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武裝接取蘇聯援助的一次失敗記錄　　　　　　　　　　　　

　　　　　　 ——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嘗試　　　　　　　　　　　　　　　　　　　　　　　　　　　　　　

　　　楊奎松　　　　　　　　　　　　　　　　　　　　　　　　　　　　　　　　　　　　　　　　　　　　　　　

　　中國和蘇聯有着太長的邊界，正是這種便利的陸路連接和蘇聯強大的軍事力量的存在，使得許多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要想方設法爭取蘇聯的支持。幾乎每一個聰明的政治家和軍事領袖都清楚地了解，這種支持對於他們在中國的地位將意味着什麼。難怪孫中山先生在蘇俄的勢力剛剛達到遠�祬國，就絺蟒连三地开世^岢齟勇鉸方油ㄋ斬淼納柘肽酥輛嚀宓木�输浧划（１）。而不论这种援助的方g餃綰危�随y猩健⒎胗襝楹褪⑹啦啪�过苏联援助哉a�事上取蒂Q曬Φ那榭觶�充分说明撂K庵衷�助所具有的钾擋是立笀D�影的效果�?br>
　　但是，在中國，究竟有誰同蘇聯的關係會比中國共產黨來得更密切呢？如果不是孫中山、或者不是馮玉祥，也不是盛世才，而是中共得到這種援助……？然而，在中共歷史上到底只有兩次大規模接取蘇聯援助的情況發生：一次是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六年。前一次失敗了，歷史差一點把中共拋進了滅頂之災，於是有人說：如果沒有西安事變，那麼……。可是，假如換個提法：如果中共這一次而不是十年之後取得了成功，那麼情況又會怎樣呢？要知道，當時的中國還不是南京政府的一統天下，包括張學良在內的諸多地方實力派都在背地裡與中共暗通信息，甚至秘密結盟，而他們與中共結盟的公開與否，很大程度上其實正是取決於中共是否能夠得到來自蘇聯方面的軍事上的支持和援助，一旦這種援助成為事實，有誰能保證他們不會紛紛象張學良那樣與中共站在一起呢？

　　當然，本文並不討論上述可能性，也不打算說明這一時期中共與張學良的東北軍、楊虎城的西北軍、李宗仁的桂系、劉湘的川軍、以及宋哲元、韓復渠、馬占山、甚至閻錫山等各個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秘密聯繫。本文只打算介紹中共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打通國際路線”的來龍去脈。因為迄今為止，人們多半還只知道一九三六年有個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或風聞中共與個別地方實力派有關係，而不清楚當年的西安事變以及中共與地方實力派的關係等等，恰恰都與此一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聯繫。

“南下”與“北上”之爭　　　　　　　　　　　　　　

　中共最早提出“打通國際路線”的設想是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份，當時因寧漢決裂武漢政權在軍事上開始陷入困難時期，蘇聯政治總顧問鮑羅廷明確提出應當利用武漢軍隊繼續北伐，占領平津並張家口，從西北接通與蘇聯和外蒙古的聯繫，從而取得蘇聯的軍事援助。但是，這一主張自始就被多數激進的共產黨人批評為“逃跑主義”。可見，“打通國際路線”的主張，在中共黨內，從一開始提出就背上了個不大好的名聲。這種情況顯然在此後中共與蘇聯的軍事關係上蒙上了一層陰影。直到一九三三年，中共各軍事根據地發展的鼎盛時期，鄂豫皖蘇區才又有過一個向西北發展的計劃，再度考慮過在向陝甘擴大蘇區的同時，有朝一日接通蘇蒙，與蘇聯打成一片。但此僅計劃而已。

　　重新提到打通國際路線問題，據說是在一九三四年。在張國燾出版的《我的回憶》一書中，是這樣說的：在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後雙方領導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舉行的一次會議上，

　　首先由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劃。他說明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在根據我們自身的一切情況，也只有這樣做。我即發問：“共產國際何時有這個指示？”張聞天起而答覆：在他們沒有離開瑞金以前（約十個月前），共產國際在一個指示的電報中，曾說到中國紅軍在不得已時可　　以靠近外蒙古。（２）

