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中央擺脫張國燾四方面軍的制肘，率一方面軍主力一、三兩個軍單獨北上，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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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並不樂觀。因為這時整個一方面軍和中共醒耄�作罩v慷雍萇伲�全部加迄]匆膊還�四千訃喫，謪Q鹵嘀坪蟮牟慷又揮辛�个椭Z惱蕉凡慷櫻�而蕦�實謀�力其实只是六个T�。以这样少抵\�力，要蠔V迪衷�定抵\鄙顯詿ㄉ賂誓酥獵詬誓轄�立根臼~氐納柘耄�峨H嗆萇倏贍苄緣摹＞」芾畹陸ㄒ榭錘靄言陸峁�詡Rǚ秸耄�不覛gㄒ�党C曬湃ィ�但哉a旁率�二日緝�械惱�治局会覚{希�与会者蟿驓g紀�茵A�泽东所提除_男卸�方针，即�?br>
　　目前應經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游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１１）

　　在從最初撤出江西蘇區時的八萬多人銳減到幾千人之後，每一個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的領導人都明白，現在這種形勢對於他們將意味着什麼。彭德懷估計：改編後的部隊，在進攻作戰中一個團只可以對付國民黨軍的一個營，這也就是說，對付國民黨軍，全部紅軍力量只能與其兩個團的兵力作戰。這自然“要謹慎，不能冒險”。因為國民黨軍隊可以調動的兵力有幾十個師，而紅軍再找不到可靠的根據地作為依託，就不得不永遠打游擊戰，以至成為瓮中之鱉，直至被打散。而如果能夠通過游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自然就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將來“更大規模更大力量打過來”。

　　這幾乎是唯一的出路了。因此，９月１２日，中共最終確定了“打通國際路線”的方針，並開始具體實施了。他們不再等待張國燾的四方面軍，由俄界兼程北上，於六天后突破天險臘子口，進占哈達鋪，進而搶渡渭河，鋒芒直向外蒙。

　　　　　　　　　 斯大林的支持與東征戰役

　　如上所述，“打通國際路線”方針的確定，在中共中央這時實在是迫不得已之舉，因為在歷經一年之久的長途征戰、大量減員、凍餓累病之後，紅軍必須找到一個立腳點切切實實地喘口氣了。而如今，奔走了兩萬多里，損失了將近百分之九十的人員，卻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停下腳來。形勢異常危急，就連一向反對紅軍接近蘇蒙邊界的李德也猶豫起來了，難道他能夠眼睜睜的看着中共中央得不到保護，在敵人強大兵力的圍追堵截中被打散被消滅？其實，在人們的談話中間，可以看出他們並不十分清楚蘇聯是不是真的會直接援助自己，是不是願意自己在蘇蒙邊界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他們只是相信自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蘇聯沒有理由拒絕幫助自己。但他們也了解，這種貿然的行動並沒有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正因為如此，當九月下旬他們了解到陝北存在着紅軍和蘇區的情況之後，他們迅速召開常委會議，又決定改變打到蘇蒙邊界去的方針，以陝北蘇區為自己的立腳點，以後再派一支隊打通國際路線，爭取援助。十月中旬，紅軍終於進入了陝北蘇區，可以停下來歇歇腳了。中共中央決定，派一支隊去接通國際聯繫求得技術幫助，仍舊是黨的主要任務之一，但目前條件還不具備。這樣，打通國際路線的計劃又中止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左右，原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林育英為傳達共產國際的關於抗日反蔣策略方針的重要指示，由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派遣，經外蒙輾轉來到陝北蘇區。林傳達了一九三五年召開的共產國際七大有關統一戰線策略轉變的重要意圖，這包括（一）實行抗日反蔣的統一戰線的基本的策略方針；（二）以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為統一戰線的最廣泛和最高的形式；（三）工農蘇維埃改變為人民蘇維埃；（四）改變富農政策。與此同時，林還特別說明了斯大林對紅軍發展方向的建議，即：

