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毛澤東與蔣介石/武振榮

一、時代

在西方近代、現代社會中，20世紀前後，在我們中國這個兩者卻在同一個時期內取得了“同步發展”，出現了一種“政黨-軍事混合結構”的事物，而毛澤東和蔣介石就是它的代表。因此在認識和研究毛與蔣時，就應該把握這一點；若舍它，把他們看成是純粹“軍事”中的人物或者純粹“政黨”中的人物就不得要領，就抓不住人物的特點。

產生了毛澤東、蔣介石的那個時代不是純粹的“軍閥時代”，正因為這一點，在這兩個人物處於政治的上升時期內，所有存在於中國大地上的大大小小的軍閥團體都不可挽回地頹敗了，失敗了，所有逃過這一劫的軍閥團體或軍事勢力都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情況下接受了政黨的“改造”，被收編在某個政黨之內，變成了“政黨”的“軍隊”，以求獲得繼續生存機會。比如，閻西山、張學良、馮玉祥的隊伍其所以都保持下來了，就是因為它們都抱住了國民黨這個政治上的“大腿”，變成了名義上的“國軍”事實上的“國民黨部隊”；當然，在共產黨那裡，軍隊是共產黨一手操辦的，被共產黨“擰成了一股繩”的事實是明擺着的，用不着多說。

還必須同時指出，在產生了蔣介石、毛澤東的時代中，若僅僅是一個政黨，沒有自己的軍隊，這樣的黨只能是花瓶政黨，根本不可能具有政黨的力量，也不可能起到政黨的任何作用，發揮不了政黨職能，對中國社會發展與變化起不到哪怕一小點政治作用；但是事情的另一面即在於，若是一個完全的軍閥、軍事團體，沒有打起“政黨”的旗幟，在軍事力量的內部沒有實現“政黨組織化”（如袁世凱、張勳、張作霖、吳佩俘、孫傳芳等等部隊），都在後來的時間內很快地土崩瓦解了！因此我們可以把20世紀20-40年代的國共兩黨的戰爭看成是純粹的軍事行為——這一點沒有人反對，但是如果在其中你發現不了政治的、政黨的因素，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可以理解這個時代中的戰爭的性質，就解釋不了這個戰爭的初始現象和後來的現象。因此我的看法是這樣，在這個表面上的純粹軍事戰爭中所隱藏着的政治原因和政治的較量是理解這個特殊的時代的關鍵。而毛澤東、蔣介石這兩個代表人物身上的那些特性是與此“關鍵”因素連成一體的。

二、革命者

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革命的世紀，毛澤東和蔣介石是這個革命的世紀中的最具代表性人物，因此任何分析和研究這個時代中的問題的人，是無法迴避這兩個人物的革命性的。在今天，於對比的意義上，可以說蔣介石蓋棺定論，但是毛澤東呢？卻是一個怎麼批、怎麼評也都定不了論的人，用毛生前秘書李銳的最近的一句話說，“毛澤東這個人物你還得研究幾百年”。問題是：對於同一個時代中的同樣人物，人們在評價時為什麼就產生了這些大的差距呢？

蔣介石作為一個革命家，爬到了革命的最高位置，固然與自己的能力和本事有關，但是他總是有着一個明顯的攀龍附鳳的痕跡，在上海立足時，他同陳其美沆瀣一氣，後來又取得了孫中山先生的信任，舍過這些，為了使自己擠進當時的上流社會，他投機地結成了一樁在事後看來純屬“美滿的姻緣”。毛澤東不是這，在一個共產黨集團中，他可以利用的那些上爬的條件在黨內是“公共”的，沒有完全意義上的“個人大腿”可“抱”，是一個在“三起三落中”（最近大陸的提法）中憑着自己的本事幹上去的人，其經歷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現代革命可以給革命的投機者們所提供的“個人出路”之空間，有很大很強烈的社會示範性。

蔣介石的革命所依賴的是一個孫中山先生的本子，他個人對於它沒有作出什麼“創造”性質的工作，所以這個革命的本子在他那裡就是乾巴巴的，形不成一種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毛澤東就不是那樣了，毛澤東其所以成功，他在自己幹革命的那個時間上，尋找到了一種完全出於他個人智慧的對革命的理解，這種理解既破壞了當時的共產黨的教條主義的束縛，又在事實上造成了對斯大林主義的出超，使得共產黨的革命因此而獲得了一種真正的“精神”，它既生動，又活潑，既是中國的，又是外國的，在它的指導下，共產黨既沒有失去站在蘇聯一邊的政治位置，又和美國羅斯福總統特使赫爾利的“聯合政府”的主張套了進乎。

