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人禽流感治癒者的生死52天zt

在所有親歷了救治全程的人當中，患者江卓群本人是最不了解情況的一個。在長達52天的治療過程中，這位深圳的貨車司機大部分時候被注射了鎮靜劑，是在無知無覺中度過的。8月2日，他從深圳市東湖醫院病癒出院，當各地記者們不斷追問他這些天的經歷時，他常常表示“回答不上來”。他只知道，經過這場病之後自己有了一些改變，而且都是些很小的事情：不再吃雞，也不再聽以往很喜歡聽的《茉莉花》。

　　在家裡，有好幾次他輕聲嘟噥着：“有點兒煩。”但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運氣好，死裡逃生了。

　　江卓群活了下來，差不多完全要歸因於受到了堪稱頂級的醫療待遇。在他就醫期間，僅僅使用的各種藥物就價值70萬元以上，全部由政府埋單。“治療這個病人，我的感覺就像打仗。”深圳市東湖醫院院長周伯平博士說。

　　“從組織協調，到病情觀察，各個方面都達到了最高級別。”周伯平說。

　　“我死給你看”

　　科學家們很難斷定病毒為何偏偏襲擊了江卓群。深圳市衛生系統認定的原因是，發病前8天他吃了雞肉。可江卓群自己卻對本報記者堅持說，家裡最後一次吃雞至少也要在自己發病前兩個月，當時妻子去菜市場買雞，當場宰殺後拿回家煲了湯。另外，他自稱，自己向來不喜歡吃雞。

　　他很疑惑：“當時只喝了一點湯，又過了那麼久，怎麼會是雞傳染的？”周伯平院長對此的解釋是：“他得病而家人沒得，可能與病人自身的免疫能力較弱有關，他是貨車司機，經常開夜車，身體比較疲勞。”

　　發燒是在6月3日悄然開始的，而且在最初幾天裡勢頭平緩。在江卓群租住的深圳市橫崗社區安良7村的一家小醫院裡，醫生只是給他打了治療感冒的普通吊針。此時正是人禽流感早期治療的最佳時機。不過，沒有誰能責怪這家小醫院，因為當時的深圳市並無觀察到爆發禽流感的疫情。

　　事後香港大學的檢測結果表明，此次致病的H5N1型人禽流感病毒就來自深圳本地。這或許就是禽流感病毒的神秘之所在。

　　“感冒”了4天之後，病毒終於圖窮匕現，江卓群越燒越厲害，體溫最高達到39.9度，並開始畏寒、咳嗽。由於家境窘迫，他仍然不願到收費昂貴的大醫院去。6月8日起他咳嗽加重，胸悶氣促，全身各處都覺痛苦。到10日，終於不堪忍受，才到深圳市人民醫院就醫，並於當晚入住呼吸內科病房，僅僅幾個小時之後，就因“呼吸衰竭”轉入ICU病房。

　　自始至終，江卓群對自己生命的關心都沒有超越對醫療費用的擔憂，原因是他全靠每個月2000元左右的收入來養活妻子和3個孩子，又沒有上醫療保險。當天，他的妻子林靜嬋向親戚朋友借了幾萬塊錢，當晚交了1萬元住院押金。令他們一籌莫展的是，這筆“數目很大”的錢在兩天內就花完了。

　　就在入住這家醫院的最初階段，江卓群的病情陡轉緊急。

　　�Ｏ罗D第2版v 10日當夜，江卓群高燒達40度，呼吸困難，不停地咳嗽，“吐了一夜的血”——吐出的“痰”完全是紅色的，呈血液特有的泡沫狀，用來接“痰”的手紙幾乎裝滿了整整一個垃圾桶。實在難以忍受痛苦的他最後對護士說：“我死給你看！”於是使勁兒用頭撞牆，撞了5下，“太痛了，撞不死。”就這樣他熬了一夜，“好辛苦”，到天亮時就什麼都不知道了。

　　X光片證實，這晚之前他的肺部陰影還只是在左肺局部，而這晚之後就已經瀰漫到左右全部肺葉。

　　到次日被深圳疾控中心認定為疑似H5N1型人禽流感患者時，江卓群已經到了發病的第9天。

　　這就是他成為“全國治癒的人禽流感患者中患病最重的一位”的全過程。據深圳市東湖醫院醫生事後撰述的《臨床分析》記錄，轉入東湖醫院時的江卓群多個臟器嚴重損傷，“免疫能力低於艾滋病晚期病人”，氣若游絲而有“危重病容”。

