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黨政治攻防戰

蔣介石國民黨這時並不了解中共中央內部圍繞着政治反攻，還是軍事政治同時反攻所展開的上述討論過程，但是，中共中央的激烈反應和對國民政府的公開抵制，以及由此而引發的國民黨內部的意見紛爭，和國內外輿論的強烈批評，還是讓本以為自己的處置一定能夠“發生有效而良好的反響”的蔣，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87]

自皖南事變發生，周恩來等就以重慶為基地組織宣傳攻勢，嚴厲批評國民黨的內戰行徑。雖然在國民黨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壓制下，此種宣傳對一般民眾影響有限，但卻在國民黨內和國際輿論方面引起了極大反響。發動剿滅黃河以南中共軍隊的計劃，主要是國民黨內軍事領導人鼓動和堅持的結果，國民黨內多數高層幹部直至事變發生都被蒙在鼓中。因此，包括事變期間一直緊張地在蔣介石與周恩來之間擔任聯絡的張沖，當着周恩來的面也唉聲嘆氣，表示“沒有臉見人”。宋慶齡等更聯名上書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痛切陳詞。馮玉祥也轉告中共代表，暗約同情，並斷言此定為何應欽之陰謀。孫科得知消息後，雖對人表示他對此不能有所作為，但也深表憂慮與憤慨。在1月16日討論處置新四軍問題的國民黨黨政各機關專門會議上，文職官員與軍事領導人明顯地發生意見分歧。直至準備發布取消新四軍命令的當天上午，王世傑還趕赴蔣介石的寓所，懇切說明如此處置，不僅有促成大規模內戰之危險，而且對有關援助國之觀感及淪陷區人心均不免會發生重大的負面影響。[88]

為爭取社會及國際輿論，國民黨中宣部還在事變發生前，就明令重慶各報務必發表文章社論痛責新四軍不聽命令，擅自行動。一些報紙為生存計，或措辭含混，或公開遵命批評，私下裡再向中共表示歉然。國內各小黨派更是對國民黨的這種做法表示反感。據周恩來報告說，基於對國民黨的嚴重不滿，章伯鈞、左舜生等擬發起成立民主聯合會，以團結各黨各派無黨無派和國民黨左派，與中共合作共同進行民主和反內戰運動。第三黨亦因當局壓力日漸左傾，提出了以聯蘇聯共為中心，與中共更密切合作的建議。[89]

最讓國民黨人感到不安的，是國際上的輿論。在華蘇、英、美等國外交人員的傾向性不用說了，光是封鎖事變消息一事，就在重慶的外國記者中間引起了極大不滿，紛紛向負責國際新聞宣傳的董顯光提出質問。蘇聯《真理報》公開發表消息，聲稱皖南事變並非偶然，其他中共軍隊亦將被國民黨所解決。美國記者斯諾和與羅斯福關係密切的前海軍陸戰隊少校卡爾遜，也先後在美國報紙發表言論，抨擊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揚言中國將會爆發嚴重內戰。英國援華總會這時也致電蔣介石，要求給新四軍以正當待遇。甚至事變後不久，美國政府也公開表示對國共衝突嚴重關切，這時來華考察的美國總統特使居里甚至告訴蔣介石，他所希望的美國援款及其他財政幫助，在國共糾紛未解決之前事實上難以有任何進展。駐美大使胡適也報告說：“新四軍事件，美國人士頗多疑慮，……其左傾者則公然批評我政府”。[90]事實上，事變後的海外華人輿論幾乎一致在批評國民黨。僅一個半月左右，僅有據可查的發給國民黨中央的其海外黨部和各有關華人團體的批評電就在數十通以上，其間充滿惋惜激憤之詞。

自1月17日軍委會發言人宣布國民黨處置新四軍事件的決定之後，蔣介石就試圖就事論事，儘快息事寧人，故強調要“以指斥新四軍為限”，“應不涉及共產黨或第十八集團軍”，避免使事態進一步擴大化。[91]18日，即《中央日報》發表撤銷新四軍番號令的當天，周恩來不顧國民黨的新聞封鎖，通過《新華日報》刊出“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抗議題詞。這一針鋒相對的大膽舉動，對國民黨中一些人刺激頗大，他們強烈要求立即查封該報。白崇禧專門為此事打電話給劉為章，要其轉呈蔣，堅決封閉《新華日報》和八路軍辦事處。商震亦專門上書蔣介石，要求給《新華日報》停刊五至七天的嚴厲處分。據此，憲兵隊抓去了新華日報營業主任。可是，蔣介石並沒有批覆白崇禧和商震的呈文，而且下令特別機關一律不准以武力進入新華日報社。在周恩來跑去向張沖大吵要求放人後，蔣還做起了和事佬，聲稱：“對於共黨，在軍事方面須嚴，政治方面不妨從寬”。結果，不僅新華日報的營業主任第二天即被放出，《新華日報》也照出不誤。

