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絕非全盤西化

為了達到全面否定中國文化的目的,從1966年開始,或追溯到20世紀初期,中國就有不少瘋子。瘋子自然說瘋話，其中一種流行的瘋話是關於日本和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

“知道中國為什麼比不過日本嗎？傳統文化的問題。中國人太保守，日本人太好學。中國死抱着儒家思想不放，人家日本效法西方，把儒家思想給滅了，只有不破不立才能獲得國家的進步。所以中國應該全面否定傳統文化，效法日本，全盤西化，才能獲得進步。”這就是瘋話，而且是殺頭都不醒的人，說出的惡毒瘋話。

日本法西斯占領東北的時候，偽教育廳在吉林組織了讀經運動，其教材正是中國的四書和孝經。我們見過這樣的全盤西化的國家麼?
法西斯的斯文學會，正是變異的儒家學會。日本的道德教育,是以孔子的思想為主體.也就是說,他們一面讀論語，一面殺我們，我們一面掃蕩論語，一面認為這樣才是效法日本。這就是殺不醒的愚昧！

日本根本沒有全盤西化，明治維新沒有，現在也沒有，且不談如今日本有75%的佛教徒，即使是個文化水平不高的人,也聽說過武士道吧.
江戶時代,隨着朱子學的傳播,日本武士的思想逐漸理論化.山鹿素行著,.對其思想的概括為:忠孝,仁義,克己,奉公,名譽,儉樸,重武,倡文,報恩,輕生死等等,那些說"日本全盤西化"的人,大概認為武士道是從紐約傳來的吧.

讓我們看看日本是怎樣發展起來的。

日本的變法，根本不是全盤西化。正如〈全球通史〉上所說的：“他們現在提出了一個非凡的改革方案，宗旨在於建立一個強大的日本，而不是完全模仿西方國家！”日本變法五條誓文第一條是效法西方的，“廣開會議，使萬機決於公議。”五條告示第一條則是東方文化的體現：“尊儒家之五倫，廢天主教及其他邪教！”19世紀，中國和日本同是一個閉關鎖國的落後國家，同樣被西方列強所侵奪，占領。到了19世紀中後期，中日兩國都想到了改革。中國的思想是’洋為中用’，這種思想至今仍為一些人批判，而日本的口號和中國很是相似，就是沿用至今的‘和魂洋才’。

〈全球通史〉記載：1868年，天皇頒布了一篇警文（即“五條誓文”），
“破除舊習。…求知識於世界”。西方物品在日本大為流行起來。吃牛肉、穿長褲、攜帶雨傘、炫耀手錶等現象開始風靡一時。日本開始迅速接受西方文化，但迅速接受，絕不是全盤西化。“日本領導人不贊成這種‘不加區別地奉承’‘所有’西方東西的做法。他們對增強了民族力量的那些成分同樣感興趣。在宗教領域，明治時期的政治家贊成神道教為國教。。。換句話說，神道教促進了民族統一，激勵了民族主義精神。”

日本的民族精神是什麼，忠節，信義，禮儀，勇敢，質樸。

孔子說‘主忠信’，說‘君子喻於義’，說‘恭近於禮’，說‘勇者不懼’，說‘剛毅，木訥近仁’，就是這種精神。這個精神，體現在〈軍人敕諭〉里：
"我國軍隊世世代代為天皇所統率"，對軍人精神提出五條標準，即："忠節"、"禮儀"、"勇敢"、"信義"、"質樸"。十個字全部是儒家的思想。

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規定，教育在於促進整體進步，而表示發展個人利益。《教育敕語》曰：“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把儒學的思想紮實的體現在國民教育中。

我們注意〈教育大旨〉中的一句話：“道德之學以孔子為主，使人人崇尚誠實品行。”誰還敢說效法日本，就要掃蕩傳統文化呢。

談到這裡,或許有人要拿伊藤博文來說事兒,他們的慣用手法是"伊藤博文主張全盤西化,所以日本全盤西化..."伊藤只是個首相,他和天皇誰大咱先放下不說,
單就元田永孚這個天皇侍講,西村茂樹這個啟蒙學者和他的辯論結果來看,全盤西化的德育根本沒有得逞,經過雙方的兩次辯論,到1885年,終於保守派取勝,
《日本道德論》曰“采二教（儒學,西哲）之精粹而棄其粗雜”,由此作為“日本道德之基礎”,這是結果,到1890年10月3日，明治天皇公布《教育敕語》,是什麼內容?"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類。此乃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在於此。",還是離不開他孔夫子!

