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帖】大轉折實為大挫折——評解放戰爭中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

解放戰爭中劉鄧大軍千里躍進大別山、與陳粟、陳謝大軍三軍會戰中原，被稱為“大轉折”，起了扭轉乾坤的作用。幾乎每本有關書籍評價其意義時都引用毛澤東當年的贊語——毛澤東在1948年3月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起草的《評西北大捷兼評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一文中，對中原三軍的作戰作了高度的評價，指出：“我劉鄧、陳粟、陳謝三路野戰大軍，從去年夏秋起渡河南進，縱橫馳騁於江淮河漢之間，殲滅大量敵人，調動和吸引蔣軍南線全部兵力一百六十多個旅中約九十個旅左右於自己的周圍，迫使蔣軍處於被動地位，起了決定性的戰略作用，獲得全國人民的稱讚。”（《毛澤東軍事文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4卷421頁）。

　　 然而只要我們細心研究有關文件史料，就會發現事實完全相反。這次三軍會戰中原，不是大轉折而是大挫折。表現在中原野戰軍（當時稱晉冀魯豫野戰軍）在大別山被拖垮、打殘，損失過半，從一支初期九戰九捷的勁旅變成無力打大殲滅戰的弱旅，直到淮海戰役後才恢復元氣；華東野戰軍在接連取得震驚全國的萊蕪、孟良崮戰役的大勝之後，倉促“七月分兵”，連續在南麻、臨朐受挫，直到粟裕“諫龍顏”才在豫東戰役時走上正軌；西北野戰軍在瓦子街取得空前勝利後，倉促躍進，受挫於西府戰役；華北野戰軍因戰爭初期沒有打好，一直打不開局面；只有東北野戰軍沒有這種“躍進”，故一直保持了元氣，率先走向戰略決戰。

　　 但是這一點是不易看出的，因為“大轉折”後一年多，就迎來了戰略決戰的“三大戰役”，一般人們會順理成章地認為正是因為有了“大轉折”才有了“大決戰”。我們深入分析才會發現，戰爭第一年我軍連戰皆捷，殲滅戰越打越大；而“大轉折”一年中照理應該越打越強，但反而打成膠着，陷入兵家最忌諱的“消耗戰”，南線各部（指黃河以南的中原、華東解放軍）普遍大傷元氣，這說明這一重挫不是具體的戰役戰術問題，而直接牽涉到整個戰略的失誤。但由於國民黨的腐朽統治和全盤形勢陷於崩潰的邊緣，才使我們這一挫折不那麼顯眼，我們熬過了難關，在“三大戰役”中真正迎來了“大轉折”。

　　 馬克思說過：偉大的事件在歷史上要經歷兩次，不過一次是悲劇，一次是喜劇（大意）。解放戰爭中“大轉折”變成“大挫折”，其歷史上的影子就是毛澤東一再推崇的李自成明末農民起義。明末農民義軍初期風起雲湧，一度壯大到百萬大軍，並斬殺號稱“明軍第一良將”的曹文詔（對比解放戰爭中孟良崮戰役擊斃張靈甫！），但隨即被大勝沖昏頭腦，出動數十萬大軍圍攻滁州堅城，師老兵疲，被盧象升的關寧鐵騎一舉擊潰，領袖高迎祥戰死；李自成也慘敗於潼關南原，只18騎突圍。只是在採取正確方針恢復元氣後，李自成才重返中原，五大會戰痛殲明軍，迎來了戰爭的轉折。遺憾的是雄才大略的毛澤東注意了李自成進北京“趕考”的教訓，卻未能超脫“興起——大勝——大挫折——恢復元氣——決戰”這一歷史的循環圈。“大轉折”實際上恰恰是人民解放戰爭的凱歌行進中不和諧的音符，延緩了勝利的進程。沒有這次千里躍進，解放軍將壯大得更快更強，勝利進程也將大大縮短。

　　 解放戰爭的“大轉折”，就是從內線躍進到外線作戰，對這一舉措的評價，也就是內線（根據地）作戰還是外線（國統區）作戰孰優孰劣的問題。毫無疑問，解放戰爭要取得勝利，遲早要從內線打到外線，問題是時機何時成熟。

