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機會與被遺忘的歷史

——從抗戰到韓戰的大歷史反思zt

文 / 蒙城漆園守

五十年前，貧弱的中華民國居然成了聯合國的五大常任理事國之一，一度甚至還出現了所謂中美英蘇四大國際警察的說法。在力學政治橫行的時代真可說是不可思議的奇蹟。要知道，當年的中國，鋼鐵年產量僅僅只是今天九個小時的產量。抗戰最困難的時候，每兵每月平均僅領二十發子彈，而瓜島之戰時，美軍一個機槍手一夜就打了兩萬多發子彈。更讓人無奈的是，絕大部分士兵連頂鋼盔也沒有。民國二十二年日軍入侵熱河，蔣親調八師精銳中央軍北上抗戰，竟引發日軍驚呼：第一次在華北戰場見到戴鋼盔的支那士兵。更搞笑的則是，很多部隊一度每兵一年只能領兩套軍裝。所以最怕洗衣服，不是懶，而是沒得換。夏天還好辦，一洗衣服就找個水塘子集體洗澡。岸上晾衣服，水裡泡人。要是冬天那就只有艱苦樸素，一髒到底了。至於內衣，那是純粹的奢侈品，窮大兵，穿不起。

這些話，今天說來，恍如隔世。但歷史的問題既然已經出現，我們也只有一往無前的探索答案，以告慰昔日的亡靈。

反思的起點：再論持久戰

在今天，提起持久戰，大家首先就會想到《論持久戰》，史學知識更豐富一些的，還會想到蔣在廬山軍官特訓團的演講，和一連串的國府絕密對日作戰計劃。但事實上，所謂對日持久戰略，根本就不是一個新東西。早在李鴻章時代就已經存在，而且理論框架也已基本具備。之可惜在李鴻章的時代，中國根本不具備打整體性持久戰的軟權力基礎。到蔣的時代，中國終於初步具備了打整體性持久戰的軟權力基礎，但與日本的硬權力差距，相對於甲午時代，不是縮小而是大大擴大了。

當時，日本年產鋼九百五十萬噸，我國不足十萬噸，對於不懂軍事的人，當然可以無視這組數字，而躲在大後方唱他的高調。但對於戰場上的軍人，那就別有一番感受了。

日本海軍絕對戰力世界第三，相對戰力實為世界第一。總噸位達七十七點一萬噸，從潛艇、護衛艦、驅逐艦、巡洋艦。直到航空母艦、戰列艦一應俱全。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時，日本各型空母共計十二艘，而我國迄今無空母。當時總噸位才五點九萬噸，主力軍艦居然還是晚清從日本進口的老式驅逐艦。

同樣由於重工業太弱，飛機全靠進口，而日本人的飛機全是自造。七七前，中國十年黃金髮展，六載忍辱負重，也就三百多架進口飛機，打一架少一架，連零部件也幾乎全靠進口。一架飛機一旦受損嚴重，往往只能拆散了作零配件用。而日本實際裝備的數量是二千六百二十五架，每年自產一千五百多架，若進行全體動員，可升至每年一兩萬架。沒有天空的結果就是開戰後，一線將士很少吃過熱飯。為什麼？因為不能生火。火，煙，人的移動，都會引發空襲，以及飛機引導的炮擊。所以只有在後方挖洞做飯，遮住光，再挖條排煙洞，讓煙在無人處冒出來。做好飯，等天黑了，偷偷送上去。如武漢會戰期間，只能是提前作好米飯，太陽落山後送一頓，太陽出來前再送一頓。沒有菜，就是米飯澆鹽水。

再說陸軍。

國人最喜歡誇耀我們的陸軍數量優勢。比人口，咱們是四萬萬，鬼子不到一個億。比常備軍，國軍是二百多萬，鬼子是六十來萬。看上去，咱們優勢不小。其實不然。現代化戰爭，作為數目字的人，無意義。關鍵是你能提供什麼裝備武裝他們，又能提供什麼訓練組織他們。我們受過軍訓的後備兵員只五十來萬，而日本足足四百來萬。