正是根據蔣的意見，國民黨中宣部23日受命秘密指示各宣傳單位，對皖南事變之說明要嚴守範圍，即此僅為軍事問題，不是政治問題；是內政問題，不是外交問題；是局部問題，不是全國性問題。25日，蔣在接見蘇聯大使潘友新時，也明確表態說：“這絕非政治或黨派問題。”八路軍如能遵照政府令如期北調至冀察地區，則中央仍將以國民革命軍之一部待之，一視同仁。至27日，蔣介石更進一步發表談話，公開強調此次對新四軍“純然是為了整飭軍紀，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絲毫政治或任何黨派的性質夾在其中”。[92]

但是，不管蔣介石做何解釋，中共中央也無法接受國民黨軍委會發言人1月17日宣布的對新四軍的處置辦法。1月20日，中共中央為爭取政治上的主動，已要求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皖南事變善後辦法十二條，要求國民黨停止挑釁，撤退華中剿共軍，平毀西北的封鎖線，懲辦事變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撤銷十七日命令，恢復葉挺自由，及交還全部被俘人槍等。[93]至25日，中共中央更進一步擴充了這十二條的要求，要求周恩來將此解決皖南事變、挽救時局危機的十二條辦法，經張沖轉交國民黨中央。其內容為：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軍長；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七、撤退華中的反共軍；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94]

中共中央的上述條件，明顯地是政治反攻的一種手段，並不真的期待國民黨會接受它。毛澤東不止一次地解釋說：所以採取這一策略，根本上是因為以此“可以對付兩種情勢中之任何一種：如蔣業已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破裂對付破裂；如蔣並未準備全面破裂，我們便是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95]不過，注意到毛澤東20日至23日反對再與國民黨發生任何公文往來，聲稱對蔣已無話可說，25日又正式提出十二條辦法，通過張沖轉交國民黨中央，並說明在蔣不準備全面破裂的情況下，我之策略僅限於“以尖銳對立求得暫時緩和”，“不斷絕和他們來往”，不公開反對蔣及整個國民黨，這說明中共的態度其實也存在着適時調整的某種可能性。

當然，十二條的核心要求是廢除17日令，圍繞着這個問題，國共雙方一時都難以做出真正意義上的妥協。因此，即使在25日以後，毛澤東也反覆強調：“我們領導的軍隊已被宣布為叛變，我們已無任何可能再與蔣介石發生關係”，“除非蔣介石取消十七號命令及實行其他必要步驟，我們只有和他對立一途，因為我沒有別的路走”，就連談判的餘地也“已被蔣剝奪乾淨了”。“如要轉彎，除非蔣介石取消一月十七號命令及作其他必要表示，否則我們決不能轉彎”。不僅不能轉彎，而且還應該“要求他們發護照，立即回延”，以示強硬。僅僅是由於周恩來權衡利害，力主撤退也要採取逐步的辦法，不好一下子走光，弄成破裂的樣子，中共的主要代表才在事變後得以繼續在重慶留了下來。[96]

