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 三、　是人禍，不是天災（三之二）

　　四川省一九五七和一九五八年都風調雨順，氣候出奇地好，全省範圍基本
沒有天災。可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非正常死亡已分別高達一百○三萬、二百
五十七萬，可見餓死人與老天爺毫無關係。特別只得一提的是成都平原上的糧倉
──都江堰灌區所在的灌縣，餓死四萬多人，這是兩千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而造
成此大規模饑饉的唯一原因，說來也很簡單：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國家分別
徵購了百分之四十四和百分之五十的糧食，而以往僅徵購百分之三十。（９）

　　四川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有旱災，這正是豐、平、歉年交替的規律，
決不至餓死人，更不至成百萬成百萬地死人。縱觀四川歷史，人口曾兩次銳減。
一次是十三世紀宋末元初，蒙古軍隊幾次攻破成都等數十城，大肆擄掠，“搜殺
不遺”。川人長達三十多年的抵抗最終被入侵的元軍打垮後，許多縣“宋代遺民
慘遭殺戮，或徙或逃，無復存者”，全川六百萬人只剩下不到一百萬。又一次是
十七世紀明末清初，張獻忠造反、清兵入侵，兵禍綿延幾十年，人口由三百多萬
銳減至五十萬。（１０）政府不得不組織往四川移民，謂之“湖廣填四川”。那兩次
災難雖也屬人禍，與一九六○年的災難畢竟不同。一九六○年的中國，既無內亂、
又無外患，卻餓死了那麼多人，真是中外古今歷史上絕無僅有之事！

　　魚米之鄉湖北也一樣，“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真可以說是風調雨順。”
但是，“一九五九年春節之後……開始發現餓死人的事情。”（１１）這顯然也與天災
毫無關係。

　　一九五八年大放糧食“高產衛星”時，河南省偃師縣岳灘大隊負責人劉應祥
怕當“白旗”，不得不虛報產量，宣布全大隊平均“小麥畝產千斤”。可是他和幾位
大隊幹部同時做了個手腳，壓縮了該隊的耕地面積，這樣總產量就沒有誇大，
於是也不用把口糧拿去充“餘糧”上交了。結果是：“隨後兩年河南不少地方出現
大量非正常死亡時，岳灘大隊沒有餓死一個人。”（１２）這個例子從反面證明了
災難非由天災所致。

　　非正常死亡與天災無關，若以縣為單位來分析，可以看得更清楚。以每
六個人就死了一個的安徽全椒縣為例，一九五七年、五八年、六○年都沒有
天災，僅一九五九年有輕度旱災，旱情比一九六六年、六七年兩個夏天都輕
得多。“人口死亡率超過歷史最高水平”的四川井研縣也是這樣，一九五八年
沒有天災，五九年僅有輕度水災。一九六○年的夏旱與一九四三年程度相同，
遠不如一九三七年的旱情嚴重，也是不該死人的輕災。可是每八個人就餓死
了一個。（１３）

　　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甘肅武山縣，那幾年什麼天災也沒有。從一九五八
年起，公社食堂就“吃飯不要錢”，放開肚子吃飯，一直吃到一九五九年底。直到
糧食吃光、發現要不要錢都沒飯吃的時候，已為時太晚。三分之一社員死去，
與老天爺毫無關係。雲南昆明郊區撒梅族人集居的阿拉人民公社也是這樣。
二十年後一位學者前去調查時，人們告訴他，那幾年氣候好得很，四季如春
象往常一樣，可是該公社也死了數百人。（１４）

　　一九六○年七月三日，貴州省委書記李景膺向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匯報
“遵義事件”，說遵義大批人餓死“主要責任在於縣、市委。”“第一，他們…… 以
粗暴的辦法扣發口糧，大搞反瞞產運動。第二，他們報喜不報憂……第三，對
人民生命漠不關心。第四，混進幹部隊伍里的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反社會
主義的富裕中農乘機進行破壞，殘害人民。此外，從遵義地委來說，存在著
嚴重的官僚主義。”（１５）他完全沒有提到天災。可見貴州一九六○年春嚴重
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是天災造成的。

　　全國普遍餓死人的災難始於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許多地方秋收甫結束、
糧食被“國家徵購”後不久就開始了。廣西扶綏縣是個典型的例子。“素稱魚米
之鄉的那江公社板包大隊……秋收後口糧標準由上半年每月人均三十市斤下
降到二十市斤谷……死亡率達百分之八點七”。（１６）

　　從一九五九年底到一九六○年夏收前那幾個月間餓死的農民不是天災
的受害者。一九六○年是否有“自然災害”，與這場災難無關。一九六○年的天
災只是使饑饉持續而已。一九六○年，整個華北乾旱，山東亦乾旱少雨，一九
六一年夏收因而大幅減產，比一九六○年減產了一半。但早在那之前一年，
山東的農民已成百萬地餓死，與老天爺的確無關。河北省的天災也是在一九
六○年，位於北京西北方一百公里處的官廳水庫，水位降到死水位以下。（１７）
但在那乾旱發生之前，大批河北農民已經死去了。

　　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曾在筆記里抨擊毛澤東的政策：“出口
過多，並且一度在國外採取傾銷政策。”“為了完成豬肉出口任務，規定農村三
個月不殺豬”（１８）（三個月內禁止農民殺豬自己吃）。彭抓住了問題的癥結。
大量出口搞徵購得來的糧食，正是一系列導致數千萬農民餓死的錯誤中極
重要的一環。

　　與一九五七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
出口卻增加了二百二十三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１９）這完全
超出了當時中國的國力。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搜刮的農民的口糧。
僅那增加出口的二百二十三萬噸糧食就夠四千萬人吃幾個月，足以從一九
五九年求熬到一九六○年夏收。然而，這些糧食都被地方幹部當做大躍進
的偉大成果交給了國家，轉而被政府運到國外去換硬通貨了。

