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敗分子的幾種典型心理
[1644] 　(2006-09-28)

　　最近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了反腐敗的力度，包括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一些高官被相繼查處。關於腐敗行為產生的原因，不少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進行了分析，提出了種種觀點。比如，“公共權利派生說”、“經濟尋租理論”、“成本——收益理論”等。筆者認為，腐敗現象產生的眾多原因中，社會文化心理因素往往是最深刻、最深遠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視的。腐敗分子走上腐敗的不歸路，有幾種典型心理不容忽視。

　　1、不要白不要的貪婪心理。

　　這是腐敗現象產生的最普遍的原因。儘管中國曆朝歷代的政府都褒揚不貪小利的傳統，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等。但投機取巧、愛貪小便宜、斤斤計較一直是我們民族的劣根性之一。這類例子生活中舉不勝舉。古人當官“一人升天，仙及雞犬”。現在掌握一定權力的領導人員，往往也會利用手中的權力為自己或家人謀得或多或少的利益。“不要白不要”，“有權不用過期作廢”，貪集體的，損公肥私，不但不為恥，反而引以為榮，成為許多人展示自己“能耐”的資本。許多人走上領導崗位後，往往都會不知不覺中多吃多占，用手中的權力謀點小利，或是幫子女上個好學校、找個好工作，或是幫朋友接個項目，總之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當整個社會環境都默認這種貪婪心理時，無論是社會還是個人，都沒有嚴格的守法觀念，沒有明確的是非觀念。利用職務便利占點小利，辦點小事，這已成為大家都默認的人之常情了。領導幹部往往開始的時候還會提醒自己不能越過一定的紅線。久而久之，隨着權力的增長，界定“小利”、“小事”的標準也會越來越寬，這個紅線就會越來越遠，觸犯了黨紀國法還恍然不知。

　　2、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從眾心理。

　　這往往是許多領導幹部掙脫不了的怪圈。“出污泥而不染”一直是中國傳統文人和政客苦苦追求的境界。越是追求這種境界，越從另一個側面折射出中國曆朝歷代政治生態的複雜和，政治人物在其中往往很難做到獨善其身。在政界就沒有獨立人格，古今中外都是如此，中國可能更嚴重些。當政治生態環境惡化時，政治人物即便自己主觀上沒有腐敗的願望，客觀上也難以避免身陷其中。比如，慕隋新剛到瀋陽上任時，也想着要廉潔自律，不收禮，尤其是不收現金。但一段時間過後，他發現自己被孤立於瀋陽政治生活圈子之外。拒不收禮，被送禮的人認為是不信任他們，與他們不貼心，因此他就無法融入當地政治生活圈。作為一名外派的幹部，不能融入當地的政治生活圈，就意味着在當地站不住腳，被孤立在外，成為當地政壇的另類，成了孤家寡人。

　　一個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本領就是要融入所處的政治生活圈，無論是通過什麼形式。否則，就相當於政治生命的死亡。而這種融入的方式，在不同時期，不同地區，不同環境，各有不同。在戰爭年代，可能是個人的驍勇善戰獲得擁戴；在健康的政治生態中，可能是個人的聰明能幹享有威信；在惡劣的政治生態中，則可能是個人手段高明足以服眾。這種手段不以道德標準評判，而以強力標準衡量。同流合污者往往比潔身自好者更易獲得信任，更容易生存其中。

　　這種被迫的從眾心理，在當前形勢下，成為導致領導幹部腐敗的發人深思的原因。這種腐敗原因，往往沒有受到有關部門的應有重視，當然，也許是不願正視。領導幹部沒有獨立人格，一些人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中被迫隨波逐流，他們的腐敗行為，多少有些令人感慨。

　　3、為情所困的仁義心理。

　　中國擁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在長期歷史中形成的中華文化傳統，也存在一些糟粕，而且即便是一些被認為優秀文化的成份，在一定的環境下，也可能成為消極的東西。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推崇“禮”和“仁”，重人治而輕法治，重血緣、講親情等，是我們社會生活的傳統，也是幾千年政治生活的傳統。這些觀念仍然深刻影響着今天的中國社會生活，進而成為影響中國現實政治環境的重要因素。