　　 “大轉折”時的時機是不成熟的。

　　 研究解放戰爭史就會發現，外線躍進作戰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共提出過三次，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三軍會戰中原是第二次，是唯一執行了的一次；第一次是戰爭初期毛澤東的中原、華東野戰軍出擊津浦路的計劃，以及華北野戰軍外線奪取“三路四城”；第三次是“大轉折”期間毛澤東要粟裕率3個縱隊千里躍進江南。這兩次躍進，都因粟裕上書中央提出不同意見、最後被接受而沒有執行。沒有執行第一次躍進，粟裕迎來了蘇中七戰七捷，劉鄧取得定陶戰役的大勝，從而證明內線殲敵方針的正確，我軍依託根據地“大踏步進退”的殲滅戰也越打越大，戰績越來越顯著；第三次躍進沒有執行，最終保證了中原我軍集中兵力取得豫東戰役的勝利，進而奪占濟南，揭開戰略決戰的序幕。而執行了外線奪取“三路四城”的華北野戰軍卻一再受挫，此後局面一直被動。東北野戰軍的連續大勝和急劇壯大，分析起來也正是內線作戰的勝利。

　　 第二次躍進即千里挺進大別山執行了，原因是毛澤東的強行推行，儘管劉鄧、陳粟有不同意見。毛澤東的意圖是通過三軍經略中原，吸引走陝北、山東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回援，利於我軍運動中殲滅。對中原、華東各位諸侯的疑慮，毛澤東則着重強調“現陝北情況甚為困難”。可見，毛澤東採用的是“圍魏救趙”的辦法，扭轉陝北危局。但中原、華東我軍依託內線大量殲敵不是比躍進外線吸引敵軍更為有效（如魯西南、孟良崮大捷）？“借刀殺人”（中原我軍打大殲滅戰迫調陝北敵軍）豈不更好？可見，毛澤東的躍進戰略，是“揚湯止沸”，遠不如中原、華東各諸侯力主內線大量殲敵來調動敵軍的“釜底抽薪”。當然，毛澤東還考慮根據地的物資特別是糧食消耗問題，意圖到國統區“吃飯”，但事與願違。

　　 有沒有中原、華東我軍既能內線大量殲敵而又能“立竿見影”解救陝北危局兩全其美的辦法呢？有！這就是一度為中央主張、最終卻胎死腹中的陳賡兵團西渡黃河加入西北戰場的計劃。

　　 或許有人說：戰爭的天時地利和條件的不同，並不能說明第二次躍進的不正確。下面我將分三部分進行回答。因時間限制我只引用部分較權威的文件匯編，許多具體細節不詳細描述。我們仔細研究還會發現，毛澤東有關“大轉折”的3封極其重要的電報居然沒有收進號稱權威、龐大達6卷本的《毛澤東軍事文集》，而這3封電報可以說是解開“大轉折”之謎的關鍵所在。我們應本着實事求是的原則，不能“為尊者諱”。

一、解放戰爭初期粟裕提出內線殲敵的方針，改變了毛澤東出擊外線的初衷，使我軍在內線大踏步進退大打殲滅戰

　　 1、毛澤東的外線出擊計劃

　　 1946年6月19日，也就是蔣介石大舉進攻中原解放區的前夕，毛澤東對國內形勢作了如下分析：“觀察近日形勢，蔣介石準備大打，恐難挽回。大打後，估計六個月內外時間，如我軍大勝，必可議和；如勝負相當，亦可能議和；如蔣軍大勝，則不能議和。”（《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277頁）。

　　 毛澤東決心用半年左右的時間，在南線和北線分別組織幾次強大的攻勢，殲滅大量敵人，擴大解放區，以此逼迫蔣介石知難而退，恢復國內和平。根據這個決心，他在同中共中央其他領導人和各戰略區領導人多次磋商後，通盤籌劃，擬定出南北兩線的作戰計劃。

　　 在毛澤東考慮的南線作戰計劃被概括為“南線三軍出擊津浦線”，即在全面內戰後準備以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5萬人、山東野戰軍主力5萬餘人、華中野戰軍主力4萬人，分別出擊津浦路徐州、蚌埠段及其兩側地區和蚌埠、浦口段及其東側地區，在野戰中消滅敵人有生力量。在上述作戰勝利後，可考慮以晉冀魯豫和山東兩軍主力南渡淮河，向大別山、安慶、浦口一線挺進。這是一個大踏步挺進的計劃。毛澤東指出：“這一計劃的精神着重向南，與蔣的計劃着重向北相反，可將很大一部蔣軍拋在北面，處於被動地位”，“這一計劃依靠老根據地逐步向南，穩紮穩打，並不冒險”，“如能渡淮而南，即可從國民黨區域徵用人力物力，使我老區不受破壞”（《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284頁）。

　　 在北線則提出了一個奪取“三路四城”的計劃。準備以晉察冀野戰軍主力和晉綏野戰軍主力協同作戰，逐一占領平漢、正太、同蒲三路和保定、石門（石家莊）、太原、大同四城（《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305-306頁）。