1月下旬，日軍突然對國民黨正面守軍發起大規模進攻，張沖找到周恩來，提出國共必須找到妥協辦法，而他提議以華中中共軍隊展期北移和將新四軍歸入八路軍增編一軍的辦法，使雙方矛盾得以緩解。儘管張沖聲明此純為私人意見，但中共方面顯然將其視作蔣介石示弱的一種表現。與此同時，由於日軍繼續進攻國民黨軍，顯示出前此中共把事變的發生與國民黨投降可能相聯繫，並無根據，毛澤東也迅速提出：“日蔣矛盾仍是目前的基本矛盾”，估計“反共高潮可能下降”，因而重又開始設想恢復國內團結的可能性。從中共中央2月2日給各地領導人的指示中可以看出，中共雖然仍舊明確要求堅持十二條，“目前絕不鬆口”，但它事實上已經提出準備“在適當條件下不拒絕妥協”的問題。[97]隨着蔣用於包圍陝甘寧邊區的中央軍部分東調增援，華中地區國民黨軍隊處境困難，而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2月5日發來電報，強調與蔣介石決裂並非不可避免，共產黨人應採取一切可能的行動來避免破裂[98]後，毛澤東已經在某種程度上承認自己過去對蔣發動皖南事變動機判斷有誤。他明確講：“東條公開說：‘華北是日本人的根據地，蔣介石要驅逐華中共產軍去華北，破壞日本利益。’這一點我們過去卻沒有估計到。”進而他又估計：“蔣介石原知一、二、三月內敵人要進攻的，他之所以發動皖南事變，發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軍進攻淮北、皖東、鄂中新四軍，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敵人進攻。……豈知日本人的想法是另一樣”。既然如此，那麼可以想見，國民黨對共產黨的軍事進攻自然不會繼續了，其“剿共計劃已經根本打破了”。因此，他又開始重提1940年朱彭佳電中的觀點，強調可以據以發揮，說明中共早已看到鷸蚌相爭的嚴重後果。且相信“敵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喪失人心，他的計劃全部破產，參政會又快要開了，（蔣）非想個妥協辦法，（否則）更加於他不利。”[99]

由對抗再趨緩和

面對即將召開的參政會二屆一次會議，採取何種態度，對國共兩黨關係影響甚大。但周恩來顯然不認為立即妥協是一個好辦法。他接連給毛澤東去電，除同意毛澤東的形勢分析外，並不贊成馬上與國民黨求得妥協。接周電後，毛澤東亦復電周稱：“估計是一致的，反共不會變，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頓。”“但對蔣讓步則危險（如你所說），目前是迫蔣對我讓步時期，非我對蔣讓步時期，熬過目前一關，就好辦了。”因“蔣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受內外責難之甚，我亦從來沒有如現在這樣獲得如此廣大的群眾（國內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雖然注意到此次中央軍損失不大，“他們仍能布置對付我們”，且陝甘寧邊區五道封鎖線，國民黨集中了8個師加兩個旅，隨時有進攻的危險，但他依舊還是承認，過去估計蔣要投降而試圖採取軍事攻勢，若實行，確實是“極錯誤政策”，因為“會妨礙蔣之抗日”。而後來決定採取軍事守勢政治攻勢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這樣“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只會拉攏國共，不會破裂國共”。至於善後十二條要求，毛澤東這時的態度也很清楚明了，即“我們目的，不在蔣承認十二條或十二條之一部分，他是不會承認的（當然對黨內外群眾都不如此說，仍是要求蔣承認），而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100]

基於這樣一種策略考慮，周恩來在與各小黨派協商後，明確提出應將十二條提到參政會上要求討論，表面上“以期恢復國共團結，重整抗日陣容，堅持對敵抗戰”，實際上意在擴大政治攻勢，造成國民黨更大的被動，逼其讓步。對此，中共中央考慮後復電錶示同意。[101]19日，周將中共七參政員致國民參政會公函送王世傑，聲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條未得政府裁奪之前，中共參政員礙難出席本屆參政會。

王接函後當即托張沖轉告周恩來：“如此做法，只能促成破裂，決不能威嚇中央，盼其將來電撤回”。張沖對此更是十分擔心，從19日晚開始，反覆通過電話和信函形式，要求周恩來暫行收回公函，以便他從中奔走，請蔣約周談話。他明白告訴周說：十二條雖已提出一月，舉國皆知，但均為對外宣傳，尚非正式公文，他也從未轉交給蔣，“今向參政會提出，勢必付諸討論，而其中有取消一·一七命令，取消一黨專政，蔣是吃軟不吃硬的，結果必致翻臉。”對此，周嚴詞拒絕，指出：“翻臉已半翻臉了，現在所能做的，不過是討伐令，全國清黨，逮捕辦事處人員，封閉《新華日報》等等，我們已經準備着了。至於見蔣，必不能得結果，仍是撤過黃河那一套。”在請示延安後，周再告張沖，致參政會公函不能撤回，如國民黨同意商談，但認為不宜在參政會討論，自可在會外談判。只是在沒有取得滿意結果之前，我們不能出席參政會。[102]雙方為此反覆交涉，未得結果。

