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源流考

　　　　　　　　　　　　　　　　·佚　名·

　　編者按：新任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用“支那”一詞蔑稱中國後，又辯解說不知“支那”的起源。而他在１９９６年接受香港媒體採訪時曾說，“世界上一般稱貴國為中國，但我則稱其為‘支那’，聽說不可以稱‘支那’，原因是這兩個漢字不太好的緣故。”可見石原是不誠實的，他稱中國為“支那” 是別有用心的。今天發表此文，說明“支那”一詞的含意及其歷史演變，以正視聽。

　　詞語作為表達思想的載體，常常被打上時代的烙印、留有歷史變遷的痕跡，“支那”一詞的稱呼也是一樣。據考證，“ 支那”原是“Ｃｉｎａ”的音譯，是古代印度對古代中國的稱呼，最早出現在梵文佛經中。

　　那爛陀寺東四十驛許，尋弓京伽河（Ｇａｎｇａ，即恆河）而下，至密栗伽悉娜寺（本註：唐雲鹿園寺也），此寺不遠有一故寺，但有磚基，厥號支那寺。古老相傳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為支那國僧所造（本註：支那即廣州也）。於時有唐僧二十許人，從蜀川道出，王見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給大村封二十四所，於後唐僧亡沒，村乃割屬餘人，現三村入鹿園寺矣。准量支那寺，至今五百餘年矣。

　　成一千三百多年前已經用支那一詞，唐三藏更稱大唐為支那國。

　　梵文Ｃｉｎａ進入不同的語言中，其讀音變化不大，譯音是“Ｃｈｉｎａ”、 “支那”、“脂那”、“至那”或“震旦”。根據對Ｃｉｎａ的來源的不同看法，其原始含意也不相同。比較有代表性的說法有四種：１．認為Ｃｉｎａ在梵文中表示中國“絲”。古代印度人、波斯人、古希臘人，都用中國絲（梵文Ｃｉｎａ）指稱中國；２．認為Ｃｉｎａ是秦國的“秦”的梵文譯音，Ｃｉｎａ的梵文含義是“秦國”，是古代印度人對秦漢時期的中國的稱呼；３．認為Ｃｉｎａ在梵文中有“偏僻遙遠”的意思；４．認為Ｃｉｎａ指羌族。

　　梵文Ｃｉｎａ在印度出現後，向西方傳播，經由中亞到歐洲，進入英語，逐步演變為今天英語中的“Ｃｈｉｎａ”。羅馬傳教士衛匡國在１６５５年最早提出Ｃｈｉｎａ是秦國的“秦”的譯音。在Ｃｈｉｎａ一詞出現前，歐洲對中國的稱呼基本上都來自Ｃｉｎａ的讀音，只是根據不同的語言稍有差異。梵文Ｃｉｎａ向東方傳播，進入中國和日本，譯音為“支那”、“脂那”、“震旦”等。梵文Ｃｉｎａ進入古代中國後，古代一般把梵文Ｃｉｎａ音譯為“　震旦”，但Ｃｉｎａ（震旦）是外國人（最初是印度人）對古代中國的稱呼，中國人一般不這樣使用。

　　作為一衣帶水的近鄰，日本與中國自古有密切交往，日本人使用漢字有近兩千年的歷史。受以唐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影響極深，日本在中世之前隨著中國王朝的更迭，對中國的稱呼主要有“唐國”、“大宋”、“大明”、“清國”等。

　　Ｃｉｎａ進入日本後，大多數音譯為“支那”。日本辭書《廣辭苑》解，“支那”，“外國人對中國的稱呼（源於‘秦’的轉訛），初出現於印度佛典”。在日本，“從江戶時代（公元１６０３—１８６７年）中期以後曾使用過。”到１９世紀中期之前，日人用“支那” 指稱中國與“唐國”、“清國”等無意義上的差別，沒有特別的政治含意。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在１８８８年印刷的日軍必讀的《宇內混同秘策》一書中用“支那”指稱中國，並以輕蔑的態度對待中國人，但“支那”一詞尚未直接與對中國的歧視聯繫在一起。

