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二之四)

　　河南餓死人的慘劇被揭開後，大躍進的積極分子吳芝圃終於不得不
認罪：“省委和我犯的錯誤嚴重得很，罪惡也大得很……組織上無論如何嚴
肅處理，我都沒話講的。處以極刑，我也應引頸受戮。”（６１）不過，他的
官運並沒到此結束。不僅中共中央委員的頭銜卻沒丟，而且不久就又調任
中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只比原職低了半級。他死後，中共為他作的
傳是這樣寫的：“一九五六年……被選為中央委員。一九六二年以後，任中
共中央中南局書記處書記。一九六七年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迫害去世”。
（６２）同畢可旦的墓碑一樣，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一年間，吳芝圃的經歷
也是空白，似乎什麼事也沒有做；一個欠了老百姓二百萬條生命”的人物，
竟成了受迫害而死的大好人。中共為吳芝圃開追悼會時，河南省委機關報
《河南日報》甚至發了篇強姦民意的大塊文章《河南人民一直懷念他》。那
一天，在河南省會鄭州的一處公共報欄，有人在這篇文章旁批了幾個字：
“河南人民永遠不會原諒這個人！”

　　山東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躍進，青壯勞力都去煉鋼、
修水庫去了，全省秋播面積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老天爺幫忙，
風調雨順，夏糧長勢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沒有播種，老天爺白
幫了忙，應該豐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幾億斤。八月開了廬山會議，
批判右傾機會主義，於是又“大辦水利”。“從十月下旬開始，全省七百萬青
壯勞力開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達到八百八十七萬人。甚至在一九六○
年春夏農村經濟面臨崩潰、嚴重糧荒籠罩全省時，仍有數百萬農村勞力不
搞春耕春種、夏收夏種，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拋荒，“一九五九、
一九六○年兩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萬畝。” （６３）

　　本來據山東省委估計，二百億斤是“最低限度的糧食自給目標”，但為了
大躍進而土地拋荒，老天爺不肯再幫忙。飢餓的農民無力操持農活，一九六○
年僅產了一百六十六億斤。這樣，國家應當支援山東三十四億斤糧食才行。
可是為向中央邀功，山東省委反而報告說“大豐收”，農民“踴躍賣餘糧”，從
農民那裡搜刮了七十億斤“餘糧”交給國家，即從每個山東農民口裡奪走了
一百多斤糧食。結果有一千六百萬農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糧只有一百四十
二點七斤”。（６４）每人每天不足四兩原糧，還不夠兩隻雞吃的。人焉能不餓死！

　　臨朐縣有個大峪大隊，一九五九年秋收，四十多萬斤糧食被徵購，剩下
人均口糧僅一百多斤。從十一月起，每人每天只配給四兩原糧。此外又宣布
瓜菜代口糧：“蘿蔔四斤頂一斤，菜葉子五斤頂一斤，南瓜二點五斤頂一斤。”
玉米秸、剝去了玉米的光棒子、花生殼、豆秸、瓜秧磨碎，也算是農民的口糧。
實在湊不出了，又假設每人偷了四十斤糧食，強行加到每個人的頭上，算起來
每人的口糧又多了四十斤。最後向上級報告說每人口糧三百五十七斤。但一天
四兩糧食維持不了生命，農民就這樣活活餓死。死的人多了趕不及埋，許多人
暴屍路旁。臨沂地區一位當時的中學生後來這樣回憶道：“大概是（一九）六○年，
……那時大食堂已經把許多人餓死了。（上學的路上）常見有被狗撕得亂七八糟的
死孩子，我怕極了。”（６５）

　　一九六○年十月，羅榮桓元帥曾在一次講話中說：“在山東，農村勞動力
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牲口由六百萬降到二百萬，許多土地荒掉了。”羅沒細談
山東農民餓死的詳情，因在廬山會議上直言批評毛澤東而被打倒的彭德懷
元帥卻多少知道一些。當時他正被軟禁在北京西郊吳家花園（今清華大學與
頤和園之間）。有一天，一老一少母女倆到了彭蝸居的地方，她們是步行乞討
一個多月從山東來到京城的。那母親一見到彭的一位警衛戰士就哭喊道：“
兒呀，你爹和你兄弟都餓死了。全村人把樹葉都吃光了，都逃出來了……”（６６）

　　甘肅省委工業交通部部長張北華是山東人。一九六○年，在通渭縣大批
餓死人後，他被派到通渭縣去處理。就在這時，他的侄兒從山東老家去甘肅找
他，告訴他山東家鄉的情況與通渭縣差不多，他的父親也是餓死的。連這位高
級幹部的父親都餓死了，山東死了多少普通農民就可想而知了。（６７）

　　闖下大禍的舒同，省委書記當不成了。一九六○年十月，舒同下台，“下放”
去當縣委第一書記，而活活餓死的幾百萬山東老百姓卻再也沒人提起。此時
北京朝廷還不知道安徽死的人一樣多，曾希聖便光榮地兼了山東的第一書記。
為了支持曾希聖，中央於十一、十二月間給山東調撥了十億斤糧食。不過其中
有四億斤是“返還”的糧食，即本來就是山東農民的口糧，被前省委搜刮了交給
北京政府的。（６８）換句話說，要是山東的各級幹部當初不曾搜刮農民的口糧
去向上邀功，許多農民是不會餓死的。

　　北京四圍的河北省，並沒有因為靠近偉大領袖毛主席而沾光。從北京往北，
過了八達嶺長城不遠就是張家口地區。一九六○年春，張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
書記胡開明到下屬蔚縣調查。在蔚縣西合營村，他看到“春播時，前邊播上種，
後邊有人就把種扒出來吃掉。隊裡沒辦法，把種籽通通拌上毒藥，並通告全體
社員。可是……種籽照樣被扒出來吃掉，只不過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
糧食在土裡邊搓搓，然後迫不及待地塞進嘴裡……”（６９）

