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大培：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惡果 (1) |
| 送交者: dengfubi 2006年08月26日09:22:3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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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惡果 2006年08月21日 新浪財經 -------------------------------------------------------------------------------- 左大培：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惡果 2006年08月21日 21:04 新浪財經 不過，一個盡人皆知的事實是，自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以來，許多中央政府的機構和地方政府都已經在實際上放棄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20年來中國不僅很少設立新的國有或集體所有的企業和事業單位，而且許多政府機構都在致力於將已有的公有企業和事業單位私有化。世紀之交的中國甚至形成了一個以“改制”為招牌的私有化浪潮，許多地方政府的官員都把私有化“改制”進行得快當成了“政績”而互相攀比。 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造成了許多極其嚴重的惡果。一個受到全社會絕大多數人指責的惡果是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因為私有化“改制”的主要做法是實現企業的“經營者持大股”，這樣的改制將本來由許多人分享的企業收益集中給予了極少數人，實質上是縱容極少數人剝奪多數人。對這方面的問題，筆者本人所著的《不准再賣——揭穿企業“改制”的神話》一書作了詳盡的論述，就不在這裡重複了。 這裡所論述的，是幾個行業性問題的具體根源。探究這些行業性問題的根本原因使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共同的結論：這些行業之所以出現這樣嚴重的問題，首先是因為實行了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政策；這些行業的問題給整個社會造成的重大危害，就是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惡果。 第一個惡果：外匯儲備多而成害 第一個行業性的問題又帶有宏觀性質，這個問題就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多得成災。 2006年7月，中國的外匯儲備已達9,411億美元，達到了世界第一的高峰。按中國人傳統的想法，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聽說上一任的中國政府總理朱總理在2002年底卸任前夕，曾經發出過熱望式的感嘆：什麼時候中國的外匯儲備能達到2千億美元就好了！而令幾乎每個人感到意外的是，在那之後的三年半中，中國的外匯儲備以年均2千多億美元的速度增加，直到累積成今天的這個驚人的數字。 其實，早在9年之前，余永定就基於國際金融學和貨幣銀行學的常識提出，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絕不是越多越好。時至今日，當我們有了9千億美元外匯儲備時，我們才真實地感受到外匯儲備過多的害處。 過多的外匯儲備帶來的最大害處是國內通貨膨脹的危險。按照中央銀行業務操作的規則，中央銀行購入外匯並增加其持有的外匯儲備時，必須支付並從而對外發放相等數額的“基礎貨幣”。這就意味着，按照1美元兌換大約8元人民幣的現行匯率，僅僅為維持目前的9千多億美元外匯儲備，中國的中央銀行就必須發放7萬多億元的人民幣基礎貨幣。而這些基礎貨幣通過銀行體系內形成貨幣乘數的存貸款相互作用機制，又會按貨幣乘數放大為多出好幾倍的“貨幣供給”。這樣最終形成的幾十萬億元的人民幣“貨幣供給”即流通中的貨幣，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是過多的，它會在中國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 為了避免發生通貨膨脹，中國的中央銀行不得不一邊被迫收購洶湧而來的外匯，一邊設法不再相應地增加中央銀行發放的基礎貨幣。這就導致中國目前的銀行業中出現了一種舉世罕見的金融資產——“中央銀行票據”，它是中央銀行的負債，但又與中央銀行通常的負債方業務不同，不是一種有購買力的、可以流通的貨幣。