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十大軍事原則”的第4點強調：力求避免打那種得不償失的、或得失相當的消耗戰。但劉鄧大軍和華野外線兵團一年作戰下來，就陷於這種得不償失的消耗戰中，恰恰違背了“十大軍事原則”。

　　 這是軍事問題。還有根據地消耗、特別是糧食問題，這也是毛澤東躍進戰略的主要依據之一。當然，繼續在內線與敵軍扭打，根據地前沿是會遭很大破壞，但這是敵強我弱的總體形勢所決定，不“打爛罈罈罐罐”就要吃掉敵人，是不現實的。問題是，老解放區是否經得起消耗？答案是肯定的。淮海戰役時，毛澤東預計我軍連俘虜有80萬人吃飯，為此要求動員數百萬民工支前。那麼這些民工和物資主要來自哪裡？老區。淮海戰役第一階段後，粟裕認為南線決戰的時機已經成熟。他反覆考慮，並徵求華野其他負責同志的意見，遂向中央軍委再次建議，如果“老解放區能繼續支持戰爭”，我軍應在殲滅黃伯韜兵團後，不再向兩淮進攻，而以主力向徐州、固鎮一線進擊，把敵逐步削弱和殲滅在徐州附近地區。這一建議又一次得到中央軍委、毛澤東的同意，決定擴大原定淮海戰役的規模和目標。可見淮海戰役時，粟裕主要還是考慮老解放區的承受能力。

　　 老區能支持淮海戰役這樣的大戰，自然也能夠支持當初的內線作戰。淮海戰役出動數百萬民工，不要忘記，這還是在老區遭受極大摧殘之後。如華野我軍主力打出外線後，國民黨軍雖抽調7個整編師回援，但還能集中6個整編師以上的兵力繼續“掃蕩”山東解放區，而我留在山東內線的許世友山東兵團力量不足，被迫放棄大部分膠東根據地，使根據地遭到敵人嚴重摧殘（當時華東唯一未遭破壞的根據地是渤海）。毛澤東企圖主力打出外線吸引敵軍回援而保住老解放區的完整，可以說完全事與願違。

　　 我晉冀魯豫和山東根據地，是抗戰時期的老根據地，經歷了日軍無數次殘酷的“掃蕩”和“三光” ，尚能堅持並發展壯大，而解放戰爭時，戰爭嚴峻程度遠不如抗戰時期（我在“八年抗戰中國並未取勝”一文中指出，解放戰爭中我軍能一次聚殲國民黨軍幾十個師，但抗戰時未能全殲日軍一個聯隊）。內線作戰根據地確實消耗很大，但通過土改，農民熱情空前高漲，支援前線不遺餘力；通過精簡節約，也可提高支援戰爭潛力（如“渤海經驗”）。

　　 根據地除糧食外還有一兵源問題。戰爭初期我軍壯大確實要以徵兵為主，但隨着殲滅戰越打越大，就以補充俘虜為主，正如“十大軍事原則”所強調：以俘獲敵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員，補充自己。我軍人力物力的來源，主要在前線。這點劉鄧和陳粟做得最好，將大部分俘虜變成了解放戰士。劉鄧部內線作戰一年“九戰九捷”，基本以補充俘虜為主要兵源，徵兵不多，但因殲滅戰越打越大而實力越來越強。陳粟部也是如此。淮海戰役開始時投入36萬人，戰爭結束時反而有42萬人，就是利用每一個戰役階段整補俘虜的結果。因此南線我軍的兵源補充對解放區人力損耗不大。對比東北野戰軍，則補充俘虜工作較差，1947年殲敵30萬，僅補充俘虜5萬。四平攻堅戰後損失最大的1、6、7縱隊均補充大批俘虜，但因思想政治工作不細，開小差不少，有的叛逃，留下的也難管教（也有東北敵軍老兵比例大的因素），故各縱隊均不歡迎俘虜，野戰軍總部被迫解散警衛部隊進行充實。與南線我軍主要補充俘虜不同，東北野戰軍主要靠組建二線兵團充實野戰軍。羅榮桓要松江省徵兵5萬，松江省領導面有難色，稱負擔不起。羅榮桓指出松江省土改搞得徹底，大有潛力可挖，結果松江省徵兵5.7萬，超額完成任務。通過組建二線兵團，東北野戰軍力量翻番，最後達到百萬大軍。而南線的我晉冀魯豫和山東解放區人力物力合在一起大大超過東北，又經過抗戰嚴峻考驗，支援戰爭能力只比東北強。