　　張國燾記述的這個會議，從時間、內容及事後決議看，顯然是中共目前史書所記的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附近召開的“兩河口會議”。但張所回憶的內容與目前中共保存的會議記錄卻頗多出入。首先，會議並非由毛提出軍事報告和北進計劃，而是周恩來。其次，會議上無論毛澤東、還是周恩來或張聞天，都未曾提到共產國際的這一指示，並且也沒有人提到過向甘北寧夏北進的任何想法。因此，張在回憶如此不準確的情況下所說的這個共產國際的指示是否確實，值得懷疑。至少，中共中央撤出江西蘇區後的行動方向表明他們並沒有執行這樣一個指示的任何計劃，在他們一度所爭取過的重新建立根據地的目標中，有川西南、川西北、四川、川滇黔、貴州、滇東北、川西，卻絲毫沒有向北部邊界地區發展的影子（３）。

　　根據有記載可查的歷史文獻，中共最早提出接通與蘇聯的聯繫，是在一九三五年的五月份。當時，中共中央已經了解到蘇聯在新疆的影響，故決定向北發展，首先進至川西北的松潘地區，用周恩來在兩河口會議上的話來說，就是：當時中央的“決定是到岷江東岸，在這地區派支隊到新疆”（４）。隨着六月中旬紅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匯合，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提出了“占領川陝甘三省，建立三省蘇維埃政權”的戰略設想，並準備設法與蘇聯接通。在六月十六日朱德等人給張國燾的電報中明確提出：準備“適當時期以一部組織遠征軍，占領新疆”，打通國際路線（５）。不想，張國燾對此卻頗表懷疑。

六月十七日，張國燾致電中共中央，說明川北地區地形不利，給養又斷，我軍意圖已為敵悉，目前不宜再過岷江東進和北上，而應迅速西進經阿壩進入甘青或南出雅安、名山、邛崍、大邑地區。六月十八日和二十日，中共中央接連兩電錶示不同意張國燾的主張，並建議張國燾來中共中央所在地懋功“商決一切”。於是就有了兩河口會議。值得注意的是，兩河口會議上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的向松潘前進的北上計劃並沒有遇到象目前一些中共黨史著作中所形容的來自張國燾的反對，當然也不存在象張國燾在回憶中提到的那種爭論不休和議而不決的情況。相反，張國燾表現得十分隨和圓通。他表示：目前向西通過草原，夏天雨季長途行軍會有很大的減員，向南往成都打雖不成問題，但敵人會很容易調集兵力，故“發展條件是甘南與我有利”，“政（治）局應決定在甘南建立根據地，至於怎樣打，軍委應做具體計劃”，“政局應趕快決定迅速的定下”（６）。因此，會議決定“全體通過恩來的戰略方針”，並迅速弄好具體計劃。兩天后，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先後擬定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關於向松潘前進的部署》和《關於松潘戰役計劃》，各部隊由此開始了具體的北上作戰行動。　　　　　　　

兩河口會議並沒有具體的提出接通蘇聯的問題，但是其北上方針明顯地包含着力圖把甘肅西部乃至新疆“控制在我手裡，背靠西北”，退可依託蘇聯，進可逐鹿中原的戰略設想。只是，要想實現這一戰略設想在這時對於許多人來說還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蘇聯軍事顧李德明確認為這種作法會給蘇聯造成麻煩，以至危及蘇聯安全。更多的人擔心“打通國際路線”的想法有退卻畏縮之嫌，因此強調北上計劃“不是打通蘇聯，而是向前”，是進攻。張國燾則考慮更多，他對打地方軍閥的部隊似乎很有信心，但對北上要與蔣介石的中央軍胡宗南部交戰，卻顧慮重重，以致在同意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戰略方針之後，很快又開始拖延部隊行動。七月十日，一方面軍已經進至岷江西岸的毛兒蓋地區，開始逼近松潘，四方面軍主力卻遲遲不進。朱德、毛澤東等不得不急電張國燾，稱：

　　分路迅速北上原則，早經確定，後勿（忽）延遲致無後續部隊跟進，切盼……各部真能速進，勿再延遲坐令敵占先機。（７）

　　為迫使張國燾能確實執行北上計劃，中共中央於七月十二日經張聞天提議，軍委設總司令及總政治委員職，由張國燾任總政治委員，為軍委的總負責者，並由四方面軍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徐向前和陳昌浩兼前敵部隊指揮和政委（８）。部隊至此才開始協調行動，實行北上進攻松潘計劃。但隨後又因各部隊嚴重缺糧，原定七月二十八日各部隊到達預定位置的計劃再度被打亂，松潘戰役計劃遂因敵情變化而取消。