“中央銀行票據”的存在本身就標誌着中國外匯儲備過多，標誌着過多的外匯儲備造成的通貨膨脹壓力已經嚴重扭曲了中國的貨幣金融體系，給中國的貨幣銀行體系造成了巨大的隱患。 過多的外匯儲備還有第二大危害——它極大地縮小了中國政府財政可以動用的資金空間，由此降低了中國人民的福利。 中央銀行的基礎貨幣本來可以完全變為本國政府的“鑄幣稅”，其途徑是中央銀行簡單地持有本國政府的債券。在貨幣供給量適當從而不造成通貨膨脹的前提下，政府財政由此而增加了一筆可以只借不還的資金，它允許政府增加開支或減少稅收，從而造福全民。這本來是現代的貨幣銀行制度造成的有利於全社會的貨幣創造上的外部性，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美發達國家都懂得並在充分利用它。但是目前中國中央銀行所發行的基礎貨幣只能用於購買外匯儲備，沒有空間留給持有政府債券，使得中國政府無法從基礎貨幣的發行中獲得“鑄幣稅”。 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半以持有美國政府債券的形式存在。據美國財政部公布的數據，2006年5月底中國的投資者持有美國國庫券3,260億美元，但這只是中國外匯儲備中直接以持有美國政府債券而存在的部分。許多分析人士私下猜測，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庫券或機構債券仍占其外匯儲備的75%，其中許多是通過第三方國家的託管銀行間接持有的。中國的外匯儲備就這樣以官方持有的外國資產的形式變成了流向美國的資金，去彌補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或為占每年GDP的5%的經常帳戶赤字提供資金。這意味着，享用中國中央銀行發行基礎貨幣所造成的“鑄幣稅”的，不是中國政府，而是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 造成中國外匯儲備過多的根本原因，是中國引進的外商投資過多；而中國引進外商投資過多，是中國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第一大惡果。 十幾年來，中國的外商投資數額一直在全世界名列前茅，最近幾年更是排名世界第一或第二。但是自1994年以後，中國其實是一個資金淨流出國，因為那以後中國一直有明顯的經常帳戶順差，而按國際金融學的原理，有經常帳戶順差的國家必有資金淨流出。中國在外國私人直接投資大量流入的同時又有資金的淨流出，其原因就在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使資金通過官方渠道流向了國外。 這樣一種對外經濟往來使中國與日本的巨額外匯儲備有根本不同的成因：日本的巨額外匯儲備主要來自長期積累的經常帳戶順差特別是正的淨出口，而中國的巨額外匯儲備卻主要來自這十幾年積累的外商直接投資。如果中國的外匯儲備完全等於1994年以後各年累積的中國經常帳戶順差，中國目前的外匯儲備只能在3-4千億美元上下，絕不可能象現在這樣多到危及目前中國的物價和宏觀經濟穩定的程度。而到現在為止，中國實際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累積已經超過6千億美元，正好大致等於中國的外匯儲備與歷年累積的經常帳戶順差之間的差額。這也就是說，中國目前外匯儲備過多的根源是外商直接投資過多。 這些外商直接投資搶奪中國國內有利的投資機會，嚴重地傷害了中國國內的民族產業。這方面的問題現在已經有不少報道和討論，這裡就不再作系統的論述。這裡只隨便列舉幾個觸目驚心的事實： ——2001年外資占中國零售市場總額尚不超過10%，而到2005年，在中國零售業最具競爭力的大賣場市場上，外資已經占到了70%。大連市政府幫助外資零售業巨頭沃爾瑪占地在當地開了幾家超市，使得前些年還經濟效益極好的百年老店天津街百貨商店在2006年倒閉。這是外商投資擠垮中國企業的典型事例。 ——自2003年以來，中國又出現了新一輪的房地產投資熱。自2005年起，中國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抑制房地產業過熱的措施，力圖遏止商品房價格的過快上漲。但是近兩年境外投資直線上升，在提高國內房地產價格上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的《2005年中國國際收支報告》顯示，2005年境外機構購買中國建築物資金額高達34億美元，占國內總投資額的15%，業內人士表示實際數字可能更高。某國際知名物業顧問公司估計，2006年第一季度外資在中國購買建築物的資金達45億美元，超過2005年全年的34億美元。海外資金在中國約有43%投資在上海，50%投在北京，其中很多都採取了整棟購買的形式。北京的一個房地產項目銀泰中心的許多買家來自大陸以外，2005年年底到2006年6月初，該項目的房產成交均價從35505元/平方米上漲到43608元/平方米，漲幅達23%。 而外商投資過多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錯誤的思想影響甚至指導了經濟政策。