　　別無選擇

　　6月12日凌晨2點半，江卓群被轉入深圳市東湖醫院的隔離ICU病房。仍然用借來的錢，林靜嬋交了1.5萬元住院押金——不過在廣東省和國家防疫中心確診江卓群為人禽流感患者後，這筆錢被確定可以退還。

　　這天凌晨1點，東湖醫院感染科護士長周亞紅正在江西的一座名山里，參加醫院的活動。她接到了周伯平的電話，“轉來一個病人，很可能是禽流感”，要求她和同事馬上趕回醫院。

　　同樣的電話也打給了感染病區主任劉水騰。一個小時後，劉水騰就已經轉移了12個病房的病人，騰空了一層樓。

　　直到幾天之後，林靜嬋才被允許在感染病區二樓的搶救室窗外觀望一下病床上的丈夫。她沒什麼文化，不懂得如何講述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很多天后，記者們問到首次看到昏睡的丈夫時她在想些什麼，回答出乎人們的意料：什麼也沒想。最終，這個回答被曲解為“大腦一片空白”。

　　在丈夫轉院之後，她樂觀地意識到，這一回可能有救了。她早就在電視上看過，禽流感這個病跟別的病不一樣，很可能會死人。但是，“醫生對我講，政府說了，付出一切代價搶救病人。”

　　林靜嬋從此堅信，丈夫肯定會康復，因為她“相信政府”。與她相比，周伯平院長倒要悲觀得多。

　　“這個病人剛入院時，經初步檢查之後我就很不樂觀，當時我想，治好的話就是一個奇蹟。”周伯平說。不過他很清楚，而對如此危重的病人，這一次他和他的醫院沒有別的選擇：全力救治。

　　迄今為此，廣東省一共出現了兩名人禽流感患者，一位姓勞的廣州病人已於此前去世。而“國際上的人禽流感死亡率是50%多，國內是60%多。”劉水騰說。

　　周伯平則認為：“人禽流感病例一旦出現就會引發全球關注，這是一個公共衛生事件。深圳靠近香港，活禽供應停止一天，就要損失幾十萬。這個病人治不好，有人就會認為是衛生體系不好，投資環境不好，還會影響社會安定。”

　　深圳市衛生局長江捍平很快到了醫院，轉達了多位省市領導的批示：不惜一切代價，搶救患者。

　　這簡直就是生死時速！東湖醫院緊急指派了由6名醫生組成的臨床治療小組，另由市衛生局協調，從外醫院派來了15名醫療專業人員，參與護理的護士則先後達到20多名。同時，專家組也開始運作。深圳市參加此次救治工作的專家共有8名，包括了全市傳染、呼吸、ICU、放射、微生物和藥理等專家。此外，衛生部的2名專家、廣東省衛生廳的8名專家也參加過救治工作。

　　若非如此，你很難相信這樣一位病人還活得成：肺、心臟、腎、肝、血液系統和免疫系統，全部處於崩潰的邊緣。江卓群的妻子林靜嬋事後描述說，“肺都爛了。”在6月16日，為了長期使用呼吸機，這家醫院給江卓群做了氣管切開手術，其後的幾天中，每次為其吸痰時抽出來的都是血，“一管一管地抽出來。”

　　一般人很難了解，一種呼吸系統的病毒會侵害心肌細胞，使江卓群的心肌細胞中廣泛出現水腫和空泡，即明顯的中毒性心肌炎症狀。正常人的CD4＋T免疫細胞為600個／UL，而他當時絕對計數最少只有5個／UL。

　　東湖醫院的醫生猜測，禽流感病毒可能直接攻擊了免疫細胞CD4＋T。病毒之害如此劇烈，讓袁靜醫生做出了這樣的類比：SARS還只是摧毀免疫系統的一半，人禽流感則是完全摧毀。

　　2003年，東湖醫院曾是深圳市收治SARS病人的定點醫院，當時上報了確診病例10多例。

　　即便如此艱難，深圳市衛生系統除了傾盡全力外別無選擇。醫療小組每半小時記錄一次呼吸機的工作頻率並隨時調整，至7月5日止，積累了厚厚的一大疊打印紙。周亞紅帶領護士小組，每半小時記錄一次他的體溫、心律、血糖和生命體徵，每半小時為他拍一次背、吸一次痰。每半小時，三名護士配合，為病人翻一次身，小心翼翼地不弄亂他身體上的至少6條、至多9條醫療管道。

