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我認識的鬼子兵》 |
| 送交者: pesticide 2006年08月25日09:02:3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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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識的鬼子兵 (一) 為《我認識的鬼子兵》作序 呂正操 《我認識的鬼子兵》一書的作者方軍,其父輩都是抗日戰士,曾任抗日區長的叔父,就是被日軍抓住後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岡村寧次實行殺光、燒光、搶光“三光”政策期間, 他的家鄉變成了“無人區”。作者對日本侵略者懷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學的機會,有意接觸到一些還活着的侵華日本兵,根據他們所述親身經歷和提供的材料,寫成一部紀實作 品,既有極其珍貴的史料價值,更有警惕來者的教育作用。 作為一名出生在東北的抗日老戰士,我對侵華日軍的殘暴罪行,以及中國人民不堪忍受日軍侵略的英勇頑強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體驗。在我的少年時代,曾經目睹和經歷了日本侵略者對家鄉人民的壓榨與殺害。鄉親們常常挨日本人的打罵,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傷過。我的老師過鐵路人行橫道,被日本人用戰刀砍得頭破血流。門前小河漲水, 水深行人難以過往,日本人卻不許中國人過橋。有個鄉親從橋上走過,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裡。我恨透了日本人,總想長大當兵打日本,報仇雪恨。正是懷着這樣一個目的,17歲那年我參加了東北軍。 “七七”事變,中國全面抗戰爆發。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敵後開展抗日 游擊戰爭。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鎮與敵發生激烈戰鬥。我軍憑藉梅花鎮堅固的城牆,重創驕橫大意的日軍,致使敵人傷亡七八百名,我軍陣亡一名連長、一名班長和20餘名戰士,受傷40多名。這是敵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擊,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 的神話。這也使當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敗的,中國軍隊也是能打的,從而大長 了中國人民抗日的志氣,滅了侵略者的威風。但是敵人對梅花鎮的群眾,卻進行了慘絕人寰 的報復。我部撤離梅花鎮時,曾特意掩護群眾撤出,但人們這時還不曾了解敵人的殘暴,大 部分居民沒動,只有一部分群眾和給我部抬擔架的人,隨着部隊撤出來。敵人在梅花鎮連續 燒殺4天4夜。梅花鎮共有550戶人家,2500人,被敵人殺死1547人,有46戶被殺絕。 燒毀房屋、店鋪660餘間。另外,還有到梅花鎮來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買賣的、討飯的等等,也被殺死400多人。敵人瘋狂報復製造的血腥慘案,燃起了梅花鎮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這一帶便組織起一支抗日的武裝。梅花鎮未遭敵人殘殺倖存的青年,紛紛走上抗日前線。他們懷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戰場上英勇殺敵,有的獻出了自己的寶貴生命。 全中國都是這樣。日本侵略者的殘暴罪行,強烈地激起了中國人民的義憤和視死如歸的抗日決心,並且升華為高昂的愛國主義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擋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敵後戰場,不僅有八路軍、新四軍的浴血戰鬥,更有男女老幼群眾的廣泛發動, 獻計獻策,發明創造,和侵略者進行殊死鬥爭。抗日高於一切,抗日需要什麼,群眾就獻出什麼,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華日軍在中國大肆進行屠殺,這是日本長期進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後果。大多數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這種教育的,他們同是戰爭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層軍國主義分子負責。直到現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陰魂還未散盡,叫喊“中國威脅論”,這是賊心不死,倒打一耙,為其軍國主義招魂。這不能不引起中國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憤懣。中國現在不稱霸,永遠也不會稱霸。中國人民受盡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難,不會也不可能去給別人製造戰爭創傷。