這方面的錯誤思想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在崇洋心態下誇大外商投資的好處，認為外商投資越多越好，另一種錯誤思想就是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在這兩種錯誤思想的聯合作用下，外商投資企業長期享有各種各樣的政策優惠，近年來許多國有企業的主管機構又強制性地將大批國有企業“賣”給外資，這兩種政策都直接造成了過多的外商投資。 在使外商投資過多上起了最大作用的就是給外商投資企業的各種政策優惠，這些政策優惠中最廣泛、最系統而又最“正規”的就是外商投資企業的稅收優惠。在很長的時期中，中國新開辦的外商投資企業都享受着“免稅3年、兩年減稅”的特殊優惠；直到2006年，實際適用於中國的外商投資企業的所得稅稅率還比中國本國企業的所得稅稅率低一半。至於地方政府為了製造自己“吸引外資”的政績所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其它各種“政策優惠”，那更是多如牛毛，不可勝數。最典型的這一類“優惠”是政府投資搞好了一切基礎設施然後將營業用地免費“租”給外資企業，或者乾脆把本地最賺錢的投資項目強行指派給外資企業以吸引它們“投資”。 所有這些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政策優惠”包括稅收優惠，自然會吸引過多的外商投資，直接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過多。而更為嚴重的是，這些政策優惠使中國本國的民族企業在國內經營時反倒要承擔比外商投資企業更重的稅收等負擔，從政府的政策上就極大地削弱了中國的本國企業在國內與外資企業競爭的能力，客觀上幫助了外資企業打擊本國的民族產業。 這種給予外商投資企業的政策優惠實際上打擊了中國本國的所有民族產業，當然也傷害了中國本國的私營企業。但是，由於在十多年前國有和集體所有的企業還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給外資企業的政策優惠最初傷害的主要是中國的公有制企業。最近二十多年中國公有制企業相對衰落，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了不公平的稅收優惠。 在中國，外商投資企業享有政策優惠不僅意味着歧視、虐待國內的本國企業，而且意味着整體地歧視和虐待公有制企業，因為外商投資企業幾乎全部都是私營企業。這樣的歧視和虐待公有制企業必將導致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這種歧視和虐待本身就顯露了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意圖。 最近幾年，又有另外一個更有力的因素直接導致了外資過多地流進中國——這就是公然將國有企業特別是大的國有企業成批地“賣”給外資。有的時候，這種向外商所作的出售還不是將整個的大型國有企業的全部產權都賣給外商，而只是將“部分”產權賣給外商，並美其名曰“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或是“原國有企業改制後到國外上市”，說是這樣可以“引進一個好機制，改善企業的治理”；但是在這個“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名義下，發生的是全面、系統地將大型甚至最大的國有企業的所有權都賣給外資，而且出賣之風愈演愈烈，其勢必欲將所有國有企業都賣給外資而後已。 最近幾年，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所造成的“外資流入”已經占了所謂的“外商投資”的很大部分。聯合國貿發會議的《世界投資報告》顯示，2001年中國外資併購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不到5%，而2004年僅1到6月就達到了63.6%。2005年有268家中國企業被境外企業收購，總收購金額超過140億美元，其中23%的收購交易由美國公司進行。研究國際經濟問題的專家們早就指出，這樣的併購不會增加外資流入國的實際生產能力。這樣向外資“出售”國有企業沒有增加中國的任何生產能力，卻以流入的貨幣資金增加了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了中國的宏觀經濟壓力。 目前，國有企業對外資的出售正在吞沒對中國有戰略意義的各個產業，包括市場經濟的神經中樞金融業。在銀行業中，對中國有決定性意義的最大的4個國有商業銀行被強制限期完成“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結果是將這些銀行的大量股份“賣”給了外資企業或銀行。 這些國有企業所引進的“外國戰略投資者”、那些“買”下了國有企業所有權的外資，幾乎全都是境外的私營企業和私人資本。