也許正因為上述問題出現了，所以蔣介石所搞的那一套民主革命，因精神之呆板，就容易凸現制度性因素，使民主革命的制度目標不容易損失；而毛澤東情況就不是這樣，革命精神在他那裡因生動、活潑而引起的濫觴，其後果連毛澤東也奈何不得的，最終，這種革命已經走到了要在“資本主義”的“母雞”的“屁股”里去掏“社會主義的蛋”的地步，能不敗壞嗎？

三、毛的自大和蔣的反省

歷史研究不允許我們作出被毛澤東“趕到”“島上”的蔣介石統治大陸的假設，固然，歷史的發展存在着各種可能性，但是歷史每走一步的腳步是穩定的、堅定的和不可改變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欣賞國民黨最近對自己在大陸的失敗所作的“17字願景”的理解：“歷史在它發生轉移的時刻，沒有走錯一步。”就這一點而言，任何形式的“歷史否定主義”言論，都在我批評之列。毛澤東在大陸的勝利引出的一個結果是他的自大，從而犯了歷史上的成功者們通常會犯的那一種錯誤，因此在60年代中葉，當他自己在對“革命是否完全勝利”的問題作出了“個人反思”（不是共產黨）時，“繼續革命”的思想就把他推到了一個誰也夠不着的烏托邦境地了。到他死的時候，他已經進入了“亢龍有悔”的境地，他的所有和他一同革命的人都認為他走得太遠了，都掉了隊，只剩下張春橋、姚文元和夫人江青——這幾個被後來的共產黨人稱做“狗男女”的後起之人。革命在它那裡已經變成為宗教了，把“天國”建立在地上——就是革命的最終目標。以這樣的目標提起的革命是不可能不失敗的。

蔣介石不同，革命對他來說已經構成了一種失敗的局面，在這種局面下，革命精神是再也高揚不起來了，於是，把革命死板地限制在孫中山先生的“訓政-軍政-民政”的模式內，就使革命開始接受法制的約束，約束中一個法律的社會框架就日漸明顯。因此，在蔣介石那裡，雖然把嚴家淦拉出來作了個幌子，革命權力的交接實際上是“子承父業”（這是復辟），只是在交接的過程中法律制度已經勾畫出的未來政治許諾表明了權力“轉移”的法律化前景，因此，在2000年台灣社會現實的和平方式的“政黨輪替”一事可以說是“成全”了革命。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歷史的辯證法”：革命在“成功”了的大陸，反而失敗了，在“失敗”了的台灣反而成功了。

毛澤東要求着革命要“徹底勝利”，在“徹底勝利”中，任何一個人（包括最高級的革命家）都得進行一場又一場“脫胎換骨”式的改造；在改造中，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停留在某一個革命的中間站上……，革命的“火車”要把每一個人帶進“人間天堂”——共產主義！這樣的革命，在理論上講，雖然也有“步驟”可言，但是每一步都是“精神”的，因此，根本就不存在誰走到了革命哪一步的問題？正因為這樣的問題根本就不清楚，因此林彪由在“半個世紀”的時間中培養出來的“革命接班人”於一個夜晚，突然變成為“大陰謀家、大野心家”，鄧小平由“死不改悔的走資派”變成為“社會主義的總設計師”等等現象，都是“說不清的革命”問題在“說”上之反映，就這樣，毛在臨死的時候還強調“說清楚”……。

在蔣介石那裡，革命既然出現了“封建主義”的現象，但是這樣的現象在一個法制的進程中存在的情形，又意味着改進的可能，而改進的事情在是“法律的”而非“精神的”過程中展開的話，一種法律上的進步的指數就可以讀得出來；對比地看，在毛澤東式的革命中，被實際上排除了的“法律因素”，在蔣介石的革命的“保守”中倒紮下了根基。這如果不是出於“人意”的話，那麼可以說是“老天爺”對於革命的失敗者的補償。

四、詩人與軍人

其實，毛、蔣二位都是軍人，但是毛是一個特殊的軍人，他雖然留下了許多穿着軍裝的照片，天啦，那種軍裝和普通戰士穿的一模一樣的，都是粗製濫造的用土布質料製作的劣式服裝，腰上雖然也繫着腰帶，但是那上面從來沒有掛槍，胸前也沒有掛望遠鏡之類的東西，所有這一切，證明了了毛對刀槍之類的東西缺乏愛好，這和蔣介石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蔣介石一生的戎裝像倒是不少，在這些相片上，他同世界上的那些軍事上的風雲人物是屬於一個類別的，戎裝上的肩章板直挺硬，寶劍閃閃發光，手槍精緻玲瓏，臉上也是一種桀驁不遜的表情。毛不是這樣，他雖然同蔣介石都是戰爭的產兒，但是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單純地定位在軍人的行列內。據說在50年代解放軍搞軍銜制的時候，有人提議他當大元帥，並且特意為他製作了一領大元帥服，可是，連毛的身都沒有沾過，它就被陳放到歷史博物館去了。