　　ICU病房的特別護理標準是，在每個班時中，護士和病人“一對一”——“其實是做不到的。”袁靜說——而這一次不僅做到了，而且達到了一對三。另外，如有需要，忙於其他工作的護士可以隨時抽調過來。

　　每隔兩小時，就會有兩名護士為這名貨車司機按摩一次。她們不停地給他擦身、全身塗油、護理嘴唇、點眼藥水。最初她們都預防性地吃了抗病毒藥物“達菲”，噁心乾嘔，仍然不停地工作。

　　“我們壓力很大，生怕出半點兒紕漏。”周亞紅說。

護士長周亞紅在6月14日凌晨首次進到江卓群的病房時，

第一眼沒看到病人，只看到一大堆儀器。儀器之多，僅微量泵就有6台，它們控製藥物輸入的劑量，誤差不會超過0.1毫升。另外還有心電監護儀、氧氣筒、呼吸機等等。呼吸機是東湖醫院特地為江卓群買的美國“840”，花了80多萬元，劉水騰說，“是全世界最好的”。

　　深圳市衛生系統一度對這個病人的前景很樂觀，衛生局長江捍平曾說，當地電視台可以每天報道一次治療進程。不過電視報道並沒能夠持久。周伯平很快就發現，人禽流感的治癒難度遠遠超過了SARS。

　　在治療成功後，東湖醫院院方總結了“六條經驗”。一些醫生也有獨立的見解，一位醫生說，他認為最有價值的經驗是“密切觀察”。他解釋說，這一條說起來簡單，但是要做到如此“密切”可不容易。只是在經過了這次治療之後，他才明白，原來病人竟需要如此程度的“密切”。

　　第二條經驗，他認為是“錢”。“想到的，就可以辦到”，醫生們必須依靠這一基礎才能創造奇蹟。

　　醫療的規律總是相同的，有時不同的只是態度。在全球任何地方，一旦給病人用了大量激素，病人的血糖就會升高。袁靜醫生說，以往他們會認為這種升高是正常的，根本不會去干涉，這一次由於要江卓群必須活下來，他們就想盡辦法降血糖，結果情況好得令醫生們自己驚訝不已。

　　治療SARS時曾有病人因呼吸機使用不當，引發氣胸而致死亡，這一次呼吸機的使用被認為是成功的關鍵之一。她總結了一個詞：無微不至。

　　到6月14日，監測證實，“達菲”等原本對禽流感病毒非常有效的藥物，在超過發病48小時的時限後效果有限。周伯平因此果斷開始聯繫人禽流感治癒者的血清。通過安徽省衛生廳，醫院聯絡到了一個當地女患者，她當天專程乘飛機趕到了深圳。

　　東湖醫院在治療SARS時曾對一位孕婦患者使用過血清，效果良好，這是周伯平產生這一想法的基礎。不過，這一辦法能否在人禽流感患者身上生效，當時他仍“心裡沒底”。無論如何，這是最後一招。

　　6月15日凌晨1點50，200毫升的血清，“像清水一樣”，被輸入到江卓群的血管。事實證明，這是整個治療過程中最關鍵的時刻。到早上7點檢查，血液中的禽流感病毒已經很少。16日白天再檢查，已經查不到了。

　　不過，江卓群生命最危急的時刻，還要出現在一周之後。由於免疫力太差，以及氣管長時間切開造成感染，當月22日其呼吸衰竭加重，肺部陰影擴大，肺內的痰大量增加，體溫升高，白血球升高——各種體徵表明，在禽流感病毒已經被清除之後，江卓群正在因為其他原因而生命垂危。

　　痰檢表明，耐藥菌正在大量增加。這是繼發肺炎，由“綠膿桿菌”引起。醫生們明知它對各種抗生素超強耐藥，還是使用了一些抗生素。數日之內，完全無效。周伯平請教了上海和國家衛生部的抗生素專家，按照建議使用了一些抗生素，仍然無效。複合抗生素，加大劑量，還是無效。

　　“多粘菌素B”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投入到江卓群體內的。東湖醫院的實驗室在這些天裡不停地做着各種實驗，這一天的實驗結果表明，多粘菌素B對綠膿桿菌有效。可是新的問題是，這種美國藥物沒有經過國內的藥物實驗，不被國家衛生部許可使用，在國內停用已近10年。

　　通過香港大學，東湖醫院弄到了幾支多粘菌素B針劑。後來又由深圳市政府出面聯絡香港衛生署，弄到了更多。可是在專家組會診時，專家們否定了使用這一藥物的方案。多粘菌素B毒性極大，有腎毒性和神經毒性，用後病人會高燒、發疹、危害腎臟。