中國有句古話:“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國人民不會去侵略別人,但當別人侵略我們的時候,我們會把自己的血肉築成新的長城,和侵略者進行前仆後繼的鬥爭,直到取得最後的勝利。歷史證明,中國人民長期以來具有這種優良傳統。 1997 年10月15日 書前要說的話 我是中國陸軍的退役軍人,自以為多年的軍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腸變得如鐵石般堅硬。但當我步入日本社會,採訪仍然活着的日本軍隊老兵,聽他們回憶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罪行, 講述中國同胞在戰爭中受到的苦難以及抗日將士壯烈殉國的情形時,常常悲憤得放聲大哭, 情不能禁。就在東京的大街上,在無數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採訪侵華日軍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後代,親人告訴我,我故鄉河北省滿城縣方順橋村,在日寇侵華期間多次被燒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對冀中平原大掃蕩時,我的故鄉方圓數百里竟成了“無人區”。 我叔父是共產黨區長,被日本鬼子抓住後寧死不屈。日寇當着全村父老鄉親的面逼問他: “投降不?”叔父怒視鬼子,搖搖頭。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鄉親們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後的抽搐,都悲憤地低下頭去。這一事件被鄉親們刻在村頭石碑上,歷經半個多世紀的風雨剝蝕,字跡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夥什麼樣的人?我能否有機會面對面地採訪他們?”我常這樣想。1991 年初春,我以留學生的身份乘中國民航客機降落在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機會來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學6年,從未回過國,主要靠在飯店送外賣的工作掙錢交學費。送外賣使我有機會走進成百上千個日本人的家庭,接觸到各行各業各種類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華鬼子兵。目前大約還有30—40萬侵華日軍老兵活在世上。他們大都老態龍鍾,疾病纏身, 行將就木。趁他們還活着的時候,搶救出他們侵華時的日記、照片等物證,了解他們對那場戰爭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態,就成為我在日本留學期間的重要任務。 我先後採訪的十幾個原侵華鬼子兵,在我回國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們交談的話,許多罪惡和經過半個多世紀沉澱的深刻反思,將會隨着他們離世而永遠埋進墳墓。他們中有人曾向我闡述:侵華戰爭是不能篡改的史實,戰爭使人變成鬼,發動戰爭的人才是罪魁禍首;侵華戰爭從害人開始,以害己告終;我們的青春時代是罪惡的時代……但也有人聲稱:我們在南京沒殺那麼多人,中國人不抵抗,我們不會殺人…… 請讀者原諒,我在書中展示了日本軍國主義那麼多的醜惡、穢行和血腥,讓親愛的同胞們污目,令他們難過得不忍卒讀。我重提那段歷史,只是為了讓人們永遠記住它,永遠避免它;只是為了警示後人,勿忘國恥。 我祈願在今後的世紀裡,在我們祖國錦繡山河之上,永不出現類似的噩夢。 我認識的鬼子兵 (二)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裝,和教授談話時常因頭髮里沾滿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尷尬;和日本同學在一起時,我摔傷的腿和壓傷的腳一瘸一拐的,狼狽不堪,慘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運還捉弄我,讓我經常和一個原侵華日軍老鬼子金井互敬軍禮。現在回想起來,簡直不可思議。我父親是1939年參加八路軍的老戰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見、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軍禮。他連日本侵略軍1945年投降時在中國30多處繳槍儀式上的最後一個軍禮都沒見過。父親至今說起這件事都遺憾萬分。據父親回憶,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軍察哈爾省委宣傳部工作時,他接到上級指示,要他採訪日軍在北平的投降儀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趕,等趕到時已經晚了一天。父親只好從八路軍前方總部派人潛入北平的戰友那裡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後來父親以《投降的軍禮》為題,在《察哈爾抗戰報》上發表一篇通訊。 作為八路軍的老戰士,父親和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進行過無數次面對面的戰鬥。他目睹了多少村莊被鬼子燒毀,多少鄉親被日本鬼子殺害,多少八路軍戰友就在他身邊倒了下去, 流盡了最後一滴血。