毛澤東是用寫詩的方式從事革命的，因此它追求中的革命是一個浪漫主義的載體，和蔣介石的那種堅持革命的“軍政”的僵死的方式是根本不同的。正因為這樣，他倒是在革命戰爭中成功地變成了一個“革命的思想家、理論家”，而不是象蔣介石那樣地作一個完美的“革命軍人”。如果毛的這種革命的浪漫主義的種子種了“中國農民”和“中國知識青年”這樣的“土壤”里，那麼，毛憑着他那同那一張“下半部像農民的面孔”贏得了農民的認同，“上半部像知識分子”（特里爾語）的面孔贏得了知識青年的信任，就是他打敗蔣介石一種本錢。

無論怎麼說，和蔣介石比較起，毛可以說多了一個“思想”，雖然他們倆在大動亂時代是中國“政黨-軍事”力量的代表人物。如果說戰爭對於它的最高指揮者來說，輸與贏是最後的裁判，那麼戰爭時代的這倆位“最高統帥”就已經決出了雌雄。我作為一個長期研究毛的人倒是發現，毛個人並沒有對自己戰勝蔣介石一事作出過分高的評價，在那個著名的死前“政治交底”中，毛用着遺憾的口氣說，“把他（蔣介石）趕到一群海島上去了”，沒有把這樣的一件事象共產黨官方宣傳那樣的定義為革命，如果說在這個“政治交底”中，毛沒有“關”上國民黨回大陸的“門”的話，那麼，2005年4月26日國民黨主席連戰的“和平之旅”就好象有一條不可見的歷史線索存在於前的。在毛澤東那裡，政治就是詩，因此在毛活着的時候，戰爭年代所有的“風雨同舟”（包括周恩來）沒有一個人能夠跟得上他的“革命步伐”，那是有道理的，問題是他那種“革命”（樂意的話可以叫“毛式革命”）事實就不存在“步伐”，那是一種莊子式的“出入六合”、遨遊宇宙的東西，誰也跟不上趟子。

正因為如此，毛事實上留下了一個“革命的精神”，而蔣介石留下了一種“革命的制度”。前者因為是詩，所以理所當然的後繼無人；後者因為是制度，就有了操作上的可能性。由此而引出的結果是：共產黨在否定了毛的詩之後，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一個“不革命”的黨，而國民黨卻在堅持制度時尋找到了變化的空間，並且不失時機地調整了政策，還政與民。

詩的最高境界是“出神入化”，因此當毛的“詩”在被共產黨“否定”之後，它卻在中國社會的最底層群眾中成了“神”，對現實不滿的被剝奪群體和邊緣化團體，就理所當然地不時地用想象來追憶前毛澤東時代，以至在毛的出生地上演了在烏煙瘴氣中“愚民”跪拜毛塑像的喜劇。這個現象雖然表明了部分民眾“懷念”毛，但終究是一種迷信，也就是說毛只是在“迷信”的意義上才維繫着和中國社會的最低層人的關係；而蔣介石呢？他在自己所留下的制度“勝利”的時候，和歷史上的人物一樣，自己的歷史身影被制度的光彩給遮蓋了，在沒有民眾性懷念中，享受着天堂的安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寧作蔣介石的“人”，不做毛澤東的“神”！

五、對兩岸關係的不同心態和不同估計

蔣介石把“反攻大陸”放在心上，毛澤東把“解放台灣”掛在嘴上——這就是這裡倆位同時代的政治上的大人物的不同之點。這也難怪，對於蔣介石而言，失去大陸是他的一塊致命的心病，因此“反攻大陸”的事情放在他那裡帶着刻骨銘心的性質，不用說這和那個時代的中國 老人不忘祖墳，一定要死在故鄉的觀念和心理是一致的。因此我們可以說蔣介石“反攻大陸”的計劃本質上是“愚蠢的”，不切實際的，是不會招徠反對意見的。所以，他對於而後的“台灣獨立”有着多少思考，做沒有做出估計，我就知道的不多了。但是從2006年6月28日“博訊”網上爆出的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國光計劃”分析，他只是在死前的4年才取消了這個紙上談兵的“計劃”，也正因為有這個“計劃”，中國在兩岸分治的情況下卻至少維繫着精神上和觀念上的“統一”，就從這一點講，2003年10舉行的一個名叫“兩岸最高領導評比學術會”把蔣介石評為“國際政治大魔術師”是有道理的。