　　 至於出擊外線，無論糧食和兵源都成大問題。外線作戰，打殲滅戰機會少，補充俘虜也少；國統區本就遭蔣介石竭澤而漁的搜刮，加上敵我雙方反覆拉鋸，農業遭到極大破壞；又因我軍機動作戰，土改成果不能鞏固，農民參軍積極性也不高。

　　 所以，毛澤東打出外線保存根據地的想法事與願違，對老解放區支援戰爭的能力估計過低，對到國統區吃飯、徵兵的估計又過於樂觀，結果幾乎導致兩頭落空。

　　 有人說：紅軍時中央根據地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不正是打出外線才取勝的嗎？第五次反圍剿不就是因為死守內線而失敗？抗戰時我軍不也是躍出日軍合圍圈才粉碎日軍的“掃蕩”嗎？憑什麼指責千里躍進中原的“大轉折”？

　　 這是看不到兩者差別所在。紅軍時的反圍剿，不錯，主力是轉移到外線，但那是戰役的外線，而且仍在根據地內作戰，直接殲滅的也是合圍根據地的敵人，還是內線作戰，決不是“大轉折”那樣搞什麼千里躍進、脫離根據地吸引敵軍作戰。結果紅軍越來越強，根據地也越來越大。第五次反圍剿，左傾冒險主義試圖保存完整的根據地，“寸土不讓”，平分兵力全線死守，兩個拳頭打人，結果人地皆失。我軍解放戰爭內線作戰，是集中兵力打敵一路，如華東退一步就打一個大殲滅戰，與第五次反圍剿本質不同。毛澤東的躍進戰略，考慮的是保存根據地不受破壞，變紅軍時中央根據地四次反圍剿的戰役外線為戰略躍進，卻與第五次反圍剿左傾冒險主義“寸土不讓”的背景相似，可以說是一種倒退。抗戰時反“掃蕩”，我軍跳出敵合圍圈也是戰役躍進，直接捕捉一路日軍予以殲滅。

　　 再看世界戰爭史。蘇聯衛國戰爭中，儘管初期德軍占領了蘇聯最富庶的領土和大工業基地，但蘇軍始終保持完整的戰線，通過正面作戰集中力量打擊敵一部（1944年“十大打擊”最為典型）、以一個個殲滅戰沉重消耗當面敵軍的辦法，穩步收復失地，最後攻克柏林，從沒有什麼派出主力深入德軍戰線深遠後方、到德占區去吃飯、徵兵、吸引敵軍的戰略躍進。
　　 可見，不要後方的戰略躍進與依託根據地的戰役外線完全不同。那麼何時打出外線？要在大量內線殲敵粉碎其進攻後，依託老根據地穩步發展。這裡有東北野戰軍的成功經驗。1947年，東北野戰軍依託南北滿根據地，接連發起夏季、秋季、冬季三大攻勢，殲敵30萬，每次攻勢後，都將解放區前沿大大拓展，穩步開展土改予以鞏固，再進一步進攻開闢新區，直到將東北敵軍壓縮到不到東北3%的幾個據點中，部隊發展到百萬大軍，超過敵軍一倍，完全掌握了主動。東北野戰軍主力千里南下錦州，也是在根據地內機動，儘管廖耀湘兵團攻占彰武斷我鐵路線，但因大片根據地在我手中，也能及時保證前線供應。渡江戰役後東北野戰軍90萬大軍南下湖廣，所遇到的水土不服等困難比劉鄧在大別山還大，但因有完整後方支持（糧食、物資運輸和傷員安置），故能很快克服，適應了環境，最終在衡寶戰役中殲滅了白崇禧主力。