他能活下來,應該說是幸運的。所以我特別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遺憾。日本侵華日軍放下屠刀,向中國軍隊宣布無條件投降而向中國軍民致敬的最後一個軍禮,父親確實是希望親眼見到的,可是,誰讓他晚了一天才趕到北平呢。 父親想見沒見到的事,偏偏讓我常常能見到,你說怪不怪?這事兒不是有點風馬牛不相及,“關公戰秦瓊”嗎?因為我雖曾是中國陸軍鐵道兵的戰士,和原侵華日軍老鬼子金井到底是兩個時代的軍人。命運卻偏偏安排我們不止一次地互敬軍禮,這不是一大邪事嗎? 如果有人,在東京街頭或北京飯店門口拉住一個日本老頭兒,問他是否打過中國,十有八九會得到肯定答覆。至於敬不敬軍禮就不好說了,舊日本軍禮已經很難被世人見到了,儘管目前還有40萬當年的侵華日本軍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頭兒作為日本關東軍老兵曾在中國東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認出我是中國人,而我是經過和他講話才確定他是侵華鬼子兵的。自從他知道我是中國人後,就天天給我們店來電話訂飯了。而且,這個侵華老兵還天天主動和我說話。開始階段,我們之間的談話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沒話搭拉話”,慢慢地就轉入了實質性的話題。到後來,我們之間發展到還沒相見已經有許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軍禮就是這時候發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時說他崇拜中國軍人,並崇拜了整整半個世紀之久。我問金井:“理由是什麼?”他對我說:“我們舊日本軍關東軍司令叫東條英機。1945年9月11日他自殺時不敢雙手握住軍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槍照自己並不要害的地方開了一槍,沒有自殺成。光讓別人當武士,但自己不當武士。我一直記着東條英機的訓話:國民,要像武士那 樣為了天皇盡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體國民的價值標準和行動規範。‘武運長久’ 就是皇運和國運長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說:“戰爭對於每個軍人來說,都有窮途末路的時候。多少舊日本軍人遵照最高指揮官的命令,效忠天皇,雙手握住軍刀扎進自己的腹部,他們真傻呀。”金井為他們表現出一臉的遺憾和惋惜。 金井老頭兒認為中國軍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對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說:“我們中國的東北軍不是遵照蔣委員長的指示敗退關里,拱手讓出東北三省了嗎?我們中國的大小汪精衛還少嗎?” 我說,“武士”這個詞不能像評論中國菜那樣,樣樣都說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詞按日本人的習慣有“英雄”的含義,這頂帽子不好給全體中國軍人戴上。 如果中國軍人都是武士的話,中國的大部分土地怎麼讓你們日本軍隊占領了14年之久呢? 金井聽了我的話搖搖頭,表示不贊成。半晌,他說:“你只是個毛頭孩子而已。” 自從他驚訝地知道我也是中國陸軍的退役軍人後,就常常立正站好,規規矩矩地給我敬一個軍禮。我們都沒穿軍裝,我們根本不是一個時代的人,但我馬上以在中國陸軍服役7年養成的習慣立正站好,還了一個軍禮。他莊重我不能不莊重,我們同是退役軍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詳細描述林中打獵的情景。只見他雙手模擬端着三八槍,移動着步子追蹤跑動中的黑熊;然後右手食指扣動扳機的同時,嘴裡“叭”的一聲。“倒下了”。他告訴我。我忽然想到了什麼,不由得渾身一震。我問他:“向中國人射擊時是不是也這樣?”他急忙擺擺手,低下頭說:“別說了,那是罪惡。” 稍停,我對金井說:“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國神社,看當年的日本兵穿上當年的軍服在靖國神社內參拜,後天是‘8·15’,咱們倆一起去靖國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闆請假。” 金井說:“確切地說,我只去過一次靖國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隊去中國前,我們是在橫濱上的船。當時,我們長野大隊集體去過靖國神社參拜、宣誓。記得從那裡出來,我們渾身都是勁,更緊地握住了軍刀和三八槍,我們要去保衛我們日本國的海外領土———滿洲國。我們恨不能立刻開到中國前線去,我們恨不能立刻變成靖國神社牆上的壁畫和石雕。” 金井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陽光炙熱的夏天,氣溫高達38℃。 金井回憶說:“我1953年從蘇聯回國,船還是在橫濱港靠的岸。當年和我們一起出國的長野縣的戰友們幾乎沒有幾個人了。從蘇聯納霍德卡軍港坐船,穿過津輕海峽,途經函館、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虜營新組合的隊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國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橫濱港歡迎我們的人群和歡送我們的人群場面不一樣,來的幾乎全是親友,有人已經在這兒等了幾周。