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賓市委在“反瞞產”運動中鬥爭、捆打了兩千五百多名基層幹部，
將該市所屬農村的十六萬農民的平均年口糧壓得只剩一百餘斤。結果
三萬八千人農民冤死，差不多每四個農民中就有一個成了大躍進的犧
牲品。（23）

　　仁壽縣，縣委書記把全縣的公社幹部召去開大會。會上將公社幹部
一個個輪流叫上台，讓民兵抽打，逼問“把糧食放到哪裡去了？招！”幹部
們吃不了皮肉苦，只得胡亂報個地方，說藏了多少糧食。農民僅剩的一點
糧食交出去後，便只有餓死了。四川省委書記閻紅彥帶領工作組前去處理，
並發放了五百萬斤救濟糧，可是一百一十萬人按人頭分，一人不足五斤，
制止不了死亡潮。到一九六一年底，仁壽縣人口比大躍進前的一九五七年
少了二十六萬，除去一九五八年底十一個人民公社六萬餘人劃給威遠縣
以及少數外流者不算，多數餓死了。（24）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
勃勃地驅車到灌縣都江堰參觀，感嘆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
秀喲！”就在這自古以來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餓死了四萬多人。
同在成都平原，與灌縣為鄰的崇慶縣，也死了約三萬五千人。（25）

　　夾江縣，顧名思義，風景如畫的青衣江從中穿過，到樂山與松江會合。
會合處就是著名的樂山大佛所在。就在這塊富庶的地方，每八個人里
餓死了一個！嘉陵江旁的江北縣，沒有因緊挨重慶市而免禍。不過直到
三十年後，官方文獻才透露，該縣在一九六○年餓死了十餘萬人！（26）

　　從重慶沿長江而下，行不多遠就是以“鬼城”著稱的豐都縣。那裡八點
七萬人“非正常死亡”，差不多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成了名符其實的鬼城。
沿江再往下走，以“巫山神女”聞名的巫山縣，因“大煉鋼鐵”使“成熟糧食
多爛在田裡”，從一九五八年就開始餓死人；先後餓死了五萬七千人，每
六個半人中死了一個。（27）

　　大邑縣，死亡率更高，每五個人里就死了一個！井研縣，每八個人里
死了一個。新編《井研縣誌》說，一九六○年“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
正是實話。（28）

　　四川的非正常死亡遠超過任何一省。如今官方發表了完整、清晰的
人口統計數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數分別為
一零三萬、二五八萬、三百萬、一二五萬、二十六萬。整個大躍進期間，
四川餓死的人數高達八百十一萬，每九個人就死了一個！（29）

　　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是大躍進的積極分子。毛澤東的秘書、
成都人田家英聞說成都郊區放了顆“畝產稻穀二萬四千斤”的大衛星後，
曾於一九五九年初率領一個工作組到那個公社去調查，弄清了真相：糧
食畝產只有幾百斤，上報時吹了牛，上級要征糧，公社將本應用作農民
口糧的稻穀拿去湊數，公社食堂只有清湯稀飯給農民填肚子。一九五九
年七月廬山會議前，從武漢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對李井泉說：“現在可
是有的地方餓死了人。”李井泉卻滿不在乎地答道：“中國這麼大，哪朝
哪代沒有人餓死！”（30）

　　如今，四川死了那麼多人，李井泉應負全責。但他成功地用幾個替罪羊
頂了罪。譬如雅安地區死人太多，不處理不行了，李井泉放過地委第一書記
何允夫，下令將榮縣縣委書記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該縣科、局長全部撤換；
並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長、書記一級的幹部。李井泉的老上級、一手提
拔了李的鄧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時，在全省縣委書記會上說：“四川的
工作，中央認為滿意，是全國工作做得比較好的（省）。”同樣餓死了成百萬人
的甘肅、河南、山東、安徽等省的第一書記都被撤了職，唯獨餓死了八百萬
子民的李井泉是個例外，不僅安然無恙，而且當餓死人的災難還在繼續時，
李井泉就官升一級，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掌管雲、貴、川三省。
這也算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奇蹟罷！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七千人大會）上，四川省的
工作部曾就餓死人的嚴重問題向李井泉發難，李不得不在四川組的小會
上作檢查。檢討通不過，鄧小平兩次到四川組去為他開脫：“該檢討的都
檢討了，就是那麼多問題。四川出的問題，中央也有責任。”鄧下令停止
追查李井泉個人的責任，說“會議再不能這樣的繼續開下去了”，李再次
輕易地混過了關。（３１）四川餓死八百萬人的事就成了一筆糊塗帳。

　　廣西壯族自治區在第一書記韋國清領導下，於一九五九年九月
開始“反瞞產”。他親自坐鎮桂林地區臨桂縣指揮，一場令人髮指的
搜糧運動遂遍布廣西。

　　韋國清的“反瞞產”成績巨大，譬如龍勝縣，一九五九年糧食征
購數竟然高達一九五七年的三倍半！留給農民的口糧甚至一天不到
四兩糧，結果當然是把人活活餓死。（32）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報》刊登的廣西環江縣水稻
“畝產十三萬斤”的特號新聞，是柳州地委第一書記賀亦然一手導演
炮製的。到了一九五九年，為了搜刮糧食上交，賀亦然聲稱：“不管
死多少人，柳州地區也要爭個第一！”結果“反瞞產”搞得如此徹底，
有的農民家裡僅剩幾把米，不得不藏進尿罐里以免被搜走。為讓
“私藏”了糧食的農民有糧也吃不成，環江縣馴樂區委甚至下令
“滅火封鍋”，逐門逐戶將爐灶貼上封條，連取暖的火也一律滅掉。
在寒冬臘月里，區委派民兵夜間巡邏，見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許多
農民挖得野菜、剝得樹皮也不敢煮食，活活成為餓死鬼。（33）

