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從“大躍進”到大饑荒(二之五)

　　長江北邊的高郵縣是又一個典型。該縣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一萬六千
多人。一九六○年二月，縣委第一書記夏雨和第二書記洪堅一併成為反右傾
的靶子，被定為 “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錯誤”而撤職。新上任的縣委忙著召
開萬人大會批判“右傾機會主義”，顧不得救人命。結果一九六○年又死了
一萬七千多。饑荒持續到一九六一年，又有四千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
高郵縣餓死的三萬七千多人中，一萬七千多是兒童。（８０）

　　高郵北邊的興化縣，死的人數差不多，縣委書記郭玉漢被撤了職。興化
北邊的寶應縣，情況更嚴重。因為忙於各種“大干”，顧不上農活，一九五九年
一半以上的稻田是白水插秧（未施肥），還有的稻田乾脆拋荒，結果大減產。
“當年糧食實產十七萬噸，而縣委主要負責人卻堅持核定產量二十七點五萬
噸，以至徵購過頭，社員口糧全年人均只有七十六點五公斤，造成農民非正常
死亡的嚴重問題。”四萬人餓死，事情鬧大。江渭清親自出馬，逮捕了縣委書記
徐向東。江雖自我檢討說“寶應事件，省委要負一定的責任”，（８１）但“死者長
已矣”，再也不能復生了。

　　當年副總理陳毅路過南京時，曾將江蘇省長惠浴宇找去問：“人民公社
究竟好不好？你們江蘇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蘇省委事先已統一了口徑，
惠浴宇也就沒有對他的老首長說實話。陳毅回到北京，嘆道：“在下面跑了幾
個省，誰也不敢說老實話……”（８２）

　　全國二十六省，全都餓死了人，無一例外。前面未提及的省份，今列舉
一二實例，且為周惠的話作證：

　　遼寧台安縣，一九五九年就開始餓死人，到了一九六□年，每人每天的
口糧僅四兩至七兩毛糧。吃七兩的可勉強活下來，吃四兩的便難逃一劫。那
兩年間，人口減少了六萬，除去“外流二萬多人”，非正常死亡當在二萬以上。
雲南鎮雄縣，一九五九、六○年兩年內有一萬人“非正常死亡”。陝西安康縣，
一九六□ 年“大部分社隊人均口糧不足十公斤……非正常死亡七千多人。”（８３）

　　全國兩千餘縣，沒人餓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況稍好、死亡數相對
較低而已。如江西寧都縣和豐城縣，一九六○年的非正常死亡均在兩千人上
下。廣西橫縣，一九六○年“春夏間……因缺糧餓死一千四百人。”連地廣人稀
的糧倉黑龍江省也不例外。譬如望奎縣在一九五九年有一千人非正常死亡。
一九六二年，黑龍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糧食定量減到二十四斤……。農村
……糧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災地區，入春以後幾乎沒有糧食吃，人們主要靠
野菜、野果、樹葉、植物的根莖充飢……”（８４）

　　偉大領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糧食有“定量”，死不了。
郊區農民就不行了，他們是被犧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
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區農村共有三點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鄰天津
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數為三萬五千多。東北重鎮瀋陽的情況就更差
一些，三年內共有六萬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萬五左右是歸瀋陽市管轄的
新民縣的農民，幾千人屬瀋陽市管轄的遼中縣。（８５）

　　在有些城市，居民因營養不良造成的死亡率增加也十分明顯。若將
這也算作“非正常死亡”，則河南南陽市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就每年有幾百人
非正常死亡，一九六○年非正常死亡數達一千以上。縣屬小城鎮的居民，
凡與農民一樣無“商品糧”可買的，都是被犧牲的一群。譬如四川新津縣
武陽鎮，僅一萬多居民，一九六○年竟死了一千一百多人。（８６）

　　還有一批人是不該不提的。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反右、一九五八年
“反右補課”補進網裡的右派，以及因“攻擊大躍進”、“反對人民公社”而
獲罪的那一大批人。