堅持十二條，中共中央之目的只“在於以攻勢打退攻勢”，因為國民黨局部地區仍有加強反共的趨勢。當然，毛澤東這時已明確地不贊成部分地方軍事領導人乘國民黨之危而實行報復措施的想法了，強調：“目前政策的中心出發點是利用日蔣矛盾”，“我黨領導的一切武裝部隊，包括新四軍在內，目前對反共軍基本上只應該打防禦戰，不應該打進攻戰，不應該企圖在大後方發動反蔣的游擊戰爭。”“必須抑制部隊可能發生的急躁情緒，必須使部隊高級人員懂得，一方面要準備對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動上避免引起過早的破裂。要知道破裂愈遲愈有利，愈早愈有害。”[103]而只要不在軍事上進攻，不妨礙蔣介石抗日，他相信就不會有大問題，蔣“不投降不會宣布全面破裂”。因此通過政治攻勢把國民黨打到防禦地位，是唯一的縫合國共關係裂口的辦法，一旦使他不能再進攻了，“國共好轉的可能性就有了”。[104]

但張衝出於對國家前途的強烈擔憂，仍舊再三找周恩來做工作。25、26、27接連三天，張沖向周“苦苦哀求”，甚至不惜“為了國家”願跪下懇求中共撤回公函。因為他認為：“十二條中，取消命令，取消一黨專政，今天實做不到”。他並告訴周說，蔣介石這時也再三提到中共出席問題，表示同意選周恩來為主席團成員。各小黨派更是積極介入，乃至提議組織特種委員會，以蔣為主席，周為副主席，在參政會內外共同討論解決國共關係問題。蔣也滿口應允。但中共中央26日已明確指示周恩來：“張沖所提條件不能接受。七參政員公函不能撤回。”“如彼方有誠意解決問題，則應：（甲）參政會延期兩個月開會；（乙）在兩個月內解決十二條及一切懸案；（丙）派機送恩來回延開會，以便討論彼方意見。”[105]

面對中共中央的強硬態度，蔣介石明顯地感到不耐煩了。他開始告誡說：如中共參政員“決定不出席，惟有根本決裂”。結果各小黨派倍感緊張。眼看3月1日參政會開幕在即，27、28兩日各小黨派代表接連與周恩來、董必武等商談至半夜，力勸中共設法出席，並強調說蔣已同意成立各方面委員會以討論各項有爭議之問題。[106]28日，各方更星夜等候來自延安的答覆。各小黨派領導人齊集張君勱家等至半夜始散。梁漱溟離開張家後又在黃炎培家與黃整整等了一夜周恩來的電話。救國會沈鈞儒、陶行知、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等也開會至半夜討論中共出席之利弊。蔣介石的待從室這天夜裡也幾次打電話問王世傑消息。第二天一大早，各黨派電話不斷，一些人更親自跑至曾家岩辦事處來，懇求中共代表出席大會。[107]

鑑於撤回十二條絕無可能，而對中共友好之各小黨派態度懇切至極，為表示“仁至義盡”，中共中央最終決定提出臨時辦法十二條，不提取消蔣令、取消一黨專政以及懲辦何應欽等國民黨無法辦到的要求，只要求承認中共兩個集團軍共六個軍；承認邊區及敵後抗日政權的合法地位；華北、華中、西北防地維持現狀；釋放葉挺及所有被俘幹部等。中共中央指示周恩來：可以周或董個人名義向張沖提出，“在以上各點見之明令及事實後，我黨可以出席參政會”。[108]

周恩來3月1日凌晨得到延安電報，一早就和董必武往見張沖，示以中共新條件，並說明必須使參政會延期兩周才有商量解決這些問題的可能。張沖當時即打電話給蔣介石，蔣在電話中要求張轉告周，無論如何先請董必武、鄧穎超先出席當天的參政會，參加選舉主席團。周再見黃炎培、江問漁、梁漱溟等，說明必須延期之理由，但黃等表示無法做到。隨後張沖、黃炎培、沈鈞儒、左舜生、梁漱溟四人又先後奉蔣之命前來曾家岩請董、鄧出席，均被董、鄧所拒。如此這般勸說一早，當天的參政會開幕式也被迫拖後一小時。據事後黃炎培說，蔣到會講話“無精打彩”，國民黨參政員也因事先打過招呼而一返常態地“鴉雀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結果，各小黨派代表動議延期一天選舉主席團，以待再勸中共參政員出席。會後，張沖及各小黨派負責人又紛紛來勸。但對中共的臨時辦法十二條，張沖誠懇表示，多數都可設法，但擴編軍隊為兩集團軍六軍難以做到；維持防地問題基本精神仍須遵守“中央提示案”，敵後政權須照新縣制設置和組織，等。[109]

