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逃而待烹，勇於從而順令——陳曉農談父親陳伯達(2)

接前

◇　“重理輕文”與毛澤東教育思想的關係

　　陳小雅：你父親為什麼會有這種建議？

　　陳曉農：高級黨校那時是個是非之地，我不清楚，但父親是知道的。大概是１９６３年的暑假，有一天上午，艾思奇哭着跑到中南海找父親，他離開後，在吃中午飯時，叔宴媽媽對父親說：“你應該以老師的身份去黨校好好說說他們。這樣下去還行？”父親當時沒有回答。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情況，但艾思奇來家這件事留給了我印象。所以當父親表示反對我去高級黨校時，我覺得他自有其道理，並沒有反感情緒。

　　應當說明，並不是父親讓我到基層鍛煉。他只是不同意我考文科，如果我考理工，他不會反對。……當時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就想響應黨的號召去邊疆或去農村。父親只是同意了我的想法，叔宴媽媽是反對我下鄉的。父親後來談到過他為什麼支持我，他說，我哥哥死了以後，他很難過，覺得對孩子要求高了沒有用，我既然願意下鄉，就讓我去吧。但是他認為我既然選擇了這條路，就應克服困難堅持下去。

　　陳小雅：但是，這樣教育子女，是否有不顧子女個人愛好、扼殺他們的人生自主權的問題？同時，作為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們這樣的做法，也有向社會提倡一種價值觀的意義。譬如，忽視人類文明中精神文化的部分、或者認為體力勞動者比腦力勞動者更值得尊敬，這在人類文明史上，應算一種“反智主義”傾向。而且，這種教育上的“重理輕文”傾向，與毛澤東反對文科辦大學的思想如出一轍，這和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主題——實踐毛澤東的“新社會觀”，是關係很密切的。對這個問題，你父親後來有沒有一點反思？譬如說，這種思想路線對於中國社會發展的影響？甚至對於你自己的前途是一種耽誤？

　　陳曉農：你的問題很大。我查了一本材料，是文革時一個大學印的毛澤東文章講話匯編，其中有毛澤東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３日的春節談話。在談到教育問題時，陸定一插話：

　　“現在進師範的學生質量不高。今後可以考慮高等學校的文科、師範，不要直接招高中畢業學生，而招高中畢業後參加過勞動一、二年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的到農村去也有好處。哈爾濱工大有個經驗，把教師下放一、二年，原來不好的，回來都不錯，成了骨幹。”

　　毛澤東說：“應該下去。現在有些人不重視下鄉勞動。”接着毛澤東列舉了李時珍、祖沖之、孔夫子等人的事跡。這篇春節談話很有名。我父親不同意我考文科，看來與中央這個談話可能有關。史料記載，父親沒有參加這個談話，但他肯定知道有關情況。

　　重理輕文則是一個由來已久的現象，在民國初年就已經存在。我看到過一位老學者的談話，講解放前某名牌大學裡的情況，說那時最尊貴的是學數學的，學數學的瞧不起學物理學的，學物理學的瞧不起學化學的，學化學的瞧不起學工程學的，學工程學的瞧不起學歷史的，學歷史的瞧不起學哲學的，學哲學的瞧不起學文學的……。重理輕文現象與中國在近代落後了有關。中國在封建社會時期百分之九十九的文化人都是學文的，但是卻落後了，理工科幾乎是西方壟斷的，西方強大，所以重理輕文。這是一個歷史現象。可以說，中國幾千年的重文輕理導致了近代以來的重理輕文。現在很多父母和他們的子女在選高考志願時，仍是重理輕文的。隨着中國的強大，這個現象會逐步改變。存在決定意識，即便是讓極偏愛文科的人主管教育，也不大可能在短時間內改變。

　　陳小雅：我很同意你對這個現象的解釋。我讀民國初年教育家的言論，尤其是那些留洋回來的教育家，都有關於教育與生產、生活結合的論述。而且，即使美國現今的大中學教育，也比我們注重教學與實踐相結合。我看波伏娃的小說，裡面也講法國知識分子有與工農相結合的傳統。他們把下鄉看作一種時尚，人們是自覺自愿到那裡去尋找靈感和吸取營養的。但中國似乎沒有這個傳統。一個讀書人進入政界，被看作是一種榮升；進入商界，那是偏離了讀書進仕的正道；如果下鄉，則會被認為是受懲罰才有的待遇。這可能與當日中國體制無人身自由，以及讀書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有關。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毛澤東的“階級歧視”——把整個知識階級看得比整個勞動階級更“低賤”，這使人們在批判毛澤東和文革罪惡時，連同他利用的教育思想也一起否定了。