　　進入一九六○年，各地農民正成百萬成百萬地餓死，中國的糧食卻在
一船船地運往國外。一九六○年又出口了二百六十五萬噸！（２０）

　　要是留下出口的糧食，哪怕只把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出口的六百
八十萬噸糧食留下一半（六十八億斤），送到缺糧最嚴重的地區，瀕臨餓死的
農民是可以得救的。然而，這不可能。因為中共中央的管家周恩來對糧食情況
兩眼一摸黑。一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即餓死人的最高峰時期，中共中央竟
發出了這樣一個樂觀的文件：“當前糧食形勢好得很。國家糧食庫存在一九五九
年六月底三四三億斤的基礎上，一九六○年六月底將達到五百億斤……”而實際
一九六○年六月底，全國的糧食庫存僅一百二十七億斤，少得甚至不敷糧庫的
鋪底和正常周轉。正是在對糧食不摸底的情況下，周恩來作出了一個極其荒誕
的決定。當時外貿部有人主張在國際市場拋售黃金，換取外匯購買糧食，可是
周恩來卻認為黃金價格正低，是買進的好機會。他說“黃金不能賣，我們要以
黃金作後盾”，結果非但不賣，反而購買了幾十萬兩黃金。（２１）

　　當時，只要十斤糧就能救濟一個人不死，若周恩來將那筆購買黃金的錢
用去購買幾十萬噸糧食，一九六○年絕不會有那麼多“非正常死亡”的。而殘酷
的事實是：在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間，中國出口了六百八十萬噸糧食，購
買了幾十萬兩黃金，農民則餓死了三千五百萬。

　　以安徽為例，該省死了那麼多人，同一九五九年冬出口了四億斤糧食就
很有關係。（２２）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糧食
可以 “搞到一萬五千億斤，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糧食多了
吃不完”時，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跟腔說“我們擔心農作物的出路問題”，
好象安徽的糧食多得成了災。當時若留著那四億斤糧食不出口，用於接濟缺
糧最嚴重的三分之一的人口，每人可分得四十多斤，那些“非正常死亡”們完全
可以挺幾個月熬到夏收而活下來的。

　　當然，也可能安徽省的國家糧庫有的是糧食，並不在乎賣了那四億斤糧，
問題就是沒有及時開倉放糧。所以一九六二年初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時曾說：
“（一九）五九年調（安徽的）糧食是中央叫調的，死人同調糧食有關係，但不完全
是糧食問題，其他政策不當也有關係，例如：收回自留地、幹部作風不好，水利
搞那麼多。”（２３）

　　甘肅餓死十分之一人口之後，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錢瑛率領的
工作組就發現甘肅餓死那麼多人完全是由於省委“肆意弄虛作假，騙取榮譽，
不關心群眾疾苦，徵收過頭糧所造成的。”當年徵購入庫的糧食後來有百分之
四十又返銷給了甘肅農民，但那是餓死人之後的事了。（２４）

　　全國各省大同小異，廬山會議後的“反右傾”、“反瞞產”，橫徵暴斂之殘酷、
之普遍，使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望塵莫及。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他老家
湖南老家對鄉親們說：“中央只曉得多征糧，搞得下面沒飯吃，家破人亡。”（２５）
真是一語中的！

　　從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開始，無數農民成為餓殍，僥倖活下來的農民也
因飢餓而無力操持農活，荒廢了農作物，有的乾脆就沒有種上。正如當時的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所說，春耕季節，“地里看不見人跡，村里
看不見炊煙”。這是第二年大幅減產的根本原因。恰好一九六○年風不調雨
不順，而飢餓的農民無以對付天災，抗旱、排澇都談不上。河南省一九六○年
農業產值下降三分之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發生的。（２６）一九六○年是有天災，
但這不是當年大幅度減產的首要原因，更與死人無關。

　　一九六○年春天，國家倉庫里還有糧食，問題是縣委書記怕不怕戴“右傾”
帽子。譬如作家趙樹理當時在山西陽城縣任兼職縣委書記，在“反右傾”的聲浪
中，他堅請上級撥給糧食，及時分發，救了不少人。趙在幾年後的文化革命中
被鬥爭、整死前，有人到陽城縣去收集趙的“罪行”，老百姓不予合作，說：“要不
是趙樹理，我們早餓死了。”（２７）可見，當時只要縣委書記們如實向上報告，
還是可以得到“返銷糧”的。

　　當然，也有縣委書記向上伸手而要不到糧食的情況。河南省唐河縣陷入
大饑饉時，縣委書記畢可旦曾五次要求上級撥給五百萬斤糧食救急，可是南陽
地委無動於衷。畢可旦一粒糧食都沒要到，反被點名批評為“反瞞產私分”不
積極。結果他只好眼睜睜地看著子民一批批地活活餓死。後來畢可旦全家跳井
自殺，還能博得一些人的同情，原因也在於此。

　　據當時的河北張家口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回憶：“鑑於蔚縣死人太多，
省委工作隊……來到蔚縣……調查解決餓死人問題。他們驚異地發現，在大
多數公社死亡人數急劇增加的情況下，陽原片（丁註：蔚縣後分為蔚縣和
陽原縣，陽原片指現在屬陽原縣的部分）卻死人很少，特別是東城公社
情況最好。”原來東城公社的書記武萬升瞞著縣委秘密放糧，從公社的
儲備糧中分給每個農民十斤，由社員領回家食用。相鄰的公社聞訊，也
秘密放了糧，今陽原縣的農民就是這樣獲救的。（２８）可見只要幹部不
在乎“右傾”帽子，不怕引禍上身，農民是不致餓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