煙土大王(2)(圖)

連載:煙毒的歷史 作者：冼波 出版社:中國文史出版社

煙土大王(2)(圖)

土匪頭抽大煙

　　不久，葉清和又與成都的一名軍閥聯繫上了，雙方各投資40萬元，在成都苦竹林江建起新廠，搬來堆放在重慶的設備、化學藥品，就開始生產了。但生產兩批以後，謝姓軍閥病死了，謝的兒子旅長謝互三翻臉不認人，將存放在謝家公館內的藥品、鴉片、原料和海洛因悉數吞沒。新廠因而停產了。

　　1931年底，葉清和在上海法租界十三層樓附近辦了海洛因加工廠，聘請日本人為技師，
對四川生產的海洛因進一步加工提純。在上海加工後，海洛因質量提高了，銷路也打開了，華北、東北各省是其主要的銷售地，西北一些省份也有不少的銷量。

　　1933年，葉清和在上海製毒廠因與同行競爭，被同行告發，被租界當局查封沒收。葉清和亦被捕。交了保證金4萬元後被保釋，反過來狀告工部局華人偵探長陸廉奎敲詐未遂，濫捕無辜。結果幾場官司全都敗訴，葉清和損失了20餘萬元後，潛逃廈門。

　　到了廈門後，葉清和依舊作煙土生意。他拉攏了駐福建的十九路軍軍官譚某，得到譚某的庇護，又與經營鴉片而臭名遠揚的台灣高等浪人施范其(廈門“台灣公會”第一、二、三任會長)、曾厚坤(自1914年到1930年先後任過11年的廈門“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自1925年至1936年，先後任過5年廈門“台灣公會”會長)及另一台灣浪人合作，開設“五豐公司”，專門從香港走私波斯紅土入口。五豐公司總部設在廈門，在福州開設分號。1934年1月，國民黨政府派軍圍攻十九路軍，葉清和害怕在分號的鴉片被搶，親自押車從福州運往廈門。路過同安小盈嶺時，被當地民軍攔住。葉清和用閩南話向一小頭目打聽，知道這是同安土皇帝葉定國的部隊，馬上轉憂為喜，對小頭目說：我與葉定國是宗親，都是自己人。然後又給小頭目一些錢。小頭目回到哨卡、與葉定國聯繫後，不但准予放行，還帶兵沿路保護。

　　1934年1月，十九路軍失敗。葉清和又很快與國民党進剿十九路軍的東路總司令蔣鼎文搭上了關係，並主動報效軍費數萬元，由此得到蔣鼎文的青睞。不久，國民黨實行“寓禁於徵”的政策，鴉片公賣，歸商人承包。蔣鼎文推薦葉清和承包了閩南特貨的經銷權。為此，1934年9月，葉清和組建了鷺通公司(半年後改為裕閩公司)，葉清和為董事長，股東有曾厚坤、陳長福、林某等人，公司設在廈門。重要職員有會計主任黃清安、運輸股長汪玉寬、庶務股長陳鏡昌、保管股長白綿福、製造部監督李國泰。另聘請台灣浪人頭子“十八大哥”中的李良溪、陳糞掃等為正副緝私隊長。鷺通公司承包閩南“特貨”銷售專權，每月須交7萬元。有此特權後，鷺通公司在閩南各縣遍設代理處，把各縣的包銷權轉賣給當地的軍閥、土匪、地主、劣紳。為此各縣都設立了代理處，執行公司的“承銷持貨辦法”，並簽訂了保證書。

　　鷺通公司專賣的特貨，主要從漢口運來，每次約有1000箱左右，每箱1000斤。每年販運多少鴉片至福建，則無法統計了。1936年6月，國民黨軍統特務敲詐葉清和未遂，將其秘密綁架(此時葉清和已加入日本籍，並討了一個日本小老婆)了。1937年葉清和乘亂逃到了香港。抗日戰爭時期，葉清和勾結日本特務，先後開設了幾家公司，幫助日本人販毒，推行毒化中國的政策，並協助日本人掠奪軍事物資，如廣東陸豐、海豐等地的鎢礦等。1944年，他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武裝東江縱隊捕獲，抗戰前夕病死了。屍骨埋葬何處，則無從尋找了。大煙王就這樣結束了自己可惡的一生。