◇　毛澤東“愚民政治”的歷史文化淵源

　　陳曉農：毛澤東更主要的誤區是輕視書本知識，這也有其歷史根源，主要是受清初顏李學派，即顏元、李恭學派的影響。例如顏元說：“讀書人便蠢，多讀更蠢，但書生必自智，其愚卻益深。”又說：“讀書愈多愈惑，審事機愈無識，辦經濟愈無力。”“故二十年前，但見聰明有志之人，便勸之多讀，近來但見才器，便戒勿多讀書。”李恭說：“紙上之閱歷多，則世事之閱歷少。筆墨之精神多，則經濟之精神少。宋明之亡以此。”比較一下就知道毛澤東這類觀點的出處，他年輕時熟讀顏李學派的書。我父親也說過：“毛主席受顏李學派的影響大。”至於說到“反智主義”，中國的老莊學說里就有這類主張，如老子說：“慧智出，有大偽。”“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學無憂。”莊子說：“絕聖棄知，大盜乃止”等等。為什麼人們現在不責備老莊和顏李，而責備毛澤東呢？因為老莊和顏李只是說說，而毛澤東卻要實踐。所以文科更需要百家爭鳴，各種學說應取長補短，求同存異，不能拿一種學說壓倒一切。“反智主義”以及西方現代的“反科學主義”，我了解得很少。

　　我父親保外就醫以後，已年近八十了，因長期坐牢，健康狀況不好，沒有能力對所有的問題都反思。他沒有受多少顏李學派的影響，毛澤東就批評過他“書越讀越蠢”。

　　因陸定一等與毛澤東１９６４年那段對話的影響，父親不同意我考文科，但他也不是絕對反對我學文科，他認為如果我要學，邊工作邊學習同樣可以學好，認為學文科，自學能力很重要。科舉時代，讀書人讀完私塾後，主要靠自學。父親的這些看法與他自身的學習經歷不無關係，他的自學能力、讀書能力是很強的。他雖然在上海大學和廣州中山大學的文學系學習過，但因經濟拮据，未能完成學業。當然，後來他在蘇聯中山大學的幾年，學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知識，但總的來說，他的知識主要靠自學，晚年他生活和讀書的條件都已很差，仍讀了大量的書。

　　陳小雅：其實，我對你提出的這個問題，也是我自己對自己父母當年教育的一種反思。我覺得他們實際上是把子女生出來就看成革命事業的工具，連他們自己都認同了工具的命運，更何況我們？我小時候對母親記憶最深刻的一句話就是，我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她對我說：“你們將來都是國家的人。”我當時很傷心，覺得母親不要我們了，她一心撲在工作上，嫌棄我們拖累她了！在這方面，你父親是否有意無意地認同了一種社會主義的發展戰略——把鋼用到刀刃上——為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狀況，主要應先造就理工科人才？至於個人興趣，應服從國家利益……，這種思維，與文革大量毀滅人文精神成果，摧殘文科人才，也是有關係的。對此，他後來有沒有不同的想法？

　　陳曉農：關於個人興趣和國家利益的關係，他在延安時曾寫過《人性、黨性、個性》一文。這篇文章在“批陳整風”中也被列為批判重點，說他是宣揚“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他倒後，家裡的書籍都被抄走，１９９６年發還的少量書中也沒有任何他個人的着作。我至今還無法找到這篇文章，所以無法陳述他的觀點。他保外後已是風燭殘年，主要關注經濟問題，沒有餘力思考發源於１９６４年２月陸定一與毛澤東對話，而在隨後的年月不斷加以落實的、以及其他更多的問題。

　　陳曉農說：中國近代自湘軍淮軍和北洋軍崛起，軍事首領主導國家政治以來，文人的地位每況愈下。但這不等於文人沒有自己的見解。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唯生產力論”、“電子中心論”和批判“血統論”，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代“人治”，于光遠提出“改革開放”，都是例證。只是這種見解必須被政治領袖所採納，才會有實效，否則不僅會被棄置，而且可能會受批判。這也是文人命運的悲哀