　　 2、粟裕建議依託蘇中根據地內線殲敵，毛澤東認為“似有理由”，為蘇中“七戰七捷”創造了條件

　　 對於毛澤東這種“敵進我進”的躍進戰略，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根據實際情況，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蘇中解放區比兩淮富裕，又是新四軍的老根據地，群眾基礎好，又有豐富的鬥爭經驗，如捨棄根據地不戰而去，將嚴重影響士氣民心；華中野戰軍對蘇中情況熟悉，作戰易於殲敵取勝。粟裕對華中的情況進行分析後，於6月27日電軍委和陳毅，建議在蘇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因為在蘇中的殲敵條件比較好。

　　 毛澤東審慎地分析了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全面進攻的形勢，認為粟裕的建議“似有理由”。他當機立斷地先後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致南線各戰區領導人，對南線作戰部署作了調整，指出：膠濟、徐州、豫北、豫東、蘇北之頑可能同時向我進攻，我軍要“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在政治上更為有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320頁）；“在此情況下，待敵向我蘇中、蘇北展開進攻，我蘇中、蘇北各部先在內線打起來，最好先打幾個勝仗，看出敵人弱點，然後我魯南、豫北主力加入戰鬥，最為有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340頁）。

　　 顯然，“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對原定的三軍進擊津浦路然後渡淮而南的外線出擊計劃是一個重要修改。從毛澤東的幾個電報中可以看出，他認為作出這樣修正有兩個好處：一是“在政治上更為有利”；二是便於“看出敵人弱點”。這兩點，正是戰爭指導者在戰爭初期必須充分把握的重要原則。

　　 毛澤東同意粟裕內線殲敵的決策，對整個解放戰爭初期的進程有着極大的意義。粟裕回憶道：“確定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這是戰爭初期中央軍委對原定戰略計劃的一次調整，對解放戰爭的勝利發展起着重要作用。蘇中戰役，就是在中央調整戰略計劃指導下發起的”（《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版，360頁）。

　　 在敵強我弱的總形勢下，我軍必須通過集中優勢兵力大打殲滅戰，才能最大限度地削弱敵人，壯大自己。這一點在解放戰爭中我軍的指導方針“十大軍事原則”中有着最充分的體現。十大軍事原則的核心是打殲滅戰，“對於人，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對於敵，擊潰其十個師不如殲滅其一個師”。十大軍事原則中的每一條，都貫穿着打殲滅戰的思想。十大軍事原則既是人民解放軍在同國內外敵人長期作戰的經驗中產生的，也是新的戰爭形勢下的產物。

　　 依託根據地內線作戰，儘管初期會丟失大片土地和城市，但在敵軍占有優勢的情況下是不可避免的。敵軍占地越多，守備兵力就越多，包袱背得越重，機動兵力就越來越少，從而更能創造出我軍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戰機。依託根據地作戰，敵軍對我一團漆黑，我對敵人則洞若觀火。蘇中戰役就是這種殲滅戰的典範。華中野戰軍主力就駐紮在離敵重兵防守的海安附近10公里處休整半個月，天天訓練、出操、唱歌，敵軍竟毫無覺察。結果粟裕指揮的蘇中戰役七戰七捷，一個半月中殲滅國民黨軍6個旅，5萬多人，被毛澤東譽為殲滅戰的典範：“每戰集中絕對優勢兵力打敵一部，故戰無不勝，土氣甚高；繳獲甚多，故裝備優良；憑藉解放區作戰，故補充便利；加上指揮正確，故能取得偉大勝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438頁）。

　　 3、依託內線作戰的劉鄧大軍七戰七捷，空前壯大

　　 根據毛澤東確定的“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再轉至外線”的方針，取得重大勝利的還有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劉鄧指揮以1、2、3、6縱隊為核心的野戰軍，先後取得隴海、定陶、巨野、甄城、滑縣、巨金魚、豫皖邊等七大戰役的勝利，又是一個“七戰七捷”，每戰都打成殲滅戰（屬於劉鄧指揮的陳賡部隊在山西也進行了一系列出色的殲滅戰，下面再述）。 戰爭初期劉伯承指揮的機動殲敵，都是依託根據地作戰才取得的。其中又以定陶、巨野、甄城戰役最為典型。