　　領導幹部作為社會的成員，不可避免地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在政治活動中，常常“為情所困”，因為親屬朋友的原因而犯事。從揭露的腐敗案件看，許多腐敗的領導幹部最初並不是有意識地進行腐敗活動，許多人甚至對腐敗行為十分牴觸，但在一次次的親情、友情考驗面前，退卻了。許多人礙於親戚或朋友的情面，為他們開了方便之門，知道違反了紀律，認為是人之常情，對上對下都能說得過去。成克傑在案發以後，並沒有意識到所犯罪行的嚴重性，仍然認為給朋友介紹工程，要塊地，搞開發或做生意，不違反原則。

　　親情，友情，恩情，還有男女之情，使領導幹部在運用權力時對法律、紀律的要求淡忘了，對自己腐敗行為後果的認識模糊了，跟着感覺走，跟着感情走，一步步走向了腐敗的深淵。講究情義的傳統文化，在社會生活中是美德，但當這種社會生活的準則用於政治生活中時，往往就發生了質的變化。一大批領導幹部就是在兒女情長、哥們義氣面前倒下。

　　4、所得少於付出的失衡心理。

　　中國傳統文化推崇個人對國家社會的無私奉獻，要求官員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新中國成立以來，更是把各級領導幹部界定為人民的公僕。糟糕的公僕定位，要求領導幹部必須講奉獻，不講索取，沒有給予他們應有的待遇，造成心理失衡。

　　這種定位，用聖人的標準要求凡人，用理想的標準衡量現實，不符合人的本能，不尊重人性的需要。改革開放以前，社會以政治為主導，領導幹部有政治上的優越感。同時，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不高，領導幹部的收入比其他社會成員相對穩定。因此，領導幹部隊伍在心態上還比較滿足。改革開放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社會的價值取向趨向於以經濟地位為主導。隨着經濟的發展，社會各階層的地位也隨之發生了很大變化。各級領導幹部的社會地位相對於以往下降了，他們的經濟待遇在社會中的相對地位也下降了。按照目前的工資標準，許多領導幹部的生活水平只能在社會的中下水平，這與他們的能力和擔負的責任相去甚遠。領導幹部，特別是能力強、貢獻大的領導幹部，心理上的失衡感無處不在。以雲南紅塔的諸時健為代表的“59歲現象”背後，折射出這一代領導幹部命運的悲哀。

　　領導幹部是社會的管理者，掌握着權力。有心理上的失衡，就有得到補償的動機。掌握着權力，就有補償的現實條件。改革開放以來，隨着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級領導幹部能夠支配的資源比原來更加豐富，左右資源分配的機會也更多。因此，權錢交易盛行，權力尋租有了市場。

　　5、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

　　上述四類心理是腐敗行為產生的動機和誘因，而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則使腐敗分子敢於將腐敗動機變成腐敗行為。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沒有法治的傳統，處處都是人治的影子。法治社會按法律、按規矩辦事，有共同的標準；人治社會講關係、講人情，法外開恩的事太多。因此，法不責眾的心理在社會上很有市場。有違法行為不必然導致有相應後果，只要大家都這麼做就不怕，人情高於法律。

　　腐敗分子法不責眾的僥倖心理有多種表現形式。比如，有的認為比自己更腐敗的人還很多，查處不到自己，頂風犯法，鋌而走險；有的認為案件涉及的人數多，查處起來影響的面太大，不會查處；有的自認為上面有人罩着，執紀執法機關會礙於面子，不敢查處。

　　事實上，目前在幹部管理中的一些做法也的確讓這些僥倖心理有存在的空間。比如，查處案件時，如果涉及人數眾多，往往會抓住主要的，其他人員要求主動交代就從輕處理或不處理，給這些腐敗分子以投機的機會。同時，每一個案件的查處，基本上都要向主管領導報告，並獲得同意，否則就很難查處，不少案件因為這種原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龍北峰

《聯合早報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