《教育敕語》的影響很大,連私立學校、幼兒園都頒發這個文件，被寫在金色的紙張上,捲成軸，置於黑匣之中。中國是因為孔子,才被"8個士兵統治了一個中國縣"
麼?有的學校,還建“奉安殿”，除懸掛天皇.皇后照片外，還將《教育敕語》放置在那裡。學生,教員上學放學時，都要朝“奉安殿”方向行禮。每逢節日，還要舉行《教育敕語》的“捧讀式”。

說到這裡，或許有人要爭辯：日本在二戰以後全面效法美國，所以強盛！

笑話。

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3年11月的一次講話中的聲明：“
日本要把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的思想和孔子的教導調和起來！“，

日本在戰敗以後的一個階段，確實受到美國思想的薰陶，導致了日本社會“拜金主義”、“金錢萬能論”仇視社會等六大弊端。為此，日本做了教育改革。日本文部省確立了道德教育的目標。80年代後，日本將原來的“智、德、體”教育目標改為“德、智、體”，德育為先，是典型的東方式教育。

我們再看看日本的企業管理：

儒學的核心是‘仁’，包括關心，愛護他人，包括以誠信對人，以謙和待人。松下幸說："經營就是教育"，即注重仁德思想和親和力的培訓。如日立講的的"和"，松下推行的"和親"，豐田提倡的"溫情友愛"等管理思想，都是仁愛的體現。日本企業強調凝聚力，所謂‘大和精神’就是儒家人本文化的產物。
"和", "愛", "誠",
"信"、"忠"等信條，同樣是用以提高凝聚力和職工素質的手段，而不會被當做封建糟粕去拋棄，日本人更不可能把儒家思想當成‘窩裡反劣根性’
的根源去‘挖掘’，倘或如此，那才是混亂。

當我們的一些學者抨擊‘重義輕利’阻撓了中國經濟發展時，日本企業正在運用這一精神提高效益。日本大丸公司在創立了200多年，一直奉行"先義後利"的經營宗旨。而"先義後利"思想，正是出自荀子所著的《榮辱篇》。公司認為，企業不應先考慮自己獲得利潤，而是應該考慮顧客的利益，應在產品質量，產品價格上下功夫，並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這就是‘先義後利’，‘重義輕利’。被我們當做垃圾的一種中國精神的正確發揮。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本意，在中國被一些人硬解釋成‘封建專制’，也屬封建糟粕，其實，按照字面上的翻譯，無非是‘君要象個君的樣子。。。’個守本職，如此而已！中國當糟粕的東西，日本卻當做寶貝。如"住友"總理事小倉正恆提倡，做一個盡本分的人，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
儒家禮學思想，主張協調人們的行為。日本企業則要求員工，按照自己所處的地位，去履行自己應盡的義務，使每個員工做到作風合理化，生活秩序化。

戰後日本的教育改革，和日本企業管理方式，如上所述，正是把西方的民主主義思想，與日本的傳統文化融為一體，保持了“和魂洋才”這一特色。

所謂“和魂洋才”，簡言之就是東洋精神（道德），西洋技術（藝術），是日本民族精神和西洋的科技相結合，其宗旨是“在堅持日本的傳統道德、民族精神的基礎上，吸收西方先進的文化、科學技術，並為其所用。”

我們中國人，自戊戌變法失敗以後，有人砸爛孔廟，有人虔誠無比，照搬照抄的效法美國，德國，再回到美國，再轉到蘇聯，我們挖祖墳，砸廟宇，燒字畫，焚書籍，我們一天天喊着效法日本，德國，以色列的民族精神，而我們的民族精神在哪裡？我們的民族文化動力在哪裡？

中國的一些人，應該拋棄‘道聽途說’，拋棄‘想當然學’，拋棄‘似乎大概論’，好好的在歷史資料面前思考思考了。

日本的強大與‘民族精神’關聯甚微

“‘王八’雖壽。。。”。必然有其長壽的原因，我們應該用科學的眼光去分析，通過試管，顯微鏡去知曉為什麼這種動物壽命長。但有些人頭腦簡單的很，他們看的只是表面現象，當看到這種東西長壽，就把它當作神仙靈物去叩拜，還披紅掛彩修建小廟。這種方法簡單粗俗，但總讓人覺得”似乎、大概、可能有那麼點道理”，於是紛紛跟着磕頭。