　　 1946年9月初的定陶戰役，國民黨軍集中14個整編師30萬人，東西夾擊劉鄧主力。劉鄧依託內線之利，強行分割從鄭州出擊的國民黨軍整編第3師，5天激戰將其全殲，隨後猛烈擴大戰果，共殲敵4個旅1.7萬人。延安《解放日報》為此發表社論：“這是繼中原我軍突圍勝利與蘇中大捷之後又一大勝利。這三個勝利，對於整個解放區的南方戰線，起了扭轉局面的重要作用。蔣軍必敗，我軍必勝的局面是定下來了。”

　　 巨野戰役，劉伯承曾檢討說是打了一個消耗戰，“這種牛犄角式的打法，甚為不智”（《劉伯承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363頁）。其實，巨野戰役也是一次殲滅戰，雖然殲敵不多（5300人），但打的是國民黨軍中全美械裝備、戰鬥力最強的“五大主力”中的第5軍和整編11師（18軍）。雖然沒有達成全殲整編11師的初衷，但全殲了該師核心11旅（即構成陳誠“土木系”核心的11師）1個加強團。第5軍強攻11天企圖解圍，也未能突破我阻援部隊防線。在同時與國民黨軍兩大主力作戰中能全殲其1個加強團，當時在全國各解放區還沒有先例。粟裕部在蘇中七戰七捷後兵力和裝備都大大增強（如陶勇的1師發展到全美械裝備的1.5萬人），但在漣水戰役中仍然未能對張靈甫的整編74師達成建制殲滅，最後被迫放棄漣水。東北野戰軍（當時為東北民主聯軍）雖然在秀水河子全殲美械裝備的13軍1個團，但在對付“五大主力”中的新編第1、6軍時，仍無便宜可占，如沙嶺子戰鬥集中5倍優勢，也未能全殲其1個團，自身傷亡還是敵軍3倍（東北野戰軍第一次全殲“五大主力”1個加強團是在1947年2月23日城子街戰鬥中，第6縱隊殲滅新編第1軍新編第30師1個團附師屬山炮營共2700人）。劉鄧大軍在此之前5個月的戰爭初期同時對抗敵軍兩大主力時尚能全殲其1個加強團，其戰鬥力之強確實使敵軍任何部隊生畏。

　　 巨野戰役後，敵軍靠攏密集推進，劉鄧大軍一時無戰機可尋，遂避強擊弱，向濮陽機動，行至甄城東北時，果斷捕捉到國民黨軍第119旅並迅速予以全殲。此役殲敵9000人，特別是消滅了敵軍所謂國防部直屬的1個炮兵營，完整繳獲美制105毫米榴彈炮8門。當時國民黨軍“五大主力”，如整編11師，骨幹火炮也就是美制105毫米榴彈炮8門。

　　 3個月作戰中，正是由於依託根據地的內線作戰，才能連打幾次大殲滅戰，劉鄧大軍也越打越強，晉冀魯豫軍區總兵力由31萬發展到42萬，野戰軍由12萬發展到28萬，翻了一倍不止；裝備依靠繳獲大大改善，並成立了1個炮兵旅。

　　 隨着內線作戰的不斷取得勝利，毛澤東一再推遲原定的外線出擊的時間，要求南線各軍在內線更多地殲滅敵人，為爾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4、毛澤東再次提出外線出擊計劃，但要求先在內線大量殲敵後再出動，並堅決反對華野分兵，華東野戰軍以此接連取得震驚全國的空前大捷

　　 4個月戰爭經驗證明，解放軍完全有能力戰勝優勢裝備的敵軍。凡是依託根據地內線作戰的，常能以較小代價取得大殲滅戰的勝利；而凡是脫離根據地外線深入國民黨統治區域作戰的，就困難很大，作戰不是僵持就是受挫，代價也高。前者如蘇中、定陶戰役；後者如大同、集寧戰役。中央軍委有鑑於此，進一步明確了內線作戰的方針。1946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舉行了一次重要的決策性會議，毛澤東指出：過去幾個月內消滅了國民黨軍38個旅，使有些戰場上的國民黨軍隊停止了進攻，證明打殲滅戰是可能的，也是能夠改變戰局的。毛澤東為解放戰爭的發展勾畫了一張大致的藍圖，說：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國民黨軍70—80個旅，就可以消耗掉美國七八年中援助蔣介石的所有積蓄，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達到平衡後就很容易超過。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就可以再向長江以南”，他要求山東和華中兩個野戰軍“於二至三個月內務殲薛岳七至十個旅”，並指出只要達成這個任務，“就定能轉變局勢，收復兩淮，並準備將來向中原出動”。

