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貴史料
歷史將見證一切！
November 11,2005陳永貴談華國鋒江青張春橋鄧小平胡耀邦
　　我在１９８９年５月，再次見到陳永貴。我請他給我介紹一下他到中央以後的情況，他說都過去了，好似一場夢，不過我不後悔，我這一輩子能夠和毛主席連在一起，也算是不枉活了一場了。人總是註定要死的，我沒有給毛主席丟臉，我作為一個農民，成為黨中央的政治局委員，誰能想到呢？我敢說我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一個農民。今後再也不會有毛主席那樣偉大的領袖，會把一個農民，作為國家的主人捧到那樣高的地位的人了。不怕你笑話，我這個人是有造化的人，活了這麼一把年紀，我在任何社會下都會風雨無阻的人，到了我這個地步，你想一個大老粗容易嗎？
　　你說：毛主席到底信任誰呢？根據你在中央工作的幾年觀察，毛澤東和張春橋究竟是怎麼往來的？我拿出事先準備好的錄音機，擺出一付採訪的架子，陳永貴把我的錄音機關了。說：你說你是和我一起研究黨的歷史，怎麼想起錄音呢？我是隨便說說而已，並不供你馬上發表，這樣會引起是非的。他在我收起錄音機後，才認真地說：我現在沒有任何壓力了，所以我給你說點真實的東西。毛主席並沒有討厭張春橋，而是非常器重他，還有姚文元和王洪文，只是王洪文這個人不爭氣罷了。張春橋在中央的地位很高，政治局委員都怕他。他和江青都是說了算數的人物，因為毛主席是重視支持他們的。１９７０年８月召開的廬山會議以後，毛主席曾經召集我和紀登奎、吳德等人開了一個會，他對我們說：陳伯達在會議上的矛頭是對着張春橋的，實際上是對着我的。只不過他們現在不敢而已，將來是否公開反對我，也說不定。林彪、陳伯達這些人的腦子都很聰明，他們看出我在培養春橋和文元。不錯，我是在培養他們。也不光是他們嘛！在座的我都在培養，只是春橋、文元有他們自己的優勢罷了。他們的文章寫得好，是我們無產階級的理論權威。這兩個人我看要比陳伯達強得多，水平也高出一籌。永貴在華北組的會議上，也講天才，也要楸什麼反對我的壞蛋。其實，真正反我的就是他們，而不是春橋，也不是康生，是那幾個要我當國家主席的人。下來以後，毛主席還一再對我說：“你可以拜春橋、文元為師，讓他倆教你理論，你教他們實踐，互相學習嘛！”這些話我記得很清楚，永遠也忘記不了。只是在當時的環境下，特別是打倒他們以後，這些東西我沒有再公開。
　　我問道：毛主席逝世後，政治局研究過江青的問題嗎？哪裡來得及呢！陳永貴說：毛主席的逝世，雖然很突然，但是中央最高層還是有所準備的，就在毛主席逝世的前幾天，華國鋒就給我打招呼。他悄悄地對我說，老陳，毛主席可能不行了，老人家不知道會不會留下遺囑，我最擔心他的話對我們封鎖。那麼一來，我們就可能掉進陷阱了。人家手裡拿着尚方寶劍，想怎麼就怎麼。我可怎麼辦？我說：你是黨中央第一付主席，兼國務院總理，誰能不聽你的呢？他說：那不一定，現在黨中央派別很多，我最擔心的是鄧小平的復辟勢力還有很大的市場，你也要幫助我聽些消息。有事就告訴我，我們畢竟是山西老鄉呀！這話他可是從來沒有這樣和我講過。這時，我估計他在考慮着他自己的打算了。那時江青好象已經有了足夠的思想準備，她表面上很輕鬆，實際上很緊張。毛主席重病的時候，親自給他身邊的人交代，要他們請江青立刻回京。江青接到絕密電報後，手都發抖了，但別人一進去，她馬上就恢復了常態。吆喝大家打朴克，以等待火車。我親眼見她幾次出牌都出錯了，她雖然打牌，但是在緊張地不停地看表。我就知道她在控制自己的感情，有人說，她在毛主席病重的時候，高興得要死，這不乎合事實。我們要實事求是，現在江青已經判刑了，我主張恢復歷史真相，這樣可以讓人們更加清楚地辨別經驗教訓，江青這個人，她由於長期在毛主席身邊，同樣有着許多在今天看來都應該是很難得的好傳統和好的作風。比如，她從不接受任何人的禮品，我從大寨回來給她捎帶點特產，她從來都是付錢的。她這樣對我說：老陳，我們都是毛主席培養起來的幹部，我們要自覺地接受和服從黨的紀律，抵制資產階級法權的侵襲。我們不要搞那套請客送禮的資產階級作風，但是買賣公平還是許可的。錢我一定要付你，送的東西我也要收。我們之間的交往完全在黨的原則和範圍內進行。據我了解，她不但是對我這樣，對其他同志也是這樣。就是他和張春橋、姚文員、王洪文之間也是這樣的。我親眼見到的一件事情，一次，王洪文給江青從上海帶來一些藥品，大概是他沒有給上海付錢。江青一直追問他付錢沒有，最後江青從自己的工資里拿出三百多塊錢，交給王洪文。一定要他把錢給廠家，你們都知道江青是喜歡照相的。她使用的相機和膠捲都是她自己掏錢買的，她對我說：我每月的工資除付了伙食費和外出花銷外，幾乎全買了書和膠捲了，我的錢實在是不夠花呀！但是我絕不多占國家一分錢的光，我要以身作則，做一個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到中央才知道，我們這些大老粗並不是搞政治的料，我們抓具體的工作，搞經濟和農業還可以，搞那些歪門邪道不行，根本不是人家的對手。華國鋒也不行。我幾次看到他在中央的會議上，氣得手在發抖，連話都說不出來。比如，給劉少奇平反的前幾天，我到他家，他當着我的面，給毛主席的畫像鞠躬說：主席，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吧！他處於緊張為難的狀態。