其實，很多人對於日本人的態度也一樣,只會看表面現象。“日本為什麼強大？因為人家有優秀的民族精神吶”。這正是因為只看日本的表面現象而產生的胡話。而且這話在中國滿地亂竄。我小的時候，有一個人，曾撇着嘴角（我始終疑心他幻覺自己是個日本人）對我說：“日本為什麼強大？因為人家有優秀的民族精神吶”。當時我就納悶了：”日本人既然民族精神優秀，為什麼明治維新以前不強大？”那人立即啞口無言。若干年後，他仍舊自說自話：“日本為什麼強大？因為人家有優秀的民族精神吶”。我照例詢問他，他照例啞巴。前幾天，我一個朋友也說：“日本為什麼強大？因為人家有優秀的民族精神吶”。我還是問：“日本人既然民族精神優秀，為什麼明治維新以前不強大？”這個朋友的表情尷尬，臉色漲紅，嘴卻磕磕巴巴：“那那那那。。。那是因為那個什麼的基因還沒發揮出來吧。。。”

德國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統一前弱小，統一後強大，法國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大革命前弱小，大革命後強大，英國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議會戰爭前弱小，戰後強大。蒙古的民族精神自古就有，怎麼現在強大不起來了？民族精神並非一個民族崛起的根本原因，民族的進步關鍵看制度的確立是否合理。

日本明治維新以前，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家，其主要源於佛教與朱子學的“民族精神”，卻多用在了窩裡鬥和愚忠上。說窩裡鬥，當年南京大屠殺，中國遇難30萬人，我們可以說日本對外殘忍，卻不知道他們對內亦同樣的殘忍。從1619年到1635年，日本被處刑的天主教徒就多達28萬，按照當時的人口比率來看，這個數字是不可思議的。武士也是對內殘忍的高手，他們有一種公開的惡習“遷斬”，即以暗殺過路人的方式，來實驗佩刀的鋒利程度。無論是婦女兒童，還是老弱病殘，都有被殺掉的可能。600年來，日本的武士多如牛毛，被冤殺的人自然不計其數。

在政治上，日本人談不上尊重天皇，而是不斷的與之勾心鬥角，當天皇失勢後，即將其視做“玩意兒”，擺弄於大胯之間。大名之間斗，權臣之間斗，甚至農莊主之間也爭鬥。武士團的鼻祖“郎黨”是怎麼來的？就是因莊主們因勇於私鬥而發展出來的組織。在幾大家族中，蘇我入鹿逼殺聖德太子的兒子山背大兄，其父親卻在中臣鐮足的威脅下被迫自焚。鐮足之子藤原不比以外戚的身份掌控朝政，使本族女子進入皇室（當時日本無此前例），其後人信賴卻被平氏殺害，平，源兩氏瘋狂內鬥，畢竟也是曇花一現，尼姑北條政子又擊敗天皇，大權獨攬。相傳數代後，其後裔北條高時又在關東武士的進攻下，全族“統統死啦死啦”。足利尊氏獲得權利後，手足相殘，“毒藥的幹活”。織田信長是個內耗好手，豐臣秀吉純粹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他們你方唱罷我登場，最後卻被德川家康糊裡糊塗的奪取了權利，當然，豐臣秀吉的兒子先搭上了性命。其間，大友皇子上吊，崇德上皇流放，安德天皇跳海，後白河天皇幽禁，後醍醐天皇被執，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三位天皇全都被圈禁在孤島。。。

有人對日本人的恐懼，來源於“日本人尊重天皇”，他們以為“日本人擁戴天皇，所以有偉大的凝聚力”，其實只能說這些人是日本人的驚弓之鳥，日本人尊重天皇，幾乎僅僅是在從明治維新到1945年這一短暫的歷史時期。而且這一時代早過去了，那些人純粹是讓當年的鬼子嚇的，因此多冒了60年的冷汗。日本的天皇所以“萬世一系”，也不是什麼日本人素質高，講究道義，忠誠的原因，而是天皇根本不具備實權，以至於權臣們不想砸碎一個木偶罷了，中國皇帝，羅馬愷撒和美國總統可沒那麼幸運。權臣源賴朝管天皇叫什麼？“日本第一號大天狗”，這可是他們自己說的。