　　 山東和華中野戰軍承擔了迎擊國民黨軍中兵力最大、戰鬥力最強的徐州薛岳集團的重任。此時我軍這兩大集團就集中優勢兵力、內線殲敵的方針是認識一致的，問題是在哪個內線、是集中主力主要依託山東還是華中解放區殲敵。為此，兩路諸侯產生尖銳對立，粟裕還一度動搖了內線殲敵的主張、意圖主力打出外線。

　　 陳毅的“山東派”主張逐步依託魯南根據地，伺機打破敵軍一路。主要理由是山東根據地無論物產還是群眾條件都強於華中；而蘇中根據地直接威脅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敵軍勢必傾全力奪取。而且蘇中戰線態勢十分不利，華東敵軍主力集中在兩淮，密集不易分割，一旦全力向東突擊，則會切斷整個華中解放區而合圍我華中主力。粟裕的“華中派”則認為，敵軍全力進攻魯南臨沂，正是意圖誘我華中主力北上以不戰而取華中，隨後傾全力對付山東，切不可上當，華中主力絕不過隴海路。

　　 戰爭的進程判明了兩種觀點的優劣。由於觀點不統一，山東和華中兩大野戰軍儘管領導人合署辦公，但實際上各自為戰。山東野戰軍主力分散在兩三處，在隴海路南北忽聚忽散，結果兩淮沒有守住，主力部隊如8師等也在泗縣戰鬥中元氣大傷。毛澤東對陳毅的指揮十分不滿，一度企圖調劉伯承的副手徐向前到山東指揮。華中方面粟裕集中主力在漣水抗擊張靈甫的整編74師，因力量不足而被迫放棄。面對膠着的局勢，粟裕十分焦慮，竟考慮主力西渡運河甚至外線出擊津浦線調動敵軍，如戰鬥不利再出大別山打游擊。山東野戰軍參謀長陳士榘立即質疑如此放棄一個老解放區去全新開闢一個新區是否合適，粟裕也覺得此計劃太不現實。

　　 很明顯，山東、華中野戰軍兩個拳頭打人，結果殲滅戰沒有打成，反而要地被奪占，主力受損，局面被動。山東、華中野戰軍必須合兵一處，依託內線才有力量打大殲滅戰。有意思的是，當初主張蘇中內線殲敵的粟裕竟提出了主力外線出擊大別山游擊的計劃；而原本主張外線出擊津浦路的毛澤東在蘇中戰役後，堅定了內線殲敵的決心，此時力主依託山東解放區大踏步進退殲敵來打開局面，實際上肯定了陳毅的主張。

　　 1946年12月中旬，國民黨軍徐州綏靖公署出動4個攻擊兵團分路突擊蘇北解放區，企圖合圍華中我軍。陳毅此時提出集中山東、華中野戰軍主力，先打擊進攻沐陽的這一路（由胡璉的整編11師和戴之奇的整編69師組成）。毛澤東支持這一意見，電令粟裕“即日北返，部署沐陽作戰”。但粟裕此時仍指揮華中主力在漣水與整編74師苦戰，並未北上參戰。陳毅遂集中主要由山東野戰軍組成的24個團兵力，發起宿北戰役，全殲整編69師3.3萬人（過去稱2萬人），迫使師長戴之奇自殺，開創了全殲敵軍1個整編師的先例。

　　 宿北戰役後，宿遷和嶧棗的國民黨軍隊已轉入防禦，但由淮陰、淮安、東台出犯的整編74師等部在占領鹽城、漣水後，正繼續向北推進。在這種情況下，華東人民解放軍下一步的作戰方向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南下迎殲正在北進的整編第74師等部；二是渡過運河，西出淮北，以調動運河以東的敵軍回援運河以西，求殲援敵；三是回師殲擊魯南之敵。在研究作戰方案時，毛澤東告訴華中、山東領導人：只要有好仗打，在內線多殲滅幾部分敵人再轉外線作戰更為有利。12月24日，陳毅、粟裕最後下定了以迅速的動作回師，求殲魯南敵軍，解除後顧之憂，再行南下的決心，並上報軍委。這正是毛澤東的意圖所在。25日，毛澤東批准陳、粟這個決心，告訴他們：“魯南戰役關係全局。此戰勝利，即蘇北各城全失，亦有辦法恢復。”要求他們集中主力並有必要的準備時間，“以期打一比宿北更大的殲滅戰”。