　　周伯平很清楚，江卓群至此已經沒救了。他私下裡對深圳市衛生局長江捍平說：“這個病人死定了。”

　　就像一場夢

　　22日深夜，江卓群病危。周伯平不得不冒險一試。在病房內，他對夜班醫生說：“點眼睛試試。”醫生把多粘菌素B針劑點到江卓群眼睛裡，稍後一段時間內並無刺激性反應。周伯平因此決定冒險一次，就用這個藥了。

　　這並不是專家組決議，完全是由他一個人授意進行的。醫生們把多粘菌素B針劑滴到切開的氣管里，試圖用最直接的方法殺死病菌，但是病人因此劇烈咳嗽。最終，被採取的是最傳統的方法：中等劑量，臀部注射。正常消息很快傳來了：病菌受到了有力的抑制。

　　次日，周伯平受到其他幾位專家的指責：這麼大的事，先斬後奏。不過，好消息也很快就傳來了：副作用雖明顯，但並沒有達到無法化解的程度。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周伯平都成了贏家。

　　其後的治療過程就很平淡了。7月5日夜裡，江卓群脫離呼吸機，鎮靜劑停用。當醫生告訴他，他已經身在東湖醫院，而且已經治療了23天之後，他的第一個反應是焦躁不安：這得花多少錢啊？

　　“這是ICU綜合徵，表現為煩躁不安。”袁靜說，“另外鎮靜劑就像毒品，脫離之後會有類似精神病的反應。”由於江卓群的精神症狀過多地集中於醫療費用，醫生和護士之間開始演出小小的戲劇——醫生故作不經意地對護士說：“你聽說了沒有，市政府給這個病人的錢已經下來了！”

　　護士們拿來了他全家人的照片，他心情因之好轉。醫院知道他喜歡聽民族音樂，給他買了一台錄音機，專門放民族音樂。可是這一次的效果卻沒有那麼好，江卓群躺在朝北房間的病床上，身體無力，思維卻慢慢活躍起來，他發現自己因為病的原因聽到哀婉的旋律就心情不好，就不再喜歡聽《茉莉花》了。

　　他很感激東湖醫院的醫生。一位醫生曾告訴他：“SARS爆發時，我們治療100多個病人，都沒有治療這一個禽流感病人這麼難。”

這種難度往往體現在細節上。在治療SARS患者時，由於皮質激素的過量使用，全國各地都有病人在出院後股骨頭壞死的先例。這一次，由於有不間斷得到的化驗數據、眾多醫護人員的監測和微量泵的輔助——有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一個患者身上——皮質激素的使用量得到了很好的控制，總是既不多，也不少。

　　“夜班時真是一點兒也不敢睡，”袁靜說，“壓力太大了。”

　　這種感受導致的結果是——這是人們曾經不得不作最壞打算但又強烈期盼的——8月2日江卓群出院，氣色很好，與妻子手拉着手，看上去是典型的幸福的一對。

　　東湖醫院的照護是如此周到，以至江卓群出院時，“身上一個包都沒有”。

　　經過了這52天，周伯平抵達了自己44歲生活中的頂峰。與記者交談時，他顯得自信滿滿，輕描淡寫地看着沒人的一側。在這場他所說的“戰爭”、或者說賭博中，他贏了。如今他正在等待着深圳市委市政府特別召開的表彰會。

　　在整個過程中，讓林靜嬋最煩惱的不是丈夫的病情，而是香港媒體狗仔隊的超級敬業的表現。“他們好幾十個人，每天在我家樓下等着，從早上6點呆到晚上12點，還嚷嚷着說要拍我的小孩子。”在她家所在的每月需付500元租金的房子外頭，房東特意換了鎖。她因此心情非常壞，不理解咫尺之隔的香港人為何如此關心這裡發生的一切：“我老公得病，關他們什麼事？”

　　“得這場病，就像做了一場夢。”江卓群抓着自己的膝蓋說。

　　防治禽流感：“信息”比“藥物”更重要

　　經香港大學病毒學專家管軼的實驗室分析，引發江卓群病例的禽流感病毒就來自深圳當地。管軼博士是世界衛生組織最信任的禽流感專家之一，過去數年中，他的團隊已從收集到的十多萬份樣本中排出了250多個H5N1型禽流感病毒的基因序列，因此可以得出準確的比照結論。

