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抒：是人禍，不是天災（三之三）

　　反對虛報產量、把農民的口糧當做“餘糧”交上去邀功的幹部各省都有。
但他們往往要為說實話付出代價。山西河曲縣委第一書記劉毅將本縣虛報
產量後徵購的二百萬斤糧食壓住，不讓上交，結果不僅被撤職，中共中央還
發了個一九六一年第六六三號文件，把他“隱瞞產量”的問題通報全國。（２９）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許多幹部
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餓死四萬人的
江蘇寶應縣就是一個例子。若不是縣委書記徐向東“死官僚主義，省里撥給他
糧食他不要”（當時的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江渭清語），寶應的四萬農民是不會
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的。（３０）

　　這個例子絕非個別。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就曾在一九六一年的一個會
議上這樣說：“省委曾經三申五令，要求各縣如果糧食確實不夠，會發生人口死
亡時，應該如實向省委報告，省委可以保證各地每人每月安排口糧。但是，不少
的縣既沒有反映情況，又沒有很好安排群眾生活，其結果在去年春天多死了一
些人，而且超過了百分之二的死亡率，這難道還不應該追究責任嗎？”（３１）他
所說的“多死了一些人”的地方應包括死了兩萬人的德慶縣，但所謂“追究責任”，
只不過是撤了縣委書記的職而已。

　　江渭清和陶鑄提到的“死官僚主義”的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們，對子民餓死的
情形知道得一清二楚。為了護住烏紗帽，他們竭力掩蓋真相、封鎖消息，以免餓死
人的實情流露出去。譬如安徽有的地方對死了的人規定“四不准”：一不准淺埋，要
深埋，上面種莊稼；二不准哭；三不准埋在路旁；四不准戴孝。” （３２）由於民兵把守
了交通要道，郵政局也奉命截扣告狀的信件，地方幹部成功地把農村餓死人的實
情掩蓋了很長時間。

　　城市回鄉探親或外界去搞調查的人雖可將消息傳開去，但反右傾運動搞得
人人自危，敢說實話的不多。譬如有個省的軍區副司令員一九六○年到省內一個去
檢查工作，了解到該縣餓死了三萬多人。但他回到省里卻不吭聲。有人問隨該司令
去那裡的一位處長為何不反映情況時，他答道：“首長不敢反映，我也不反映。”（３３）

　　在黨組織的嚴密控制下，就是敢講話的也未必能幫農民做些什麼。河南省
民政廳辦公室主任去信陽調查，見到農民餓死的慘狀後，回到省會鄭州向民政
廳長和省委監委書記呼救。可是上司毫無反應。他決定親赴北京向中央面陳，
可是剛到火車站就被省里派去的人截住，終於沒能去北京。

　　不過，那些地方官之所以敢公然將農民困在家中餓死，那是有中共中央
文件作依據的。一九五九年三月，即張聞天夫人說“雲南、海南島都發出了餓
死人的警報”時，中共中央、國務院聯合發出了一個“關於制止農村勞動力盲目
外流的緊急通知”。所有未經許可即離開鄉土、“盲目流入”城市的農民都是“盲流”。
這是一九五六年農村搞社會主義之後出現的新名詞。但自一九五六年底周恩來
簽署《國務院關於防止農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以來，文件發了不少，“農民
盲目流入城市的現象”卻一直解決不了。現在這份新文件口氣強硬，不僅要
制止農民外逃，而且指示各省、市將“盲目流入”城市和工業礦山地區的農民
收容、遣返。

　　中央文件一下，全國都大抓起“盲流”來。除少數流落到東北、內蒙、新疆
等地，成為最下等的苦力和新社會剝削對象的農民幸運地被准許“不予遣返”
外，為求吃飯活命而浪跡各城市、林區、礦區的農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其中數進入城市的遭遇最慘；城市越大，其遭遇越慘。因為大城市有外國人往來，
當局不願讓“外國朋友”看到他們，而收容遣返他們後，他們還是會設法往外跑，
於是有些城市索性將他們成百上千地押往勞改農場。名曰“收容安置”，實則將
他們視作勞改犯，與真正的犯人無異，儘管他們的唯一罪過只是未經政府許可
“盲目外流”而已。

　　那些本來就唯恐餓死人的情況外泄的地方官，有中央文件作依恃，自然
更有理由堂而皇之地把守交通要道、禁止饑民外出“盲流”了。譬如信陽地委
指令各縣“消滅外流”後，駐馬店鎮執行命令，強制收容外逃的農民，收容了
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五十餘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馬振星下令
將扣留的“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３４）

　　不許農民逃荒尋活路，將他們困在家中活活餓死，這是歷史上從沒有過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在安徽鳳陽縣新縣委召開的批判原縣委書記的大會上，考城
大隊農民王家來這樣控訴道：“我們大隊原有五千多口人，現在只有三千二百口
人了。日本鬼子來了我們也沒死這麼多。那時我們還能跑，一九六○年我們哪兒
都不能跑。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３５）

　　當然，成功外逃的人總還有。但那時城鎮居民也都吃不飽，“盲流”們很難
討到食物充飢，不少人千辛萬苦到了城裡，最後還是餓死。據北京作家黃秋耘
回憶，當時“在北京前門外的某些貧民區，例如龍鬚溝、金魚池一帶，幾乎每天
都有餓死、凍死在街頭的人，其中多數是從附近農村逃荒來的。”（３６）