毛澤東一生都把“解放台灣”掛在嘴上，以至於連他身邊的那幾位最左的人也誤以為他真的要收復台灣，於是他們就在毛的耳邊“嘰嘰喳喳”，要求毛在死前收復台灣，殊不知這些平時靠揣摩毛的心意上爬的傢伙們根本就不知道毛對自己收復不了台灣的事情認識得比誰都清楚，但是一個掛在了嘴上的“解放台灣”卻收到了同蔣介石的“反攻大陸”計劃異曲同工的效果——這就是那個時代的中國問題，這樣的問題在他們倆個身上就是這樣的非常“一致”地表現出來了，儘管表現所採取的方式和方法是完全敵對的。

我手裡沒有更多的資料可以說明蔣介石對未來的台灣的看法和預測，但是，我在已經掌握的材料中，知道了他是對此問題有着一種固執的看法，因此這樣的看法是不可能解釋他身後發生的變化，相對比地看，毛的看法就很放鬆，在放鬆中不時地釋放出一寫幽默情緒。1965年，他在接見埃得加-斯諾時說：“由於中國的年輕人還沒有經歷過我們這一代人的革命，他們可能與帝國主義講和，讓蔣介石集團的殘餘分子回到大陸。”2005年台灣的“三旅”（國民黨的“和平之旅”，親民黨的“希望之旅”，新黨的“民族之旅”）就為毛的話，作了腳註。把這一點同毛的臨終“政治交底”中所說的台灣問題“沒有完”，“交給下一代”的話結合起來分析，毛對兩岸未來關係做了個“天知道”的判斷就非常突出地表現了毛的風格和水平。眾所周知，毛在評價自己的一生之所作所為時，提出了著名的“兩件事”說（趕跑蔣介石和開展文化大革命）。就依這“兩件事”而論，毛說“沒有完”，這就表明了他自己是“半個事件”中的“半個人”，而蔣介石卻好象是一個失敗事件中的“半個成功的人”。20世紀30年代中國雖然產生了毛和蔣這個兩位風雲人物，但是這時國際舞台上主宰風雲變化的國家中，沒有中國，因此，風雲人物都沒有避免落到平地的命運，就不是一種完全意義上的個人問題了。

六、毛和蔣所攜帶政治價值之分析

如果我們用陳雲的“毛主席是人不是神”的話去評論毛和蔣這個兩位人物，把他倆當成一般意義上的人，用分析一個具體人的方式去分析他們，那麼我們是發現不了他們的意義的。我的看法是這樣，他們雖然是“人”（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但是他們卻攜帶着一些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攜帶的意義和價值，而被攜帶的東西真正的不是屬於“人”的，因此，如果我們對於歷史人物作出簡單的人和神的兩種分類，那麼，我們是抓不到這種意義的。

因此，我認為毛和蔣這個兩位人物所連帶着的那種價值是普通人沒有的，因此，我們在運用科學的方法分析和批評他們時，就不可能採用現在許多人所說的“還原”的方式，把他們“還原”為“人”，並且剝奪他們所攜帶的“非人價值”。我不贊成這的方法，他們是歷史人物，歷史若不存在“還原”的問題時，也就不存在“歷史人物的還原”問題，我到是看出他們曾經攜帶着的價值是中國作為一個民族國家的價值。在蔣介石的時代，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結束了從1840年之後的那種“屈辱”歷史，雖然沒有出現一個法律上的正式的不平等條約的“改正”，但是蔣介石作中國代表出席了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一事使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擠進了名義上的“四強”之列，但是這個時候的真實狀況是中國作為一個新興的民族國家卻在內部正遭受着一種深刻的不可避免的災難，因此她的內部是“虛弱”的。這樣以來，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國家就事實上分成了兩段：第一段是她的國家“外殼”已經得到了世界的承認；第二階段是她還得贏得國內人民的認可。說蔣介石是一個“國際政治大魔術師”的話很有道理，也在於在沒有獲得國內人民認可的情況下，他所代表的國家卻獲得了世界的承認，本身“虛弱”的她還批了一張“強大”的“外衣”。