這樣把公有企業變為境外的私人或私營企業所有，已經不僅僅是放棄公有制的主體地位，而且是公然要消滅公有制主體地位的前提——公有制企業。 而力主向外資出賣國有企業產權的人已經不能為這樣作提出象樣的理由：靠外商投資引進資金是錯誤的，我們不僅不需要外商的資金，而且實際上也沒有利用外國的資金，中國的資金根本就是過剩的，引進的資金已經變成禍害；“靠外商投資引進技術”是一個已經破產的神話，中國最近十多年的實踐也已經證明，吸引外商投資“以市場換技術”是不能實現的幻想，外資占領國內生產領域的結果是，市場已經失去，技術卻並沒有換得。 其實，如果國外的先進技術不是一兩個企業獨有的技術，這樣的技術通常就都可以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換買到，根本就不必靠外商投資來獲得。從外國買技術的方法包括買設備、買專利、買圖紙、以高薪聘請專業技術人員。這樣作時所需要的只是錢，而中國目前最不缺少的就是錢。 如果國外的先進技術是一兩個壟斷企業獨有的技術，則無論讓外商作什麼樣的直接投資，是建工廠、作項目，還是讓其併購企業，我們都不可能得到這些獨有的技術。研究國際經濟學的學者們達到的一個共識就是，跨國公司到外國去直接投資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直接控制自己獨有的技術的使用，防止它們被投資對象國的企業學到和擴散。要想遵守規矩而得到這樣的企業獨有技術，就象要得到可口可樂的飲料配方一樣，要麼是不可能，要麼是只能靠自己的自主研發。這是中國政府自2006年起特別強調自主創新的主要原因。 在這方面，更壞的是併購式的外商直接投資。這種所謂的“直接投資”實際上沒有增加投資對象國的生產能力，更不會帶來和傳授任何先進技術。如果併購者與被併購者是同行業的企業，發達國家來的併購者往往會解散被併購企業的研發團隊，消滅被併購企業的研發力量，由此而從根本上封鎖被併購企業所在的落後國家技術上趕超先進國家的可能性。最近二十年中國企業與外商合資的經驗已經充分證明了這一點。合資的外商通常都解散了中國企業的自主研發團隊，消滅了中國企業的自主品牌。而最近幾年中國的“南孚電池”等著名企業被外資併購的案例說明，外資的併購往往目的就是消滅中國的對其市場銷售形成威脅的企業。 於是，那些非要將國有企業“賣”給外資的人只剩下了一個理由——說這樣作可以“引進好的經營機制，改善企業的治理”。其實這也是沒有根據的神話。不管外商對企業的經營管理比中國企業好多少，也不論這種經營管理是否適合中國，靠外商投資來改善中國企業的經營機制都是不可能的。 如果外商購買國有企業股權後已經對該企業控股，則這樣的企業已經成了外商的企業，不再是中國人民的企業。這種企業的“治理”無論改善了多少，也與中國人民和中國企業沒有關係。這樣賣掉中國的企業來“引進好的經營機制”當然對中國沒有任何好處。 而如果外商購買國有企業股權後不能對該企業控股，則由於外商對該企業沒有最終的決策權，它們也不可能顯著地改善企業的經營和治理。 實際上，只要中國的政府機構還在袒護侵吞企業所有者財產的經理人員，即使是外國的跨國公司占據了企業50%的股權，經理人員侵吞企業財產的那種最壞的“治理”就照樣會存在。“上海百事”由美國的一個大跨國公司“百事公司”占股權的50%，而且這個外國戰略投資者實際上掌握着控股者的權力，因為它可以單方面決定“上海百事”總經理的人選。可以說，在提高企業的治理水平和經營效率上，“上海百事”作不到的，其它“引進外國戰略投資者”的中國企業肯定也作不到。而“上海百事”的總經理利用她自己掌握的職權，通過一系列的金融手法來侵占“上海百事”的財產，將其變為自己個人的私有財產。這種違法行為已經發生了十多年，連被揭發出來也有3年多，但是這樣作的“上海百事”總經理不僅沒有得到懲處，反而仍然占據着公司總經理的寶座。事實證明，靠外商參股來改善企業的經營治理也是一種幻想。 上述這些分析都表明，將國有企業“賣”給外資對整個中國沒有什麼好處，過多的外商投資卻造成了許多嚴重的害處：中國外匯儲備過多威脅宏觀經濟穩定，外商企業傷害了中國國內的民族產業。而外商投資之所以過多，原因之一是放棄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第二個惡果：銀行系統的信貸資金過剩 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第二大惡果是中國的銀行系統中的信貸資金過剩。 目前中國貨幣銀行體系中的一大扭曲是，銀行可以貸出的資金過剩，找不到足夠多的有償還保證的貸款項目。這種資金過剩首先表現為銀行存款大於貸款的所謂“存差”。中國的整個銀行系統1994年的存款餘額為40472.5億元，貸款餘額為40810.1億元，存款大於貸款的“存差”還是個微小的負數，2005年的存款餘額為300200億元，貸款餘額僅為206800億元，“存差”已達10萬億元。存差的資金主要用於向中央銀行繳納準備金、購買各種國債和中央銀行票據，也用於持有某些企業的債券，剩下的就用於持有超額準備金。而資金過剩的另一個更重要的表現，就是銀行的主管們都愁於如何為自己吸收的存款找到有償還保證的貸款出路。 銀行系統資金過剩的根源當然不是中國的資金已經多得超過了投資的需要。