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恥辱連在一起的廬山別墅

和恥辱連在一起的廬山別墅
賀偉
是天意不是巧合？廬山之大，容得下萬棟別墅，林彪、汪精衛的別墅偏偏緊挨在一起，還共一個大院。他倆都是“副統帥”，又都因搶班奪權不成，而忿然叛黨叛國。要說有什麼不同，汪精衛的怨氣要更大一些，資歷比蔣介石深得多，職務他曾比蔣介石高得多，影響他曾比蔣介石大得多。1910年，27歲的汪精衛奮不顧身行刺清朝攝政王載灃，舉國震動；他因行刺失敗被捕在獄中作的詩：“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民間爭相傳誦，人人仰慕英雄。而此時，22歲的蔣介石，只是日本“振武學校”的學生。
1925年7月1日，汪精衛被推舉為廣東國民政府主席，緊接着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1926年1月又被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成為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的最高領導人。而此時的蔣介石只是軍事委員會的八名委員之一，黨、政方面沒有任何職務。但蔣介石七搞八搞，沒幾年就搞到汪精衛前頭去了。汪精衛的心裡自然是極不舒服，意氣風發的神采也減了幾分。
汪精衛1932年在廬山購買別墅時，不知是否受到政治上失意的情緒的影響，他好象無心也無意去精心挑選，只有隨意地買了一棟。這棟別墅原為89號，現為中五路303號，是德國女傳教士艾斯瓦爾特1897年所建。這棟別墅實在是樸素得可以，原為石構一層，整棟別墅如同一個方方正正的正方體，牆壁為亂石砌築，無敞開式外廊和陽台，只在大門處有一個小小的敞式門廳。窗子很大，也是方方正正的，只用長條石裝飾了一下窗額和窗框，玻璃上無任何裝飾的木條。解放後，在此棟別墅上又加了一層，牆體為青磚所砌，明顯的與一層石牆不協調，惟一可取的是在正門上方的右端留出了一個寬敞的涼台，使別墅的味道濃了一些。
汪精衛雖然與蔣介石有矛盾，但在積極反共和消極抗日上是一致的。尤其是汪精衛在日本留學多年，對日本深有好感，是國民黨中親日派的首領。汪精衛在這棟別墅里的活動主要也是與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甚至阻撓、破壞他人抗日相關連。1933年在廬山最後商定、並授權何應欽與侵華日軍簽定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汪精衛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1933年7月28日，汪精衛和蔣介石還在廬山發出“儉”電，對自發組織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任總司令的馮玉祥提出四項最後通牒式的意見，迫使同盟軍遭到失敗。1934年8月中旬，汪精衛在廬山與蔣介石、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黃郛密商華北局勢，決定與日軍談判和東三省通郵事宜，造成對偽“滿州國”的“既成事實”的默認。
1936年廬山的這棟汪氏別墅大門緊閉，汪精衛出國治槍傷去了。當年刺殺逆潮流而動的清大臣的勇士，今時因自己逆潮流而動成為了勇士刺殺的對象。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六中全會開幕，正當中央委員們集中攝影時，晨光通訊社記者孫風鳴突然從大衣口袋掏出左輪手槍，向第一排正中的汪精衛連開三槍，槍槍擊中。汪精衛當即被送往醫院搶救，取出兩顆子彈，還有一顆嵌進脊柱骨無法取出，正是這顆子彈幾年後發作要了他的性命。
1936年底，“西安事變”爆發，正在歐州養病的汪精衛迅速回國，與掌握兵權的親日的何應欽商量，以“討逆”為名，派大批飛機轟炸西安，後因遭到孔祥熙、宋子文、宋美齡的堅決反對，才沒有狂炸西安城區。“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汪精衛重掌帥印的願望落了空。
1937年夏季，汪精衛又住進了廬山的這棟別墅，他的心情更加複雜和鬱悶。他清楚地感覺到，“西安事變”之後，迫於全國人民和各黨各派的壓力，蔣介石抗日決心已日益堅定，與共產黨的二次合作談判還是有誠意的，他和親日派們想阻撓抗日高潮的到來是很難的了；而蔣介石因為順應潮流抗日，威望大為提高，想扳倒他也幾無可能，自己還是只能當受氣的老二。這段時間，頻繁進入汪精衛別墅的有行政院秘書長曾仲鳴及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等人。他們經常討論抗日和反共那個更重要，以中國人之力、物力、財力能否與日本抗衡？抗日會不會給中國帶來更大的災難？汪精衛雖然表面擁護抗日，可心裡卻一直在猶豫彷徨，並最終於1938年12月18日與陳璧君、曾仲鳴乘飛機離開重慶到昆明又到越南河內，公開叛國投敵，陳公博、周佛海等也相繼叛國投敵。1940年3月，汪精衛在南京成立偽政府，終於實現了重當第一把手的心願。
當了大漢奸的汪精衛被永遠釘在了恥辱柱上，而汪精衛在廬山的這棟別墅也無奈地和恥辱連在了一起。
1969年秋，有關部門在廬山為“副統帥”林彪建行宮，地址選來選取去，偏偏看中了汪精衛別墅旁的一塊地皮，將一棟老別墅拆掉，在原址上建起林彪別墅。1970年8月20日，上廬山參加中共中央九屆二次全會的林彪、葉群興致勃勃地住進了這棟別墅，但當他們9月7日離開這棟別墅下廬山時，卻是垂頭喪氣、心事重重。一年後，林彪永遠地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
這兩棟別墅緊挨着立在一起，向後人講述着並不如煙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