　　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

　　斯大林同意中國紅軍在可能的情況下打通國際路線。這對於將近一年來極端渴望得到蘇聯援助，但又對打通蘇聯猶豫不決的中共領導人來說，不能不是一個令人高度興奮的消息。張聞天當即於二十日和二十五日接連寫信給在前線的毛澤東等人，主張根據斯大林的建議，迅速準備經寧夏靠近外蒙，以取得技術援助並建立更加鞏固的戰略根據地。顯然，考慮到這時的陝北蘇區只有安塞、赤安、瓦窯堡三個縣的中心區，其餘都是與敵犬牙交錯的游擊區，而紅軍兵力自入甘南向陝北開進以來又驟減一千五百人以上，此時與陝北紅軍加在一起也不過六千人左右，僅陝北地區的各種國民黨部隊就有數萬人，張聞天等對堅持陝北根據地並不十分樂觀。他們相信，迅速取得蘇聯援助將會對紅軍的生存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但作為軍事領導人，毛澤東、彭德懷等人卻有另外的看法。他們同樣對紅軍突破臘子口以後人數銳減感到吃驚，但正因為如此，他們更加注意到長途跋涉給部隊帶來的嚴重損害，更加看重根據地在士兵心理上的重要意義。因此，毛澤東明確認為當前最緊要的是發展與鞏固根據地和擴大紅軍，“目前不宜即向寧夏，根本方針仍應是南征與東討，東討之利益是很大的”。在十二月一日毛給張聞天的覆信中他這樣解釋了這個問題：

　　關於紅軍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針我是完全同意的，因為這個方針是使中國革命戰爭，尤其不久就要到來的反日民族戰爭取得更加有力量與更加迅速發展的正確方針。我不同意的是時間與經路問題，第一，紅軍目前必須增加一萬人，在四個月內我們必須依據陝北蘇區用空前努力去達此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與綏遠的道路，這是用戰爭用開展用不使陝北蘇區同我們脫離的方針與外蒙靠近。為完成上述兩種任務，我想有六個月左右的時間就夠了。所以，我們應在明年夏天或秋天與外蒙靠近。（１２）

　　對於擴大紅軍的信心是這些軍事領導人從與正在圍剿他們的張學良東北軍的作戰中得來的。最初他們估計以紅軍的現有兵力，最多只能對付國民黨幾個團，因此，到陝北後，他們提出的最初的擴紅計劃也只不過是一千二百人。但十一月下旬與東北軍初次正式交手，就以兩千人之數一舉殲其一０九師全部和一０六師兩個團，斃傷俘獲達六千人之眾，僅師以下各級軍官就達數百人。這顯然使紅軍指揮員大受鼓舞，並對鞏固和擴大蘇區和紅軍開始充滿信心。因此，打通國際路線在他們看來，一時變得不是那麼緊迫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舉行軍事會議，毛澤東作軍事問題的報告。同時提出打通蘇聯與鞏固和擴大蘇區問題，主張：“打通蘇聯是中心口號，與鞏固和擴大蘇區聯繫起來”。根據毛澤東的建議，中共中央決定將此一目標分三個步驟來實現，即：第一步，在陝西擴大紅軍，鞏固蘇區，準備東征；第二步，進攻山西西部，擊破晉軍主力，進一步擴大紅軍，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第三步，轉進綏遠，靠近外蒙和抗日前線。按照毛澤東的這一計劃，打通蘇聯只是計劃中的第三步，而最終能否實現尚要看已經進抵熱察和平津一線的日本軍隊是否會進入綏遠而定。也就是說，毛事實上仍舊把鞏固和擴大蘇區放在了第一位，而把打通蘇聯放在了第二位。但在會議上，多數與會者實際上並不這樣主張，他們力主把打通蘇聯放在第一位，至少也應把二者並列起來。因此，在決議的行文上，毛澤東對於打通國際路線與鞏固和擴大蘇區的關係問題並沒有予以嚴格的說明，而是把前者規定為最終目標，結果決議所規定的整個一九三六的三步作戰計劃實際上變成以打通國際路線為中心任務了。這樣一來，部分軍事領導人乃至地方領導人自然要表示懷疑。