　　 根據這一決心，陳毅、粟裕等置淮陰、漣水地區國民黨軍隊的北進於不顧，集中主力星夜隱蔽北上，會同原在魯南的部隊，在1月2日發起魯南戰役。歷經18個晝夜的激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整編第26、51師和第1快速縱隊，計5個旅共5萬多人，俘虜中將師長馬勵武、周毓英以下3.6萬多人，繳獲105毫米榴彈炮48門，山炮、野炮41門，坦克24輛，汽車474輛，使華東人民解放軍的武器裝備得到很大改善。隨後山東、華中部隊合併整編為華東部隊，其中華東野戰軍下轄11個縱隊，並用從國民黨軍手裡繳來的大量火炮、坦克、汽車和俘獲的技術兵組建了一個特種兵縱隊，全軍共27萬人，比戰爭初期翻番；軍區部隊也有30萬人，兵力之大居各解放區之首。此時山東、華中兩大集團不但合一，而且也統一了依託山東內線殲敵的認識，隨即迎來了更大的勝利。

　　 華東野戰軍主力於1947年2月20日到23日，突然發動了萊蕪戰役，一舉殲滅正從萊蕪大舉南下的國民黨軍第46、73個軍共6個師及第12軍1個師共7個師（旅）5.6萬多人，活捉第二綏靖區中將副司令官李仙洲，粉碎了國民黨軍隊準備在山東戰場上南北夾擊華東野戰軍主力的計劃。萊蕪戰役後，國民黨軍重點進攻山東解放區，以“五大主力”中的3個、即整編11、74師和第5軍為骨幹，組成3個兵團，共24個整編師、45萬人，採取“密集靠攏，加強維繫，穩紮穩打，逐步推進”的方針，加強了兵力密度，成縱深梯次部署，以重兵集團密集滾進。如何打破敵軍重點進攻，對華東野戰軍是一次嚴峻考驗。

　　 為調動敵軍，華東野戰軍一個多月在根據地內來回機動1000公里以上，連打五仗，殲敵3萬多人，但由於耐心持重不夠，戰役企圖過大，分兵作戰導致兵力不集中，致使未能達到預期目的。華野幾次調動敵人不成，指戰員均有不同程度的急躁情緒。5月初，陳粟計劃以第1、6縱隊南下魯南，以第7縱隊南下蘇北，以威脅敵後方來吸引敵軍回師或分兵，以便於運動中殲敵。將此設想上報軍委後，5月4日毛澤東復電指示：“敵軍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機，處置甚妥。”同時指出：“膠濟線以南廣大地區均可誘敵深入，讓敵占領萊蕪、沂水、呂縣，陷於極端困境，然後殲擊，並不為遲，惟(一)要有極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過早驚動敵人後方。”並指示1、6縱隊南下“暫緩”（《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52頁）。5月6日又指示：“目前形勢敵方要急，我方並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總有殲敵機會”（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58頁）。

　　 毛澤東的上述指示，高瞻遠矚，充分體現了爐火純青的運籌帷幄指揮藝術。粟裕根據這一指示，翻然變計，決定放棄7縱下蘇北和1縱去魯南的計劃，同時令6縱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區，不再以牽制敵人為主要任務，而是不採取積極行動，隱伏於魯南敵後待命。這一變動是後來殲滅整編74師的關鍵所在。

　　 1947年5月14日到16日，華東野戰軍主力在魯中的孟良崮山區一舉全殲驕橫不可一世、被譽為國民黨軍“五大主力”之首的整編第74師共3.2萬人，擊斃中將師長張靈甫。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華東戰場上取得的改變戰局的巨大勝利，表明解放軍的戰鬥能力已得到明顯提高，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引起極大的震動和混亂。這一巨大勝利，是在毛澤東要華野忍耐持重，掌握主力不要分兵的指導原則下取得的，然而可惜的是，之後毛澤東修改了這一原則，直接導致了華野“七月分兵”的重大挫折。

二、國民黨軍重點進攻陝北和山東，為調動和吸引敵軍重兵集團，毛澤東決定千里躍進、三軍經略中原，但適得其反，南線我軍遭受重挫

　　 1、毛澤東為解陝北、山東危局，決定劉鄧大軍不要後方千里躍進大別山轉入戰略進攻

　　 毛澤東對戰略進攻這個問題，經歷過長時期的思考。全面戰爭爆發後，他曾三次比較明確地表述了準備在適當時機將解放軍主力轉入外線作戰以實行戰略進攻的基本設想。

　　 第一次：如前所述是在1946年11月21日的中共中央會議上，他指出：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消滅敵軍70—80個旅，就可以使國共雙方的力量達到平衡。那時我們就可以打出去，首先是安徽、河南、湖北、甘肅，然後再向長江以南。毛澤東的這個分析，不但提出了轉入戰略進攻的時機，而且提出了進攻的主要方向，就是鄂、豫、皖和甘肅。

