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二之三)

　　畢節地區也成了活地獄。“地委書記孟子明是個土皇帝……
一九五九年在畢節地區大搞所謂‘捉鬼拿糧’……，製造了全省聞名的
‘金沙事件’（金沙縣嚴重死人事件），使無數貧、下中農家破人亡。”（４４）
一九六八年，本書作者的一位朋友到金沙縣工作，當地人告訴他：
一九六○年幾乎家家死人，全縣死了大約四分之一。一九六○年六月，
李景膺親自到金沙縣，把六個區委書記逮捕了五個。其中一個楊金倫
原是縣委書記，因堅持向上級說本縣缺糧而被撤職下去當區委書記的；
如今也成為壞人被捕。但孟子明卻因禍得福，丟掉地委書記職位不久
就升官，成了省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一九六○年初，銅仁地區思南、餘慶、印江三縣相繼斷糧，農民
成萬成萬地死去。活下來的人本指望用野菜熬到秋收，不料當年天旱，
夏收無著，更多的饑民死去了。一九七○年，筆者一位朋友到那裡一家
工廠工作，車間黨支部書記告訴他：書記的兄弟一家、叔伯兄弟數家，
都是全家死於那場饑饉，無人倖存！和遵義、畢節地區一樣，省委丟車
保帥，僅處理了幾個縣委書記，而被老百姓稱為“製造銅仁嚴重死人
事件的罪魁禍首”的地委書記周國璽卻升到省里，當了省委農村工作部
副部長。

　　一九六○年六月，國務院民政部召開全國民政廳、局長會議前，
省民政廳統計了貴州的死人數字，準備向北京報告。省委書記李景膺
見了大發雷霆，說 “誰叫你們報的？這麼大的數字還得了！”“你們把
這些數字反映出去，被台灣、香港特務機關得到，就等於給台灣、香港
的特務機關送了情報。你們趕快把這些材料燒掉。”直到年底，公安部
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
一百零幾萬，省委未及制止，貴州的真實情況才得以外傳，中央政府
特派謝富治率檢查團前去檢查。（４５）但那些“革命聖地”的冤魂卻再也
不能復生了！

　　自然條件本不算好、糧食產量不高的甘肅省，因一九五八年國家
徵購的糧食高達產量的百分之三十七點五而導致農村普遍缺糧，早在
一九五九年上半年就已處處有農民餓死。六月初國防部部長彭德懷自
國外訪問歸來，總參謀長黃克誠向他介紹國內情況時，就曾特別提到
過甘肅的問題。八月廬山會議後反右傾，省委搜刮糧食變本加厲，收走
了占當年產量百分之四十七點六的糧食。“再扣除種籽和飼料等留糧，
農民所剩無幾，平均每人全年不足一百公斤。”據當時的省委財貿部長
張天珩回憶，當時“整個河西地區，日人均口糧不足六兩原糧。”（４６）（
僅折合四兩食用糧）整個甘肅一下子掉進了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中。

　　一九八六年時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李子奇說：“在三年困難時期，
甘肅有很多人死於飢餓，主要集中在隴中地區。”作家麥天樞在作了大
量調查後得出結論說，“隴中大饑饉餓死近百萬居民”。（４７）

