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方知：其時正為八國聯軍占據着北京、天津、保定（山東遼寧更不用說了）等地，而光緒皇上和西太后則遠匿西安，中國政府的特命全權大臣榮祿和李鴻章正叩頭作揖、上下打點着外國人呢！
　　
　　據史書載，１９００年的下半年到１９０１年的上半年一年間，中國的大地上充滿着火藥味，八國聯軍的艦隊進駐了廣州、福州、上海、青島、旅順等各大港口，並沿長江游弋到了重慶；在北方的直隸、山東等省，義和團、清朝官軍、八國聯軍打成了一團，直打得天津七月份失陷、北京八月份失陷，朝廷拉着參戰官軍倉皇西竄，而官軍精銳部隊（袁世凱部）於山東坐視不管。

　　 八國聯軍來了多少人？
　　
　　算一算，從天津８月日起兵進發北京時不過一萬六千多人，可這一萬六千人只用十天時間便於８月１４日攻進北京，趕走了清朝皇帝。當時僅北京的城防守軍（官軍，不包括義和團）就有三萬多人。

　　他們的武器好嗎？

　　還沒有清朝官軍的好。有英國公使事後給其政府的報告為證:"由於意大利公使的好意，他送給我這份報告單，我把它隨信附上，因此我能夠使閣下掌握關於那些武器彈藥數目的有趣的細節，那些武器彈藥是西摩海軍中將於今年六月底返回天津途中，占領天津附近的中國武庫時，在該武庫中所發現的。
　　
　　這份報告單是一位意大利軍官編制（不包括該武庫中所儲存的巨大數量的軍用物資）。關於這份報告單的驚人事實，在於那些新型大炮和來福槍。作為此事的一個例證，有人告訴我說：曼里徹式卡賓槍的類型，比供給在華作戰的奧匈部隊的那些卡賓槍甚至更為新式；那些克魯伯大炮絕比德國人所有的大炮甚至更為新式。"

　　附件　關於在天津附近武庫中所發現中國新式軍用物資報告單
　　
　　三十六門克虜伯大炮，口徑８７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製造），折合３．４１英寸，其中大部分仍裝在箱中。

　　六十門克虜伯大炮，口徑７０毫米（１８９７年埃森製造），折合２．７５英寸。

　　四十二門諾爾登費爾德式速射機關炮，口徑５７毫米，折合２，２４英寸。

　　四十二門諾爾登費爾德式機關炮，口徑４７毫米或１.８５英寸。
　　
　　四十二門大炮，其中一部分為諾爾登費爾德式，一部分為上海機器局製造，口徑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十門速射機關炮，口徑３７毫米，折合１、４５英寸。

　　二十門小口徑的速射機關炮。

　　三萬支具有最新標記的毛瑟槍和曼里徹式來福槍。
　　
　　三萬把刺刀、軍用品及其他。

　　約值二百五十萬英鎊。

　　對這個總數，應加上武庫內的機器、工具以及目前駐京部隊的武器。

　　看看，戰鬥一開始被人家繳獲的新式武器就這麼多，等於給後來聯軍的一萬六千人配備了全副武裝還有預備的。要知道這西摩海軍中將的隊伍是在乘火車進兵北京受阻、逃回（我們許多教科書上這樣說）天津時繳獲的這些武器。這能說官軍的武器差嗎？！
　　
　　既然兵也多、武器也不差，那怎麼輕輕易易地就被人家八國聯軍打敗了呢？只能說是戰鬥力極低、極差而已！義和團我們且不說它，那是一夥迷信刀槍不入崇尚大刀長矛冷兵器的烏合之眾。單說說官軍，這是一支自從中日戰爭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之後裝備洋槍洋炮、按照洋式方法訓練出來“新軍”，號“武衛軍”，分前後左中右五軍，每軍萬餘人，總共五萬多人。此時，除袁世凱的“武衛右軍”去了山東、宋慶的“武衛左軍”駐紮山海關內外以外，“前、中、後”三軍布署在津京一線，北京城中也還有宮廷衛隊和八旗親兵。京城內這萬餘官軍，攻打區區不足千人守衛的外國使館區，大炮轟步兵沖挖地道放火燒，忙活一個多月竟然還沒攻克，甚至連人家屋頂上的外國旗幟都照舊迎風飄揚，這不是毫無戰鬥力可言又是什麼呢！
　　
　　 戰鬥力低下的根源，首推腐敗，清末的政冶腐敗、官場腐敗、軍紀腐敗是盡人皆知的。讀史讀到細節處，每每看到上層的懼洋媚外、底層的吃裡扒外。舉兩個例子：

　　１、６月１９日清廷決定宣戰後，攻打使館不克，７月１５日聞訊天津失守，西太后遂命總理衙門向各國使館饋送西瓜果品及各種食物，以討洋人歡心。弄得洋人疑為有毒而不敢食之。７月２５日清軍接着又繼續攻擊使館。
　　
　　２、日本人開闢了一個買賣雞蛋的小市場。中國士兵把雞蛋藏在他們寬大的袖子裡面帶過來，賣給我們的人。２４日，雞蛋的供應開始減少。攜帶雞蛋的那些士兵報告日本人說：他們的長官已進行威脅，如發現任何人攜帶任何東西給被圍困的人們，當予處決。２３日，日本人看見有兩人由於這個原因而被斬首。向洋人賣雞蛋的這些士兵當中，有一人甚至在洋人出價二百五十元之後，為其往返天津送了三封求援信。

