愛國人士，都必須高度關注已經存在並還將繼續存在下去的困難職工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