　　 反觀南線我兩大野戰軍，儘管根據地條件甚至強於東北，但千里躍進後新區不能鞏固，老區遭受破壞，兩頭打踏，作戰一年，力量還不及敵軍一半（淮海戰役我軍出動60萬，敵軍80萬；而此前我軍已通過豫東、濟南、膠東、膠濟路、津浦路作戰殲敵40萬）。依託內線穩步發展，正是劉鄧、陳粟當初之極力主張。如得以施行，南線我軍勝仗的規模、反攻的進程、發展的壯大都勢必超過東北，將會在有利得多的條件下迎來戰略決戰。

　　 再看西北戰場的外線作戰。一般認為，西北野戰軍轉入外線後，第一場大勝就是1948年3月宜川、瓦子街大捷，殲敵整編27、90師共3萬人，但這一仗，正如劉鄧魯西南大捷一樣，是依託老解放區（陝北、晉南）而取得的。真正脫離後方的深遠出擊，是之後4—5月發起的西府戰役。此役我軍遠離解放區，遭胡宗南和馬家軍夾擊，雖殲敵2萬，但我軍傷亡1.5萬，是西北野戰軍損失最大的一次作戰，被彭德懷稱為平生指揮的四大敗仗之一。之所以發起這次戰役，如彭德懷所說，是急於貫徹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線去，將戰爭引向國民黨區域”的戰略方針而舉行的（《彭德懷軍事文選》，250頁），結果受挫。彭德懷後來總結說：“在瓦子街戰役大勝後……應當集結兵力，進行休整，爭取教育瓦子街戰鬥中的大批俘虜。但當時想乘勝進攻寶雞，破壞胡宗南後方，縮短西北戰役時間”。可見彭德懷與劉鄧在魯西南大捷後力主休整補充俘虜一樣，也意識到企圖過早破壞敵人後方並不現實，反而事與願違。“這樣的教訓在我的戰鬥生活中，過去就有幾次，但都沒有這次深刻。過急求成，在思想上是主觀主義，在行動上是冒險主義，而且往往發生於連續大勝之後”（《彭德懷自述》，365-366頁）。我們同樣可以用這段話評價毛澤東的戰略躍進。

　　 我上面已經指出，要粉碎敵軍對陝北、山東的重點進攻，除我軍內線捕捉戰機外，還可趁敵“啞鈴”布勢中間空虛之機，以劉鄧大軍縱橫馳騁於晉冀魯豫的廣闊戰場，大量殲敵，以扯散敵軍重兵集團。此時劉鄧大軍如日中天，初戰巨野就殲滅“五大主力”1個加強團，再戰魯西南殲敵4個整編師，加上依靠繳獲裝備特別是炮兵大大加強，依託內線足使任何敵軍生畏，白崇禧也認為劉伯承是“共軍第一號悍將”。如敵軍始終不分散兵力回援，則劉鄧大軍可在魯西南直接兜擊山東敵軍後路，與華野連打帶拉，勢必使山東敵軍應接不暇。至於解救陝北，我已指出最好的辦法是以陳賡兵團西渡黃河聯合彭德懷作戰。

　　 解放戰爭開始，陳賡兵團就始終戰鬥在晉南，兩面開弓，打得胡宗南、閻錫山焦頭爛額，同蒲、聞夏、臨浮、呂梁、汾孝、晉南等一系列攻勢，殲敵6萬，特別是臨浮一戰，全殲號稱“天下第一旅”的整編第1師第1旅，俘虜國民黨軍中唯一的中將旅長黃正誠。整編第1師即第1軍，是蔣介石黃埔起家的老本，也是胡宗南最精銳的部隊，該部核心主力第1旅（即第1師）全軍覆滅，使蔣介石萬分痛心，胡宗南也對陳賡這個黃埔同學極其畏懼。如陳賡兵團8萬大軍（且依靠繳獲裝備很強，僅4縱就有75毫米以上火炮54門）西渡黃河加入西北戰場，與彭德懷聯手，不僅敵我兵力雙方大致相當，而且作戰藝術遠遠超過（後僅彭德懷獨力指揮就取得沙家店、瓦子街的大捷），迅速取勝是毫無疑問。此時陳賡兵團上下強烈要求加入西北戰場，彭德懷等西北領導人也認為陳賡的到來可在半年內殲滅胡宗南軍。但是毛澤東卻出人意料地改變了陳賡西渡的決策，要求陳賡南下豫西。