　　我說：有人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其實並不老實，他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就是逮捕了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這些人，他的動機不是為了中國的前途，也不是為了給老幹部平反申冤，而是為了他自己當黨的主席，為了他自己的權力，你對這個事是怎麼看的？你參加和討論抓江青這些人的會議嗎？陳永貴說：我哪有資格參加那樣的會議啊！其實並沒有召開什麼會議，完全是華國鋒和汪東興他們自己決定的，他們研究後，通知了葉劍英。葉劍英早就想動手了。葉劍英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這樣講過：“抓四人幫是順從民心和天意的，早在毛主席病重期間，許多人就和我商量，也和小平同志研究，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時候，把江青、張春橋這些人抓起來，然後再和主席商量。我們考慮再三，覺得沒有把握。除非周總理和我們配合，我曾經試探過總理的口氣，但周總理對毛主席忠心耿耿，我只要一提起江青。總理就斷斷續續地說：要聽毛主席的話，相信毛主席。他很厭煩和我討論江青的問題。”好人呀！總理是好人呀！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到的呀！你大概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研究好了後，在我們面前過一下，並不是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之前，絕大多數都是江青她們研究好了後，拿到會議上通過。這個情況我是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毛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就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江青我已經警告過你多次，不要總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中央和政治局的講話嘛！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絕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清楚。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當着江青、張春橋的面講過：江青同志，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講話一樣。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特別是我們下台以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了。其實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後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後本着一條原則，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辦。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以後，就能經常見到他老人家。誰知到了中央也很難見到他，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江青道是經常見面，我每次問主席的身體狀態怎樣，她都回答：主席的身體非常健康。直到主席逝世前幾天，她還對我說：主席身體很好。誰知二三天后，老人家就永遠離開了我們，後來我還為此問過江青。她對我說：黨內走資派一直想用主席的身體狀態做文章，要是讓他們知道主席的身體狀態，他們會挺而走險呀！我望着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工作崗位，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命。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嗎？’我回答：只要有毛主席領導，一定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老人家笑了，又問：我死了以後呢？我一下子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準備的。”
　　我問他：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麼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麼不對的，我在粉碎她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按中央定的調子來說的。江青對她身邊的工作人員也是不錯的。１９７６年９月，江青到大寨就對我說：“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面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共產黨人，如果中國出現資本主義復辟，他們要砍掉的首先就是這面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別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復辟了你們怎麼辦？”我說鬥爭吧。
