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人物解密：淫棍西門慶實指大明正德皇帝

西門慶在山東清河縣裡作威作福，煞是神氣，但他畢竟只是一個小小的千戶提刑官而已。潘金蓮說得好：“你是衙門裡千戶，便怎的？無故（過）只是個破紗帽，債殼子窮官罷了！”比起朝中大官如高楊董蔡、太尉朱勔等人來，恐怕相差還有一大截呢！且看第七十回所寫的“太尉的富貴”：

　　赫赫公堂，晝長鈴索靜；潭潭相府，漏定戟杖齊。林花散彩賽長春，簾影垂虹光不夜。

　　芬芬馥馥，獺髓新調百和香；隱隱層層，龍紋大篆千金鼎。被擁半床翡翠，枕欹八寶珊瑚。時聞浪珮玉叮咚，待看傳燈金錯落。虎符玉節，門庭甲仗生寒；象板銀箏，磈礧排場熱鬧。終朝謁見，無非公子王孫；逐歲追游，儘是侯門戚里。雪兒歌發，驚聞麗曲三千；雲母屏開，忽見金釵十二……

　　這段駢文，把“賣官鬻獄，賄賂公行”的朝中大臣們的豪華奢侈描畫得淋漓盡致！他們生活之糜爛，當然十倍於西門慶之流。事實上，不要說這些大官兒，就是那些太監也荒唐得可怕。這些閹豎，竟然也要趕時髦，玩女人。李瓶兒名義是花子虛的老婆，但實際上被她的叔公花公公長期霸占，花子虛等閒沾不着身。那些妓女們就非常討厭這批“內相公公”來胡鬧：

　　桂姐道：“劉公公還好，那薛公公慣頑，把人掐擰的魂也沒了。”月娘道：“左右是個內官家，又沒什麼，隨他擺弄一回子就是了。”桂姐道：“娘且是說的好，乞他奈何的人慌。”（第三十二回）

　　統治集團如此荒淫無恥，下層百姓命運如何呢？西門慶生藥鋪里的傅夥計月薪只有二兩銀子（第九回），更有不少窮苦的人們不能不賣兒鬻女。第三十七回寫道： “南首趙嫂兒家有個十三歲的孩子”，“只要四兩銀子”，就賣給王六兒當丫頭。稍好一點的身價也只值六兩（秋菊）、五兩（小玉）而已。窮人家女兒“插定” （即訂婚）送禮，只是“四塊黃米麵棗兒糕、兩塊糖、幾個艾窩窩”（第七回）而已！這真是天上地下，霄壤之別。

　　晚明社會的一面鏡子對於這種貧富的懸殊，社會的對立，作者意識到了，因而小說致力於暴露時，注意在社會對抗的背景中加以展現。誠然，這部小說的重點是暴露統治階級的惡，其鋒芒也觸及到了那些被腐蝕了心靈的下層群眾和完全墮落了的奴才，但這決不是說作者眼裡的世界全是污濁，心中根本沒有人民，而是往往以同情的筆觸去表現被統治、被壓迫人民的苦難和反抗。他在抨擊皇帝、朝臣及“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時，就為“黎民失業，百姓倒懸”，“役煩賦重，民窮盜起” 發出哀嘆之聲，並直接歌頌宋江一類專打不平的“強盜”（第三十回）。小說中難得的正面人物武松，最後也跟隨宋江上梁山去了。第二十七回在引用《水滸》中同樣引用的“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黍半枯焦。農夫心內如湯煮，樓上王孫把扇搖”這首鮮明地表現社會對立的詩歌之前，還多了一段兩類“三等人”的議論。作者認為，人世間有一類是“怕熱”的田間農夫、經商客旅、塞上戰士，另一類是“不怕熱”的宮內帝后、羽士禪僧和王侯貴戚、富室名家。這裡且各擇一等，以觀作者的態度：

　　明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

　　……田舍間農夫，每日耕田邁壠，扶犁把耙，趁王苗二稅，納倉廩餘糧，到了那三伏時節，田中無雨，心中一似火燒。

　　……王侯貴戚、富室名家，每日雪洞涼亭，終朝風軒水閣。蝦須編成簾幕，鮫綃織成帳幔，茉莉結就的香球吊掛。雲母床上，鋪着那水紋涼簟；鴛鴦珊枕，四面撓起風車來。那旁邊水盆內，浸着沉李浮瓜、紅菱雪藕、楊梅橄欖、婆白雞頭。又有那如花似朵的佳人，在旁花打扇。