　　 毛澤東這一考慮，基於兩個主要因素。一是認為陳賡南下後可吸引陝北敵軍大部回援，可緩和陝北局勢。豈知蔣介石重點進攻陝北就是不惜一切“摧敵首腦”，決不輕易調動。陳賡南下豫西後殲敵四五萬，蔣介石僅下令西安的機動部隊馳援，至於陝北的整編1、36、90師等主力則“雷打不動”。陳賡兵團南下豫西是8月22日，正如上述，8月23日毛澤東轉移到朱官寨，之後一個月是他們在陝北最困難的一個月，可見陳賡南下是遠水救不了近火，沒有調動陝北敵軍主力。

　　 毛澤東考慮的另一個是糧食問題，認為陝北貧瘠，供應現有黨政軍系統已很困難，陳賡兵團8萬大軍到來更是負擔不起。這純粹是從陝北看問題，沒有放寬視野。陳賡在呂梁戰役中，僅攻克大寧縣城就繳獲糧食2500噸，毛澤東也認為晉中閻錫山囤積糧食甚多，只要打開據點即有糧食（《毛澤東軍事文集》，567頁）。陳賡兵團西渡進入陝北，完全可以依靠晉南、晉中根據地供應糧食，不但自身有餘，還能為陝北輸血。以後瓦子街大捷，參戰主力之一王震的2縱就是得到晉南解放區支援，這就是有力證據。再看此後華北18、19兵團加入西北戰場，連同西北我軍達35萬大軍，也未出現糧食供應問題，何況當初8萬大軍？可見只要大打殲滅戰（陳賡到來後完全可做到）就可迅速收復失地，猛烈擴大解放區，從而增強支援戰爭能力。

　　 陳賡兵團加入陝北戰場後，山西作戰也不成問題。事實上陳賡兵團離開山西後，徐向前指揮由地方兵團升級的部隊連接取得運城、臨汾、晉中三大戰役的勝利，勝利保衛了糧食豐收的晉中解放區。

　　 可惜，毛澤東計不出此，三軍經略中原，未能調動敵人，陝北危局也依然未解，中央機關時時陷於危險中，毛澤東就更加焦躁，反認為是南線各路諸侯執行不力，遂一再嚴厲催促，最後拿出了粟裕千里躍進江南的錯誤決策；南線諸侯體會到主席的焦慮，被迫在不利條件下運動作戰，與敵軍在中原反覆拉鋸，艱難困苦難以形容。反觀之蔣介石，通過重兵雲集陝北，終於通過毛澤東之手達到了調動南線我軍的目的，緩和了戰爭初期南線連續大敗、主力逐一被殲的局勢，緩過了一口氣，並最終使南線國民黨軍超過我軍一倍，與東北形勢恰好相反。
　　 這就是解放戰爭第二年戰略進攻“大轉折”的後果。

三、毛澤東作出粟裕千里躍進江南的決策，粟裕上書直陳，使華野主力繼續留在中原，集中力量取得豫東大捷

　　 早在毛澤東部署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千里躍進大別山的時候，他就同時考慮到以當時已進入魯南作戰的華東野戰軍第1、4縱隊（縱隊司令員分別為葉飛、陶勇，因此也叫葉縱、陶縱）渡過長江、直出閩浙贛地區建立根據地，以便把戰線進一步推向國民黨軍戰略後方的構想。他在1947年7月23日的一份電報中說到，在劉鄧率部千里躍進大別山、陳謝南渡黃河挺進豫陝邊的同時，由陳毅、粟裕、潭震林率華東野戰軍主力留置山東（包括魯西南）“擔負整個內線作戰任務”，另以1、4縱隊經過整補和政治動員後，第一步“出至皖西，建立臨時根據地”；第二步“相機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臨時根據地”；第三步躍進至“閩浙贛目的地”。為了加強這支部隊出擊後的領導，毛澤東還提出以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組成東南分局的建議，要華東局考慮（《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148頁）。