日本民族精神的愚忠一面，我更不必多說，單看47義士一幕就夠。為了給自己的主人報仇，淺野長矩的47名下臣竟然在刺殺了仇人吉良後集體剖腹。整個一群“愚忠而死硬的封建餘孽”。在落後的制度引領下，這樣的民族精神，對日本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日本究竟靠什麼發達的呢？一句話——靠一種符合本國國情的制度！

明治維新以後，日本銳意進取，實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在政治上，強令各名藩“奉還大政”，將權利上繳政府，加強了中央集權。在民權上，廢除嚴格的等級制度，取消士農工商的劃分，強調四民平等，取締“穢民”，“賤民”的侮辱性稱謂。在財政上，日本政府頒布《金祿公債條例》，買斷了封建俸祿制，使日本產生了一批新資本家和鄉紳。而後改革農業，增加地稅，注重軍工，發展海運，逐漸使日本由一個弱小的島國，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成為戰敗國後，經濟很快復甦。我們的一些人又誤認為”這是日本民族精神造成的成就“。其實完全是胡說八道。這些人怎麼就不想想，二戰使很多國家的經濟被摧毀，怎麼戰前的窮國：如中國，菲律賓還是窮國。戰前的富國：如德國，蘇聯還是富國，戰前不窮不富的國家，如波蘭，匈牙利還是原來那樣兒。說到民族精神問題，怎麼南韓就富裕朝鮮就窮困，怎麼東德就窮困西德就富裕？說到民族精神的可貴，我們大煉鋼鐵，畝產萬斤的時候也都熱火朝天的大干特干，我們怎麼越來越窮？民族精神可貴是不假，但好鋼要用在刀刃上，沒有良好的經濟制度，波蘭騎兵長矛挑坦克有什麼意義呢？一些人的思辯能力，怎麼連“那個什麼”都不如！

日本戰後崛起的根源之一，就是明治維新打下的良好基礎。這就是為什麼戰前的窮國仍舊窮，戰後的富國依然富的原因。中國底子不好，在沒有摸索出一條適應於本國的經濟體制，更談不上存在大量的人才。而日本呢？維新以來，政府就為本國培養了大量高素質的勞動力，使他們能夠順利的完成現代化的生產，這是一個關鍵性因素。由於美國和中國的對抗，使日本成為從中漁利者，美國對日本的軍需定貨高達23。9億圓，日本的個人收入，自1953年就恢復到戰前的水平。此次大規模的定貨，被日本首相吉田茂稱頌為“來自上帝的禮物”。此外，政府還鼓勵國民增加積蓄，保證社會資本充足，利用廉價石油資源發展生產，固定匯率擴大成本。。。如此種種才使日本逐步恢復了元氣。走到了這一地步，即有了良好的經濟制度的前提下，日本的民族精神才被正確的發揚出來：禮儀用於社交，信義用於商業，勇敢用於投資，質樸用於節約，忠誠用於職守。相反，在不良制度的影響下，日本的禮儀用於壓迫，信義用於愚昧，勇敢用於內訌，質樸用於窮困，忠誠用於切腹自殺。。。。能有個腎（甚）用啊。

醒醒吧，小子們。

當今中國存在的怯懦和思維混亂

日本的民族精神基本來自儒家道德，甚至多來自在中國“臭名昭著”的程朱理學。一個思維清晰的人，要麼會反對日本的民族精神，兼反理學，要麼會盛讚日本的民族精神，再溫和的對待理學。然而在中國，我們經常能聽到這樣的言論，這些言論，往往會出自一人之口。

8點鐘，一個人說：“中國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是一種封建枷鎖！是中國落後的因素之一！”，8點30分，他又說：“日本人切腹自殺是一種了不起的精神！”
9點鐘，一個人說：“日本人講究規矩，待人禮貌，中國人做的到嗎？”9點30分，他又說：“中國儒家的禮儀是煩瑣的落後的，應該廢黜。”
10點鐘，一個人說：“日本人團結，中國人一盤散沙。”10點30分，他又說：“中國的宗族觀念是種落後的東西，海外華人還組織什麼同鄉會，純粹老封建！”
11點鐘，一個人說：“日本人勇敢，中國人行嗎？”11點半，他又說：“‘殺身成仁’。‘見義勇為’？呵呵~~如今誰還講究這個，要你死你會去死？”
12點種，一個人說：“人家日本人講究家族觀，團結的很啊。”吃完午飯，他又說：“中國的家譜宗廟早該燒啦。”