　　在這裡，作者客觀上揭示了社會的對立，並明顯地站在同情“怕熱”的三等被統治者的立場上。作者的這種思想感情還反映在描寫西門慶的家人時，對僕人來旺、宋惠蓮夫婦、丫鬟秋菊，乃至小妾孫雪娥這些人的苦難遭遇也表示了不同程度的同情，甚至可以說，這部小說還能使人覺得，如武松那樣，“上梁山為盜去”，跟隨宋江，“替天行道，專報不平，殺天下贓官污吏，豪惡刁民”，正是一條可走的道路。

　　《金瓶梅》這樣描寫社會，無疑在客觀上觸及到了當時社會的基本矛盾。明王朝到萬曆時期，急劇走向衰落。由於當時明神宗的昏庸荒怠，以致佞幸擅權，內閣紛爭，上為結黨營私，下競夤緣鑽刺，吏治敗壞，貪污成風。統治集團過着越來越荒淫無恥的生活，廣大人民則日益貧困。

　　於是，柔者轉死溝壑，強者揭竿起義，全國爆發了“民變”數十起。這樣的現實，正如屠隆在《奉楊太宰書》中所說：

　　隆竊思此時，國本未定（按：指建儲之爭，參見本書《明神宗與〈金瓶梅〉》篇），朝議多端，宗室失所，邊防懈弛，吏治粉飾，官守貪污，人情傾仄，俗尚浮誇，費用太繁，徵求頗急，閭閻空虛，黔首痼瘵。又如，以災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仳離，則治平繼之；治平之後，所繼養復治平矣！

　　火山總有一天會爆發的。不到三十年，張獻忠、李自成的起義，終於席捲了《金瓶梅》所表現的社會。有人說，明不亡於崇禎而亡於萬曆。這話是有相當道理的。

　　《金瓶梅》作為社會的一面鏡子，它所反映的內容十分廣泛。用當時謝肇淛的話來說，“其中朝野之政務，官私之晉接，閨闥之媟語，市里之猥談，與夫勢交利合之態，心輸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語，駔之機械意智，粉黛之自媚爭妍，狎客之從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語”，都達到了“窮極境象，駴意快心”的地步，不少都可作為社會學、經濟學、民俗學等史料來加以引用，這裡無法一一羅列，只能抓其一綱而不舉其目了。

　　小說所罵的皇帝並不是“死老虎”宋徽宗

　　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系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於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贓跡顯著。（第四十八回）

　　這裡所開列的罪狀，條條確鑿。可是這件事先由西門慶“打點”了蔡京，再由蔡京去迷惑皇帝，鬧到最後，聖旨下來，曾御史受到了處罰，而西門慶卻得到了嘉獎：

　　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才幹有為，英偉素著。家稱殷實而在任不貪，國事克勤而台工有績。翌神運分毫不索，司法令而齊民咸仰。宜加轉正，以掌刑名者也。

　　於此可見，西門慶一流“贓官污吏、豪惡刁民”的最高后台就是皇帝。《金瓶梅》就是這樣清楚地告訴人們：這個世界的統治機器，正是皇帝通過朝中高楊童蔡“四個奸黨”來層層控制、培植和組裝起來的，因而這個社會腐敗勢力的總後台就是皇帝。

　　《金瓶梅》中的皇帝不僅是打擊正義、扶植邪惡的總後台，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貪財好色的惡棍。他為了滿足私慾，營建艮獄，差人“往江南湖湘採取花石綱”，搞得“官吏倒懸，民不聊生”，“公私困極，莫此為甚”（第六十五回），而他因這一己之欲得到了滿足，就“朕心加悅”，大加封贈，蔡京、朱勔等一大批奉承他的大小官員都升官進爵（第七十回）。第七十一回，寫皇帝臨朝，百官叩拜，仗衛莊嚴，用了八九百字的駢儷文詞來寫這皇帝，開始時說“這帝皇生得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似諷似頌地用了一套浮文濫調，接着就直點了他的真面目：“朝歡暮樂，依稀似劍閣孟商王；愛色貪杯，仿佛如金陵陳後主。”不錯，西門慶一流的總後台，只能是孟商王、陳後主一路貨色！