　　 第二次是1947年7月10日毛澤東給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林彪、副政治委員羅榮桓、高崗的一份很長的指定“科長譯”、“閱後付火”的絕密電報。這份電報，對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的藍圖作了更全面的描繪。

　　 電報首先分析了過去一年作戰的主要結果及當前國共雙方的兵力對比狀況，指出：第一年我共殲敵正規軍97個半旅78萬人，殲偽軍、保安部隊等雜部34萬人，共殲敵112萬人。接着，電報提出了全軍轉入戰略進攻的基本方向和部署，指出：“我第二年作戰應爭取殲敵一百個正規旅及大量雜部，使敵由數量上的優勢變為劣勢，我則變為優勢。”為此決定：“山東、太行兩區力求占領長江以北。西北方面力求占領陝、甘、寧大部。北線我軍力求占領中長、北寧、平承、平石、平綏、同蒲各路之大部及路上除平、津、沈以外各城，孤立平、津、沈，如能占領瀋陽則更好，其中極重要的是占領平綏路，打通東北與華北聯繫。”（《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33-134頁）。

　　 第三次：1947年9月1日。那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轉入戰略進攻剛兩個月，毛澤東向各區發出《解放戰爭第二年的戰略方針》的指示，全面地闡述了解放軍實施戰略進攻的構思，指出：“我軍第二年作戰的基本任務是：舉行全國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在外線大量殲敵，徹底破壞國民黨將戰爭繼續引向解放區、進一步破壞和消耗解放區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戰略方針。我軍第二年作戰的部分任務是：以一部分主力和廣大地方部隊繼續在內線作戰，殲滅內線敵人，收復失地。”為了實現這一任務，毛澤東特別強調“到國民黨區域作戰爭取勝利的關鍵：第一是在善於捕捉戰機，勇敢堅決，多打勝仗；第二是在堅決執行爭取群眾的政策，使廣大群眾獲得利益，站在我軍方面。只要這兩點做到了，我們就勝利了”。（《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226-227頁）。

　　 在“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意圖下，毛澤東精心籌劃了南北兩線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作戰計劃。

　　 在南線，1947年1月18日，在華東人民解放軍舉行的魯南戰役即將勝利結束而由中原突圍進到陝南、豫西和鄂西北的李先念部處境十分困難的時候，毛澤東告訴晉冀魯豫野戰軍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要他們在三、四兩個月內，在隴海路南北廣大地區靈活作戰，將這個地區“創造為機動戰場，以便吸引邱軍及其他薛、顧主力來此而殲滅之，大約在五月間主力即可向中原出動”，以支援李先念部（《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626頁）。他還告訴華東的陳毅、陳士榘、粟裕、譚震林，要他們在魯南戰役結束後準備在隴海、台棗兩線“打幾個大殲滅戰，開闢向南進攻的道路”（《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622頁）。1月24日他又致電華東領導人並告劉鄧：“我們已令劉鄧縮短內線作戰時間至四月底為止，準備五月開始（包括休息時間在內）向中原出動，轉變為外線作戰。華東方向，亦請按此計劃辦理，努力爭取於五一以前在內線解決蔣軍主力，並完成外線作戰的一切準備條件（彈藥、新兵、幹部、經費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3卷638頁）。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具體規定南線的兩大主力——華東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外線出擊的時間和方向。

　　 由於戰場實際情況的迅速變化，毛澤東在以後對這個計劃又作過三次調整。

　　 第一次局部調整，是在1947年3月6日和5月4日。修正的原因是：在2月下旬至3月上旬，華東野戰軍舉行的萊蕪戰役已勝利結束，一舉殲滅國民黨軍7個旅，主力正集結在膠濟鐵路一帶進行休整；同時，李先念部大部分已脫離險境，安全渡過黃河，進入太岳解放區，另一部正在渡河中。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改變了要華東野戰軍提早轉入外線援助李先念部的計劃，指示華野“大約本年內全部時間均可用於內線作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2頁）。但規定晉冀魯豫野戰軍5月挺進中原的任務仍沒有變化。