　　餓死可以，外逃不行。民兵把守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
外逃。環江縣水源區委甚至追捕到相鄰的河池縣，將二百多名男女
老幼用繩索捆成一長串，押送回鄉。當忍無可忍的饑民到水源區
糧管所搶糧時，區委書記韓祖文不僅不開倉放糧，反下令開槍鎮壓，
事後還誣稱被槍殺的饑民是“反革命分子”。（34）

　　從一九六○年初開始，環江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不少人家絕戶，
不少村莊絕村……最後竟然出現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
至街上有人公開擺賣人肉。”賀亦然的豪言壯語沒有白說，柳州地區
真的得了全廣西第一：死人十六萬！（35）

　　但是，“反瞞產”運動是韋國清直接指揮的，他親自坐鎮的桂林
地區臨桂縣五通鎮，七、八千人口也餓死了三分之一，死絕了一百
多戶人家。所以一九六一年五月柳州地委開會討論對賀亦然的處分
時，韋國清為賀開脫，“建議中央、中南局對賀不作組織處分。”（36）
這樣，賀雖丟了地委第一書記的職，卻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黨委
宣傳部副部長。（賀在文革中被打倒，但文革後說是受四人幫迫害，
平反升官，當上了廣西自治區區委書記。）而升任柳州地委書記處
書記不久的原環江縣委書記洪華則被當做替罪羊拋出，判處五年
徒刑，並死在了勞改農場。奉命槍殺搶糧的農民的環江縣水源區委
書記韓祖文則判了十五年。

　　廣西共死了多少人！據一九六七年“廣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團”
發表的《給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韋國清自己承認的數字”是三十多萬，
但廣西“公安廳廳長鍾楓揭發，起碼有五十萬。”（37）

　　死人嚴重的另一個省是安徽。鳳陽縣是個典型。鳳陽縣一九五九年
的糧食產量是一點五億斤，但縣委宣布“我們在總路線的照耀下，奪得了
農業生產的全面大豐收。糧食總產四點○五億斤……”報了高產就得多交
糧食，縣委擠社員的口糧。擠不出來，便“反右傾”、“反瞞產私分”。鳳陽縣委
在十月間召開全縣幹部大會，開始了空前野蠻、殘酷的“反瞞產私分”運動。
社隊幹部奉命成立“查糧突擊隊”，挨家挨戶地搜查。翻箱倒櫃，挖地鑿壁，
找不出就打，僅一個小溪河公社就有三千多人被打，一百○三人被打成殘
廢，還有三十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設的勞改隊。（38）

　　一個月後，便開始餓死人。該縣殷澗公社黨委書記在化名“石求明”給
毛澤東寫的信中說：“據我知道的三個公社四個莊子的人口死亡情況是極
為驚人的。一個死亡占百分之五，一個占百分之十一強，一個占百分之十五，
一個占百分之二十多。……有的村子幾乎無人了。……我親眼看到，住在我們
臨淮關上的招收起來的被大人丟棄的兒童約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
一九九○年，中國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說：“根據我們八十年代初
考察過的安徽省鳳陽等縣的情況，當時餓死的人大約占全縣總人數的四分
之一左右。”即有近十萬鳳陽農民餓死在那場人為的饑饉中。（39）

　　餓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縣還有宿松、濉溪、靈壁、渦陽等縣。
《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的老家全椒縣，官方坦誠公布，該縣一九六○年
“人口非正常死亡四萬餘人。”每六個人就死了一個。（40）

　　安徽死人如此嚴重，震驚了北京。安徽發生吃死人肉的事件，但當局
力圖封鎖消息封鎖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說法。但最後
中南海還是知道了。但問題究竟到什麼程度，中共中央卻不十分清楚。
所以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會議期間處理安徽問題時，劉少奇曾在安徽
大組會上說：“吃死人肉就是 ‘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書記和公安局長
知道，其他書記和常委都不知道。這種態度是不行的。”“我問你們死了
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
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
再隱瞞要開除黨籍。”（41）但很可能他始終沒有弄清安徽死了多少人。

　　其實，安徽究竟死了多少人，連安徽省委也說不出準確的數字。直到
一九七九年，省委內部還有三個不同的估計數：三百多萬，四百多萬，五百
多萬。三百多萬是個下限。（42）

　　貴州山區地勢偏遠，貧窮落後，俗稱“天無三日晴，地無三里平，
人無三分銀。”一九五九年僅生產了七十億斤糧食，可是省委上報說
產了一百五十億斤，並要在十月前完成徵購任務三十八億斤。（43）
農村嚴重缺糧，糧食收不上來，省委認為基層幹部一定隱瞞了產量。
為逼迫他們認為隱瞞了糧食的基層幹部就範，省委通知各縣“先吃
自己的，後吃國家的”，規定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和一九六○年一月
不得發糧食給公社食堂。同時提出一條別出新裁的口號“捉鬼拿糧”，
對基層幹部審訊拷打，逼迫他們交出糧食。結果造成“貴州死人事件”。
其中最嚴重的是遵義地區、畢節地區和銅仁地區。

　　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
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後，遵義卻成了
人間地獄，農民成批成批餓死。有些地方，全家全家的死絕，成堆
成堆的埋人。本書作者朋友的一位親戚，全家八、九口僅一人活了
下來。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
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
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北京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四月間，
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
遵義死人的情況。可是省委書記李景膺卻將監委寫的報告收去，
未交到中央。一九六○年七月三日，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
匯報“遵義事件”，說遵義地委“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可是李
親去遵義處理事件時，只將幾個縣委書記撤職了事，而將地委
書記李蘇波上調到省里當了計委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