　　 毛澤東對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所下的決心，是不會輕易改變的。因此，他在根據戰局的發展適當調整陳粟大軍的作戰部署後，還多次致電劉鄧、陳粟，要他們繼續準備以一部分主力在第二年的適當時機渡江南進，吸引部分國民黨軍從中原地區轉援江南，以利於中原解放區的鞏固。

　　 劉鄧、陳粟、陳謝三軍挺進中原，對蔣介石的長江防線和沿江重鎮南京、武漢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蔣介石調集33個旅的兵力，對大別山地區的劉鄧軍展開大規模“圍剿”。大別山地區的反“圍剿”鬥爭，堅持了一個多月，國共兩軍在整個中原地區，基本上處於膠着相持的狀態。

　　 怎樣打破這種僵持局面？毛澤東和周恩來、陳毅最初商定的南線三軍在3個月內的作戰方針，是以劉鄧軍主力位於大別山內線，“分遣堅持，多休息，多打小仗”，待正由晉冀魯豫南下的3萬新兵到達以充實部隊後，再打中等規模之仗；以粟裕所部並指揮陳謝軍在2、3、4三個月內，在中原地區尋求打幾個中等規模的殲滅戰，以配合劉鄧軍堅持大別山區的鬥爭。他們還設想以山東兵團的許世友、譚震林率2個縱隊南下蘇北、蘇中，會合原在這兩個地區活動的華東野戰軍2個縱隊，“形成一個重要戰場，威脅京滬”，迫使蔣介石從大別山抽調一部力量向東。“三個月後，南北配合行動，可能進入打大殲滅戰之階段。”1月26日，毛澤東以軍委的名義把這個戰略構想傳達給劉鄧、粟裕和陳謝等（《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375-376頁）。27日，又以毛澤東、陳毅兩人的名義，就山東兵團的使用問題提出兩個方案，要求華東局研究提出意見。

　　 打破大別山乃至整個中原的僵持局面，是關係全局的一篇大文章。對這樣的重大問題，毛澤東在發出電報後，仍在反覆思索，並同周恩來、陳毅繼續商議。毛澤東所擔心的是，這樣的布局能不能有把握打破中原的僵持局面？是不是還有其他更積極、更大膽、更能震動敵人的方案呢？毛澤東又想到了由粟裕率領華東野戰軍3個縱隊渡江南進這一着棋。本來，他是準備在1948年秋季中原戰局基本上得到改善後再走這一步棋的，現在考慮要提前實行。周恩來、陳毅也同意這個設想。

　　 設想雖然提出了，但對採取這樣重大的行動，毛澤東下決心是十分慎重的。1月27日，也就是前一個電報發出後的第二天，毛澤東向粟裕發出第二份電報。這是一份限少數領導人“作極機密討論不讓他人知道”的絕密電報。電報中說：關於由你率葉、王、陶三縱渡江南進執行寬大機動任務問題，我們與陳毅研究有三個方案，即：一，休整半月後立即渡江；二，二、三、四三個月在中原地區殲滅一部分敵軍，然後休整一個月再渡江；三，按原議先在中原作戰，於一九四八年秋季再行渡江。在電報中，毛澤東分析了三個方案各自的利弊後指出：“你率三縱渡江以後勢將迫使敵人改變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個旅回防江南。你們以七八萬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兩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應使休息時間多於作戰時間，以躍進方式分幾個階段達到閩浙贛，使敵人完全處於被動應付地位，防不勝防，疲於奔命。”毛澤東希望粟裕“熟籌見復”。（《毛澤東軍事年譜》，629頁）。這一封極其重要的電報，居然也沒有收錄進龐大的《毛澤東軍事文集》。

　　 毛澤東寄粟裕以厚望。與毛澤東同樣有詩人浪漫氣質的陳毅赴陝北領受機宜後，激動不已，預期此舉必將促使蔣介石統治的迅速崩潰，遂揮毫寫下“五年勝利今可下，穩渡長江遣粟郎”的詩句。