注意到這種情況，在重慶的中共代表都感到：“此次參政會我們得了大面子，收了大影響”。周恩來興奮地報告說：“蔣親提主席名單，昨夜今朝連續派兩批特使迎董、鄧，一百多國民黨員鴉鵲無聲，任各小黨派代表提議，最後延期一天，蔣被打得像落水狗一樣，無精打彩的講話。全重慶全中國全世界在關心着、打聽着中共代表究否出席，人人都知道延安掌握着團結的人是共黨中央。毛同志的威信，在兩個參政員及我們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了。…一切勝過我們的萬千言語。”“參政會的文章已做到頂點，應該轉個彎了”。考慮到“現在全重慶都在等待我們消息，盼望我們出席”，周恩來等顯然傾向於就此下台階。他們因此建議：“將停止軍事進攻，政治壓迫十項要求（共有二十多件）於開會前直接見蔣，並當面交他，請蔣立刻負責解決，其他基本問題，在參政會開會時討論”。他們唯一感到猶豫的是：“一切談判均無保證，而且還未具體化，如出席，太便宜（蔣介石）這個大流氓”。如硬到底，“在蔣這種歷次搖尾乞憐狀態下，人心是不能不受影響的，而蔣也有流氓的一着。”然而，中共中央並不認為已經到了該下台階的時候了。其3月1日再電周恩來等，明確指示：“臨時辦法無結果無明確保證，絕對不能出席，必須堅持我們的原則立場。”毛澤東並具體解釋說：經過反覆討論，書記處一致認為，蔣正發動一切壓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則過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勢完全崩潰，立場全失，對我一切條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決不能無條件出席，因為蔣是決不會給以明令保證的。“只要熬過目前一關，就有好轉可能，在半年內能解決善後條件，我仍準備出席九月間的二次參政會”。[110]

中共參政員到底沒有出席二屆一次參政會，蔣介石也並沒有實行“根本決裂”。但是，由於受到黨內的壓力，蔣在會議召開之初就秘密召集國民黨參政員，向他們解釋說：國共最終總要分家的，對此用不着擔心，單從軍事上，三個月就可以消滅共產黨，問題是目前還不是時候，目前政治上還只能是防禦。[111]當然，在公開場合，蔣的講法又是一樣。他在3月6日的參政會上一邊公開批評中共所提兩個十二條都是“信口雌黃，顛倒黑白”，聲稱軍事早已國家化，中共不應將八路軍、新四軍視為“一黨所私有的軍隊”，一邊重申剿滅新四軍並非“剿共”，他不僅“決不忍再見所謂‘剿共’的軍事，更不忍以後再有此種‘剿共’之不祥名詞留於中國歷史之中”。因此，他懇切希望中共能本着“兄弟鬩於牆，外御其侮”的精神，與國人“精誠團結，共赴國難”。[112]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這時的社論也同樣保證說：“只要中共不脫離抗戰陣線，事件不致擴大，而剿共事實亦不至發生”。[113]

對於蔣之演說與參政會通過之涉及中共軍隊及政權問題的提案，周恩來肯定其仍為防禦性的，毛澤東則稱其為“阿Ｑ主義，罵我一頓，他有面子，卻藉此收兵，選舉（董）必武為常駐參政會員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這種收兵的表現”。然而，蔣既然仍是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毛亦主張繼續其一打一拉的兩面政策，把這種拉鋸式的鬥爭繼續下去，“直到我們的臨時辦法各條實際上被承認（主要是擴軍、防地、《新華日報》及路上少捉人）。”[114]