　　談到華國鋒。陳永貴笑着搖了搖頭說：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的二下子呢，沒想到他是個松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丟了個一乾二淨。我早就對他說：華主席你千萬不要把鄧小平給放出來，他要解放出來，人家要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能把你放在眼裡嗎？他還給我做工作說：“毛主席給了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他一條生命嘛！”你看看他多麼傻瓜！後來也就在華國鋒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寫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以前我還相信他，看來他也是個鬼。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非常生氣地說：“他是一個胡日鬼，好多鬼點子都是他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革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比日本鬼子還要壞。我曾經當着他的面問道：‘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打出來的江山？’他對我說：‘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這話哄鬼，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麼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還不知道在哪兒。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還公開吵過架。我說：‘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事情都會失敗。’他對我說：‘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從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唉！現在想起，我真是糊塗，人家是要全盤否定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悶在鼓裡和他爭論什麼定義。在處理我和吳德等人的時候，胡耀邦和鄧小平就一再對我們說：‘你們作為一名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象當年我們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着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要按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比如對四人幫的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方法來處理，而是用刑法來處理。’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是有威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當任黨的主席，我給他打幾次電話，他都不接。他害怕人家說他在搞小動作，有意和我們拉開距離。吳德就對我說：壞了！我們都讓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個極端自私的人。我還不相信，說：‘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事情的。’吳德說：‘屁，他有什麼經驗。這兩年儘是胡耀邦、鄧小平牽着他的鼻子走。他在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麼？’我當時也問過汪東興，他說：‘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材燒。華主席應該心中有數。’但是，沒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看來華國鋒這個人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一天，華國鋒對我說：你去問問鄧小平，看他還要不要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
　　有一次，在國務院開會完畢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里，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得非常可怕，他對我說：你以為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象三歲小孩那樣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一聽這話我就頭髮脹了！我對他說：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時你的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應該走什麼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這個地步，我簡直是沒有辦法了。
　　就在他生命脆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復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面目。我和一些山西老鄉去看他。他幾次對我們說：“我夢見毛主席了，他要我到另一個地方和他一起干。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戰爭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幾位親人。——”

　　　　　　　　　　　　　抓江青、張春橋內幕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華國鋒、葉劍劍英的親自指揮下，由汪東興組織實施，秘密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毛遠新、遲群、謝靜宜抓了起來，一舉完成了政治突變，掃清了障礙的中國也從此走上了營造剝削壓迫的道路。
