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 by 楊奎松

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頗多風雨，但兩黨關係發生重大變化，卻是1941年初的事。在此之前，兩黨縱有磨擦衝突，仍屬局部問題。而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後，雙方劍拔駑張之程度，離全面破裂以至發生大規模內戰，實僅一步之遙。事變最後雖以相互妥協而告收場，但由此而導致的兩黨感情之對立和實際之分立，已無可避免地決定了兩黨關係的最終走向。

如同國共關係走到皖南事變的情況一樣，皖南事變之發生和平息，原因甚多。而以往的研究似乎過多地強調了事變前蔣介石國民黨的“陰謀”，和事變後美國的壓力及國際輿論的作用；或側重於在斷定蔣介石國民黨蓄謀消滅皖南新四軍的前提下，從中共黨史的角度，來討論當時條件下新四軍政委項英與中共中央有着怎樣不同的態度和策略，以及它們各自對新四軍在事變中的損失應當承擔怎樣的歷史責任。事實上，這種討論的前提本身就存在着某些問題。由於多數大陸學者缺少對這一時期國民黨內部關係及其決策過程的深入研究，簡單地認定皖南事變乃蔣介石之“蓄謀”，“皖南新四軍不管走哪條路線，均避免不了蔣的襲擊”，[1]因此，自然也就沒有注意到蔣介石這時軍事解決共產黨問題的目的有限，也忽視了蘇聯方面堅持維持國共關係的態度對中共中央事變前和事變後政策的影響程度。這種情況的發生，比如把國民黨內強硬派的態度與蔣介石的態度混為一談，或者不注意共產黨人當時條件下政策策略的複雜變化及其原因，似與以往資料尚不充分和研究者過多側重於對一方資料之研究有關。鑑於今天大陸中共相關檔案、國民黨去台前留置南京的相關檔案，以及台灣所藏大溪檔案和國民黨黨史會相關檔案均已開放，一些親歷者的日記或回憶錄業已出版，今人理當可以依據多方資料，以更為客觀的態度，對此一事變及其善後問題重加梳理。本文即試從兩黨關係的角度對此再做探討，以期使今人對事變發生的複雜性，以及當時之情勢與善後之結果的了解，能夠更加深入和全面一些。

蔣介石態度游移

皖南事變是抗戰期間國共之間的矛盾衝突達到白熱化的集中表現，它的醞釀和爆發，標誌着兩黨關係已經走到不可調和的地步。

在國民黨方面，皖南事變是其無法容忍共產黨力量無限擴大，擔心“國民黨失地，日本與共產黨分地”，“本黨統治之土地，將一失而不易復得”，相信“共黨三年來由三萬擴大到五十萬，再一兩年定不止一百萬，那時還有國民黨活路”的結果。[2]其不惜用軍事方法驅除要害地區共產黨武裝，自然或多或少地會包含着敢於與共產黨發生大規模衝突，甚至全面破裂兩黨關係的某種準備。但是，蔣介石1940年和1941年是否對此已有充分的思想準備，卻頗可置疑。

國民黨內以武力清除黃河以南八路軍、新四軍的主張開始占據支配地位，是在1940年秋國共兩黨關於劃界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之後。不少國民黨軍政領導人都開始要求蔣介石用武力來解決問題。10月19日，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聯名向中共發出最後通牒（即所謂皓電），限期一月，要求黃河以北的八路軍（即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全部按照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規定，開赴舊黃河以北。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等11月9日發出佳電，只同意將長江以南之新四軍部隊移到江北。[3]軍令部隨即迅速在何應欽、白崇禧示意下擬呈《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於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准執行。