至於質量就更可悲了。中國軍人所謂的受過軍訓，多數就是走走隊列，放放空槍，新兵上戰場前，是沒有實彈射擊經驗的。鬼子呢？幾乎個個是神槍手。我所在的部隊是中央軍精銳，但仍有約三分之一的士兵是文盲。普通部隊不要說士兵，連以下幹部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自己的名字，拆開不認識。相反，鬼子的士兵至少也是個高小畢業，大部分有中學學歷，個別還是大學生。也難怪後世史家喟嘆：日本老百姓是沒穿軍裝的士兵，中國的士兵則是穿了軍裝的老百姓。

而更可悲的是，早在甲午戰爭時期這些問題就已經暴露出來，對於這些長年封閉中國舊式社會格局中，為了一口飯來刀頭舔血的同胞們而言，最易於接受的還是大刀長矛，心目中的英雄還是手揮青龍偃月刀的關雲長，與朱仙鎮上大破金兵的四猛八大錘。洋人的槍火，這倒是頭一次見。看在眼裡，古怪；摸在手裡，新奇。加之軍情緊急，他們大部分人按人在戰前只得到了一種訓練。那就是行軍，不停的行軍。

結果，戰事一起，大部分士兵扣動扳機的一刻，射出的竟是他生平的第一顆子彈。而對這其中的又一部分同胞而言，甚至極其不幸的又成了他人生的最後一發子彈。“臨陣時往往有槍與彈不合之弊。蓋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鹵之夫，不能一一辨認；間有一二老於兵者，雖有辨認，而倉卒時或信手誤攜，貽害匪淺。況種類繁伙，即營官、哨弁尚有不能盡識者哉。”“以極貴極精之槍炮，付諸毫未練習之勇丁，倉卒臨敵，手忙足亂，或出隊而錯帶彈子，或臨時而忘記用法，乘以強敵，不奔何待？”

可憐卻迄今未得到有效解決。

最後看裝備。李鴻章花銀子，還能讓幾支精銳部隊的裝備略勝日軍。可到抗戰時，自晚清以來長期的內耗，使國府已無此財力。德式師號稱國軍精銳，但也只是在輕武器上好，坦克，飛機，大炮，關鍵的三大件瘸腿。國內戰爭向來有一個經驗，叫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機槍。為什麼？就因為國內就那幾門炮，火力密度有限，往往炮擊只起心理作用。只能嚇唬新兵。真打起來，主要拼單兵裝備和士兵數量，機關槍與刺刀發揮重大作用。但鬼子的大炮就不同了。數量多，威力大，精度高。其中威力最大的艦炮，一炮可以轟平中方一個排的陣地。留下的是一個十幾米直徑，七八米深的大坑。

日軍炮彈充裕，又控制天空與海洋，不僅派出飛機搜索攻擊，校正着彈點，更欺負中國軍隊大部分部隊連高射機槍都沒有，乾脆放個氣球來觀察中方陣地。把二十多艘炮艦開到黃浦江上一字排開，抵近射擊。

老上海生態比現在好，向下挖五米就冒水，所以根本無法深挖工事。大部分時間中國軍人是泡在水裡打仗。往往日軍半小時的炮擊，就把我軍幾天幾夜辛辛苦苦構築的工事，全變成了大水坑了。

所以蔣才說，槍不如人，炮不如人，工廠學校樣樣不如人。真是高度凝練的概括。

如果日軍悉舉國之眾，定一個全面計劃，像希特勒打法國那樣閃擊中國，則中國不僅民國二十年擋不住，民國二十六年也擋不住。

當然，中國可以像蘇聯那樣，大踏步後撤，拉長敵軍戰線，打持久戰。可是，就算是蘇聯，沒有外援，他光靠自己的力量也是衛不了國的。具最新統計，第一，美英提供了相當於大戰期間蘇聯自產量1.25倍的鋁，1.4倍的航空汽油。第二，409,500輛汽車加32,200輛摩托車的援蘇，從根本上改變了蘇德雙方的機動力對比，使蘇軍合成作戰成為現實。第三，現代戰爭注重總體性，交通運輸等同血脈。外援機車相當於蘇聯戰時自產量的2.4倍，車廂為10.2倍。此外，戰時至少一半的鐵軌來自英美。第四，英美還直接援助了蘇聯12,537輛坦克和自行火炮，18,865架飛機（其中作戰飛機17,000架；且未包括途中損失的638架），7,944門火炮，最後一項數字略顯單薄。但考慮到主要是蘇聯急需的高射炮，則重要性又自非單純的數字所能盡述。第五，甚至最基本的如火藥等爆炸性物資，外援也占了自產的53%。第六，租借法案提供的664,600噸肉罐頭，相當於蘇聯戰時各類罐頭自產總量的1.08倍，占蘇聯戰時肉類生產總量的17.9%。[1]緩解了蘇聯的肉類消耗壓力；[2]如利德爾-哈特所分析，大大加強了蘇軍的機動性，減緩了後勤壓力。第七，通訊手段落後始終是制約蘇軍戰鬥力的一大瓶頸（至今亦然）。原因有三：[1]原材料匱乏；[2]技術手段落後；[3]經濟基礎薄弱。根據租借法案，美國提供了387,600噸銅材，占蘇聯戰時銅生產總量的82.5%。並直接援助了956,700英里戰地電話線，2,100英裏海底電纜，1,100英里水下電纜，35,800台無線電設備，5,899台無線電接收設備，348部雷達。