　　在黨的控制力稍弱的邊疆地區，把關堵道不那麼容易，老百姓逃出生天的
機會才比較大。所以，在千萬人餓死時，邊疆部分人民逃離中國，尋到了活路。
從一九五八年大躍進起的幾年間，雲南邊境不少居民逃到了國外。如雲南潞西
縣景頗族聚居的三台區與緬甸接壤，“許多人對社會主義產生懷疑，大量外出
緬甸。” 一九六○年，閻紅彥調任雲南省委第一書記後曾說：“邊疆跑人多，震動
很大”，“跑人問題，跑了那麼多人……”可見問題之嚴重。廣東毗鄰香港，起先，
人民逃往香港途中被堵截抓獲者都是五花大綁往回押，有的人還未到收容站就
倒下不起了。後來省委第一書記陶鑄決定放百姓一條生路，指示“對逃港者不要
武裝扣押，不要武裝堵塞，不要捆綁……”（３７）結果兩年間至少有十萬廣東人成
功地逃出中國，投入了殖民地香港的懷抱。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六萬餘人逃往蘇聯。那固然
與蘇聯暗中挑唆有關，也有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根本原因還是大躍進人禍使
那裡的百姓也淪於缺吃少穿的境地，蘇聯人用麵包、黃油一誘惑，對人民公社
失了望的邊民們連同中共的縣委書記、縣長們便不要自己的家和國，逃亡了。
對這件事，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幾年新疆少數民族
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３８）

　　一九六○年前後死於饑饉的人數所以空前，還由於有個史無前例的公社
食堂。

　　一九五八年公社食堂“吃飯不要錢”，實行了沒幾個月就險象叢生，各地
開始零星餓死人。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凱帆是安徽無為縣人。一九五九年
七月初，他回到老家食堂，發現已有不少人餓死，氣得斥罵縣委書記：“你把
人還給我！”他應農民的要求，下令解散了無為縣的幾千個食堂。那時，公社
食堂的弊病有目共睹，毛澤東也同意作政策調整，在食堂問題上對農民作些
讓步。一九五九年五月間，中共中央明文規定，“糧食分配到戶，各人自願參
加（食堂），口糧依人定量，結餘全部歸己”。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他主持的
一個中央會議上還表示：“食堂，保持有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或者五分之
一的人吃就可以了……糧食要分給本人，你願意吃食堂，就自願參加，不願意
可以不參加。”六月底他訪問老家韶山沖，當鄉親們明白表示對吃食堂不滿意
時，他沒有打官腔，只說了一句“食堂不好可以散嘛”。他前腳離開韶山，後頭
韶山的公社食堂就散了伙。但是，才過了不到一個月，為了批判彭德懷，他轉
了個一百八十度的彎，將解散食堂的主張斥為 “反社會主義”。並把和他一樣
解散了老家公社食堂的張凱帆定成了“混進黨內的投機分子”，說他“蓄謀破壞
無產階級專政”，“用陰謀手段來達其反動的目的” 云云。（３９）（題外話：黃山
玉屏樓門額的題字是張凱帆書寫的；筆者一九七二年登黃山時，“玉屏樓”三
個字還在，張凱帆的名字已被斫去。現在不知恢復了沒有？）

　　張凱帆作為“反革命”進了監獄，幾億農民則又被趕進了公社食堂。中國
人從沒見過的大災難就此蔓延開去，再也無法收拾。

　　一九六○年初，貴州省委閉眼不看正在大批餓死人的現實，給中共中央
送上一份《關於目前農村公共食堂的報告》，說公社食堂是“必須固守的社會
主義陣地。失掉這個陣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鞏固，大躍進也就沒有保證。”
毛澤東親筆將該報告批轉全國，說它“是一個科學總結”，“應當在全國仿行，
不要例外。”（４０）

　　《人民日報》立即響應領袖指示，為食堂大造聲勢，用通欄黑體大字刊登
長文：《貴州農村公共食堂成為社會主義堅強陣地》。當時，貴州至少已有數十
萬人餓死，奄奄待斃的更多；省檢察院已將“革命聖地”遵義人吃人的報告秘密
上報。可是《人民日報》竟然宣稱：貴州“十一萬九千多個食堂越辦越好……社員
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在毛澤東指令下，中共中央要求全國百分之八十、
九十以上的人在公社食堂吃飯；而且出爾反爾，一改去年五月的“糧食分配到戶”
的規定，重新規定：繳了“徵購糧”後，收穫的糧食一律直接送到公社食堂，不得
分給農民。（４１）

　　各級黨組織的幹部並非不知道公社食堂是餓死人的禍源，可是努力貫徹
中央指示是他們的天職。到了四月間，就河北、山西、四川、貴州等十四個省
統計，已有百分之八十九的農戶又入了食堂。河南省由於吳芝圃下令“不許
一家農戶煙囪冒煙”，入食堂的比例竟高達百分之九十九，顯然將山溝溝里的
農民也趕進了食堂。（４２）

　　對一九五九年已經餓死了一萬六千多人的江蘇高郵縣縣委書記來說，
解救饑民是小事，學習中央文件才是大事。他們於四月初召開了一個有一千
多人參加的“辦好食堂現場會”，研究如何貫徹執行中央指示。研究的成果是：
高郵縣一九六○年和六一年又相繼餓死了兩萬人！（４３）

　　“社員吃得飽吃得好吃得乾淨衛生”，只是《人民日報》畫出來的仙境。
河北張家口地區地委第一書記胡開明在康保縣山區視察時，看到一個十幾
歲的孩子提著個瓦罐吃力地往山坡上走，瓦罐里是半罐子糠菜糊糊。孩子
告訴他：“爹娘和妹妹病在家裡，這是給他們領的飯。”問孩子“你家不能做
飯嗎？”孩子答道： “不能，糧食都在食堂里，（家裡的）鍋也砸了煉鋼鐵了。”
胡開明聽了，久久沒有說話。他目送那個孩子拎著瓦罐，在寒風中一步一步
走上山坡，直到翻過山梁，消失在坡那邊……（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