蔣介石批准“中央提示案”與何、白電的基本目的，是要把八路軍和新四軍驅趕到舊黃河以北的冀察兩省去，限制共產黨軍事和組織的擴張與發展。作為這個時候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顯然無法簡單地從國民黨一黨的角度，或僅僅着眼於局部的軍事上的需要，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畢竟，此前國共雙方軍事上雖有相當多的磨擦與衝突，但大都還只是發生在局部地區，且規模有限，共產黨並沒有根本威脅到國民黨的統治地位。《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打算用武力解決遍及黃河以南的河南、山東、安徽、江蘇和浙江幾省交界地區異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其意雖不在向中共宣戰，然一旦具體實施，難免會讓中共認為國民黨在發動大規模的剿共戰爭。不僅中共做出激烈反應會有礙抗戰全局，而且在國共日三方力量交錯牽制的情況下，此種計劃亦未必能夠達到目的。正是基於這種考慮，蔣介石明確認為這一計劃只能以“游擊戰”來施行，[4]且在注意到日汪協定簽訂在即，為避免被中共指為配合日汪共同反共，對軍令部呈文更拖着未簽。

然而久拖不決畢竟不是辦法。最後通牒既已發出，政府顏面必須顧及。因此，拖到12月7日，蔣終究不能不做出正式批覆，但他仍舊錶示“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惟須“暫緩下令”，“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之後，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齊電重申前令，蔣亦於9日親下手令，稍事延期，要求八路軍和新四軍務必在12月底和明年1月底分別移至黃河以北，而新四軍皖南部隊則必須在12月底以前先開到長江以北。[5]

由於這一要求與命令具體規定了八路軍和新四軍最後北移的時間表，軍令部部長徐永昌第二天就以“現已屆十二月中旬，如遲不下達，恐各部隊準備不及”為由，再度呈送《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要求批准，同時並將皖南新四軍也列入了剿滅計劃。稱：“觀察江南N4A行動，仍不外推託延宕，且現在距十二月卅一日之時期不久，該軍是否能遵命北渡長江，尚成問題。此時仍應即時下令第三戰區，妥為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屆時（十二月卅一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N4A立予解決”。[6]與此同時，軍令部次長劉為章也報送與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談話要點，說明周、葉對八路軍、新四軍北移問題全無具體答覆及表示，新四軍皖南部隊同意開過長江，其用意也在增厚魯蘇方面該軍之實力，故“爾後除按既定計劃，以武力實際行動以觀後果外，口頭上之談判，似無繼續必要。”[7]這些情況都表明，國民黨軍事高層這時在用軍事手段達成逼迫八路軍、新四軍北移的問題上，其實遠比蔣介石更為急迫也更為強硬，正是他們強烈地催促着蔣早下決心，早做準備。

國民黨部分軍事領導人急於一戰，主要是因為自恃軍力雄厚。在他們眼中，八路軍、新四軍不過“裹脅成軍”，對前此在河北、晉西和蘇北等處與中共軍隊衝突慘遭敗績心理上極不平衡，認為那純因地方軍隊戰鬥力太弱所致，故必欲報復。在其將中共軍隊全部限制於冀察地區的要求被拒，新四軍江北陳毅部又復與國民黨韓德勤部猛烈衝突的情況下，他們想要在軍事上一勞永逸地解決共產黨威脅的願望自然更加強烈。何應欽這時就直接上書蔣介石，要求第三戰區應準備“立即將江南Ｎ4Ａ予以解決”。[8]徐永昌則在提出《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之後，更進一步迅速擬就了針對黃河以北八路軍的《華北作戰計劃》，提出應立即在華北地區做好應戰部署，必要時亦取攻勢作戰。胡宗南這時也乾脆擬定了進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戰計劃，並密電蔣介石，要求蔣乘正面敵情“甚和緩”之機，“調整戰略配置”，增調部隊到陝甘，以便“實施直搗膚施之攻勢作戰”或“應付非常事變”。[9]白崇禧則揚言：“此次對於軍事已有把握，不至再敗”，其甚至力主由第三戰區和皖北桂系軍對皖南新四軍實施南北夾擊。[10]

基於抗日大局的需要，蔣介石對軍事將領的種種要求，堅未鬆口。他的基本方針是：“一面則準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11]問題是，手令既下，時限既定，已成騎虎之勢。批准了軍令部的作戰計劃，就意味着國民黨軍必定會對黃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軍隊展開行動，屆時國共之間難免會出現全面破裂的嚴重危險。