但是，“強大”這東西如果是不符合40年代中國的真實情況的話，那么正處在災難年代的國家認同就剩下傳統的“戰爭”這一個渠道了。因此抗日戰爭結束後，雖然出現了美國政府誠心誠意地調解，但是調節以失敗而告終。中國的傳統、風俗、文化以及人民有關國家和政治的知識水平等等因素都決定了當時國家認同過程中的非軍事方式的失敗，於是，戰爭——這個使民族國家解體的因素在此又變成了使她一體化的唯一的方式了。於是就出現了我說的第二個階段，那就是毛澤東後來代表的階段了。當大陸的共產黨政權因着時代的要求事實上給共產黨政權已經套上了民族國家的這個主要形象的時刻，一個事實上分治的國家在一個國家觀念和國家意識的內在的“統一”中，就獲得了一個“統一”的假象，而“假象”上就印着毛澤東的頭像。這樣蔣介石——一個被趕到“島”上的人的就只好向隅而泣的了。因此在我寫作這一篇文章時，雖然有人說“還原蔣介石，辨識新中國”的話，但是我以為這個“新中國”永遠都與蔣介石無緣了，原因是台灣都已經在“扔”他了，被“扔”了出去的他，若要是重新會到“大陸”就好象是一個“海峽奇談”。

這就是，說蔣介石和毛澤東雖然是敵人，但是，他們倆卻在為中國——這個民族國家的建設先後作出了一個人可能作出的最大“貢獻”。因此，如果說民族國家是一個持續不斷地建設過程的話，那麼作為民族國家的一段歷史，毛和蔣介石好象是可以平分秋色的。

七、國際舞台上的毛和蔣

蔣介石的一生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是他在20世紀的意識形態的戰鬥中，站到了民主陣營的一邊，因此他即使在死的那一刻沒有把台灣領上民主之路，但是民主的“牌子”的確是給“立”了起來，所以，即使今天的台灣人把他看成是一個獨裁者，但是在他傳下來的班中的某一個站上，總是現實了政治權力的民主化。就這樣的意義分析，他的獨裁統治是有條件的，也是有空擋的，而不是絕對的。所有這些和他站在一個國際的民主陣營中的行為有着直接的關係。但是非常遺憾，國際社會對政治人物的評判是以此人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成功與失敗為標準判斷的，因此，當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替代後，他就退到“地區”政治領導人物的那一級了。就這一點而言，他的確是輸給了毛澤東。

聯繫上面我說過的話，在40年代中葉，當身穿戎裝的蔣介石變成為世界人所注目的人物時，他為不爭氣的中國爭了一口氣，但是當共產黨在大陸建立了政權後，他的在國際上的地位就不可避免地發生動搖，也就在這個動搖之際，毛澤東的地位也跟着上升了。於蔣介石不同，上升時期的毛不止是作為一個現成的民族國家領導人，而是要追求“世界政治領袖人物”的那個更高的“級別”。毛事實上也作到了這一點，以至於《60年代》一書的美國作者宣稱：60年代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插邊全世界的時代”。和許多華而不實的時代一樣，這個毛澤東時代雖然曇花一現，但是它作為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特殊的時代是會被永遠記載着的。

和呆版的蔣介石不同，毛在充當“世界革命領袖的”美夢破產後，不久就籌劃着要在他的中南海書房和“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頭號頭子”——美國總統——握手言和。1972年2月21日下午，毛握住尼克松總統的手說：“我是世界上頭號共產黨人，你是世界上頭號反共分子，歷史把我們帶到一起來了。”面對着這個特殊的中國人物，尼克松總統用中國人的話恭維他：“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改變了世界”。毛謙虛地說：“我沒有改變世界，只是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瞧！這就是國際舞台上的毛澤東，隨着他和總統的談話，冷戰時代事實上已經開始結束了……。就在此時，被美國人撇在了一邊的蔣介石也只好忍氣吞聲地瞧着這一切，這時他如果回憶起他在開羅會議上的風光，那才是絕妙的諷刺呢？歷史對失敗有時候就這樣的冷酷無情！

1975年蔣介石去世，出現了台北市民跪街哭泣的場面。1976年毛澤東逝世，大陸的許多小學生手拉手哭泣，如喪考妣。於是在生的時候沒有平等的這一對冤家，在死的意義上卻實現了平等。

結束語

在目前的中國，蔣介石這個名字好象是一片正在潛移默化地中與台灣土地連成一體的樹葉，而“毛澤東——這個名字”用賈悲文的最近的話說：“終於成為近10年來利益受到巨大傷害群體與極右政權抵抗的合法化下的話語權”，他好象和《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幽靈”一樣地在大陸“徘徊”。因此雖然有《毛澤東的私生活》、《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之類專門“揭黑”的書之流通，但是它不過是公共“話語權”上的一個“陰暗”的話柄而已。哦，一句話，毛澤東好象並沒有完全地“過時”！

2006-9-27 _(博訊記者：武振榮) [博訊首發,歡迎轉載，請註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