　　陳曉農：一個人的思考能力，會受到他本人處境的約束。你希望他反思文理科問題，可另一方面，匿名的“德高望重的老叔叔”，仍不減當年首倡“以鋼為綱”之勇，抓住文革中“重點在批陳”的路線鬥爭綱，要他反思“叛徒、特務”罪；而特別法庭則要他反思各項“反革命罪”；還有人要他反思其他各種各樣問題；他既然早被批為“一不會做工，二不會種田，三不會打仗，專靠謠言和詭辯過日子”，是個“讀書越多越蠢”的“腐儒”，哪裡應付得過來？他總得先反思官方給他歸納的“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動的唯生產力論、地主資產階級人性論和階級鬥爭熄滅論”這“黑四論”的問題，倘有餘力，才能反思其它。

　　再說了，我父親本人也是從事文科，也曾被當作人才。但其命運如何呢？一個在服刑中度殘生的囚徒，精神長期壓抑，又已八十多歲了，記性處於人生最壞階段，還能有多大的思考能力？

　　陳小雅：你說的那位“德高望重的老叔叔”是誰？

　　陳曉農：德高還是德薄，總要後人說了才算。但大名人匿名，實不多見，自是有苦衷了，網上查一下就可讀到奇文。所謂“造謠有術”、“弄巧成拙”，讀讀此文就能略知一二。

　　說到你父母對你的教育，我倒覺得，你對父母應寬容些，對上一輩的人不宜苛求。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歷史環境中生活，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猶如我們不能嘲笑古人很迷信，一舉一動都要先占卜一樣，我們也不能過分嘲笑上一輩的人。後代人是因為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上，才看得比較遠。像你父母，能在大躍進中同錯誤潮流作鬥爭，就已經不容易了。一個人不可能件件事都正確。我對父親也是這樣看的。前面談到的他的一些正確主張，在當時，每一條的提出都不容易。不能設想他在複雜的歷史環境下不出任何錯。現在的人覺得前人很蠢很笨，即使做對了也不值一提，其實這是事後諸葛亮。對前人不宜求全責備。“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重要的是今後應怎樣。

　　陳小雅：反思是為了吸取教訓，不是為了責備前人。我覺得，如果文革只是毛澤東一個人的問題，那倒好辦了，因為毛澤東已經死了，殘存的對他的崇拜，也決不存在於那些一眼可以望穿的罪行方面；他有可能借屍還魂的東西，是一些深層的事物，譬如哲學基礎、文化背景、人性原因。我覺得，陳伯達並非對毛澤東沒有反思。在《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中，我注意到他對毛有一句十分精到的批判，就是說，一個人不可能管身後人的事。這說明，陳伯達十分清楚，一個人的權力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認識更是有限的。承不承認這一點，其實是民主政治和專制政治的分水嶺。毛澤東的問題，不僅是要把個人的理想、路線、政策強加於人，而且是要包攬同時代所有人的事務，不僅要包攬同時代的事務，還企圖包攬他身後世世代代人的事務（至少是中國）。我研究毛澤東，批判毛澤東，到頭來也是歸結到這一句話，所以，我看到陳伯達的這個看法時，卻有路遇知音之感。我希望能從你這裡“刺”出更多東西。也許，在陳伯達有生之年沒有看到他仍信任的那個黨在這方面有所作為的希望，所以沒有留下更多的文字吧！

◇　陳伯達為何要出讓“百家爭鳴”方針“發明權”？

　　陳小雅：關於陳伯達的“公案”中，還有一件事情，就是出讓“百家爭鳴”方針的“發明權”問題。劉少奇和康生都證明，作為一個方針，它最早是由陳伯達提出的，連毛澤東也說這個發明權在陳伯達，但陳伯達為什麼在這種情況下，還要強調是毛澤東發明的？據你看，這究竟是“光榮歸於凱撒”的愚忠？還是為了讓這個方針得以順利實行的一種策略？