沒有鮮花,沒有呼喊,沒有歌聲,沒有一片片閃亮的頭盔和槍刺,沒有軍樂隊,沒有揮動的旗幟,也沒有歡聲笑語。我們的軍服也由新到舊、縫了又縫。迎接者的目光飛快地在人群里尋找,找到了親屬的人,就大聲喊叫起來。多少母親眼裡含着淚水 在歸國大隊中找尋自己的兒子,多少婦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尋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尋找自己熱戀過的男人。可是多數人沒能回來呀,他們永遠留在異國他鄉了。 “靖國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為日本流的滿腔熱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為我從不幻想在那兒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過去,我就感到悲傷。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為你當嚮導,我和你在一起時感到年輕。我愛回味中國的異國風情,我雖去過中國,卻頭一次真正認識了中國人。我們去海邊、去登山,你拉我這個老頭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謝,我曾追殺過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應去靖國神社,靖國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場。我們長野大隊一多半的靈魂都在那裡呀,他們確實變成了武士。他們沒錯,我也沒錯,我們是為國家去打仗,不是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這個人有個“從不對牛彈琴”的習慣,因此我沒說話。 “今天是什麼日子?”兩天之後我又遇到金井,問他。 “今天是‘8·15’日本戰敗50周年。”他和我聊天從來沒有過“終戰”這個歪詞。 老鬼子金井曾是關東軍,後被蘇聯紅軍捉到西伯利亞,在俘虜營服了8年苦役。他說: “在蘇聯飢餓難忍的時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淚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兒呀! 楊靖宇將軍、馬占山的士兵胃裡都是樹皮呀。”金井告訴我:“當時我們強制配給中國東北人民的糧食叫‘共和面’,裡面還有鋸末呢。這種‘糧食’連我們的軍馬都不吃。 “1944年,部隊在哈爾濱南大崗駐防。一個中國老太太撥開我們日本軍馬的馬糞,從裡面拾出豆子來。我看了上前一腳就把她給踢翻了。我說:滾蛋!你????不是人呀,吃馬糞。老太太一邊哭一邊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說:你????再哭,我就在這兒刺死你。我舞着槍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捨不得那些糧食。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個勁兒地給我磕頭說:‘皇軍!皇軍!’ “在蘇聯俘虜營飢餓難忍時,我嚼着草根,就想到這個中國老太太,我好後悔呀……” 金井轉身打開保險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鏡給我講解:“這是你們中國東北抗日聯軍司令楊靖宇將軍的遺照。你是第一次看見楊將軍的照片?我也只見過楊將軍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楊將軍的人頭。 “那時,關東軍司令部感到楊將軍雖然死了,但是還有巨大的威脅,於是命令:把楊將軍的頭顱砍下來示眾,告訴中國人:抗日的話,這就是下場!” 金井仔細看着照片說:“我開始不喜歡他,他畢竟是我們關東軍的敵人。他所領導的抗日聯軍一直堅決抵抗,我們連隊的許多軍人都在他們的抵抗中陣亡了。你當過軍人,你應該理解我的心情。當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報復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時楊將軍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時,中國已經沒有了;新京就是滿洲國的首都。中國的正規軍都撤了,關東軍一共有70萬部隊,日本是決心占領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楊將軍抵抗意義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時,我卻佩服他。他的軍隊一共三千人,沒有重武器,沒有任何援助,他卻沒有後退一步。到後來,也就是現在,我的想法全變了,我感到楊靖宇是個偉大的人物。一個到外國去征戰的軍士,表現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暫的英勇;而一個為保衛自己祖國而戰的勇士,才具有永恆的意義。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張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楊將軍的照片想了許多。我在日本留學期間一直交黨費。