　　《金瓶梅》將暴露社會黑暗的焦點集中到皇帝身上，是抓住了腐朽的封建政治的要害的。封建政治的最大禍害，就是“朕即國家”，專制獨斷，毫無民主。假如皇帝是個昏庸無道之主，那政治就不可能有清正光明之日。而且，上行下效，層層污染，必將毒化整個世界。然而，這個使中國社會長期黑暗、腐敗的根子，就是不准人們去挖，去碰。欺君罔上，就罪該萬死，更何況去直接詆毀、大膽痛罵呢！早在明初成祖時，就下過一道禁令：“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如今，《金瓶梅》竟敢冒風險，抓要害，批逆鱗，怎不令人讚嘆！更何況，這部小說所罵的皇帝並不只是宋徽宗這隻 “死老虎”，而是針對着現實中的“活老虎”呢！

　　明朝君王之貪淫，實為空前

　　還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們就從這部“穢書”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諷喻性。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說得比較明確，認為這是一部“指斥時事”之書。最早透露《金瓶梅》一書消息的袁中郎在《與董思白書》說得比較含蓄，稱它“勝於枚生《七發》多矣”。眾所周知，《七發》一文是針對“太子”一類統治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乃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發出的諷諫。《金瓶梅》勝於《七發》，那究竟是何等樣的小說？與以上說法類似的，詞話本欣欣子序結尾處曰：“笑笑生作此傳者，蓋有所謂也。”廿公跋語一開頭就說：

　　“蓋有所刺也。”看來，萬曆間的第一批讀者心裡大都明白，《金瓶梅》並不只是一部“穢書”，而是有其現實政治意義的。其矛頭指向誰？他們躲躲閃閃的言詞不能不令人懷疑：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於嚴嵩、陶仲文、陸炳之流的最高統治者？

　　明朝君王之貪淫，實為空前。成化時，萬貴妃寵冠後宮，群小皆憑以競進，方士胡僧等紛紛以獻房中秘方驟貴，一時諫諍風紀之臣，爭談穢媟。武宗、世宗、穆宗衣缽相傳，多信媚藥，淫樂無度，以至佞幸進獻成風。其中如沈德符在《萬曆野獲編》中認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時進“紅鉛”得幸：“嘉靖間，諸佞幸進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傳至今者，若邵、陶則用‘紅鉛’……然在世宗中年始餌此及他熱劑，以發陽氣，名曰長生，不過供秘戲耳。至穆宗以壯齡御宇，亦為內宮所蠱，循用此等藥物，致損聖體，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死時才三十六歲，不比差不多同樣致死的西門慶多活幾年。接下來就是《金瓶梅》出現的萬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過之無不及。據記載，萬曆十二年，他一次就擴充了宮女九十七人。他幸御嬪妃嫌無味，猶試男寵：“選垂髫內之慧且麗者十餘曹”，與之“同臥起”，“內廷皆目之為十俊”（《萬曆野獲編》）。大臣們接二連三地“進無欲之訓”，勸他“嗜欲以節”，但這位戀色成性、淫慾過度，以致不時“動火頭眩”、氣虛體弱的皇帝根本不聽，後來發展到終年不接朝臣，日處深宮荒淫。夏日，於明月高懸之夜，令宮女以輕羅團扇爭撲流螢。若流螢落在某女簪上，則是夜幸之。故宮女爭以香水灑於簪上，以盼流螢光顧。冬天，則於洛殿大池，注滿香湯，挑柔肌雪膚的宮女同浴於池，效“鴛鴦之會”。至於春秋之淫樂，更別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於女色，不但整個社會淫風大熾，而且直接給朝廷政治帶來了危害。萬曆十四年後，正是由於神宗迷戀“情色”、寵幸鄭貴妃而萌發廢長立幼、動搖“國本”的念頭，於是圍繞着冊立東宮問題，引起了一場震動朝廷、長達十幾年的異常激烈的鬥爭。在萬曆二十年《金瓶梅》成書前後，正是這場鬥爭的一個高潮。