　　 1947年3、4兩月，南線的戰場形勢又發生兩個重要變化：一是國民黨軍隊把進攻重點改置於南線兩翼的陝北和山東。進攻陝北的胡宗南軍很快就陷入困境。二，處於南線中部的晉冀魯豫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分別轉入局部反攻，在豫北和晉南收復了大部失地。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毛澤東在5月4日對南線戰略進攻的部署作了進一步的調整：“現在可以確定下列諸點：（一）劉鄧、陳粟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顧祝同系統。（二）晉南（陳謝）、陝北兩軍任務是協力擊破胡宗南系統。（三）劉鄧軍十萬立即開始休整，巳東（六月一日）以前完畢。巳東後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以豫皖蘇邊區及冀魯豫邊區為根據地，以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潼關、南陽之線以東，津浦路以西為機動地區，或打鄭漢，或打汴徐，或打伏牛山，或打大別山，均可因時制宜，往來機動，並與陳粟密切配合行動；凡有共同作戰之處陳粟軍受劉鄧指揮。（四）陳謝主力（四個旅）在現地待命，隨時準備從下流或從上流渡河，受彭習指揮，殲滅胡宗南及其他雜部，收復延安，保衛陝甘寧，奪取大西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50頁）。隨後5月22日，毛澤東又電告陳粟譚等：山東方面，應“集中全部主力於濟南、臨沂、海州之線以北地區，準備用六七個月時間（五月起），六七萬人傷亡，各個殲滅該線之敵。該線擊破之日，即是全局大勝之時”（《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81頁）。這樣，就初步形成了晉冀魯豫野戰軍獨力先出中原，華東野戰軍在完成內線作戰任務後再越隴海鐵路東段進入蘇皖邊區作戰，兩軍夾津浦路密切配合作戰，以及陳賡部西進陝北，直接配合西北人民解放軍作戰的部署。

　　 第三次修改是在1947年的7、8月間。這時面對的情況是：一，晉冀魯豫野戰軍依照毛澤東“獨力經冀魯豫出中原”的決心，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後於六月底自豫北南渡黃河，在魯西南地區轉戰一月，殲滅國民黨9個半旅，揭開了戰略進攻的序幕。國民黨軍正調集重兵準備在魯西南狹小區域內同晉冀魯豫野戰軍“決戰”。二，為了粉碎國民黨軍在山東戰場上集結重兵、集團滾進的部署，同時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在魯西南地區的作戰，華東野戰軍按照毛澤東的決定，以5個縱隊兵力分兩路出魯西、魯南，以4個縱隊留置魯中正面。但7月份攻滕縣、攻鄒縣、攻濟寧、攻汶上、攻南麻、攻臨朐，都打成消耗仗，沒有達成預期的殲敵目的，戰場形勢十分嚴峻。三，陝北地區的軍需尤其是糧秣供應十分困難。

　　 針對形勢的上述變化，毛澤東及時組織南線主力轉入進攻的決心並沒有改變，但在具體部署上又一次作了大的調整。第一，將陳謝集團的進軍方向從西進陝北改為渡河南下，挺進豫西：“為着協助陝甘寧擊破胡宗南系統，同時協助劉鄧經略中原，決將陳謝縱隊使用方向改為渡河南進”，首先攻占隴海路潼關、洛陽、鄭州段，爾後向豫西、陝南、鄂北進擊，創建鄂豫陝邊區根據地，作為奪取大西北之一翼（《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43頁）。第二，劉鄧指揮晉冀魯豫野戰軍在略事休整後，下決心不要後方，大踏步南下，千里躍進大別山：“除掃清過路小敵及民團外，不打隴海，不打新黃河以東，亦不打平漢路，下決心不要後方，以半個月行程，直出大別山，占領大別山為中心的數十縣，肅清民團，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吸引敵人向我進攻，打運動戰。”（《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47頁）。第三，華東野戰軍出魯南、魯西的5個縱隊在華野參謀長陳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指揮下，就勢進入魯西南；另由陳毅、粟裕指揮1個縱隊及特種兵縱隊主力由魯北南渡黃河，會同陳唐5個縱隊組成華東野戰軍外線（西線）兵團，首先在魯西南掩護劉鄧軍躍進大別山，然後挺進豫皖邊區，在黃河以南、淮河以北、運河以西、平漢以東的廣大地域內往來擊敵，逐步將魯西南、豫皖蘇兩區創造成有利戰場及支援劉鄧之後方。華東野戰軍的另外3個縱隊及由膠東地方武裝剛組成的1個縱隊組成東線（內線）兵團，在譚震林、許世友指揮下擔任保衛膠東解放區、鉗制山東戰場國民黨軍之任務。第四，西北野戰軍仍然獨立在陝北戰場堅持內線作戰，鉗制並逐步削弱胡宗南集團，並為自己今後轉入外線作戰創造條件。

　　 這樣，在南線最終形成了劉鄧、陳粟、陳謝三路大軍中央突破，挺進中原，彭習、許譚兩軍分別在陝北、山東兩翼鉗制胡宗南集團和進攻膠東的范漢傑集團的戰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