“為什麼呢?”許多留學生這樣問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嗎:半個世紀前中國共產黨人在外國侵略者面前高舉起紅旗,寧死不投降;今天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貧困。我們中國的廣大農村,還有幾千萬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難道中國共產黨人忘記了吃樹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鬥的抗日聯軍了嗎?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不是先民眾的苦而苦、後民眾的樂而樂的黨嗎?這樣的旗幟難道能在我們中國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嗎? 我們中國人的旗幟上有楊將軍和幾百萬革命者的鮮血呀,有我們幾代人為之奮鬥的信仰 呀!我就是為了這個堅持交黨費的。 想到這兒,我立正站好,給楊靖宇將軍敬了一個中國退役軍人的軍禮。他餓死了還站在 那,他是一種精神。 金井嚴肅地說:“半個世紀過去了,我一直崇敬楊將軍。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軍銜應該和我們關東軍司令一樣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樣的飯,穿一樣的衣,睡一樣的床,實在是不可思議!作為原日本關東軍二等兵,我已經76歲了,我還活着,他卻早已離開了這個世界。我願意把最後的軍禮敬給這位堅強的中國軍人。” 說完他也立正站好,給楊靖宇將軍敬了一個原日本軍人的軍禮。我吃驚地看着這一場面。 我不喜歡他把楊靖宇說成是武士,我糾正他說:“楊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們中國軍隊的將軍,或者說是我們中國共產黨的高級幹部。簡稱‘高幹’。” “今天是‘8·15’,為了50年前的噩夢不再重演,讓我們握握手吧。”金井小聲建議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犧牲的叔。”我把髒手在褲子上蹭蹭,於是八路兒子的手和原關東軍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這是兩隻拉過槍栓的手,是兩隻普通人的手,是嚮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華日軍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張愛萍將軍1987年5月29日接見日本防衛廳長官栗原佑幸的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既不是中華民國那個時候的中國,更不是滿清時候的中國了。”我現在握着的這隻老手,不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意義了嗎?50多年前,它正揮舞着軍刀在中國的土地上殺人放火哪! 金井鄭重地把他珍藏的楊靖宇將軍遺容照片送給了我。 這個時間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這一天,清晨,日本陸相阿南惟幾大將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無線電播放詔書,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國接受波茨坦宣言,無條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應該是湛藍、湛藍的。 我認識的鬼子兵 (三) 送外賣給我的良機就是能更多地採訪侵華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話再好,我們也可以聽出他地方語中所帶來的蛛絲馬跡,更何況我們中國人在日本呢。當鈴木老人證實我是中國人後,他就再沒敢直視我的目光。可從那之後,他再不預定別人飯店的外賣,只給我們店來電話。 他想看到我這個中國人。我想。 後來,他告訴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國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間所發生的事情就變成了永恆。 鈴木的年齡應該在77到80歲之間。他每天還在顫顫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產公司的經理。他的公司前面是個大倉庫,裡面放着大豆、玉米之類的雜糧,後面是他的辦公室。辦公室寬闊敞亮,正面牆上掛着一幅大油畫,畫下白色有機玻璃上寫着“山西景色”四個字,譯成中文應叫“山西風光”。畫中表現的是秋陽下開鐮收割的情景。鈴木老頭兒告訴我:“這位日本畫家根本沒去過中國山西,可我付了錢,‘山西景色’就躍然紙上了。久而久之,我覺得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駝背,仰着腦袋,用僅有的一隻手指指劃劃地介紹着。“您去過中國的山西省?”我問他。 老人似乎沒聽懂,他並不回答我的問題,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畫兒發呆。我感到這裡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開口直接問,於是也欣賞起這幅畫來。