　　 但是當時中原戰局的膠着局勢，引起執行躍進閩浙贛邊計劃的主要負責人粟裕的反覆思考。

　　 41歲的粟裕，在當時各戰略區領導人中，是一位身經百戰、有着豐富作戰經驗的年輕將領。他根據中央軍委批準的方案，率1、4、6縱隊北上到達濮陽地區，準備經過一段時間整訓後執行渡江南下的任務。此時粟裕集中分析中原戰場和全國局勢，“認真研究如何貫徹中央軍委的戰略意圖，主要是權衡分兵渡江作戰有利，還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戰有利”（《粟裕戰爭回憶錄》，537頁）。經過兩個多月的反覆比較和思考，粟裕逐漸形成一個主力暫不渡江南進而留在中原作戰的構想。

　　 粟裕認為，從全局看，要想改變中原戰局，進而協調全國其它戰場，徹底打敗蔣介石，必須在中原、華東打幾個大殲滅戰，把敵人主力消滅在長江以北。而這個條件在中原正在成熟。如果集中劉鄧、陳粟、陳謝三軍力量，既能攻堅，又能打援，一個戰役可以發展成兩三個階段來打，即可有效地殲滅敵軍主力，迅速改變中原戰局。3個縱隊渡江南進後，可以調動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回防江南，但估計調動不了敵人在中原戰場的主力第5軍、第18軍和桂系主力第7軍、整編第48師。蔣介石主力是半機械化部隊，是敵在中原的骨幹，不會調至江南；而桂系主力，因蔣介石出於政治原因考慮害怕縱虎歸山，也不會把它調往江南。這樣，如果只能調走一些二、三等部隊，中原我軍所受到的壓力並未減輕多少；而我軍卻因從中原調走了幾個堅強的主力縱隊，削弱了自己的突擊力量，顯然是不合算的，中原戰局會在比較長的時間內繼續呈現僵持局面，而難以實現預定的戰略意圖。更何況這三個有重裝備的縱隊過江，在蘇浙皖贛地區河流文錯、稻田密布的水網地區機動作戰很不利。必定要棄掉全部輜重，遇到敵人稍為堅固的設防，不僅難以攻克，而且會增加傷亡。大兵團遠離後方作戰，在群眾和地方工作上得不到較好的配合，沒有傷員的安置、糧食的籌集、彈藥的供應，這些都會嚴重削弱部隊的戰鬥力。他回憶起1934年紅軍抗日先遣隊在皖浙贛邊地區的失敗，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根據地作為依託。既然三個堅強的主力縱隊南渡長江調不走敵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隊，反而分散我軍兵力，增加在中原戰場打大殲滅戰的困難，這就難以在短期內改變敵我兵力對比，進一步改善中原戰局。而我進入江南的部隊，由於作戰環境的艱苦，也發揮不了善打野戰的長處。他還具體地分析了中原戰區國民黨軍各部隊的具體情況，算了一筆細帳，認為解放軍3個縱隊進入江南後，在沒有根據地作依託的條件下作戰，3個縱隊預計會有5萬人的減員；如果留在中原地區作戰，以同樣的代價可以殲敵3—5個整編師，這對打開中原戰局將更為有利（《粟裕戰爭回憶錄》，538-541頁）。

　　 儘管構想有充足的根據，但粟裕深知對一個已經確定並正在付諸實施的戰略決策，是不宜輕易提出不同建議的，尤其是在當時正十分強調組織紀律性的情況下。因此在濮陽休整期間，4月初他先向剛從中央回來的陳毅作了匯報。親身參加“渡江躍進”這一戰略方針制定，並和毛澤東的軍事性格相當一致的陳毅這次本來是滿懷信心地來傳達毛澤東“變江南為中原、變中原為華北”的戰略意圖（《陳毅傳》，413頁），聽了粟裕匯報後大感意外，一時難以接受這突如其來的“思考”，認為是牽動全局之舉，但鼓勵粟裕向毛澤東匯報。

　　徵得陳毅同意後，粟裕又在4月16日致電劉鄧，報告了自己的構想。電文1300字，對即將實施的第二個“躍進”提出異議，並慎重表示“以上是尚未考慮成熟的意見，最近奉命赴中央接受任務擬提出，但是否正確，請鈞座予以指正”。