　　隴中大自然條件較差，但自然條件好的地區也沒能逃脫大躍進人禍。
武山縣位於蘭州和天水之間的鐵路線上，渭河從中穿過，渭河兩岸的北山
和南山之間，是幾十里寬的平川。因有渭河水澆灌土地，在飽受乾旱威脅
的甘肅省，屬於豐饒地帶。一九五八年，它是甘肅省委表彰的“紅旗縣”，
一九五九年就成了遍地餓殍的鬼域。以渭河北岸的百泉公社為例，從一九
五八年成立人民公社起放開肚子隨便吃飯。到了一九五九年十月中旬，
公社食堂突然開始限量，不能放開肚子吃飯了。大家開始勒緊褲腰帶。
開頭每人每天六兩糧食，一周后改為五兩；十一月上旬改為四兩，下旬
改為二兩。到了五九年底，糧食沒有了，僅剩下大白菜充飢。隊裡死了驢，
肉被隊長們瓜分了，社員們沒份。社員家家被搜查，翻出的糧食全部沒收
歸食堂。大年初一，食堂里只有大白菜和爛土豆。社員雖然多少還藏了
一些糧，但堅持到六○年二、三月間，就完全沒有吃的了。一九五八年
被送到百泉公社百泉大隊勞動改造的蘭州大學右派學生何之明這時已
被調到縣辦工廠，有“城鎮居民”的口糧，無餓死之虞，回村看望老鄉時
還能接濟他們一點。可惜杯水車薪無濟於事，老鄉成批餓死。百泉大隊
（今百泉村）一千多人餓死了近三分之一，包括何之明的老房東。（４８）

　　甘肅餓死人的嚴重情形傳到北京，震動了中南海。中共中央監察
委員會副書記錢瑛親率工作組前往調查。了解到真實情況後，她立即
向中央告急，請求撥糧救災。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於一九
六○年十二月初在蘭州召開會議，改組甘肅省委，並號召全省“緊急
行動起來搶救人命”。（４９）賑濟饑民的糧食是運去了，駐軍也則配合
地方，挨家挨戶送救濟糧。雖說“來遲了”，許多農民已經死去，死亡潮
終於停止蔓延。

　　大躍進期間甘肅的非正常死亡在一百三十萬至二百萬之間，一百
三十萬是個下限，占當時人口的十分之一。對此從沒有人提出過異議。
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間，對甘肅餓死人應負主要責任的省委第一書記張
仲良在江蘇任省委書記處書記。甘肅的造反組織派代表到江蘇，要求
將張揪回甘肅，理由就是“張仲良欠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當時，
由於劉瀾濤被打倒，張仲良的個別老部下想為他翻案，找到當時主掌
甘肅的蘭州軍區政委冼恆漢，請他支持張仲良復出。冼恆漢回答說：
“我要是為張仲良翻案，我對不起一千多萬甘肅人民。”結果張仲良的
案終於未能翻成。

　　青海同甘肅差不多。由於省委第一書記高峰“左傾蠻幹”（劉瀾濤語），
青海發生嚴重的非正常死亡，劉瀾濤向鄧小平點名要求派公安部副部長
王昭去青海主持工作。據劉回憶：“王昭同志到達青海時，正是春耕大忙
季節。但是從湟水之濱到黃河兩岸，地里看不到人跡，村里看不見炊煙，
一片荒涼蕭疏景象。”王即向中央報告，“要求中央火速調撥糧食，先把
人畜死亡的問題煞住。”（５０）但在救濟糧送到之前，許多農民已經死去了。

　　青海當局公布的死亡數僅為十二萬多，因為打了“外流”的埋伏，說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五十四萬。（５１）而實際上全國各
處都在挨餓，外流者很難討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
死於他鄉，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數就是四十萬、占全省人口總數的百分之
十五了。

　　當時的中共中央委員范文瀾曾說：“在大躍進中哪一省衛星放得最多，
那一省的災荒就最嚴重。”河南就是其中之一。該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
之五十的莊稼爛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減了產，當年糧食產量僅
一百九十五億斤，他卻按四百五十億斤的產量作基數，分攤指標，強行
徵購，完不成任務的幹部就是 “小彭德懷”。各地只好靠搜刮農民的口糧
來證明大躍進之偉大，將當七十五億斤交了國家。（５２）結果弄出了幾個
“事件”，其中最嚴重的是“信陽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說法是：“‘信陽事件’
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發生在信陽地區的大批農民群眾
餓死的事件。當時信陽地區所屬十八個縣（市），有十五個縣（市）出現大批
農民非正常死亡。”（５３）