　　在那樣嚴重的情況下，河北省委的書記們既不敢向中央開口討糧食，又
不敢開放儲備糧倉。他們只懂得一條：卡農民的脖子。省委在一九六○年十月
決定全省農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兩的指標配給糧食。口號是“吃四兩，曬太陽。”
因為太陽光里有熱量，可彌補食物之不足。

　　胡開明跑到省里找省長：“請你們下來看一看，一天四兩糧食怎麼活下去！”
但他空手而回，沒要到一點糧食。而他手下的蔚縣縣委書記為了向省委表忠心、
充模範，竟決定再壓低農民的口糧，規定全縣農民日吃三兩糧。按胡開明的說法，
“這個標準降到了一隻雞所需食物以下。”結果僅僅在實行此標準的頭四個月裡
，蔚縣就餓死了百分之二點八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兩後，宣化市的死人數也
“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節初一，河北省委召開常委擴大會，省委書記指著
宣化市委書記盧起責問：“宣化為什麼死那麼多人，原因是什麼？”盧起回答：
“四兩不行，就是五兩也不行，至少需要六兩。”會議這才決定將農民的口糧
增加到六兩。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問題才因而逐步緩解。（７０）

　　湖南也沒因是毛澤東的老家而免禍。漵浦縣本是個除了鹽之外什麼都
可以自給的好地方，此時人們也沒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樹葉可采，有獼
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設法找點東西充飢。四周山上無野果可采的，就
沒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圍都是禿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餓死了一大半，青年、
壯年幾乎死光。本文作者的一位黃姓朋友的同學，一九四九年參軍，當上了
軍官。他一九六○年回向家□探親，發現父母都已餓死，村里沒剩下幾個活人，
當即憤而自殺。（７１）

　　湖南的另一個縣──寧鄉，是劉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聽說劉
要回鄉搞調查，當地幹部怕他發現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機關路旁的梧桐樹的
樹皮已被饑民剝了吃掉，趕緊做了手腳：將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但
劉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個山坡上看到一堆風乾的人糞，用小棍子
撩開，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來也聞不到臭味。農民告訴他，很多人已
經餓死，枯木沖（村名，劉的老家叫炭子沖）餓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
劉的姐姐劉少白家中在一個月裡接連死了兩口。她的兒子因用米糠充飢，屙不
出屎而活活憋死。（７２）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統計數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僅八十六萬。但陪同
劉少奇去湖南調查的夫人王光美說：當時“基層黨組織……連人口死亡數字統計
出來了，還要‘壓縮平衡’，不許如實上報”，可見官方統計的死亡數字必定是縮
過水的，不可置信。實際湖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數至少在一百五十萬以上。（７３）

　　既然是人禍而不是天災，既然各個省都服膺北京中南海里的偉大領袖
澤東，毛指揮的大躍進也就人人有份。所以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在一九
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曾說：“各省第一書記都該打一百板屁股。”（７４）為此，
以緊跟毛澤東為首務的周恩來專門開過一次會批判他。周惠也作為“右傾機會
主義分子” 而下了台。可是只過了幾個月，周惠的話就被證實了。所有的省都
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春天，總理辦公室主任童小鵬回到福建長汀老家，看到
當時說假話之風盛行，名義上是保證每人每月吃三十斤稻穀（折糧二十一斤），
但實際上沒有做到，大食堂都無米下鍋，吃的多是煮青菜。”一九六一年初，
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張鼎丞帶領工作組到閩西，也發現“大片土地荒蕪，大量
牲畜死亡……非正常死亡非常嚴重。”（７５）

　　魚米之鄉普遍餓死人。湖北各縣死人的情況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
春天就餓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譬如松滋縣一九五九年餓死了六千
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餓死一萬六。宜都縣有一萬四千餘人非正常死亡。（７６）

　　由於一九六○年上半年嚴重缺糧，農民顧不上農田管理，天氣也不幫忙，
一九六○年的夏收極差。不僅沒有“餘糧”上交北京邀功，反而要向上伸手了。
一九六○年底，湖北省省長張體學打電話到北京，對他的紅安縣老鄉、副總理
李先念說：“李副總理，你就是砍了我腦殼，也要給我兩億斤糧食！百姓們沒法
活了。”可是國庫空虛，李先念也沒有辦法。他沉默了半晌才開口：“你就是砍了
我腦殼，我也拿不出兩億斤糧食……”（７７）李拿不出糧食給故鄉，他的許多湖北
鄉親自然沒能熬過那場饑荒。

　　既是人禍，江蘇省富庶的江南水鄉也就逃不脫。溧水縣，近一萬四千人
非正常死亡。常熟縣本應“常熟”，卻也死了一萬一千多。武進縣東安鄉，僅兩萬
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四百多。（７８）從省會南京往南不到一百公里，石臼湖
與固城湖之間，有個原本很富庶的高淳縣（淳溪）。（題外話：石臼湖是筆者當年
“接受再教育”、並萌發寫作《人禍》願望之處。）早在一九五九年上半年，高淳就
已發生嚴重的的餓死人事件。省委調查後，寫了報告正要送中央時，在廬山
開會的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打電話回去說：“現在氣候不對了，要反右傾了，
你們不要再反映死人的情況。”於是省委將報告壓下，僅將高淳縣委書記劉元
撤職了事。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是首務，無人敢為民請命，糧荒不得舒解，形勢
日益嚴重。省公安廳廳長洪沛霖親赴高淳調查後，談起高淳的情況，說：“農民
一家家死亡，有的村莊死得差不多了，還剩幾個人。何等慘啊！”（７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