　　 劉鄧也感意外，這種改變中央戰略方針而牽動全局的意見的嚴重性是顯而易見的，但又認為粟裕的建議很有說服力。隨後劉鄧聯名發電報給中央軍委和陳粟：“照現在情況看來，我們擔心的是過江很少把握。如果過江與自身準備尚不充分，則以退出幾個月為好（先派多支小部隊去）……如果粟部退出，加入中原作戰，爭取在半後方作戰情況下多殲滅些敵人，而後再出，亦屬穩妥，亦可打開中原戰局。”（《陳毅傳》，414頁）

　　 4月18日，粟裕以個人名義致電中央軍委和華東局，詳細地陳述了自己的想法。

　　 粟裕的這份電報長達3000字。在電報中，粟裕首先充分肯定去年7、8兩月先後轉入外線以來取得的極大勝利，接着，詳細地分析了華野3個縱隊執行渡江南下方案後可能面臨的種種問題和當前中原戰局發生的有利變化，建議華野3個縱隊暫不南下，以劉鄧、陳謝及華野主力，依託後方（隴海路北）作戰，求得在最近有效地打幾個大殲滅仗。他認為，組成“三線武裝（野戰軍主力、游擊兵團及遠征游擊隊）依戰局之進展向前推移，如能密切配合，則可能使戰局得到較快與較大之發展”。粟裕是謹慎的，深知自己這個建議的分量。因此，在電報結束時寫道：“以上是職個人不成熟的意見，加以對政局方面情況了解太少，斗膽直呈，是否正確尚祈指示。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鬆懈。”（《粟裕軍事文集》，356頁）。

　　 剛到城南莊只有一個星期的毛澤東，看到了粟裕的電報，也看到了劉鄧在同一天發來的電報。毛澤東立刻決定要陳毅、粟裕儘快來中央，向中央具體匯報他們的意見，以便中央對行動方針作出最後決策，並把這個問題列入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重要議程。要求劉少奇、朱德、周恩來、任弼時等先作研究。

　　 1948年4月30日起，毛澤東在城南莊主持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議中，聽取了粟裕的匯報。與會同志一致同意粟裕的建議。根據城南莊決策，陳毅赴中原局工作，由粟裕任華東野戰軍的代司令員和代政治委員。5月5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電報，指出：“惟目前渡江尚有困難。目前粟裕兵團（一、四、六縱）的任務，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開闢渡江道路，即在少則四個月多則八個月內，該兵團加上其他三個縱隊在徐汴線南北地區，以殲滅五軍等部五六個至十一二個正規旅為目標，完成準備渡江之任務。”（《毛澤東軍事文集》，第4卷459頁）。

　　 這是對重大戰略決策所作的關鍵性的變動。它對此後南線作戰的整個進程，包括豫東戰役、濟南戰役、淮海戰役、渡江戰役等，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作為第一線高級指揮員的粟裕，在經過深思熟慮後，敢於實事求是地大膽地對中央重大戰略行動部署提出不同意見，是難能可貴的。作為最高統帥的毛澤東，能實事求是地重視並採納部屬的不同意見，根據實際情況果斷地調整重大戰略部署，也表現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氣。對需要高度集中的軍事指揮來說，這可以說是決策民主化和科學化的典範。

　　 5月30日，粟裕率領1、4、6縱及兩廣縱隊、特種兵縱隊南渡黃河。6月18日至22日，華東野戰軍發起開封戰役，一舉攻克中原名城開封，殲滅守軍約4萬人。接着，又在6月27日至7月6日乘勝發起睢杞戰役，在中原野戰軍主力策應下，殲滅國民黨軍隊的區壽年兵團主力和黃百韜兵團一部5.4萬多人，活捉兵團司令區壽年。開封、睢杞這兩個戰役，通常合稱豫東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9萬多人，是繼東北冬季攻勢以後殲滅國民黨軍隊最多的一次戰役。戰役結束後敵軍檢討：“此次會戰，共軍表現特異的有三點：敢集中主力作大規模之會戰決戰；敢攻襲大據點；對戰場要點敢作頑強固守，反覆爭奪。”此戰共軍“氣焰高漲，實力雄厚，中原戰局遂進入最嚴重階段”。