《山西風光》中的中國農民,都光着腳,撅着屁股揮鐮收割莊稼。我感到不對勁兒,便告訴鈴木老頭:“山西農民的穿着打扮不是這樣的,這有點像沖繩的農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畫上後面的群山抹去,叫《沖繩風光》算啦。”鈴木老頭拍拍腦袋,笑了。他說:“這畫兒看了幾十年,感到裡面有問題,但始終沒找到它的錯誤在哪兒。” 鈴木老頭的辦公室里有各種通訊設備,計算機設備。他用一隻手打英文傳真,打日本文記錄、報告書和統計表。辦公室前有個大水池,裡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魚。辦公室前後道路上種着綠色植物。儘管鈴木老頭工作條件、生活條件都好,可他卻總是很憂鬱,有點像中國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壞、右分子,隨時準備被拉上去,坐土飛機、挨批鬥。仿佛生活給予他的毫無幸福可言,連“幸福過”都沒有。久而久之,他終於和我談起了往事,斷斷續續地說了很長時間。 我只在中國呆過一年又三個月就回國了。在中國東北遼闊的土地上,我們的師團沒有受到過任何抵抗,可以說長驅直入。由於北平的宋哲元將軍指揮的政府軍29軍在盧溝橋堅決抵抗,我們的部隊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們日軍一方面以和談為煙幕,一方面從朝鮮和日本國內增調部隊進關,準備大舉進攻。 當時指揮官集合隊部訓話:蔣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將軍執行“不屈服、不擴大”的方針,所以宋一直舉棋不定。蔣介石的發言,往往是我們日軍最關心的消息。如果他開始就強硬, 把各地的部隊都調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軍,那將會大大地影響我們的軍心。當時的局勢是,我們打到東北,東北軍敗退,華北無動於衷;打到華北,山西和華東又無動於衷。中國既大又小,一個軍閥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將軍決心一戰是在1937年7月下旬,並於1937年7月27日通電全國。 接着我們的師團進攻山西。在山西,共產黨軍隊於1937年9月25日首戰平型關,使我們第5師團的運輸部隊一千多人戰亡。這次傷亡人數超過與29軍的戰鬥。情報迅速傳達,使我們受到震撼。在中國的土地上有強勁的敵人,我們要尋找他們、消滅他們。跟着又有一支共產黨八路軍在行動,120師從陝西富平地區出發,到達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區,歸山西的地方軍閻錫山將軍指揮。只一仗,我們就知道了共產黨的八路軍堅強有力。他們軍隊人數雖少,但這次混同人數眾多的山西地方軍一同抗日,使我們受到很大威脅。 有一天得到一個情報,說有個山區剛剛隱藏進一批八路軍115師的傷員,他們曾參加過平型關戰役。這批人夜間行動,白天休息,已經轉移了4個地方。他們有馬匹,有槍支,還有醫務人員,看他們的最終目標可能是西渡黃河,移師陝西境內的共產黨區域。 那片山區的村子窮極了,連飲用水都沒有。井深在20—30米,但聽說是八路軍的據點。晨露未乾,我們悄悄包圍了那個村子,被我們趕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對我們怒目而視,沒人說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麼位置。在林立的槍刺面前,他們居然敢無視我們。 面對我們包圍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聲吼道:“開始吧!”隨即伍長命令我把面前一個僅一二歲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們說出實情。白刃戰,我敢端上槍刺狂吼着迎上去。殺小孩,我可不敢,我遲疑。伍長怒了。他大喊一聲,拉出那個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沒哼一聲就死了。我嚇得兩腿哆嗦。人們都低下頭去,畏縮成一團。只有一個老頭衝出人群,他不管不顧地用嘴吸吮孩子從身體裡湧出的鮮血,並大聲叫孩子的名字。他滿臉都是血和淚水,幾百人聽他悲慘的叫喊。 伍長吼叫着命令我把老頭也幹掉:“渾蛋! 看看這群人說不說。”我上去一槍刺就扎進老頭的腹部,沒想到他雙手緊緊抓住我的槍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麼,我用盡全身力量也沒能拔出槍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幾米遠。 “轟”的一聲,人群炸了。他們頂着雪亮的槍刺赤手空拳向我們撲來。用牙咬,用手抓, 用石頭,用農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號與日本兵嚎叫連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漿一下子湧進了這山村的野林。混亂中,一個青年跳過來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邊上一個日本兵一聲嚎叫又一槍刺扎進他的胸膛。那一瞬間永遠記在我的腦海里:那老人自己雙手拔出了三八槍,然後睜眼倒在地上!我當時一點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熱流從刀砍的地方向外噴涌。衛生兵衝過來使勁勒住我斷臂上部,我立即昏死過去。 