　　陳曉農：這與他自小接受的儒家文化薰陶有關。《書經》又稱《尚書》，是一部早期儒家經典，其中有一段話：“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後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後之德。”譯成現代漢語就是：“你有好的意見和謀略，就進去說服你的君接受，然後你就到外面順着人們說，這個好主意是君的指示。”為什麼要這樣做呢？因為不同地位的人的意見在分量和影響上，是不一樣的。君的指示，人家必須重視，必須照辦。一般官員的意見，人家理不理睬就不一定了。當然，這樣做同時也是維護君的威信，但主要還是為好意見的貫徹實行着想。在人們地位存在差異的現實中，你有好主意，領導採納了，你到外面宣揚說這是你的主意，領導只是採納而已，儘管你說的是實話，效果會怎樣？你是把好主意的貫徹實行放在第一位，還是把你個人的名聲放在第一位？所以，儒家的這些教條，也含有某種智慧在裡面，不宜簡單否定。

　　舉個例子，不一定準確。據我十幾年前看到的一本于光遠的文集，于光遠說，改革開放最早是他的主意，鄧小平採納了他的意見。于光遠雖然這樣說了，但他似乎並沒有四處宣揚。我覺得他這樣做是對的。說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與說于光遠提出改革開放，效果不一樣。

　　陳小雅：我聽說開放、引進外資和搞特區，實際上是廖承志的建議。有人提供了這個線索，讓我去考證，我還沒來得及做這件事，這是另一部史的內容了……

　　陳曉農：有人認為文人只是領袖人物的工具，因而不可能有自己獨立的見解。這種觀點源於近代社會鄙薄文人的風氣。中國近代自湘軍淮軍和北洋軍崛起，軍事首領主導國家政治以來，文人的地位每況愈下。在國家政壇上，文人自然是從屬於軍事政治領袖，但這不等於文人沒有自己的見解。陳伯達提出“百家爭鳴”、“唯生產力論”、“電子中心論”和對“血統論”的批判，梁漱溟提出以“法制”取代“人治”，以及于光遠提出“改革開放”，都是文人在重大問題上獨立提出見解的例證。只是這種見解必須被政治領袖所採納，才會有實效，否則這些見解不僅會被棄置，而且可能會受批判。這也是文人命運的悲哀。因此文人為求見解的伸張，往往會循曲折的途徑。但無論如何，一概否定文人有獨立見解並在歷史的某些環節上起了積極作用的觀點是不符合事實的。

　　　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６日第一稿；２００６年６月８日第二稿。

陳伯達小檔案：

　　陳伯達（１９０４年－１９８９年），福建惠安人，中共着名理論家，在很長時間內曾是毛澤東身邊最重要的筆桿子之一。

　　陳伯達於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１９２６－１９２７年間國民革命軍發動的北伐戰爭，後來去莫斯科工作。１９３０年他返回中國，在北京教書，１９３７年去延安任教，並任中共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毛澤東的政治秘書，發表了《三民主義概論》、《中國四大家族》、《竊國大盜袁世凱》、《人民公敵蔣介石》等政治論着。

　　陳伯達在１９５１年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３０周年寫了政論文章《論毛澤東思想——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的相結合》和《毛澤東論中國革命》，奠定了他作為中共黨內重要文件起草者、毛澤東思想最高傳達者的地位。先後出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國家計委副主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等職，是《毛澤東選集》的主要編輯者、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部憲法的主要起草人。１９４９年和１９５７年曾兩次陪同毛澤東訪問蘇聯，分別同斯大林和赫魯曉夫會談。在中共八大上，陳伯達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１９５８年，陳伯達開始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刊《紅旗》雜誌的總編輯。

　　“文化大革命”初期，陳伯達由周恩來推薦、毛澤東提名出任權力很大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組長。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又晉升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五名常委之一，被列為僅次於毛澤東、林彪、周恩來的第四號人物。在１９７０年廬山九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為了打擊林彪的需要，批判陳伯達的所謂“天才論”，將之投入監獄，在全國展開“批陳整風”運動，後來更將之打成“林彪反黨集團”成員；在１９７３年中共十大上上陳伯達以所謂“國民黨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務、修正主義份子”的罪名被永遠開除出黨。

　　“文革”結束後他被最高法院特別法庭作為“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之一”判處１８年徒刑。但他很快由於健康原因獲釋，１９８８年正式刑滿釋放，被安排在北京文史研究館。翌年９月去世，終年８５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