　　 豫東戰役的重要意義，不但在於殲滅了中原國民黨軍隊的大量有生力量，打破了中原戰場上的僵持局面，而且證明人民解放軍依託老解放區和中原新解放區的支援，已經有可能在這個地區大規模殲滅國民黨軍隊的有生力量，徹底解決中原問題。7月11日，毛澤東要周恩來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起草賀電，指出：這個戰役的勝利“正給蔣介石‘肅清中原’的囈語以迎頭痛擊，同時，也正使我軍更有利地進入了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第三年度”。7月13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電報，明確地告訴中原局和粟陳唐：“粟兵團應在現地區作戰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殲滅五軍、十八軍等部，開闢南進道路，然後南進。”並且斬釘截鐵地寫道：“不殲滅五軍、十八軍不走。”這一重要電報，又沒有收入進《毛澤東軍事文集》，只在《毛澤東軍事年譜》中簡略提及。

　　 豫東戰役的勝利，是粟裕上書直陳後取得的，我軍敢於集中兵力大打殲滅戰，所以敵軍感到“共軍表現特異”。粟裕的厲害之處，不但在於他看清了中原戰局的變化，論據說服力極強；還在於他能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他首先充分肯定去年7、8兩月先後轉入外線以來取得的極大勝利，對毛澤東的躍進江南戰略，並未全盤否定，而只是表示時機尚不成熟，可以先派多路游擊隊先渡江，每路500—600人，破壞敵人後方。另在中央決策前“我們對南渡準備仍積極進行，決不鬆懈。”這就給毛澤東一個台階。因為毛澤東即使同意了粟裕留中原大打的建議，也是勉強的，他在5月5日電報中仍然強調“將戰爭引向長江以南，使江淮河漢之敵容易被我軍逐一解決，正如去年秋季以後將戰爭引向江淮河漢，使山東、蘇北、豫北、晉南、陝北地區之敵容易被我軍解決一樣，這是正確的堅定不移的方針。”試想如果粟裕態度僵硬，言辭激烈，是很難為執着的毛澤東所接受的。粟裕在建議中還提出，主力留在中原是為了打5軍，毛澤東十分贊成，為此還派朱德前往動員。但粟裕在豫東戰役前卻又提出打5軍條件不成熟，“勿為固定作戰地域、作戰對象所限”，通過先打開封並圍點打援，取得豫東戰役的勝利。粟裕的高妙之處，蔑以加矣！

　　 8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召見華東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華北軍區炮兵旅旅長高存信，聽取他們的匯報。毛澤東聽後舉起拳頭說：解放戰爭好像爬這座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階段已經過去了。

　　 解放戰爭中，外線躍進作戰的指導思想毛澤東共提出過三次，劉鄧千里躍進大別山是唯一執行了的一次；第一次和第三次都主要因為粟裕上書而修改了，並隨後都取得了勝利。唯一執行的三軍經營中原的“大轉折”，卻變成了“大挫折”。 外線戰略躍進的戰略，是毛澤東高度鍾愛的“妙着”，他執著地認為，只有適時地和有步驟地把戰線向蔣介石統治區推移，使人民解放軍所需的大部人力、物力取之於對方，才能使新解放區逐步擴展，使老解放區得到進一步鞏固，經過躍進和鞏固的幾次反覆，最終取得革命戰爭的勝利。但戰爭進程說明，這一“妙着”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敗着”，毛澤東不顧前方大將的反對而強制推行，正是要客觀實際來適應其主觀的願望，就陷入了他自己一向反對的“主觀主義”、“冒險主義”。徐向前曾回憶說：“毛澤東晚年聽不進不同意見”，實際在解放戰爭中他固執推行千里躍進大別山、三軍經略中原時已初露端倪，但當時他畢竟還在相當程度上尊重前方將領，“上下協謀”，還能修改第一、第三次外線躍進計劃。不過隨着解放戰爭、朝鮮戰爭的凱歌行進，毛澤東主觀主義逐漸膨脹，脫離實際也越來越嚴重，最後導致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劇。當我們追溯“大轉折”，就看到了那不祥的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