公認的事實是，中國還是一個人均產出不到2千美元的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還需要極其大量的投資，其數額遠遠超過目前銀行系統中的30萬億存款。我們都能親身感受到中國鐵路運力的不足，據估算，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光是鐵路系統在2020年之前就需要2萬億元人民幣的投資，而目前鐵路方面僅能籌集到一半資金。面臨如此巨大的投資需要而銀行系統內卻有嚴重的資金過剩，其原因顯然在於融資的機制有嚴重缺陷。 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們總是指責中國的國有銀行“歧視民營企業”，不願向“民營企業”特別是私營中小企業貸款，似乎這是銀行資金過剩的根源。其實中國的國有銀行許多年之前在貸款上就取消了對私營企業的所有制歧視，它們之所以不肯放手向私營企業貸款，是因為私營企業的還本付息狀況不好，銀行擔心放出的貸款不能收回。而銀行之所以不能收回借給私營企業的貸款，首先是因為企業使用貸款經營的項目風險大，虧本的可能性高，其次是因為某些私營企業主缺乏還貸的自覺性，甚至有人從銀行借到錢後就攜款捲逃。 為防範借款者不償還貸款所帶來的風險，市場經濟中的銀行通常要求獲得其貸款的企業出具擔保並有足夠的自有資本金。這是市場經濟中的貸款發放人保障自己的貸款回收的最普遍又最保險的措施。也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中的企業所負擔的債務包括銀行貸款通常都小於其自有的資本金。在美國等發達的歐美市場經濟國家中，正常的企業有70%的資金是自有的資本金(包括股東們的股份資金)，只有30%的資金來源於外部的債務和貸款。在這樣的資本債務比下，銀行才可以比較順利地通過貸款渠道向企業發放其吸收的全部資金。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銀行系統中出現了驚人數額的不良資產，究其原因，除了政府機構監管不力之外，就是中國企業的資金中自有資本金的比例太低。 而在中國等新興的市場經濟國家中，企業籌措的貨幣資金主要來源於將收入儲蓄起來的個人和發行基礎貨幣的中央銀行，而這些資金所有者則將自己的大部分貨幣資金存入銀行化為銀行存款，只將一小部分貨幣資金以各種方式包括購買股票直接投入企業變為企業的資本金。資金所有者的這種行為，導致日本和南韓在戰後的高速經濟增長時期企業以間接融資為主。但是這種融資結構也使南韓企業的負債相對於自有資本的比例過高，這樣的企業易於因為常有的銷售收入波動而不能履行還本付息義務，從而易於導致本國的銀行系統發生大量的不良資產。 也正是因為認識到了間接融資為主會造成金融系統脆弱，中國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努力發展股票市場上的直接融資，想由此使中國企業從以間接融資為主變為以直接融資為主，降低企業負債相對於其資本的比例。但是至今為止，中國境內的上海和深圳兩個股票交易所中發生的事情，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股票價格的幾輪大上大下的行情波動，它們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企業的融資結構和與此相聯繫的治理結構。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股票市場的發展並沒有改變資金所有者們主要以銀行存款方式持有其資金的行為模式。 2005年中國整個銀行系統中的存款已經達到了30萬億元，而股票總市值還不到3萬5千億元。這樣推算，中國境內流向直接融資的資金還不到間接融資資金的八分之一，通過發展股票市場根本不可能使企業自有的資本金占企業資金的大部分。 當然，2005年中國股票總市值還不到3萬5千億元，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的股票價格連續4年下跌，2005年底跌到了一個最低點。2006年初股票價格開始新的一輪上漲，到2006年6月26日，光滬市的股票總市值就達到了30540億元。但是，即使將這種股票價格波動的因素考慮在內，靠股票市場融資在不遠的將來也不可能改變銀行存款占社會資金來源大部分的格局。 2005年中國股票價格跌到最低點時，中國股票總市值僅占中國GDP的18.61%，而那年中國的GDP為18萬億元。2000年中國的股票價格曾經上升到一個最高點，當時的股票總市值曾占中國GDP的53.75%。而在歐美發達國家，股票市場總市值通常占GDP的150%；在所謂的“成熟市場”中，股票市場總市值對GDP的比率為60%；全球總市值對經濟總量之比則為87.66%。 將銀行存款與股票市場總市值合計，2005年中國資金供給者們的資金總計約為34萬億元人民幣。那一年股票的市場價格處於最低點，18.61%的股票總市值與中國GDP之比肯定是過低的。但是在可以預計的將來，中國的股票總市值與GDP之比絕不可能達到150%；連2000年那樣股票價格處於最高點時，中國股票總市值與GDP之比也不過50%。