　　日本社會開始用“支那”蔑稱中國始於中日甲午戰爭中清政府失敗，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被迫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把近代中國的恥辱推向極點。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尊為 “上國”的日本人先是震驚，繼而因勝利而陶醉，上街遊行，狂呼“日本勝利！‘支那’敗北！”從此，“支那”一詞在日本開始帶上了戰勝者對於失敗者的輕蔑的情感和心理，“支那　” 逐漸由中性詞演變為貶義詞。甚至１９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荷蘭字典中，對“支那”的解釋是：“支那，即愚蠢的中國人，精神有問題的中國人等。”西方其他字典對“支那”的解釋也大同小異。

　　日本等外國用“支那”蔑稱中國，在海外的華僑中引起強烈反感。有些留學生和華僑投書日本報紙，要求日本人不要再用“支那”一詞，改用“中國”，並引起了一場關於中國國號稱謂的爭論。１９０８年，印尼華僑曾向統治印尼的荷蘭殖民當局提出抗議，反對“支那”的侮辱性稱呼。在中日簽訂二十一條、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後，中國國內爆發了更為強烈的抗議“支那”蔑稱的運動。辛亥革命以後，中國政府曾向日本政府交涉，要求不要把中國稱為“支那”，但遭到日本的拒絕。到１９３０年，當時的中華民國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了一項決議，並由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外交部照會日本政府。決議說，“中國政府中央政治會議鑑於日本政府及其人民以 ‘支那’一詞稱呼中國，而日本政府致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亦稱中國為‘大支那共和國’，認為‘支那’一詞意義極不明顯，與現在之中國毫無關係，故敦促外交部須從速要求日本政府，今後稱呼‘中國’，英文須寫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ｐｕｂｉｃ　ｏｆＣｈｉｎａ，中文須寫大中華民國。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類的文字，中國外交部可斷然拒絕接受。”從１９３０年底起，日本政府的公文都改“支那共和國”為“中華民國”，但社會上一般書面語和口語，仍把中國蔑稱為“支那”，侵華日軍被稱為“支那派遣軍”，中國人被叫成“支那人”。直到二戰結束後，中國以戰勝國身份派代表團到東京，１９４６年６月，以“命令”的方式通知日本的外務省，從此以後不許再用“支那”這個名稱。同年６月６日，日本外務次官向各報社、出版社，日本文部次官７月３日向各大專院校校長，先後發出避免使用 “支那”名稱的正式文件，文件寫道：“查支那之稱呼素為中華民國所極度厭惡者。鑑於戰後該國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用該詞，故今後不必細問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該國所憎惡之名稱。”

　　二戰後，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支那”逐漸變成死詞，不再使用。但日本社會上，至今仍有極少數右翼分子仍故意稱中國為“支那”；極個別人把麵條叫成“支那面”。日本出版的一些地圖上把中國東海叫成“東支那海”（只不過把“支那　”二字改用平假名拼寫），廣大僑胞對此極為反感。有位在東京開飯館的僑胞為要求取消“支那”稱呼，數十年如一日不懈抗爭，他在餐館的火柴盒和筷套上悲憤寫下敬白：“……如果有人把中國叫‘支那’，將使我們回憶起日本侵略中國，侮辱中國人的那段歷史……”有人憤怒地質問說：把中國叫成“支那”，如同過去西方人把日本叫成“ＪＡＰ”，東方人把日本稱呼“倭”，為什麼不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

　　日本人還有人以孫中山過去曾用過“支那”稱呼為自己辯解。孫中山在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３年等少數場合的確使用過“支那”一詞，原因之一是當時正處於“支那”向貶義詞演變的初期。但從１９０５年後，“支那”的貶義逐漸濃厚，從此，孫中山就不再用“支那” 一詞，而是用“中國”。另一個原因是，孫中山作為革命者，他認為“支那”等同於清王朝，而“中國”則是他進行革命所要建立的中華民國，在中華民國建立前稱“支那”指清王朝，辛亥革命後改稱“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