　　明神宗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財氣”中的另外三病也相當嚴重

　　這件事還得從頭說起。本來，神宗的王皇后沒有生孩子。萬曆十年，神宗私幸慈寧宮宮女王氏後得長子常洛。這位王氏宮女的年齡比神宗大，神宗只是一時高興，竟有了孕，要不是太后抱孫心切，神宗還不一定認賬。迫於母命，神宗於四月冊封王氏為恭妃，八月就生下了這個一生倒霉的常洛。十四年正月，最得寵的鄭氏生了皇三子常洵（第二子一歲夭折），二月即冊封為貴妃，名位竟在恭妃之上。這時，長子常洛已五歲，皇帝毫無冊立東宮的跡象，於是朝廷內外紛紛懷疑將立三子，當時的宰相申時行等人連續兩次聯名上疏懇請冊立東宮，以重“國本”。皇帝的答覆是稍待二三年，敷衍了過去。接着，戶科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請求冊立太子，強調正名定分，並明確指出當“首進恭妃，次及貴妃”。這下觸怒了神宗，說：“惡彼疑朕立幼廢長。”這正是不打自招。應麟就此被謫為山西廣昌縣典史。但這件事讓太后不大高興。一天，帝入侍，太后問起此事，帝曰：“彼都人子也。”太后怒曰：“爾亦都人子。”帝惶恐伏地不敢起。這是因為內廷呼宮女為都人，太后亦宮女出身。正因此，神宗雖欲立三子為太子而有礙於太后名分，不敢斷然廢長子。他內心充滿矛盾，臣子們又不斷上疏，指斥宮闈，這使他十分惱火，形成了“交章言其事，竄謫相踵，而言者不止”（《明史·福王常洵傳》）的惡性循環。

　　每年總有幾位不怕死的臣子上疏冊立太子，隨着的就是降職、罷官、打屁股。其中萬曆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大理寺左評事雒於仁上疏規勸皇帝戒除酒色財氣四病。關於色，他就這樣說皇帝，“寵十俊以啟幸門，溺鄭妃靡言不聽，忠謀擯斥，儲位久懸，此其病在戀色也”。疏文最後，特地附“酒箴”、“色箴”、“財箴”、“氣箴”四箴以獻。這篇四箴疏，可以說是對神宗全面而嚴厲的批評，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關於冊立太子的事一直鬧到萬曆十八年，皇帝總算答應“後年（即萬曆二十年）冊立”。可是反覆無常的神宗，後來發了一次火，又改為二十一年舉行。二十一年到了，又變卦了，說再等幾年。於是天下大嘩，廷臣諫章日數上，力請追還前議。鬧到二十二年二月，才讓十三歲的常洛出閣講學，於是臣心稍安，一股“爭國本”的浪頭趨向低潮，但也時有催請冊立、觸怒皇帝之事，一直折騰到萬曆二十九年十月，才草草完成了冊立之禮。《金瓶梅》的作者，假如捲入了“國本”之爭的漩渦，甚至是因此事牽連而被迫去國如屠隆者，難道不會很自然地將此事反映到小說中去嗎？

　　明神宗貪淫固然十分突出，而“酒色財氣”中的另外三病也相當嚴重。雒於仁所陳四箴，完全基於事實。請看萬曆二十年正月御史馮從吾抗疏言：“不知鼓鍾於宮，聲聞於外，陛下每夕必飲，每飲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違，輒斃杖下，外庭無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就此一例，即可見其酒、氣兩端。至於神宗之貪，也實驚人。現代著名史學家孟森曾評這位皇帝曰：“怠於臨政，勇於斂財”，“行政之事可無，斂財之事無奇不有”，“帝王之奇貪，從古無若帝者”（《明清史講義》）。《金瓶梅》的作者，作為這樣一個皇帝統治下的臣民而又追求作品有所“寄意”的小說家，難道對此能不聞不問，無動於衷嗎？

　　西門慶式的正德皇帝轟動天下的“冊立東宮”事件

　　事實上，當時轟動天下的“冊立東宮”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寫武松到安平寨去時，“不想路上聽見太子立東宮，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陳經濟的母親張氏也說：“喜者，如今且喜朝遷冊立東宮，郊天大赦。”顯然，這是小說作者在萬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創作時，受到當時盛傳皇帝要冊立太子的時代浪潮衝擊後，不自覺地表現於筆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東兩司八府中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人名：陳四箴。在他前面還有一個“何其高”。