　　不過，對中國大陸已經出現的20例(加上衛生部不久前剛追溯確認的2003年的1例，是21例)人禽流感病例，他卻“不熟悉”。“我沒有條件接觸到詳細的情況。”他說。

　　管軼認為，國內人禽流感病例的發展軌跡中有值得警惕的變化——國內最早出現的一些人禽流感患者都來自有禽類發病的農村，病人常常有家禽接觸史，不過在最近的一些病例中，上海、廣州、深圳等中心城市開始有病人出現。

　　北京大學基礎醫學院院長顧江也做過大量禽流感研究，因解剖過較多的人禽流感患者屍體而掌握了重要的相關信息。他的看法與管軼不同：“雖然患者的分布從農村到了城市，但還不能說其中就體現了發病的趨勢和規律。一些患者說自己沒有接觸禽類，很可能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如染病野鳥飛過城市時患者接觸到了它的糞便，或者禽鳥污染過的水源。”

　　深圳市衛生局說，江卓群病例只是“散在的個案”。顧江認為“散在”是正常的：“目前這種病的分布特徵就是這樣。”

　　管軼則說：“在這些已報告的病例中除了極少數是家人同時感染之外，都報稱是散在的個案。但中國太大了，各地情況差異很大，其中是否有統計不全，可能也難以判定。”

　　假如有病例遺漏，對於人類未來數年的公共安全來說，將是個明顯的損失。“比如說有人被感染了禽流感，由於各種原因悄悄死掉了，那麼我們就不會知道他體內的病毒序列，整個禽流感的防治進程會受到影響。”

　　就國內的人禽流感病例來說，管軼和顧江共同的遺憾是死亡率太高。最近一年來的20位病人中死亡了13例，死亡率65%，高於國際平均水平的50%。他們均認為，“救治較晚”是最直接的原因。

　　“病人出現了嚴重的肺炎，才懷疑是禽流感，這樣容易造成普遍性的漏診。不過很多時候我們不能責怪醫生，因為要有檢驗是否禽流感的意識，首先他要清楚本地是不是面臨禽流感傳播的危險。為什麼我們總是說防治人禽流感，需要農業部門和衛生部門的合作？信息的交流最重要，農業部門及時預警，才能提高醫生的警覺意識。”管軼說。

　　一個明顯的對比是，越南的人禽流感死亡率約在50%，最低時曾達到過20%。管軼認為，這證明了“信息”比“藥物”更重要。

　　管軼和他的研究室在中國大陸的禽流感病毒搜索被稱為是“地毯式”的，他發現，禽流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課題，甚至做不完。“人類對流感病毒的知識很有限，很多問題仍是未知。包括禽流感疫苗的研究也是這樣。為什麼疫苗研製後未必有效？因為病毒總是在變異，人類不知道終點在哪裡。”

　　不過他提醒說，單就目前所需的防治操作來說，既不複雜也不困難。他多次舉例說，泰國已經證明了禽流感是可以控制的。泰國採取的是“村對村”的聯防策略，每個村都有志願者每天報告村裡有無死雞並進行盤點。這種嚴密的監測使得泰國的禽流感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對待禽流感最好的武器是很常規的，”他說，“信息透明，科學對待。”

　　顧江對禽流感病毒的發展前景很警覺，他相信，大規模的疫情遲早要來。

　　荷蘭病毒學家阿爾貝特·奧斯特豪斯曾做出過著名的悲觀預測：“一場人類流感瘟疫可使世界人口的20%得病。在短短幾個月內會有將近3000萬人躺在醫院裡，他們中將有1／4死亡。”

　　對於國內的禽流感研究，顧江的看法是，比國際水平要落後一些。“禽流感研究分為很多部分，其中我們在病理機制方面的研究不能算落後，但是疫苗研製和受體研究(病毒與生物體結合後的反應)方面稍顯滯後。”

　　就目前來說，在禽流感病毒沒有完成致命的變異之前，管軼相信，把患者的死亡率降下來是衛生系統最應該做的事情。“要早期診斷，關鍵是醫生的頭腦中有這根弦，檢測本身並不難。”

　　2004年底，管軼領導數十名科學家，研製出了全球首支H5N1禽流感病毒快速診斷試劑盒。如今對病人使用這樣一個試劑盒，僅需70多元。與一般公眾的印象不同的是，他說：“早期檢測禽流感病毒並不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技術。”

　　“越南在禽流感流行後期的早期診斷率已經很高了，”他說，“中國內地目前的水準相當于越南早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