　　西北民族學院你夜的回族青年沙雲青，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以後
又因與朋友議論大躍進而成了“反革命”，被判刑十五年。在青海某地的
監獄裡，“和他關在一起的‘政治犯’們，大多是專家、學者、教授，憂國
憂民而因言獲罪。他在那裡拜了許多老師，跟著學文學、學科學、學馬
克思主義。後來，他的老師一個又一個悲慘地死去。二十五個人的大牢
里，只剩下兩個人，餓得皮包骨……”沙雲青是其中之一。（８７）

　　蕭復興的《柴達木傳說》記載了在青海的另一所勞改農場裡右派們的
遭遇：“缺糧，嚴重的缺糧。勞動，依然是繁重的勞動。許多犯人先後餓死了。”
“新來了一個大學講師，也是右派。斯文白晰……沒過幾天，人不見了。怎麼找，
也找不到……（另一位右派、工程師黃治中）找到了他……在戈壁灘上。他餓死了。
瘦瘦的身軀緊貼在沙灘上。”（８８）

　　“胡風分子”任敏，一九五五年與丈夫、復旦大學教授賈植芳一起入獄，
一年後獲釋，被發配青海，旋又因“攻擊毛主席”而再度坐牢。大饑饉時，她
在牢房裡的任務是搬死屍，每天都有餓死的囚犯往外搬。在北大荒勞改的
右派、電影《智取華山》的導演巴鴻，及另外幾位演員的勞動任務稍有不同：
挖墳坑，定額每人每天挖三個。男高音歌唱家兼音樂指揮莫桂新（女高音
獨唱家張權的丈夫）葬身的墳穴，就是他們幾位電影工作者挖的。勞改犯
死得太多，連做墓牌的木板都不夠用了。興凱湖邊埋葬他們的的小丘崗上，
所謂墓牌只是一塊紅磚，用粉筆書寫著那些右派分子的名字。“一場大雨
浸過，粉筆筆跡消失，那死鬼就成了無名野鬼。” （８９）

　　那時，寧夏回族自治區的右派作家張賢亮，也是個勞改犯。他後來這樣
回憶那段日子：“數百名工程師、農學家、會計師、教員……還有在國外留過學
的學士、碩士、博士或舊軍官”，與刑事犯關在一起勞改。“一九五九年到一九
六一年，每月每人的口糧標準從二十斤降到十五斤，再降到九斤！”“勞改隊
開始大批死人……接二連三地死人。假如你早上爬起來，發現身旁的人死了，
應該向組長報告：‘組長，某某人死了。’千萬不能說：‘啊，組長，又死了一個！’”
“勞改隊的領導經常‘報告’社會上人民群眾的生活比勞改犯人還困難，吃的
比犯人還糟糕（這樣勸導犯人不要逃跑）”。（９０）

　　甘肅酒泉附近有個名叫夾邊溝的地方，“一九六○年……有兩千多名
因各種原因挨整的幹部在夾邊溝勞改農場餓死。”該農場由於人犯基本
死光而變成了荒涼的丘墟。（９１）

　　離北京不遠的河北清河勞改農場死的人更多。僅其中的“五八三”分場
就死了三百多。他們大多是北京西郊學院區送去的學生：清華大學、北京
大學、航空學院、鋼鐵學院、工業學院……（９２）

　　這批死者中，沒有名人。除了筆者的校友、清華大學電機系學生張心濤、
劉雪峰外，能追尋出名字的不多。以下是當年稍有名聲、平反後被人提及，在
人世間留下了一點痕跡的幾位右派分子：自日本歸來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副教授費明君，死於青海；自台灣赴大陸的美學家呂熒，死於河北清河；自
香港歸來的作曲家陳歌辛，死於安徽；自美國歸來的化學家、蘭州大學
副校長陳時偉，死於甘肅武威黃羊河勞改農場。他們代表了一個時代，
一個如今青年學子們所不知詳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