　　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出在信陽地區，餓死人信陽也是第一。信陽地區
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三十二億斤，以第一書記路憲文為首的信陽地委卻估
產為六十四億斤。省里要徵購九點六億斤，已屬過頭，地委卻自報奮勇，要
為大躍進多作貢獻，交了十點四億斤。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牲口飼料糧
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糧，僅夠食用四個月。潢山、光山
等縣，口糧甚至不足三個月。還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斷糧
停伙了。路憲文怕真實情況傳到外界，指令各縣，“不准農民生火做飯，
不准外出逃荒要飯，不准向上級反映情況。”（５４）各縣派民兵封鎖村莊，
街頭、交通要道都設了關卡。農民無處可逃，只剩下餓死一途。

　　信陽地區的非正常死亡數，如今官方公布的是五十萬。（５５）但這與
目前已披露的各縣的死亡數不符：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陽縣餓死八萬
多人，新蔡縣死亡近十萬。臨靠淮河的淮濱縣，僅在一九六○年一年裡就
餓死九萬八千人，每四個人中死了一個！在那中國第一個人民公社遂平縣
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餓殍！（５６）而“大批農民非正常死亡”的縣（市）
“有十五個”！

　　實際上，內部還有一本帳未公開：“第一次統計是八十三萬人……
第二次統計查出九十七萬；上級估計在百萬人以上。”一九六○年十一月
十二日，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率領工作組到達信陽。調查
了五個月後，工作組組長陶鑄在一次講話中說：“我看死亡數字就不要再
統計下去了，已經一百多萬了。……”（５７）作家白樺是信陽人。他說當時
“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正是事實。僅息縣就有六百三十九個
村子死絕。固始縣“全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死絕的戶數，光山縣
就有五六四七戶，息縣五一三三戶，固始縣三四二四戶。”（５８）

　　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文才曾說當時“有些地方甚至餓殍遍野，總理
為此憂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陽。對信陽事件，毛澤東也知道
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澤東指定他身邊的幾位工作人員到信陽地區
去調查研究。不過，當這一行人於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達河南時，省委
第一書記吳芝圃卻不讓他們去信陽，把他們安排到了許昌地區的鄢靈縣。
雖然他們也看到了“農民大量挨餓、生病、死亡的淒涼後果”，畢竟沒有看到
信陽地區餓殍遍野的慘況。（５９）

　　河南省的問題剛暴露時，省委第一書記吳芝圃想從下面找替死鬼，
挑上了禹縣縣委書記刁文。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時，禹縣出過一陣風頭，
每當中央要員前去參觀，吳芝圃必定風光滿面地陪同。到餓死了人，事情
鬧大了，吳臉一變，下令槍斃刁文。但被中央發現制止，刁文才揀了一條
命。南陽地區唐河縣一九五八年曾創造全國第一顆小麥“高產衛星”和“
保證畝產籽棉一萬二千斤，爭取一萬五千斤”的棉花高產奇蹟。結果該縣
的糧食被大量外調，供上級領導觀看的糧囤僅表面一層是糧食，下面全
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斷糧的農民成批餓死，萬戶蕭疏、餓殍遍野，路
上隨時可見倒斃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該縣人口銳減了十一萬四千。
在相鄰的淅川等縣的三個縣委書記、縣長被捕，上報中央等候批准槍決時，
唐河縣委第一書記畢可旦風聞自己將被解押南陽，“很可能槍斃”，便先領
著家人半夜跳了井，夫婦及三名女兒死去。

　　（文革後，畢被平反，官方為他遷墓重葬。可是官修墓碑敘述他的
生平時，只說他一九五七年任唐河縣委第一書記，一九六○年十一月
逝世，對大躍進和他的死因隻字不提，好象根本就沒有那回事。倒是
與他一起跳井時年方十四歲、被母親頂上水面逃生的兒子畢劍增說了
實話：“唐河當時餓死人多，我父親身為父母官，他是有責任的。他既是
浮誇風的執行者，也是一個受害者。”）（６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