　　面對戰場上的敵人，統帥送西瓜、士兵賣雞蛋，象這樣的隊伍還能打勝仗？

　　戰鬥力低下的根源，再推軍治。

　　 首先，指揮不力
　　
　　清廷內因為有和、戰兩派之爭，所以一開始就沒有堅決抵抗的決心和部署。在６月１７日大沽口炮台失陷之前，一味退讓避免作戰，當大沽口炮聲響起還沒有完整統一的軍事部署，６月１９日西太后召開第四次御前會議決定宣戰，然後才下令前線總指揮裕祿抵禦洋兵，防護大沽炮台，不可任令洋兵直入（此時炮台已失，天津開戰）。６月２１日發布宣戰詔書，同時號令各省選將、練兵、籌餉諸事通盤籌劃，共挽危局。並且還致電轉告德國外交部：切囑停兵，再議善後。

　　而開戰後的前線總指揮裕祿則又犯了一個消極防禦的錯誤，說“必須先將紫竹林（天津使館區）洋兵擊退，然後會合各營，節節進剿，直抵大沽，方可得手。”其先保天津、再奪回大沽口戰略的結果，使敵人越來越多的後援由大沽口從容登陸，兵力很快由開戰時的三千人增至一萬，直到像裕祿所說的“敵兵麇集，其何能支？”最後，“武衛前軍總統直隸提督（指揮官）”聶士成於七月九日戰死，天津於七月十四日城破失守。此時清軍仍取消極防禦節節抵抗戰略，退至運河邊兒上的楊村等地扼守。
　　
　　二十天過去，敵軍先後三次召開各國軍事代表聯席軍事會議，統一指揮，補充兵力。

　　８月４日，兵力增至一萬六千餘人的聯軍，兵分三路大舉向北京進發，５日，突破清軍防線；６日以後清軍則放棄了抵抗，紛紛不戰而退，裕祿見此，知事不可為而以手槍自擊，登時氣盡。此後，儘管清廷又臨時搬出一位總督大臣前來指揮，無奈巳是兵潰如山倒，清軍在聯軍的一路追擊下，受創極巨。聯軍沿途幾乎未遇任何抵抗，便於１２日占領了通州，兵臨北京城下。聯軍在通州又"尋獲軍械糧餉甚多，所得米谷，尤不計其數。

　　在北京的防禦作戰中，１３日夜開始戰鬥，１４日下午２點有一個門被攻克，隨即西太后便率眾位朝中大臣棄城而逃，三萬守軍儘管護駕走了一部分，其餘仍堅持抵抗，另外兩個門當晚才被打通。皇宮守軍一直戰鬥到１６日晚才撤出了皇宮。這幾天的戰鬥基本上處於各自為戰、沒有統一指揮的狀態。
　　
　　其次，步調不一

　　在敵海軍攻打大沽口炮台時，我炮台守軍計步炮各隊，約有二三千人。所用之軍器，內有大口徑之炮甚多，且皆新式，大略非克魯伯廠所造，既亞莫斯托朗廠所造者；若舊式軍器，則更不計其數也。而敵軍則是十餘艘軍艦和一個由九百三十五名六個不同國籍的士兵所組成的陸戰部隊。炮戰中，炮台守軍起初擊壞敵船六隻，復差人密約魚雷艇開炮協同。......始終並不援應。以後炮台守軍子彈告匱，後路又無接應，腹背受敵以致炮台失守。與海軍艦船缺乏協同，這是軍種之間互不協同。
　　
　　防禦楊村時，清軍新任前線指揮總督大臣李秉衡率援軍剛到一線進行部署，各原守軍均不領命，脫離既定陣地，自行其是，各顧逃生。該大臣事後向皇帝秉報時說：我連日目擊情形，軍隊數萬充塞道途，聞敵輒潰，實未一戰。所過村鎮焚掠一空，以致臣軍採買無物，人馬飢困。上令不行、上禁不止，這是上下級之間互不協同。

　　還有，在津、京保衛戰中，雖然清軍統帥榮祿也調動了袁世凱的武衛右軍採取行動支援天津並鉗制洋軍，但袁世凱為討好洋人和保存實力，行動遲緩，所派６營部隊(約七千人)直到天津陷落後才趕到；此後其又乾脆和反戰派大臣一同搞了個所謂東南互保，拒絕同八國聯軍作戰。所以，此仗使得武衛軍前、後、左、中軍除左軍馬玉昆部外，幾乎全部崩潰，唯有袁世凱的武衛右軍，非但沒損失而且還從一萬人發展到近二萬人，成為當時最大的一支正規軍。坐山觀虎鬥，只顧自己不管別人，這是友鄰軍之間互不協同。
　　
　　凡此種種，不能一一講述。

　　僅憑這幾點就可看到，那是一個腐敗的政府指揮着一支腐敗的軍隊、所進行的一場註定要失敗的戰爭。

　　
　　戰爭以劍代筆的政治。這是列寧為戰爭做的定義。他曾進一步解釋說：怎樣找出戰爭的真正實質，怎樣識別它呢？戰爭是政治的繼續。應當研究戰爭的政治，研究正在導致和已經導致戰爭的政治。一百年前這場與八國聯軍所進行的戰爭，儘管它是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但是作為反侵略的一方，戰之不勝是因為軍隊無能，而軍隊無能是因為政冶腐敗。政冶腐敗，軍隊無能，這就必然決定了它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