　　葉清和之成為煙土大王，的確有其經營特點：先由走私煙土起家，再勾結上海大流氓、幫會頭子，取得他們的支持，又加入葡萄牙籍，換獲得帝國主義的保護，在上海開始發跡。之後，勾結地方軍閥、土匪，加入日本國籍，進一步製毒、販毒，壟斷閩南特貨，再創“輝煌”。可以說，勾結軍閥、帝國主義列強、黑社會，尋找靠山，是葉清和經營煙土業的不二法門，也是他發跡的基石。

　　武漢“煙土大王”趙典之。趙典之，字煥章，武昌縣楊趙村人。1878年生，1952年卒。在其一生中，膽大霸強，欺詐投機，販運煙土，大發不義之財，成為遠近聞名的“煙土大王”。

　　趙典之出身於小康之家，他的父親作過師爺，在趙典之出生兩年後去世，趙家生活開始困難。10歲時，開始讀書，粗通文墨。16歲時(1894年)，在武昌自強學堂作雜役，兩年後因打架被開除。1896年，趙典之到漢口葉福泰絲線店當學徒，因店鋪與同行搶生意，他幫助老闆打架；之後，對方乘其不備，糾集人眾將其打傷，臥床醫治了數月才好。從此，他下了決心學習打架的本領，到豬鬃幫拜師學武功，練就了一身打架的功夫。

　　1898年，趙典之借了點本錢，在郭家巷租了一間門面，出售煤油，代銷簽捐局獎券。混了兩年，又覺得小生意難以發財，就改做“過手生意”。即與他練打架的朋友一起，做牛羊皮、豬鬃的買賣，從碼頭或客棧接納“包袱”客人的貨物，轉手賣與行家，買空賣空，不需本錢，卻可以牟利。這種生意，其訣竊是“一拍、二詐、三丟手”，有時聚眾相毆，這正近合了趙典之的脾氣。在打架鬥毆中，趙典之嶄露頭角，贏得了黑社會頭面人物的看重。

　　不久，趙典之與漢口日、法租界的包探傅坤山、姚春所有了交往。傅、姚都是走私煙土的頭目。趙典之從此也開始走私煙土，並積蓄了些資本。1901年，在漢口開設了大慶祥牛皮行，在牛皮業的掩護下，大搞煙土走私生意。

　　1910年，趙典之與鼎升恆店鋪合夥經營鼎泰祥雜糧店，業務蒸蒸日上。辛亥革命時，趙典之在太平洋行坐收零散賤貨，光復後又派人四處採購，乘混亂之機大發了一筆，賺了近萬兩銀子。之後，他踢開了鼎升恆，獨自經營鼎泰祥雜糧店。營業範圍以走私煙土為主，表面上經營雜糧、皮毛、棉花。

　　民國初年，趙典之學會了買辦的秘密，直接與洋人作生意。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各國洋行在漢口收購牛羊雜皮、絲、麻、茶、油、雜糧、蛋、豬、豬鬃等土特產，數量巨大，趙典之巧於應對，賺取了幾萬兩銀子。在商界名聲鵲起，後來居上，成為牛皮業武昌幫的幫首。1916年皮業公所改組，趙典之被推為幫董， 1919年當選為漢口總商會會董兼外交董事。

　　以前趙典之走私煙土，都是暗中進行，沒有專門公司經營。後來，經過包探傅坤山、鄭玉堂的介紹，他與煙土販魯履安合作，組織經營鴉片的福記公司。這個公司生意日益擴大，亟須一交際場所。趙典之又集資建立了大同旅社。在旅社中，接待煙土商，招待武漢一帶軍、警、政各界要員，打通了各方路子。為了進一步聯絡感情，賄賂當權的各方人士，趙典之又在一僻靜處開辦了一家俱樂部，內設秘密房間，室內布置得富麗堂皇。既可吞雲吐霧，也可招妓借宿，燈紅酒綠，別有洞天。當時出入這裡的人物，有官僚、軍官、富商巨賈，如財政廳長郭干卿、榷運局長濃慶輝、警察廳長周際雲、稽查處長劉有才等等。有了這些頭面人物的支持，趙典之的生意越發紅火了。