　　十月六日，晚八點，華國鋒通知在懷仁堂正廳開政治局常委會。華國鋒、葉劍英就坐，事先已寫好一個對四人幫隔離審查的決定，由華宣布，由汪東興組織執行。
　　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並不是政治局委員，被通知來討論毛選編輯工作）先後到來被抓。
　　張耀祠、武健華負責在江青、毛遠新住處解決。
　　九時三十分以前行動全部結束。
　　十月七日，吳德等對遲群、謝靜宜等實行隔離審查。
　　抓捕的過程，可以看看兩個具體執行人的敘述：

　　鄔吉成說：
　　我在這天一過中午，就感覺到了不正常。汪東興過一陣子，就通過他的秘書把電話打到我的家裡，內容都？派你的司機小王，接某某同志到汪東興同志處。“怎麼回事，到汪東興那裡去幹嘛老用中央警衛局這邊的車？
　　大約到了下午５點左右，汪東興突然直接打來了電話：“鄔吉成，馬上來，到南樓。”南樓，就是建在中南海南海東面船塢上面的一座樓，汪東興的家就在樓里，他的家既是住所也是辦公室。
　　我一走進汪東興的房間，汪東興馬上就站起來了，說：“今天晚上行動，你知道是什麼事情吧？”“不知道。但現在我已經可以估計個差不多吧。”我實話實說。
　　他眼睛直視着我，頓了頓說：“你負責外邊，武健華負責裡邊。通知孫鳳山來，管理車輛，人下車後就把車調走？我知道汪東興說的”裡邊“”外邊“，是指懷仁堂的裡邊和外邊。
　　當時在懷仁堂的附近，已布好了一些崗位和暗哨，帶隊的是警衛團一大隊的副大隊長華方治。我們都認識，遠遠相互看見，不用說什麼，心裡都明白是怎麼回事。後來我還了解到，已經到了懷仁堂裡面負責警衛值班的，是我們警衛處值班室的副主任丁志友。
　　大約晚上７點多鐘的時候，汪東興來到了懷仁堂前。他見守在懷仁堂外面的我，輕聲問道：“怎麼樣，都布置好了嗎？”“布置好了。”“都沒有問題了嗎？”“沒有問題了。”汪東興進一步交代：“他們來了，你把他們的隨員，都放在五間房（即懷仁堂南面的來福堂等堂院的統稱）。他們的車子，都停在懷仁堂西邊的慶雲堂。”“孫鳳山來了沒有？”汪東興又問了一句。我說：“他跟着王洪文去平谷，好像還沒回來呢，只要一脫開身他就過來。”汪東興叮囑說：“一定打電話把他叫過來，讓他管車。”說完，汪東興就進了懷仁堂。不久，孫鳳山就趕到了懷仁堂前，負責車輛的調度。
　　在汪東興之後，第一個來到懷仁堂的重要人物是葉劍英元帥。他在懷仁堂前下了車。跟隨他的衛士是從中央辦公廳警衛處調到中央軍委警衛處的馬錫金；另一位是時任中央軍委警衛處副處長的原中央警衛團參謀長牟乃川，我們都認識。葉帥見到我，一面點點頭打招呼，一面握住了我的手，半天不鬆開。鬆開的時候，葉帥開口了，只一句：“好好地注意啊！”第二個到來的，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華國鋒，此刻他的隨衛，是中央辦公廳警衛處值班室的副主任東方，五六十年代，他曾經是劉少奇的衛士長。
　　“四人幫”這邊，第一個到來的是王洪文。當天下午，他接到了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來的通知：今晚８點，在中南海懷仁堂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題是審議《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的清樣，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設計方案、中南海毛主席故居的安置。通知還有一條，是專門為不是政治局常委的姚文元加的，說是可能會涉及到毛主席文稿的改動，讓姚文元列席。
　　接着，依次是張春橋、姚文元。他們都在懷仁堂門前下了車。我按事先的安排，把他們的隨從人員，都帶到了五間房。帶進去後，我向這些隨從人員宣布了紀律：一條是不許離開房間；二條是不許和外面通電話；三條是不能喧嚷。我要求一定要嚴格遵守這幾條。因為以往開會，我也常常擔當這個角色。這一天，我向他們吩咐的，與以往也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所以這些人也沒有感覺到與往常有什麼異樣。
　　據說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等進了懷仁堂後，由華國鋒依次向他們宣布：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中共中央決定對你們“隔離審查”。然後依次把他們押進停在懷仁堂東面的紅旗車裡。我後來看了在裡面負責警衛的武健華寫的文章，他說對姚文元宣布中央決定的是他。他的回憶，肯定比一直守在外面的我更具權威。
　　當時在懷仁堂外面的我看到的情景是，從懷仁堂的東側門裡，隔一會兒開出一輛紅旗車，共開出了三輛，但當時開去哪裡了，我就不知道了。
　　這時，武健華從懷仁堂里走出來，對我說：“汪主任要你給張耀祠打一個電話，問他那邊的事搞完了沒有。”我這才知道，張耀祠帶領着另一個小組，執行着對江青、毛遠新“隔離審查”的任務。
　　我馬上把電話打過去，張耀祠告訴我：“這邊的事情已經順利結束了。”
　　摘自《紅色警衛》，作者：鄔吉成、王凡

　　張耀祠說：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下午３時，中央警衛團團長張耀祠接到汪東興的電話，要他馬上去一下。那時，汪東興擔任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張耀祠則是他的副手———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他們常見面。張耀祠像平常一樣來到汪東興辦公室，坐了下來。不過，這一回，汪東興的神情顯得格外嚴肅，意味着有重大的任務下達。同時奉命前來的，還有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武健華。