　　這兩個寓意性的名字聯繫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覺得作者是把雒於仁陳四箴以及其他人為冊立太子之事幾次三番地諫諍於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們可以說，《金瓶梅》與當時的歷史並非無關，作者對當時時政也沒有無動於衷。假如再進一步聯繫小說卷首特意附上一組批判酒色財氣的《四貪詞》，編進項羽“只因寵着一個婦人”而毀了霸業和劉邦“只因也寵着個婦人”而想廢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強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對“四貪”的批判，特別是對貪戀情色的鞭撻，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長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說：“蘭陵笑笑生作《金瓶梅傳》，寄意於時俗，蓋有謂也。”

　　當然，《金瓶梅》懲淫色、戒四貪的客觀意義和主觀創作意圖，都不一定僅僅是針對神宗之荒怠，西門慶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類或許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撻的對象。但是，我們無法否認這部小說包含着“指斥時事”、譏刺君王的重要因素。這部有名的“淫書”，也正是一部具有相當現實政治意義的“有為之作”。寫淫與諷政的統一，也遂使這部小說成了名副其實的“奇書”。

　　情色：人性中最有誘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險性的東西

　　《金瓶梅》的開頭很特別，前面先引了一組《四貪詞》，對酒、色、財、氣四病作了一番批判性的詠嘆，如詠“色”云：

　　休愛綠髩美朱顏，少貪紅粉翠花鈿。損身害命多嬌態，傾國傾城色更鮮。莫戀此，養丹田。人能寡慾壽長年。從今罷卻閒風月，紙帳梅花獨自眠。

　　接着的“入話”，又把四病中的一病“色”突出出來，強調“情色二字”，“貪他的，斷送了堂堂六尺之軀；愛他的，丟了潑天哄產業”。崇禎本雖然對開頭作了改動，但其“引子”的核心還是從酒色財氣“四箴”入手，並加上批語曰：“一部炎涼景況，盡此數語中。”的確，整部小說就是在這種對於人性弱點的思考的基礎上層層展開的。

　　“人性”問題早就為我國先秦的哲學思想家們所注意。人性是善還是惡，或者無善無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呢？哲學家們喋喋不休的論爭自然會影響文學家的頭腦，遲早會反映到文學創作中來。從我國小說發展的歷史看，其描寫對象從神到人是一個進步；從超人到凡人又是一個進步；再到側重於刻畫人情，探討人性，又是一個進步。當然，這種進步，在短篇小說的創作中較早得到了反映。例如《清平山堂話本》中的《錯認屍》一篇，其入話詩就道出了宗旨：“世事紛紛難意陳，知機端不誤終身。若論破國亡家者，儘是貪花戀色人。”把一切禍害的根源歸結於人類常犯之病：“貪花戀色”。在正文中，又說“只因酒色財和氣，斷送堂堂六尺軀”，擴大為四病。事實上，酒色財氣在我國古代普遍認為是人性的弱點，是常人易得的病證。早在《戰國策》卷二十二《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台》章中，就提到酒色等四者“足以亡其國”的觀點；至後漢時，有人曾以“酒色財”作為三戒；到了元明時期，酒色財氣四戒已在詞曲小說中普遍出現，且在這四字中，往往特別強調 “那色字利害”（《蔣興哥重會珍珠衫》）；《金瓶梅》即在此基礎上，作為一部長篇小說，第一次比較自覺地將整部作品的構思立足在暴露人性中的“酒色財氣” 四病上。

