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簡何必政治化？

5-25-2006

美國加州 宗鷹

書寫求簡易，認字避繁難，這是人之常情，也是普遍要求。

孫中山先生也偶用簡體字題詞，如：“繼往開來”的“繼”、“靜敬澹一”的“靜”、給“叔痴先生”中“海闊天空”的“闊”字、給坎城分部的“協力圖強”和給古巴同志的“同心協力”的“協”字。有誰因此而責備他破壞中華文化？
　　
上世紀40年代，筆者在廣東僑鄉受教育，如今所認識和手寫的大部分簡化字，就是在那時學會的。國文課教師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板書常用簡化字，例如他寫的“趙”字一律簡化。

當時所學的“當”、“時”、“擠”，“濟”，“繼”，“積”，“際”，“機”，“頁”，“門”，“們”等100多個簡體字，同現在大陸通行的一模一樣。其中所有的“言”旁、“金”旁、“貝”旁等也簡化如同現在的一樣。有個別簡體字，略有不同，如“國”字內是“王”，不是“玉”。

這位教師允許學生在作業、作文上用簡體字。學生問他，為什麼書上印的字和他寫的不同？他說書上的也要改，政府早有法令。

我上初中時，有位訓導主任兼童子軍團教練（那時這個角色多是國民黨員），他的簡體字更多。高中一年級在香港，我接觸到更多簡體字。有一些同學到廣州有名的廣雅、培正、培道等校讀書，也學了不少簡體字。

５０年代，我在北京師範大學學習了兩年之後，即1956年，第一批簡體字才正式公布。一見這些簡化字，真如魚得水，因為所有這些字，早已看慣、寫慣、學會。許多人深感，政權變異，簡體字卻大體一脈相承。

如果簡體字是革新漢字的貢獻，那麼人們是不是應該首先感激當年“國民政府”教育有方？如果簡體字是製造文盲的罪過，那麼是不是首先要埋怨當年“國民政府”誤人子弟？

80年代來美後，在《僑報》使用簡體字前，所有經夫人整理抄正投寄報刊的稿件，一個簡體字不用，主要是怕給編輯造成麻煩。給台灣、香港和美國編輯和文友寫信，也不用簡體字。

但接到台灣和海外文化人的信，反而常有簡體字。從台灣來美多年、住在加州的老詩人紀弦的信中也有一些簡體字。幾年前，筆者蒙贈《紀弦自選集》，扉頁手書“當”、“與”、“眾”、“種”、“萬”都與大陸現行簡化字一樣。

近年讀台灣一些語言文字學者的文章，不少人希望擺脫“政治化”。

1985年3月，台灣一家晚報就發表專論，認為大陸簡化字，“簡”得合理，“簡”得妙，“大膽地使用筆畫很少的同音字，卻又無礙字義，兼取簡繁體的優點”。前幾年，來自台灣的文席謀先生也有類似見解。

偶閱薛毓麟先生《再談辭典的索引》，有的論述頗有見地。從文中看來，他稱讚浦家麟先生為“中華民國文化事業的尖兵”，推測他從事的大概是新聞工作。他發表《漢語拼音應在辭典索引試行》，浦家麟先生約他見面，原來他們兩位“英雄之見相同”。而六年前，浦氏在其《遠東漢英大辭典》中，已把漢語拼音列為五種索引之一。

文中有一段話，值得一讀：　

“對中國文字上的兩大爭執——簡體字和國語羅馬拼音，有很深切感觸，認為這兩項爭論是不必要的。反對把簡體字取代正體字的立場者不孤立，但自然演化出來的簡體字已被廣泛應用，新創而合理的簡體字國人也有認同的必要。”

這至少證明，並非只有“中共教育出來的精英”贊成簡化字。筆者相信，如果沒有人為“政治化”作祟，許多在台灣的人士，也會自由表達對簡體字的見解。

漢字繁簡“政治化”，其實是受國共兩黨政爭波及。首先頒令推行簡體字的“國府”，極力隱瞞歷史真相。

“五四”以後，提倡簡化字的人，可以說不分政治立場的都有。而首先為之頒令的，正是當時的國民政府。小學時那位教師提到而我們一直不知道的政府法令，幾年前已經被研究者發掘出來，曝光在人們面前。

1935年8月21日，由當時國民政府教育部頒11400號令，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列出324字。其中大半與大陸現行簡體字相同，如：壓、價、過、禮、辭、體、爾、彌、擬、礙、獨、滬、燭、譽、趕、橋、變、戀、堅、亂……

當年10月，國民政府由主席、行政院長、教育部長聯署，頒布第744號訓令，其後行政院頒發第5378號訓令，教育部也頒發第14397號訓令，推行《第一批簡體字表》。據說第二年停執行此令，是否確實待考。即使真的停止，也說明三點：

一、首先以正式訓令推行簡體字的是當時執掌中國政權的國民政府；
二、其所以立法頒法推行簡體字，正因為無論文化人還是廣大民眾，已經形成書寫、認識簡體字的大氣候、大潮流。這與政治傾向、立場無關。
三、經過頒令後，簡體字更為得勢，繼續流行不已。

1949年，“國府”退到台灣後，卻諱言上述訓令。這是故意遺漏，實際上就是隱瞞和隱諱。

更有甚者，把簡體字視為“匪字”，禁絕簡體字書籍。如有提倡簡化字，就是“與匪呼應”甚至是“通匪”。如果簡體字是“匪字”，那麼1935年頒令推行簡體字，豈不是“匪行”？

其實，到了台灣，“國府”也曾研究推行簡體字。1953年9月，“國府”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發表講話說：“欲保存中國文字，則必須簡化，使廣大民眾易於學習”。1954年3月，他又在《中央日報》發表長文《簡體字之提倡為必要》，後來印成《簡體字運動》單本。1969年6月，何應欽在國民黨中央十次全會上提出《整理簡筆字案》；蔣介石指示：“本案至為重要”、“有關單位約集專家學者，組成專案小組，運用科學方法，審慎詳加研究。”

1979年3月“教育部”公布《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和《標準行書範本》時，儘管迴避“簡體字”提法，但也選用了乃、才、吃、灶、床等大量簡體字。1980年“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發行《標準行書範本》，在4010個常用字中，有563個與大陸簡化字完全相同或基本相同，131個相似。

可以設想，即使沒有大陸推行簡化字，退據台灣的“國府”，或遲或早，也會重提民國24年的頒令，或重新研究簡體字問題。正因為大陸先行一步，於是“你提倡的，我必反對”。

筆者以為，漢字繁簡本是純學術課題。該不該簡化？如何簡化？如何避弊趨利？如何便利今日而不割斷歷史？都可以由民眾和學者平心靜氣地交換意見。一時不能統一意見，亦可以讓不同方案接受實踐檢驗。一旦人為“政治化”，還沒討論研究，就充滿敵對氣氛，於事何益？

同是中國人，共珍中華文化，應當有信心找到在新的時代、新的世紀，延續和發揚優秀傳統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