蔣介石在參政會上的講演和毛澤東隨後的指示，再清楚不過地表明國共兩黨這時都在設法緩和。而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毛前此所說的以半年為期“解決善後條件”，中心盤子已由兩個十二條，減少到同意擴編軍隊、維持現有防地、保證《新華日報》正常發行，和不得在進出邊區的交通線上隨意捕人這四點。由於避開了蔣介石極為敏感的皖南事變善後及17日令等問題，雙方之間的交涉明顯地變得容易了許多。14日，蔣介石與周恩來的談話中，也不再提起中共軍隊北移問題了，明確講：“只要聽命令，一切都好說，軍隊多點，餉要多點，好說”。至於不得壓迫《新華日報》，以及釋放前此扣留的進入邊區的中共有關人員和發放通行護照等事，蔣都滿口答應下來。據此，周提出：可否先解決這些小問題？毛當即表示同意。至4月26日，毛更明確指示周恩來說：可以向蔣“表示我黨願意同國民黨繼續團結抗日，惟望國民黨改變對內政策，並對八路發餉，合理解決新四軍問題。”[115]

至此，因皖南事變引起之兩黨全面對抗局面，至少在形式上算是告一段落了。儘管此後中共一度又提到新四軍問題，但仍只限於要求同意整編其“餘部”及給予經費方面，再未提出取消蔣令及釋放所有人員槍彈等問題。[116]5月日軍進攻中條山，蔣介石要求八路軍出動配合作戰，不論八路軍最終是否進行了配合，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加以配合仍屬事實。至11月參政會二屆二次會議召開之際，中共方面甚至更將條件降低到只要“放葉發餉”做到一件即可參加。[117]最後，國民黨一件未做，中共權衡利弊還是派董必武和鄧穎超參加了這次會議。這意味着，皖南事變之“善後”工作已不復存在，國共兩黨因為事變所引起的破裂危險，業已消彌於無形之中了。

不過，皖南事變所引起的國共黨關係的重大改變，卻不是兩黨形式上的這種妥協所能消彌的。國民黨雖然不顧一切地消滅了7000新四軍並宣布撤銷了它的番號，但新四軍照樣存在，並且所占地區及兵力越發擴展與壯大，其在新四軍範圍內的國民黨軍隊反而一一被驅逐或消滅，國民黨其實一無所得。更為重要的是，皖南事變根本破裂了兩黨之間的感情聯繫。從蔣介石在參政會密示國民黨參政員國共一定要分裂，和國民黨軍委會辦公廳3月18日發布的改“某黨”為“奸黨”令[118]等事實看，國民黨在事變後顯然已經正式決定把中共視同“漢奸”，形勢許可時必欲“剿滅”。同樣，從前述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判斷，和中共中央所作出的有關決定看，中共方面對與國民黨真誠合作，也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於是，皖南事變自然成了抗戰期間國共關係逆轉的一道分水嶺。事變前，中共軍隊雖然已經在獨立指揮、自行發展，但它仍舊隸屬於國民政府之下，至少名義上仍隨時呈報並請領軍費補充，形式上仍舊使用着統一的貨幣和遵守着統一的政令法令。國共之間軍事上的磨擦衝突也仍可通過正常途徑反映或協商。因此蔣之命令或要求，一般總還具有一定的約束力。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斷絕對中共軍隊的一切供給與補充，切斷了自己與中共軍隊的一切關係，結果反使自己威信掃地。中共政權與軍隊從此斷絕與國民政府之間的一切上下級關係，自設銀行，自發貨幣，自定法規法令，自行其事，完全脫離國民政府而自行存在，蔣也失去一切命令之權。從此調和兩黨關係之困難，也就可想而知了。

當然，抗戰期間的國共關係也仍舊是受着抗日戰爭的大形勢制約的。即不論國共兩黨利害關係有多大的不同，國民黨如何看不起中共的武裝，中共如何看不上國民黨，它們最終還是要暫時將自身的利益服從抗日的利益需要。因此，即使國民黨內相當一部分領導人早就心存“剿滅”中共的想法，但無論事變前，還是事變後，他們最終都不能不在權衡利弊後，把自己的行動保持在有限的範圍之內。同樣，中共在遭受了重大損失之後，它本可採取更加激烈的對策，其黨內領導人總還是不能不顧及到國民黨繼續抗日這個事實，因而極力地限制自己實施報復政策的烈度和實行對抗政策的範圍。由此可知，在抗戰期間，民族矛盾終究是高於兩黨之間的矛盾的。國共兩黨不論鬧到何種地步，終歸還是要走向妥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