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傳的方式

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手法十分靈活，不象共產黨國家的宣傳那麼生硬、呆板。這裡僅據幾個例子。《動物農莊》是反共電影的代表作，而這部片子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導演和資助的。一九五零年，喬治-奧威爾死後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的問題。獲得電影權後，中央情報局找到願意為它當幌子的製片人，並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製片人的帳戶，於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製三十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 (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 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因為它既批判了共產主義的“豬”，也批判了資本主義的“人”。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說《1984》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並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醜化。儘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1984》作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製作的電影《1984》還是對原著動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1984》於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並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卷。

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達藝術 (Abstract Expressionism) 的推銷。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麼可以用來作反共武器呢？我們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象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正好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後解釋道：“這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係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一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富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 Museum of Modern Arts)，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一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繫。由於準備周全，“抽象表達藝術展”十分轟動，並在藝術界形成了一個強勁的新流派。事後，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五十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達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由於經費充足，中央情報局搞起宣傳來幾乎無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一例外”。為了滲透這些領域，中央情報局很善於借用在這些領域通行的一些運作方式，包括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教授位置等。

大運作全力以赴，小把戲也是中央情報局的擅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十分嚴重，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進步力量的強烈批評。為了洗刷美國的劣跡，中央情報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藝術家赴歐洲巡迴表演。更令人叫絕的是，它買通好萊塢的一些導演，在電影中將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刻意拔高，試圖給觀眾造成美國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刊物上，並不是完全輿論一律。對美國不關痛癢的小罵、小調侃時不時會出現一些，這樣才能顯現出其“超然”的立場。但把關人絕對不允許違背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曝光。例如多維特-麥克唐納 (Dwight MacDonald) 1958年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撞擊》(Encounter) 雜誌寫了一篇題為 “美國，美國”的文章，其中批評了美國的庸俗的大眾文化，粗鄙的物質享受主義。這樣的文章顯然與美國宣揚的所謂“美國價值觀”相牴觸。儘管麥克唐納與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過從密切，他的文章還是遭到了封殺。

資金運作方式

上面提到中央情報局搞宣傳的經費充裕，那麼到底充裕到什麼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員是這樣形容的，“我們根本就化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來查帳，真是不可思議”。可以這麼說，中央情報局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盡的銀行存款。

當然，中央情報局不會傻到公開拿錢出來贊助其重點宣傳對象，一切資金運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時會找一些個人、公司或其它機構，請他們將錢以自己的名義捐給中央情報局的贊助對象，或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這些機構和個人在中央情報局的術語中叫做“安靜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中國學者熟悉的“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 當時也屬於這一類。但幌子基金會也有缺點，它們很難做得太大，否則會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民間大基金會洗錢。基金會不象公司必須對股東定期交代帳目，隱蔽性較高。願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勞的民間基金會還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門去為中央情報局服務。“凱普倫基金會” (Kaplan Foundation) 便是一個例子。但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 (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 (Rockefeller Foundation), “卡內基基金會” (Carnegie Foundation) 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帳上，然後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據透露，在1963-66年間，美國164家基金會共撥發700筆一萬美金以上的款項 (當時這是很大的數目)，其中至少108筆完全或部分來自中央情報局。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來自中央情報局。

機構資助對象

除了設立“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和 “文化自由大會”在三十多個國家的分支機構外，中央情報局贊助了大量政論性刊物和文化刊物。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擊》(Encounter)，《評論》(Commentary)，《新領袖》(New Leader)，《黨人評論》(Partisan Review)，《肯友評論》(Kenyou Review)，《哈德遜評論》(Hudson Review)，《塞萬尼評論》(Sewanee Review)，《詩歌》(Poetry)，《思想史雜誌》(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轉型》(Transition), 《審查》(Censorship),《代達羅斯》(Daedalus, 是美國科學與藝術院的機關刊物)。直接注入經費是一種資助方式，另外中央情報局還讓“文化自由大會”免費為各國知識精英訂閱這些刊物，間接資助它們，如《黨人評論》3000份，《肯友評論》1500份，《哈德遜評論》1500份，《塞萬里評論》1000份，《詩歌》750份，《代達羅斯》500份，《思想史雜誌》500份。

資助書籍出版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項大運作，因為在它看來，“書籍是最重要的戰略性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情報局在五、六十年代至少參與了一千本書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巴斯特納克的《日戈瓦醫生》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推銷重點 (“significant books”)。其它的書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涉及中國的至少有現任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法冦 (Roderick MacFarquhar) 編輯的《百花齊放》(The Hundred Flowers)。不光出書，中央情報局還請人在各類刊物上撰寫書評，推銷其出版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個人資助對象

一般的書索引部分是最沒意思的。《文化冷戰》則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讓人開眼：它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象二十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 (Arthur Schlesinger Jr.)；理論家阿爾羅(Andre Malraux), 克里斯托 (Irving Kristol), 羅素 (Bertrand Russell), 伯林 (Isiah Berlin)，阿倫特 (Hannah Arendt)，屈林夫婦 (Lionel Trilling 和Diana Trilling), 席爾斯 (Edward Shils)；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 (T. S. Eliot), 奧頓 (W.H. Auden)，洛危爾 (Robert 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 (Arthur Koestler)，奧威爾 (George Orwell), 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畫家羅思柯 (Mark Rothko)，帕洛克 (Jackson Pollock)等。

在這些人中，有的的確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報局利用；當有人送來頭等艙機票，被邀請去度假勝地開會，他們樂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則清清楚楚地知道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伯林，阿隆，阿爾羅，席爾斯，貝爾，胡克，屈林夫婦。還有些人聲稱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認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獨立”的形象假裝不知道而已。

這裡值得一提的有兩位小說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特勒。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工作。變節後他變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國轉了一大圈，在那裡與中央情報局掛上了鈎，正是聽了他的建議後，中央情報局把宣傳的重點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識分子”身上。他對英國政府的諜報部門 IRD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得到的回報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後，IRD秘密買下五萬本送人，使他大撈了一筆稿酬。

另一位是《動物農莊》和《1984》的作者奧威爾。在小說中，他表現出對監視一切行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強烈憎恨，但他自己卻兩方面的癖好都有。奧威爾有個習慣，走到那都隨身帶着一個藍皮四開筆記本，記錄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筆記本中已包括了125個人的材料。奧威爾懷疑這些人有的顯現了“同性戀傾向”，有的“好象是黑種”，有的大概是“英國猶太人”。如果僅僅是自己記着玩玩也就罷了，而奧威爾卻在冷戰高潮的1949年主動跑到英國諜報部門 IRD舉報了35個“共黨同路人”，使這些人的名譽和生活受到嚴重打擊。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文化冷戰》雖然長達500多頁，但內容引人入勝，拿起來就希望一口氣讀完。如果說它有什麼缺點的話，大概可以指出兩點。一是它只含蓋了1947-1967年，這也許是由於有關以後年代的文件美國政府還沒有解密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中央情報局洗手不幹了。最近美國《混合語》(Lingua Franca) 雜誌揭露，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後加緊了對學術界的滲透。以筆者熟悉的政治學界為例，就有不少人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 Joseph S. Nye，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會長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魯大學政治系的同事 Bradford Westerfield。他們本人也不否認。《文化冷戰》的另一個缺點是它沒有涉及中央情報局在亞洲的宣傳活動。中央情報局豈有放過亞洲 (特別是中國) 知識界的道理。也許Frances Stonor Saunders本人對亞洲知識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沒有能力涉及。但願有一天有人能彌補這個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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