　　1916年王占元督鄂，與孫傳芳商定，以“協助糧糈”之名，准許福記、福康隆、同康等八家公司領照開設土棧。八家公推趙典之為代表，與警察廳長周際雲、鎮守使杜錫鈎、駐防軍的師長寇英傑等協商，議定每擔煙土 (1000兩)納“協餉稅”200元，由煙土商在宜昌交貨貼花，由“武漢”、“飛熊”、“楚雄”三隻兵船包運，抵達武漢起運到煙土公棧(鴻運里一號)，提貨時，則需要交納稅款，運費和棧租。這些具體工作，由魯履安和趙典之共同負責。為防止其他流氓地痞騷擾，趙典之與軍警頭頭協商，成立了軍警督察處，負責執安巡邏，保護他的經營。自此，趙典之就控制了武漢煙土進出，壟斷了煙土業。

　　1922年，肖耀南督鄂。此時，已設立了禁煙督察處，“地方協餉”改為“統籌軍餉”，煙土稅增至每擔400元。武漢成立了特業公會，趙典之擔任了會長，將全武漢煙土行按大批、二批、零售分為甲、乙、丙三個等級，調整土棧、土膏店共為32家。為了調整運商和銷商的利益衝突，趙典之以會長的身份，召集雙方開會協商，訂立了七條章程。這些章程，既保證了運商、銷商的利益，又使趙典之壟斷了整個漢口的煙土市場。此後，漢口煙土生意越做越大，每月銷售煙土由 1000擔上升至1500擔，銷售區域，除本省鄂南與漢水以東外，還擴大至東到上海，北至駐馬店的廣大區域。

　　1924年，趙典之又擔任了武(武昌府十縣)黃(黃州府八縣)禁煙總處處長。他聘請各縣縣長與執法官予以協助，還由各縣縣長和士紳推薦一人為分處長，委派一些稽查搞緝私活動。當時，總處就設在特業公會內，共有稽查60餘人。這個機構是一個緝私機關，其實幹的是販賣煙土的勾當。但是，這個緝私機關，嚴格控制了他人染指煙土業，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因此，成了趙典之壟斷煙土業的重要工具。

　　1926年，北伐軍進駐武漢，趙典之仍擔任軍警督察處處長，負責禁煙業務。1927年初，大革命高潮時，要徹底禁絕煙土，趙典之聞風見勢不好，逃往上海躲避起來。不久，國民黨財政部設立了兩湖特稅處，實行“寓禁於徵”的鴉片專賣政策，趙典之又回到武漢，繼續擔任特業公會會長。此時，社會逐漸穩定下來，特稅收入增多，即有人奉承他為“煙土大王”，“大王有福，一上台生意就興隆了”。

　　趙典之經營特業多年，已擁有百萬元的資產。其中最重要的，當推與魯履安合資經營的福記、順豐土棧，這是他獲利最多的根本。此外，他獨資經營了一大批產業，如漢口的鼎泰祥，在湖北、河南、湖南、四川、上海、安徽、江西等省市的城市裡都設有分莊分號，經營以雜糧、棉花為主，並以大慶祥的牌名採購皮毛，以福泰祥的牌名販運雜貨；還創辦了福聖、協和兩家機器米廠，趙聖記榕坊以及經綸織布廠；與他人合資經營了衡源銀號、昌記堆棧；持有萬泉公司、民生紗廠、協興公司和上海國華銀行的股票。另外，還有大批房地產和現金。

　　趙典之為人講究面子，喜歡奉承話。他在經營鴉片業，大發不義之財的同時，也參加慈善事業，沽名釣譽。如每年捐錢給善堂，送醫送藥，裝出樂善好施的樣子。此外，他還兩次出錢修路，尤其是1930年漢口拓寬民族路，趙典之帶領特商們捐出了一大筆錢，完成了這條路的改造工程。為此，有關方面還設立了專門建立了紀事碑，紀念他們的功德。雖然如此，趙典之始終覺得“煙土大王”之雅號不光彩，總想改弦更張，做點實業。

　　1930年後，趙典之把分布在各地的莊號收歇，人員解僱。1933年徹底與煙土業脫鈎，金盆洗手了。

　　總之，趙典之由一個愛好打架的混混，依靠地痞、包探、軍政界的高官們的支持，一步步當上了煙土大王。他也是勾結黑社會、反動官府而起家的。(參見趙舜琴：《武漢“煙土大王”趙典之》，載《近代中國煙毒寫真》)

　　重慶的曾俊臣。曾俊臣曾經營了五年鴉片業，解放後發表了《經營特業五年紀略》的專門文章，回憶其經營鴉片業的經過。現據此文對他的情況作一介紹。

　　曾俊臣原是鹽幫學徒出身，從事鹽業有之10年之久，做過井、梘、灶和運銷業務，並在重慶作了十多年的鹽幫會長。從1935年至1939年，從事鴉片販銷業務，即作起了特商，干起了特業。他經營煙土業僅僅有四五年的時間，很快就掠得了巨額暴利，成為川幫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戶。