因此，在可以預計的未來，中國股票總市值與GDP之比能夠達到的一個可持續的最高限度，應當是“成熟市場”國家的比率60%。 2005年中國的GDP為18萬億元，它的60%則為大約11萬億元。即使在那一年的資金總額34萬億元中，通過股票籌資直接投資於企業的資金達到了這11萬億元，仍然有23萬億元的資金是銀行存款。這樣，資金所有者們的資金仍然有三分之二化為銀行存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通過購買股票直接投入企業變為企業的資本金。如果政府不積極介入和干預，這樣一個比例將是中國的資金所有者們在很長一個時期內以私人行為配置其資金的結構：有三分之二以上變為銀行存款，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直接投入企業變為企業的資本金。 中國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金融業的最大問題是完全被動地適應這樣的私人配置方式。其直接結果是企業資金中的自有資本金比例過低，從而導致銀行貸款變為不良資產的可能性過高，使銀行和金融系統面對經濟的波動變得極為脆弱。銀行為防止出現過多的不良貸款而嚴格控制其發放的貸款，很少給沒有足夠的擔保和自有資本的企業貸款，就造成整個銀行系統內的資金過剩。 很顯然，要在市場經濟的框架內顯著緩解銀行系統內的這種資金過剩，就必須大幅度提高提高企業自有資本金的比例。在資金所有者們將其大部分資金化為銀行存款這樣一種資金配置結構下，只有兩個方法可以將企業自有資金的數額提高到占其全部資金總額的一半以上：一個方法是在私營企業為主的框架內，讓私營的銀行購入並長期穩定地大量持有私營企業的股權，並在此基礎上根據長期合作的關係向企業發放貸款；另一個方法是突破企業私有的框架，由政府向銀行大量發行公債籌資，以所籌資金作為企業自有資本金興辦國有企業。 前一種方法是德國和日本等集體協調式的市場經濟國家實際上一直在實行的做法。這方面的典型是德國，它的私人儲蓄率一直比較高，個人的儲蓄也一直比較多地化為了銀行的存款。德國的銀行一直長期穩定地大量持有私營企業的股權，並在此基礎上根據長期合作的關係向企業發放貸款，從而形成了著名的企業與銀行相互持股的德國式的企業經營和治理模式。但是這樣的企業經營和籌資模式以集體協調的行為為前提，而企業界和金融界中的這種集體協調行為，又只有在整個社會中盛行相互誠實、信任併合作的風氣下才能形成。而福山在其著名的《信任》一書中恰恰強調，近代的中國社會缺乏這種相互誠實、信任併合作的風氣。顯然，培養形成這種風氣絕不是在幾十年甚至幾代人的時間內就可以作得到的。 正是因為擔心中國社會內部的缺乏誠信會使銀行作企業股東的運作造成金融業的災難，中國政府才照搬了美國20世紀80年代以前銀行“分業經營”的管制規則，不准中國的銀行向企業投資。但是這樣一來也就杜絕了中國發展德日式相互持股企業的可能，銀行中的存款不再可能通過銀行持有企業股份而化為企業自有的資本金，銀行更不可能在此基礎上根據長期合作的關係向企業發放貸款以消化自己的剩餘資金。於是中國就只剩下了一條道路來提高企業自有資本金的比例並消化銀行系統內的過剩資金：突破企業私有的框架，由政府向銀行大量發行公債籌資，以所籌資金作為企業自有資本金興辦國有企業。 按照這樣一條道路來引導中國銀行系統中的過剩資金，就應當由國有經濟部門向中國的中央銀行和各商業銀行發行專門的經濟建設公債，借入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資金和商業銀行的人民幣資金，再將這樣借入的資金作為國有資本注入企業，以充實企業的資本金。這種經濟建設公債可以直接由中國的政府財政發行，也可以由中國的政府財政出具擔保，由國有資本運營機構(控股公司、資產經營公司)等為負債主體而發行。無論這種公債的發行者為誰，都必須由專門的國有資本運營機構負責以這些公債形成的國有資本的經營和回收，建立按比例收取這樣形成的國有資本經營利潤的制度，以這樣回收和集中的國有資本利潤為發行的公債還本付息。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將銀行剩餘資金化為企業資本金的有效運行機制。 根據這樣一條思路來審視目前中國銀行系統中的資金過剩問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沒有德日式的集體協調文化，無法以德日式的企業銀行相互持股來將銀行內的剩餘資金化為企業的資本金和長期性的貸款，在這種環境下堅持按照私有制企業的經營原則來為企業籌集資本金和發放銀行貸款，這就不能不造成目前的這種整個銀行系統內資金過剩的局面。在沒有德日式集體協調文化的社會環境下堅持私有制的企業經營原則，造成了銀行系統中的信貸資金過剩，危及中國的宏觀經濟穩定和長期增長，這是放棄公有制主體地位的第二大惡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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