　　松潘戰役計劃取消後，張國燾再度對是否繼續北上發生動搖。加以四方面軍與一方面軍之間的團結接連出現問題，中共不得不重新開會統一思想。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舉行會議，討論由張聞天提出的《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形勢與任務的報告》，報告進一步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所作的北上決定的必要性，並明確地強調了爭取西北地區，背靠蘇聯的意義。毛澤東在發言中也集中提出了這個問題。他在解釋了西北地區具有“統治階級最薄弱的一環”、“帝國主義勢力最弱的地方”等特點之後，特別強調了“蘇聯在這地區影響大”的問題。他說：

　　地理上靠近蘇聯，政治上物質上能得到幫助，軍事上飛機大炮，對我國內戰爭有很大意義。五次圍剿開始堡壘主義，我們對技術方面應很大的作準備。……我們基本上靠自己，但〖應〗得到國際的幫助。……因此要用全力達到戰略方針，首先是甘肅這區域，但要派支隊到新疆，造飛機場、修兵工廠。（９）

　　張聞天、毛澤東的主張，張國燾和四方面軍領導人陳昌浩、傅鍾等雖未直接反對，但話里話外卻明顯地表示出不那麼贊成。比如說什麼不管蘇聯援助我們的態度如何，我們共黨應把責任放在自己身，不要以為與蘇聯接近就是要從蘇聯得到技術幫助；說什麼同志們對西北方向講了很多，但不要把少數民族問題看成是一個困難；說什麼從西北發展到東南是可能的，但政治局決定整個革命問題不能偏向一邊，不應限於一種因素，如此等等。很顯然，張國燾等人對北上方針實際上並不同意，但他們在政治局中不占多數，一時又找不出十分充足的理由加以反對，因此說起話來只好含糊其辭。結果，會議通過了張聞天的報告，而張國燾又在會後提出了避開北面胡宗南部，西去青海、寧夏和新疆的主張。八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提議制定了新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之補充決定》和《夏洮戰役計劃》，明確批評張國燾的西進青、新、寧的方針“是一個危險的退卻方針”，“客觀上正適合於敵人的要求”，因而堅持再度部署了新的北上戰役行動。但既然張國燾等人內心不贊成北上，其領導下的四方面軍又人多槍多，張又在名義上是軍委總負責者，部隊調動指揮及其具體軍事行動仍不免多方制肘。當九月初中共中央所在的右路軍打通了北上甘南的通道之後，張國燾終於以缺糧和部隊不能徒涉葛曲河等理由下令其率領下的左路軍離開北上路線，西進阿壩地區，不走了。九月八日，張更避開中央，下令正在右路軍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率右路軍回頭南返。至此，一、四方面軍的分裂勢不可免。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獲張八日電令後，當晚即在周恩來的住處召開包括陳昌浩、徐向前在內的政治局成員擴大會，提出反對意見。但張九日再電堅持原令之後，陳即改變態度準備執行南下命令。不得已，在右路軍的幾個中共中央常委於十日討論並制定了緊急對策：

　　（一）致電張國燾，說明“致徐陳調右路軍南下電令，中央認為完全不適宜的。……中央認為北上方針絕對不應該改變，左路軍應速即北上，在東出不利時，可以西渡黃河，占領甘青寧新地區，再行向東發展”。

　　（二）以周恩來改任右路軍指揮，並秘密下令一方面軍主力連夜北上。

　　（三）指令陳昌浩、徐向前率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於日內尾隨一方面軍主力後前進。

　　（四）發布《為執行北上方針告同志書》，指出：“南下草地雪山老林；南下人口稀少糧食缺乏；南下是少數民族的地區，紅軍只有減員沒有補充，敵人在那裡的堡壘線已經完成，我們無法突破；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到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餓挨凍，白白的犧牲生命，對革命沒有一點利益，對於紅軍南下是沒有出路的。南下是絕路。”（１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