　　由於《金瓶梅》集中暴露了由酒色財氣帶來的罪惡，故人們往往會引起誤解，認為其作者即是“性惡論”者，將人生的本原看作惡，是酒色財氣。其實不然。假如說他的人性論接近誰的觀點的話，那還是比較接近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或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的說法。《金瓶梅》的作者並不認為人人都必定有酒色財氣之病，病就病在“貪”上，過度上。即以色論，告子曰：“食色性也。”飲食和男女是人性所固有的。因此，《金瓶梅》的作者並不否定男女的情慾。只是根據傳統的觀點，他認為這種欲望非常容易導致過分的貪求，而這種過分的貪求必將招致罪惡。西門慶、潘金蓮可以說是小說中兩個男女貪淫的首惡。他們貪淫的結果，就是敗風紀，毀人倫，乃至謀財害命，最後也毀了自己。再看李瓶兒，她漂亮、溫順、善良，作者對她多少有點同情，但最終還是把她當作“淫婦”來加以批判，因為她確實失之於貪淫。當初，李瓶兒嫁給花子虛後，並沒有過着正常的夫婦生活，這是由於她的叔公花太監似乎占有了她，故李瓶兒與他丈夫“另一間房裡睡着”。花子虛無可奈何，“每日在外邊胡撞，就來家，奴等閒也不和他沾身”（第十七回）。這就養成花子虛即使在花公公死後也長期在外宿娼，“整三五夜不歸家”，氣得李瓶兒一身病痛。後嫁給蔣竹山，原想把他“當塊肉兒”，但結果是個“腰裡無力”的“中看不中吃的蠟槍頭、死王八”，也使她“不稱其意”（第十九回）。相比之下，西門慶的“狂風驟雨”滿足了她渴求的欲望，所以她幾次說道：“你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第十九回）李瓶兒就是貪求這“醫奴的藥”，使她違反了當時的社會秩序，狂熱地追求西門慶，以致一時間變得心狠手辣，氣死了花子虛，逼走了蔣竹山，幾乎完全成了兩個人。最後，她終於也被這“醫奴的藥”種下了病根，因經期與西門慶交歡而“精沖了血管”（第六十一回），再加上被潘金蓮“氣惱”就“氣與血相搏則血如崩”而亡。這正如張竹坡所說的，寫李瓶兒“甚言女人貪色，不害人即自害也”。總之，《金瓶梅》的作者要批判的不是人性的本身，而是人性的弱點，即人性中容易導致過分之求的傾向。這裡，酒色財氣，特別是情色，就是作者認為人性中最有誘惑力，因而也是最有危險性的東西。

　　人性罪惡的源頭正是在“上”而不在“下”

　　《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批判人性的弱點時，當然不可能用階級論，他往往強調“貴賤一般，今古皆然”（第一回），但在具體描寫中，這種人性的弱點在各人身上又表現得千差萬別。比如貪財，蔡太師的受賄，西門慶的奸取，乃至王六兒等的“借色求財”（張竹坡語），貪財則如一，表現各有別。而且，《金瓶梅》的作者或許受了告子的影響，並不認為人性的弱點之所以成病是先天的，而是被後天社會環境薰染成的。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告子》上）人性猶如杞柳，可以編成各種不同的器具。或者說，人性好像水，“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引導不同，發展就不同。潘金蓮之所以成為蕩婦，就是因為從小被賣在王招宣府家學歌學舞，學“描眉畫眼，弄粉塗朱”，學“一腔機詐，喪廉寡恥”。張竹坡說：“使當日王招宣府家，男敦義禮，女尚貞廉，淫聲不出於口，淫色不見於目，金蓮雖淫蕩，亦必化為貞女。”的確，環境對潘金蓮性格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至於西門慶，出生在一個破落戶財主家，從小是個浮浪子弟，“在三街兩巷游串”，慣於尋花問柳，也就逐漸使他好色成性。《金瓶梅》的作者在揭示環境對人的影響時，又十分強調“上行下效”，把惡的源頭歸於上層，指向統治階級。這也正如張竹坡在《讀法》中說的那樣：“西門止知貪濫無厭，不知其左右親隨，且上行下效，已浸淫乎欺主之風。”如第七十八回，寫到其親信玳安剛侍候西門慶從賁四嫂屋裡出來，自己就緊接着進去“睡了一宿”。於此，詞話本的作者點明：

　　看官聽說，自古上梁不正則下梁歪。此理之自然也。如人家主行苟且之事，家中使的奴僕，皆效尤而行。

　　因此，我們說《金瓶梅》的作者在暴露酒色財氣等人性的弱點時，儘管有把它們當作人類共性的傾向，但同時又把它們表現得各有個性，他還朦朧地感覺到：這種人性的弱點具有“上”“下”之分，而其罪惡的源頭正是在“上”而不在“下”。請問：我國古代文學史上，對於“人性”問題作如此暴露並作如此思考的，能有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