中國是一個文化背景特殊的國家。一方面，這塊土地上爆發過砸爛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否定觀念深入人心，這些觀點，幾代人一脈相承。即使在文革被全面否定後，批孔的思想也默默的由父親成功的傳給兒子，由老師授予學生。另一方面，中國又是一個與日本為鄰的國家，吃過日本的虧，對日本的印象深刻，對他們的民族精神感到欽佩和害怕。因此，忽而否定儒家道德，忽而盛讚日本精神，就成了某些中國人身上的一大奇觀。如果一個人，終日高喊：“我就佩服印度人的民族精神”。再大喊：“砸爛印度教”，那麼他一定是個二百五，這種人不可能戰勝任何對手，終將被人打敗。中國所以存在這樣的昏聵，是因為我們始終擺脫不了一種強烈的自卑和一種強烈的諂媚。當然，還要以無知為前提條件。

幾年前我在一個網絡論壇，遇到一位自稱來自東京的博士。這位博士十分欽佩日本的民族精神。在不知內情的前提下，把孟子“士可殺，不可辱”的話，貼在日本武士像的旁邊。又在說不出日本民族精神具體來源的前提下，不斷的讚揚這種精神：“如今中國人缺少什麼，就缺少人家那種-----精神！””大和民族可貴的就是這點精神！中國要覺醒！”語重心長，加以嘆號，波折好，十分煽情。他大讚特贊，口沫橫飛，對我們中國人大有恨鐵不成鋼的架勢。可這位博士自己就是不清醒二百五，他罵儒家的言論一樣有名：“儒家造成了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的缺點都是儒家造成的。“日本人不學儒家還好吶，學了儒家什麼都不是。”“儒家。。。奴才學！”

早在1887年，西村茂樹就發表了《日本道德論》，曰：“政府沒有一定國教，民間也沒有足以收攬人心的道德”，並建議，在全國各地“設立儒道學校，政治法律都根據儒道指定，而佛教則只有下層人民信奉”。1900年，井上哲次郎撰寫了《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
1905年又撰《日本朱子學派之哲學》。日本的儒家思想獲得天皇肯定，且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很快被發揚。。。二戰後，日本的教育仍然是看重“立身出世主義”，並繼承自古以來的傳統，甚至初中兒童也被要求“具有把自己看作是日本人的自覺性”，“為國家的發展盡心盡力”，“並為繼承優良傳統、創造新文化作出貢獻”。1996年，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國的方針。中小學的道德教育，是通過集團主義和“立身出世主義”教育，培養兒童為日本的經濟進步而努力學習、艱苦奮鬥。日本的文化方針即為“和魂洋才”。“和魂”，意指大和民族的民族精神，換言之，即“日本化了的儒家倫理道德思想”。。。這些起碼的常識，那位來自東京的博士有絲毫的知曉麼？

這種人，是在自卑的前提下否定儒家道德，再從諂媚的角度讚美日本的民族精神，先在頭腦中下結論，並嚴守“不讀儒家的書，也不考證日本道德的來源”這兩項準則。他們自以為是“挖中國人的劣根性，反思自己的不足，再虛心學習別人的優秀文化。”其實他們支持和反對的，竟然是一種事物。其思想根源不過是“誰有錢我支持誰，誰沒錢就反對誰”這種勢利眼情緒。他們僅僅是為了滿足自己“論證我不是人”的欲望和“閉眼舔舐”的欲望，除此之外，別無他求。因此，他們對日本文化的一般常識也是沒有任何興趣去了解的。

高中時，我和幾位同學去看電影。當看到日本婦女深深的向天皇居住的方向叩拜的時候，這個同學說：“人家日本人很好，忠於天皇，有凝聚力啊。”他的這種主張，竟然得到我那些“歷來反對儒家道統’的同學們的嘖嘖應和。當時我故意拉大嗓門說：“什麼精神啊，不就是中國的封建禮教嗎？”同學們好象才回過味來，尷尬的笑了。我們這個民族，血的教訓難道還不夠麼。見到中國的事物就反對，見到日本的同樣事物就支持。中國存在這樣一個思維混亂的龐大群體，究竟是誰造成的呢。這麼多具有中國特色的二百五鋪天蓋地多如蝗蟲，我們在他們的影響下，能有什麼樣的結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