而中國的持久戰更困難，不僅軍事嚴重依賴外援，連民間經濟也不例外。阿司匹林不能自產，一個排一條毛巾，一個人害眼，第二天就會傳染全排。

而日軍同時握有制空權與制海權，一旦全面封鎖，後果不堪設想。正如後來我們看到的那樣，封鎖引發的物價飛騰，徹底摧毀了中產階級。戰前，甚至一些中學教師都有帶花園的套房，可現在很多人解決不了家庭的溫飽問題。士兵的艱辛更甚，他們每月的薪水，一度買不到十斤大米。稍稍的天災就會引發大面積的易子相食。

相反，日軍本身物質力量強大，又占領了中國最富裕的農產區和經濟重心，完全可以戰養戰。

所以持久的結果就是，中國將先於日本崩潰。

可是，從李中堂到蔣總統，再到毛主席，紛紛高喊持久戰。難道他們都錯了嗎？

當然不是。有時候，治國要有下圍棋的智慧。

當所有的應手都是損棋時，不應也就成了最好的選擇。比如九一八，蔣就選擇了脫先。可是你不能老是脫先，不然子提完了，棋也就結束了。當向內找不到實利時，就要有向外謀求厚勢的勇氣。

高者在腹：持久戰的大戰略解構

民國二十年九月十八號，日軍激進勢力製造了柳條溝事件，悍然入侵我國東北地區，世界為之震驚。兩天后，蔣在日記中寫下：“東亞從此將無寧日矣！”同月二十二號更在日記中，明確將日軍對東北的侵略，定性為“世界之第二次大戰於是開始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這對中國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危機：巨大的危險中蘊藏着巨大的機會。

在蔣看來，日本人磨刀霍霍，危險是躲不過的，能做的就是全力爭取機會。既然中國不是日本的對手，那就找一個能打過他的國家一起打他。即蔣的持久戰並不是單純的中日兩國間的長期消耗戰，而是要一步步變雙邊戰爭為多邊戰爭，從而在聯盟中轉嫁安全威脅，爭取死裡求生的機會，並在死裡求生中爭取中國的大國地位。這是常人很難想象的一個抉擇。

事實上，從晚清到民國，機會曾多次出現，只可惜國人始終沒有把握住。這一次，蔣決意不再放過。

在後人看來，蔣的計劃的風險性之高，令人瞠目。從某種意義上理解，簡直就是一場瘋狂的賭博。蔣一賭日本不會悉舉國之眾進攻中國；二賭世界大戰一定爆發，且中國能堅持到那一天；三賭大戰爆發後，美英列強一定參戰，而且是站在日本的對立面上，與中國並肩作戰；四賭中國能堅持到世界大戰結束，並借戰勝國的地位，改變國際形象。

更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民國二十四年，蔣居然就預言，中日若開戰，戰爭將持續八年左右，並以中方的勝利結束。戰爭的第一階段，日軍進攻，我方防禦；第二階段，日軍無力繼續進攻，我方亦無力反攻；第三階段，國際關係大變，世界大戰爆發；第四階段，反日盟軍大反攻；第五階段，內部爆發革命；第六階段，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事實上，除了日本內部爆發革命沒有發生外，其他皆應驗。