　　1935年以前，曾俊臣經營的鹽號倒閉，資金和信用都受到很大損失，在商場一蹶不振，總想找個機會翻本。1935年下半年，重慶國民黨政府公開招商經營特業，經以專辦鴉片進出口運銷、代客買賣、報關上稅等壟斷特權，以鼓勵特業，增加煙稅。同時實行“公運”、“公棧”，防止煙土走私。曾俊臣雖然知道鴉片是禍國殃民、危害子孫萬代的最可怕的毒物，經營鴉片之類毒物的人，也為一般人所鄙視厭恨，但他還是決定利用這個機會，販運鴉片，賺錢翻本，牟取暴利。

　　曾俊臣作過十多年的重慶鹽幫會長，與當時主管地方財政、稅收、軍需等部門的大小官僚和駐防軍的軍官們多有聯繫，過從甚密。尤其是在作鹽幫會長時，為大軍閥劉湘籌墊軍餉，邀“包袱”(行賄)，確實出了不少力，深得劉湘等人的信任。他曾自誇說：“在劉甫公(劉湘號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該殺頭的，關三個月可以了事；該關三個月的，打個哈哈就算了!”即使在國民黨中央方面，他也結納了不少高官顯貴，像賀國光、徐源泉等人。因此，曾俊臣有較強的後台，又有經商的經驗和手腕，經營起特業，就得心應手，很快闖出一塊地盤。

　　1935年下半年，曾俊臣同李春江(時任貨稅局局長，後來兩次出任禁煙總局局長)、石竹軒(四川著名大鹽商、煙販，川鹽銀行常務董事兼經理)等人合夥開辦了一家土行，以三個金字迭起來，取名“鑫記”。該土行有股本十來萬元，由石竹軒任董事長，曾俊臣任總經理，李春江則為後台。

　　鑫記土行開業後，專做外銷生意。先在四川、貴州各主要產地設莊收購，然後運到重慶
集中囤存加工，再運往漢口、宜昌、沙市一帶銷售。進貨價格一般在每擔(1000兩)約三五百元，加上稅捐和運繳，運到漢口每擔成本平均達1500～1600 元，漢口行市一般總在2000元左右。其中，稅收占總成本的五六成左右。起初，鑫記土行一年僅作幾百、上千擔生意，因為人事、資金和時間的條件都很好，做起來很順手，每關生意都很賺錢，於是膽子越做越旺，生意越做越大。後來，一年最多做一二萬擔的生意(一萬擔可供30萬人吸一年)。賬面資金總額有時擴大到了二三千萬元，各地存貨總額最高時也在一萬擔以上，幾乎成了壟斷的局面。

　　鑫記土行經營了兩年多的時間，總計獲得暴利將近200萬元，有一次股東分紅，所得的紅利就為股本的八倍，僅十幾個職工的花紅就發了七八萬元，職工和股東人人皆大歡喜。

　　1937年，重慶國民黨政府實行鴉片“統收統銷”，取消原來的土行，改招“認商”，分向各產區收購，再交公營的“統收處”統一收購。統收處將所收到的煙土加上利潤作價交于禁煙總局，每月按規定數量由上而下逐級分攤到各專區、縣、鄉、鎮、保甲，直到癮民，強迫派銷。煙土生意為官方壟斷，鑫記土行被迫關門歇業。

　　一年後，國民黨政府又允許商營。鑫記土行又與以周雲章為首的成都幫和江津幫的王政平等十多家土行合併，成立了“慶康”土行，繼續並擴大經營。周雲章是川西著名的惡霸地主，以二十八軍鄧錫侯部的師長謝德堪為後台，在川西南設有不少分莊。鑫記與周雲章等人的土行合併，組成的慶康土行資本擴充為200萬元，在四川省內各產區、銷區開了四十幾個碼頭的分莊，幾乎壟斷了四川省內的煙土內銷。同時，也發展了省外的業務。聲勢也更壯大了，職工總數達一二百人，另外還有為煙土加工的工匠幾十人。慶康土行開業僅一年，就在貴州收購了8000擔煙土，在涪陵收購了5000擔，在豐都收購了3000擔，在南壩收購了2000多擔，再加上其他碼頭收購的，總計有2萬多擔。除大部分仍是運出外銷外，在內銷方面數量也不少，獲利頗豐。

