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漢與魯迅的文字恩怨zt

　　魯迅與田漢交往的最早記載，見於1927年11月23日的《魯迅日記》：“晚得田漢信，夜復。”當時的田漢正在籌備上海藝術大學12月17日到22日的“藝術魚龍會”，魯迅正在與創造社的鄭伯奇和太陽社的蔣光慈等人商談合作事宜，田漢來信大概是為了向魯迅募捐並預約看戲。
　　魯迅與田漢的第一次見面，是1930年2月13日。兩個人分別應中國共產黨地下黨組織的邀請，出席在上海漢口路“聖公會”秘密舉行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成立大會。15日又在《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宣言》上簽寫了各自的名字。1929年3月2日，在同樣由中共人士牽頭組織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上，魯迅與田漢、夏衍、錢杏屯阝、洪靈菲、馮乃超、鄭伯奇一同被選舉為常務委員。此後，魯迅與田漢之間便有了較為頻繁的接觸。
　　作為“左聯”精神領袖的魯迅與在影劇界以老大自居的田漢，對於“左聯”所參與組織的遊行示威活動都不太配合。據夏衍回憶，田漢與蔣光慈“因為很少參加飛行集會而不止一次受過批評，乃至公開警告”，“有一次在南京路示威，田漢從外灘雇了一輛黃包車從東向西，經過日升樓（示威的中心地點）被人發現了，認為他膽小，不敢上街，支部決定由孟超去警告，後來孟超說，結果是吵了一陣，因為田漢不承認這是犯了錯誤”。
　　對於魯迅，田漢與潘漢年、周揚等人一樣，並不總是表示出友好的態度。早在1930年4月，也就是田漢與魯迅剛剛第一次見面並雙雙加入“左聯”不久，田漢在《田漢戲曲集·第五集自序》中介紹自己的學生時，就通過借題發揮表現出對於魯迅的挑釁和調侃：“他們至今有許多廢去姓的。如廖作新君之名左明，張惠靈君之名無蹤，謝岳章君之名白珂，這並不像周樹人先生之名魯迅一樣是一種風流儒雅的筆名而都是出於對舊家庭的不滿，乃至深惡痛絕的。”

　　魯迅對於小自己17歲的田漢既有過幫忙的經歷也有過不夠客氣的時候。南國社被查封后，轉入地下的田漢曾經於1930年10月4日致信魯迅請求幫助，魯迅日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記載：“得田漢信並致鄭振鐸信及譯稿。……夜蔣徑三來，即以田漢信並譯稿托其轉交鄭振鐸。”另據夏衍回憶，有一次內山完造在一家閩菜館歡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領袖人物藤森成吉，魯迅、茅盾、田漢、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漢一個人對藤森成吉大談自己與日本唯美主義“惡魔”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的交情，引起魯迅的反感，魯迅對夏衍低聲說一句“看來，又要唱戲了”，就起身退席，給田漢一個很大的難堪。
　　在1934年《社會月報》8月號上，刊登有魯迅的《答曹聚仁先生信》，另外還連載有楊屯阝人的長篇報告文學《赤區歸來記》，從而引出署名“紹伯”的《調和——讀〈社會月報〉八月號》一文，在1934年8月31日上海《大晚報》副刊《火炬》發表。這篇奇文一上來就搶占“不肯調和”的絕對天理制高點，說是“‘中國人是善於調和的民族’——這話我從前還不大相信，因為那時我年紀還輕，閱歷不到，我自己是不大肯調和的，我就以為別人也和我一樣的不肯調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