於是後人不免要問，蔣如何做到的呢？
九一八國恥事變發生後，基於多方面的考慮，蔣決定暫不與日本進行硬權力的攤牌，但軟權力的較量則立即展開。

由於義和拳運動的長期影響，當時的國際社會對中國印象極差。相反，日本卻是他們一戰的親密戰友，結果，事變發生後，幾乎所有大國都在偏袒日本。但中日兩國不同的反應卻導致了截然不同的結果。

說起來日本可謂大國博弈的高手，但當時卻正為激進思潮所苦。用今天時髦的話說就是憤青太多。雖然國際社會在偏袒日本，可日本卻不領情，不僅不領情，反而在國聯自以為很酷的大放厥詞，抓住國聯對它的象徵性批評，公然擺出與世界對立的氣勢，逼西方大國讓步。它顯然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再不要臉的國家，也是要留最後一塊遮羞布的。西方大國基於歷史與現實的雙層考慮，決定默許日本在東北的行動，已經做到極限了。可以說，默許就是勝利。但日本卻幻想一步到位的承認，卻忽略了默許與承認雖然在實利上無差別，但卻有法理的本質差異。若西方大國真承認了，他們日後又如何面對歐洲的新侵略？

相反，蔣則採取“表揚”戰術，即抓住國聯每次公告中可以接受的成分大加贊同，對有異議的地方則採取冷處理的方法。並主動邀請外國記者自由採訪、聽證。關東軍心中有鬼，自然要限制這些外國記者。如此正可謂欲蓋彌彰。

結果，中國越表揚，國際社會就越是同情中國。日本越是硬頂，西方大國越覺得它討厭。這就為下一步的行動埋下了一個很好的伏筆。

二十世紀的三十年代，正是新一輪地緣決戰的前奏期。敏感的人都已經聽見全球範圍的地緣斷裂聲。蔣就是要讓本已夠複雜的國際關係更加複雜。從而在戰略層次制衡住日軍，使之不能悉舉國之眾以謀中國。今天檢討起來，蔣的戰略，倒是很有些俾斯麥風格。

蔣素以反共著稱，但卻不妨礙他與蘇聯改善關係，這就超越了意識形態的局限，抓住了國際關係的本質：安全與利益。他任命清華大學的歷史系主任蔣廷黼（費正清的老師）為駐蘇特使，改善兩國關係，可謂捏住了日本人的軟肋。這裡引出的是又一個今天的國人多不注意的史實：雖然近代日本始終在侵略中國，可中國卻從不曾是他的國家頭號假想敵。中國“最風光”的時候就是十月革命後，昭和八年第一次省部會議前，做了日本陸軍的頭號假想敵。從明治維新到十月革命，日本的頭號假想敵是俄國。十月革命後，俄國陷入內戰，日本才暫時擺脫了俄國的夢魘。但斯大林的上台改變了一切。就在日本與中國矛盾日深之時，蘇聯卻不聲不響的發展起了一批有重大影響力的軍事重工業，並開始逐漸向烏拉爾山以東發展，對遠東尤其重視，駐軍實力與政治關注自第二個五年計划起直線上升。而且，東四省的非日蘇化，本不失二者間一大緩衝，現今成為滿洲國，反促成雙方的直接衝突與矛盾激化。到昭和八年六月由陸軍省和參謀本部聯和召開的第一次省部會議前夕，“作為其推進力的遠東紅軍，現已顯著加強，外蒙早已受其侵略，連新疆也變成蘇聯的勢力範圍。此外，與日本之間，存有石油、漁業，以及其它滿蘇國境等問題，孕育着許多危機的困難事件堆積如山。”到第一次省部會議上，永田鐵山“在策略上強烈主張首先解決總不罷休的抗日、侮日的中國問題”，再調動中國的資源解決對蘇問題。結果遭到小畑敏四郎的激烈反對，他認為：

一，現在以蘇聯一國為目標的自衛，估計尚有團難，進而再與中國為敵，根據當前我國的國力，應當極力避免。

二，中國的全面戰爭，不僅大量消耗我國力，而內難望結束。對於同屆東亞同族的中國，無論何不應當依先靠實力，而應力求協商的途徑。

三，對中國的戰爭有發展成為以世界為敵的全面戰爭之虞。

最終小畑的觀點為絕大多數人所接受，並依此制定了大綱。結果，在這次會議上，重新確立了以蘇聯為日本最危險的敵人的國防方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