蔣介石敢於批准軍令部的計劃，很大程度上是基於他對蘇聯政策的估計。因為在他看來，中共的態度受蘇聯的意志影響甚大。注意到蘇聯與日本這時關繫緊張，對國民政府則態度友善，他相信，即使發生戰事，至少“中共當不致擴大叛變”。[12]但“不致擴大叛變”的推測畢竟沒有十分的把握，為此他不能不盡力限製作戰形式和衝突烈度，以便在萬一必須驅趕中共軍隊的情況下避免破裂兩黨關係。因此，他絕不同意軍令部所報《華北作戰計劃》和胡宗南所報陝北作戰計劃，堅持其他地方必須暫取守勢，且希望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時，能把戰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規定的部隊移動範圍之內，以便師出有名。

不僅如此，計劃批准後，蔣介石的內心也還是有些忐忑不安，擔心事情萬一鬧大。他不能不專門召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以“極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強烈擔心。他告訴周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他特別暗示周，再不聽令怕難免一戰，說：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問題是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13]蔣這時左右為難的心態由此不難了解。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經蔣批准後，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即於12月下旬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集結包圍，構築碉堡，準備“徹底肅清”“匪巢”。[14]第三十二集團軍制定的《進剿匪軍計劃》規定：“任皖南方面進剿隊，應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秘密推進至南陵、涇縣、茂林村、銅山徐、小河口、水東濯、包村、喬木灣、錢家橋、丫山鎮之線，扼要構築工事，確取聯繫，對匪區嚴密警戒，隨時防止匪軍乘隙逃竄，並防其以各個擊破之手段集其主力向我反攻，攻擊開始後，兩翼軍協力先進出南陵戴家會、峽山口之線，爾後向北壓迫，務於長江南岸殲滅之。”[15]

但實事求是地說，蔣批覆軍令部的計劃已很晚，第三戰區和第三十二集團軍27日才在徽州開秘密軍事會議研究進剿計劃，29日負責實施進剿的第三十二集團軍才最後擬定出《進剿匪軍計劃》，這之後再發布指令調動部隊進入指定位置，要想在12月31日以前完成對皖南新四軍的包圍，已經不可能了。[16]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除了軍令部的命令下達過遲以外，還有一個原因也不應忽視，即對蔣唯命是從的顧祝同等這時其實也揣摸到蔣的心理，寄希望於皖南新四軍能夠切實北移，即使稍有延期，條件要高點，也可以商量。

在11月底顧祝同在給蔣的電報中，就詳細說明了他力圖“切實協助”皖南新四軍北移的這種態度。他不僅同意展期北移，主張如數照發欠發該軍的10月、11月經費，建議增加該軍北移路線，指定該軍臨時集結區，而且力主該軍秘密潛渡，逐次躍進，乘敵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損失致影響北移時間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軍為目的的，並無想要乘機消滅皖南新四軍的意圖。[17]正因為如此，即使在蔣介石、何應欽明令禁止皖南新四軍再走東線前後，顧祝同及其所屬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等，也還是力圖協助皖南新四軍北移。12月8日，顧祝同即轉電稱，新四軍皖南部隊已開始北移，要求“有關部隊盡力予以協助，俾順利迅速轉移完畢”。[18]11日，上官雲相也曾電告皖南行署稱：新四軍葉挺軍長有電報稱，新四軍軍部駐地國民黨政工人員到處散布新四軍即日將被驅逐的謠言，且對新四軍士兵家屬威脅百出，上官為此明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擾皖南新四軍北移行動，“密飭所屬，俟該軍開畢，再行肅清工作，以免其藉口”。[19]據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處長的岳星明和時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參謀處長武之芬回憶，即使召開了徽州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計劃，這一計劃的前提也還是建立在新四軍抗命不移的情況之下。按照顧祝同的說法，還是“希望他們能遵令渡江”，新四軍如果北撤，部署各軍則轉而負責掩護。[20]正是由於這種情況，明明這時新四軍距離蔣所規定的北渡時間已經十分緊迫了，當新四軍軍長葉挺和政委項英強調實際困難，甚至要求展期時，顧祝同等不僅沒有藉機要挾或逼成破裂之局，而且還認真向重慶轉達，力請蔣予以通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