　　慶康作了一年以後，到1939年，最大的外銷市場漢口等地已經淪陷，“特業”生意的黃金時代已經結束了，於是慶康也趁勢收尾了。

　　從組織鑫記土行到結束慶康土行，曾俊臣在不到5年的時間裡獲利竟高達五六百萬元，他志得意滿，覺得“皇天不負有心人”，終於在短短幾年內“翻梢”成功了。“翻梢”成功了，曾俊臣擁有龐大的產業，勝利洋行和蜀益煙草公司，是他獨資經營的；川鹽、美豐、川康等十一家銀行，他入了大股；另有幾十家公司、商號，他是股東；他還購置了可收1000多擔租子的地產。因此，他成為當時著名的煙土巨商，有“煙土大王”之稱。

　　曾俊臣經營煙土十分成功，其主要訣竊是勾結軍政各界權要，竊取情報，有針對性地收購或賣出。他在30多年後，總結自己經營成功的原因時說：“主要原因是我同當時軍政界的權貴們，特別是主辦財政、稅收的所謂‘禁政’的一伙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們替我撐腰壯膽，在經營過程中排除種種干擾。此外，由於這個生意又有他們在股，大家利害相關，所以官商之間，里里外外聲氣相通，一切行事也就無往而不利。”這的確是經驗之談。鑫記土行開辦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貨上市，市價低廉，大量吃進，囤積居奇。但是，吃脹了，煙市行情還未漲動。曾俊臣有點緊張，就乘飛機到成都，找鑫記的股東，當時任四川省禁煙總局局長的李春江摸情況，了解產銷行情。李春江向他詳細介紹了四川省煙土產量以及省內、省外的銷量，還講了當局的煙政方針。曾俊臣獲得了這些情況，如同吃了定心丸，放下心來。他認為產不足銷，煙價一定看漲。於是決定繼續買進。後來銷路果然好了，當局又增了稅，很多人趁機搶購，掀起了大漲風。曾俊臣乘機拋出存貨，每天獲得近十萬元的暴利。在這次增稅前的半個月，二十一軍軍部財政處長唐華將增稅的經濟情報告訴了曾俊臣。曾俊臣得到情報後，立即將原來借給四川省財政廳長劉航琛的幾百萬元期票，連同代雲南幫墊付的借款，一齊抵作預交煙稅，並辦好了手續。10月19日，成都來電，每擔煙土由原來交稅200元增至700元。這個消息當天就泄露了，全城煙商競相預交煙稅，兩個小時交庫稅即高達200多萬元。省方得知這一情況，立即宣布預交稅無效，必須按新稅率補交。禁煙總局局長李春江專程從成都赴重慶處理此事。因李春江是鑫記的股東，鑫記又是在半月前交的稅，便沒有再補稅。這次，鑫記至少少交了30～40萬元的稅。事後，曾俊臣給唐華5萬元的“包袱”。此外，曾俊臣還總結了“爾虞我詐，逃避盤剝”，“商商鬥爭，故弄玄虛”，“以小利收買大煙館”等經營竅門。

　　從以上三個煙土大王的簡介中，我們可以看出煙土商大都與官僚、軍閥、帝國主義國家、黑社會相勾結，尋找後台；經營鴉片煙土，富於冒險，無所不用其極。正因如此，他們都獲得了豐厚的暴利。他們的發家史，典型地說明了鴉片在中國泛濫的社會背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官僚的庇護。

　　綜上所述，鴉片煙土商之經營煙土業，勾結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各級官僚、土匪、幫
會，想方設法，欺人騙錢；他們四處奔走、販運，惟利是圖，使煙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在全國泛濫成災。近代中國，在政治上已沉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而英帝國主義所販運而來的煙毒，加上煙商的拚命販運，使中國又成為煙毒的世界。苦難深重的中國人，又遭受着煙毒的折磨。煙毒，不僅給吸食者造成了傷害，即使是對大多數煙販而言，也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在四川宜賓，有所謂煙販“四客變化”的說法，反映了多數煙販的必然結果和命運。這四客變化是：販煙者初來宜賓是“煙客”；賺了錢，少不了要過豪華腐化的生活，去到賭場時，就變成了“賭客”；再逛逛妓院，就是“嫖客”；等到錢輸光、花光，就只能當“棒客”(以盜劫為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