　　一九三六年一月，紅軍主力開始受命移師黃河東岸，中共政治局亦隨軍行動，只留西北中央局率少數地方紅軍和游擊隊保衛蘇區，東征戰役即將開始。由於相信這一軍事行動的基本目的在於打通蘇聯，因而有使紅軍再度脫離蘇區根據地的危險，彭德懷等相繼致電中央表示不安。彭德懷於二十四、二十六和三十日接連致電中央，強調“鞏固的發展求得靠近外蒙原則上不應有所改變，但目前行動步驟上我已感覺有重新考慮的必要”，因為：

　　陝北蘇區是中國目前第一個大蘇區，是反蔣抗日有利的領域，是全國土地革命民族革命一塊最高的旗幟，應以如何手段使之鞏固擴大，如紅軍行動有脫離這個蘇區危險性可能時，都是不正確的。……戰略上佯攻調回孫李，求得肅清殘敵鞏固基本蘇區與外蒙更加接近，這是正確的，但須估計到河東堡壘及閻敵各種防範，並須保障能渡回的技術。（１４）

　　李德此時亦上書中共中央，主張慎重考慮力量對比，因為“我們有一萬三千人，其中二分之一是新戰士和三千新的俘虜兵”，“敵人閻錫山一個就有八萬人”，特別是：

　　同蘇聯的聯繫不應當作為自己的主要戰略目的，戰略上的聯繫應當看作配合行動（在蘇日戰爭爆發的前後一個樣），戰爭未發生以前，在我們這方面應當避免能夠引起蘇日衝突的行動。……我們應當從我們的戰略計劃取消向綏遠先機接近外蒙的條文。……沒有到綏遠去的必要，沒有必要接近外蒙古。（１５）

　　甚至，留守陝北蘇區的周恩來與博古等也對原定之戰略方針應改變表示贊同，只是，他們並不認為以打通國際路線的為中心任務是錯誤的，他們感到懷疑的同樣是東征是否符合紅軍目前的利益。周、博電稱：

　　戰略總方針下應將擴大和鞏固抗日根據地及打通蘇聯並非平行，而是聯繫着的。中心任務應以擴大赤區服從於打通蘇聯。……打通蘇聯我們認為不是一個單獨的技術問題，這包含整個黨的政治任務及戰略總方針之實現問題。而且也不應解釋為單純的技術條件之取得。一方面，將我們的戰線靠攏與聯接起來；另一方面在敵人後方開展我們的戰線，這是萬分重要的事。因此，擴大紅軍擴大蘇區與游擊區，更成為急迫萬分的事。（１５）

　　根據各方面的提議，中共中央最終決定變更原定計劃的設想。最早提出全力打通國際路線接取援助的中共中央此時的總負責人張聞天，這時開始注意到：“長征經驗證明，主力紅軍長期沒有根據地時使我們發生極大困難”，因此，原定的“將保衛與擴大鞏固根據地放在戰略計劃之第二項是不適當的”，將打通蘇聯取得技術幫助作為戰略方針之首也是“不對的”。因此，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與軍事負責人在延長召開軍事會議，重新討論了戰略方針，根據張聞天的提議，原定的第三步驟被取消，一九三六年的軍事行動僅以擴大蘇區和紅軍為目的，東征山西的作戰在保證回渡黃河沒有問題的情況下則繼續準備實施，全部作戰“着重在鞏固的發展，反對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１６）。但與此同時，考慮到打通國際路線的任務勢在必行，林育英又可以國際代表的身份在一、四方面軍之間起調解作用，故中共中央這時特地通知張國燾斯大林的建議，希望四方面軍和在雲貴交界處的紅軍二方面軍立即設法北上，共同實現打通蘇聯的任務。其二月十四日電稱：

　　關於戰略方針弟等有如下意見：……育英動身時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四方面軍及二、六軍如能過一岷江，一過長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陝甘，為在北方建立廣大根據地，為使國內戰爭與民族戰爭打成一片，為使紅軍真正成為抗日先遣隊，為與蘇聯紅軍聯合反對共同敵人日本，為提高紅軍技術條件，這一方針自是上策。（１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