後來聽說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們三百多日軍殺了……村裡的房全燒了,後來山林也起火了,燒到我們日軍撤離那一天還在燒…… 由於感染化膿,我的左臂殘餘被我們軍醫徹底鋸掉了。再後來不久,我和一批戰傷者一起回國了。 半天,我問他:“那中國老頭兒喊什麼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過中國,我只記住這一句中文,我永遠忘不了這句話。那是在憤怒和絕望之中,我們人類由於被殘殺而發出的最後的呻吟,是一個長者面對死亡而向他的村落發出的最後命令。” 他始終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麼也看不清,可是鈴木還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駝下去,青筋畢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兒像一尊泥塑。 萬籟俱寂,我能聽到任何一個細微的聲音,熱鬧的東京好像已經死了。我仔細尋找那撕心裂肺的嘈雜,我想聞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來自人間地獄的一切。但東京的夜晚靜悄悄, 東京的夜晚像東京人,他們在本能地掩飾過去。 “人間地獄”本是人類社會所製造出來的宗教恐怖概念。自從有了日本兵,我們中國的土地上四處都變成了活生生的人間地獄。今天,我面前的獨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開了這歷史的一幕。半個世紀前,他們就是人間的惡魔呀!天氣並不冷,但我卻渾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臉色是鐵青的,我捏緊拳頭,不知是怎麼走出的那個辦公室。 他為什麼要向我講述這些慘烈的人生經歷呢?是不是只告訴過我這個中國留學生?如果他的胳膊沒有被中國農民砍掉,他會向我講述這一切嗎?半個世紀前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須要向誰傾訴的嗎? 那個星期是我送外賣出錯最多的日子。悲憤像一塊大石頭壓在我的心頭。有時我一邊開摩托,一邊大哭起來。就在東京的大街上,在無數人困惑的目光中,我這個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斷用髒手使勁抹去我眼中湧出的淚水。我為同胞們感到悲哀,我為中國人的悲慘遭遇而感到難過。我們中國人是牛還是馬?任你們殺! 我們一個堂堂大國就是因為不團結、不強大呀! 我的心情無論如何也平靜不下來。 有一天,老鬼子鈴木突然抬起頭,直視我的目光。他那混濁的目光中充滿了警惕和戒備。他說:“我看你像個記者,因為你跟我聊天時總在你的工作服上記着什麼。”我說?我並沒問你什麼,全是你自己告訴我的。再說,全世界您見過我這樣邋遢的記者嗎?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騎一輛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窮留學生而已,何來記者?” 最後一次給他送飯,我把飯菜的包裝拆去,整齊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繫上,把褲子給他提一提,他現在是殘疾人。戰爭的風雲已經飄過去了,需要站在高一點的地方,才能看見它黑壓壓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別,告訴他我的續任是個日本高中學生,請他多關照。請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錢還重要,能休息就別工作了…… 他顯出無限的傷感,告訴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訂你們店的飯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還在東京,請你一定來看我,一定來呀。……中國人好,中國青年好。我正在聯繫進口中國的大豆,第一批貨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想去山西的那個村子去看看。過去是一個不堪回首的噩夢,我要為死者的靈魂祈禱安寧,也讓自己的心靈得到安寧。你陪我一起去好嗎?”他用僅有的一隻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終於直視我,讓我感到他的懺悔是真誠的。他的眼睛裡充滿了混濁的老淚,右眼應該說有角膜雲翳。我始終認為戰爭的罪犯不應該是他,也始終認為人類應該儘可能地避免戰爭。因為戰爭的行為是普通人之間的廝殺,而發動戰爭的人倒坐在一邊看着,而且這些人還在夢想着復活日本軍國主義。 獨臂老人,你的右臂半個世紀前留在中國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為戰爭發動者的罪惡。你常常告訴我,那是一場不堪回首的噩夢。既然你還活着,並且有所懺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並把你的故事也能講給日本青年們聽聽。畢竟,你已經走到歷史博物館的門口了,再上兩個台階,敲不敲門,那扇門都會自動打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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