　　果真，汪東興以低緩的語調，對張耀祠、武健華說道：“中央研究決定，粉碎‘四人幫’！”張耀祠雖然還是第一次聽說這一決定，但是他一聽就頗為振奮，因為他早就知道，毛澤東生前曾多次批評過王、張、江、姚“四人幫”。汪東興指定張耀祠負責江青小組。他對張耀祠、武健華說：“你們準備一下，今天晚上八時半行動——順便把毛遠新也一起解決。”就這樣，張耀祠接受了這一歷史性的使命。
　　晚上八時半，張耀祠帶領着幾位警衛前往毛遠新住處，那時，毛遠新住在中南海頤年堂後院，跟江青住處很近。張耀祠對中南海瞭若指掌，執行任務熟門熟路。當時，張耀祠穿便衣，連手槍都沒有帶。警衛們則穿軍裝，但也沒有帶手槍。筆者問張耀祠，執行這樣重要的使命，怎麼不帶手槍？他笑道，四周站崗的警衛們，全是我的部下，還怕毛遠新、江青鬧事？抓他們，易如反掌！
　　在毛遠新那裡，張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煩。一進去，張耀祠便向毛遠新宣布，根據中央的決定，對他實行“保護審查”（張耀祠特別向筆者說明，對毛遠新跟“四人幫”有所區別，不是“隔離審查”），並要他當場交出手槍。毛遠新一聽，當即大聲說道：“主席屍骨未寒，你們就……”他拒絕交出手槍。張耀祠身後的警衛們當即上去，收繳了毛遠新的手槍，乾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決了毛遠新之後，張耀祠便和武健華帶着三位警衛前往江青住處。在“文革”中，江青長住釣魚臺，但在中南海萬字廊二０一號也有她的住處。毛澤東病重期間及去世後，江青不住釣魚臺，住在中南海。江青那裡，由於工作關係，張耀祠常去，有時一天要去一兩趟。正因為這樣，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處門口的警衛點點頭，就進去了。江青剛吃過晚飯，正在沙發上閒坐。她見張耀祠進來，朝他點了點頭，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張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莊重、嚴肅的口氣，向她作如下宣布：“江青（往日，他稱她為江青同志，這一回沒稱她為同志，江青馬上投來驚詫的目光），我接華國鋒總理電話指示，黨中央決定將你隔離審查，到另一處地方去，馬上執行！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你把文件櫃的鑰匙交出來！”
　　張耀祠告訴筆者，他當時說的，就是這麼兩段話。其中“你要老實向黨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紀律”一句，是他臨時加上去的，其餘全是汪東興向他布置任務時口授的原話。江青聽罷，一言不發，仍然坐在沙發上。她沉着臉，雙目怒視，但並沒有發生傳聞中所說的“大吵大鬧”，更沒有“在地上打滾”。張耀祠說，那大概是後來在審判江青時，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鬧，通過電視轉播，給人們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為拘捕她時，她也會如此“表演”。張耀祠說，江青當時似乎已經意識到，她會有這樣的下場。正因為這樣，江青對張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並沒有過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發上坐了一會兒，這才慢慢地站了起來，從腰間摘下一串鑰匙——她總是隨身帶着文件櫃（保險柜）鑰匙，並不交秘書保管。她取了一個牛皮紙信封，用鉛筆寫了“華國鋒同志親啟”７個字，然後放入鑰匙，再用密封簽把信封兩端封好，交給了張耀祠。張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機備車，把江青押上她平時乘坐的那輛轎車，武健華上了車。轎車仍由江青的司機駕駛。
　　張耀祠說，外界傳聞給江青“咔嚓”一聲戴上鋥亮的手銬，然後用囚車押走等等，純屬“想象”。當時並沒有給江青戴手銬，也無“囚車”。他說，江青的司機也是他的部下，當然執行他的命令。轎車駛往不遠的地方。１０月６日夜裡，江青在中南海的一處地下室里度過。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當夜也押在那裡，只是關在不同的房間中。並不是像傳聞中所言“連夜押往秦城監獄”。

　　事後，陳永貴說：後來也就在華國鋒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我們這些人，搞政治就是不行。抓些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我說那還不是你把四人幫搞掉的嘛！他脫口而出：“因為他們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搞陰謀詭計，我們也搞不過人家。”
　　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也曾當着江青、張春橋的面講過：江青同志，我永遠聽你的，當你的忠實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和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我聽到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像小孩子講話一樣。
　　後來我對這個人有了看法，特別是我們下台以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了。其實全國人民都知道。

　　周群點評：詳情參閱我的《幸遇研究“四人幫”領域中最偉大的頭號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