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
[摘要] 隨着20世紀90年代“冷戰”狀態的緩解或質變，也隨着中國內部政治戰略的再度調整，西方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現了明顯轉向。在總體趨勢方面可概括為：從“意識形態批判”走向“學術理路分析”；從“區域性政策研究”走向“理論體系內的評價”；從“單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論多元化”三大趨向。西方學者的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對國內同一研究領域具有借鑑意義。
[關鍵詞] 毛澤東；毛澤東思想；西方毛澤東研究；中國政治
隨着20世紀90年代“冷戰”狀態的緩解或質變，也隨着中國內部政治戰略的再度調整，西方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也出現了明顯的轉向，形成了某種不同於前此各研究階段的新趨向。本文憑據目前所知的一些資料，對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現狀、特別是美國學術界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工作，做一概覽性描述。 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於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動態，在問題意識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為國內同一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對於促進國內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事業，具有一定的批判和借鑑意義。
一、從“意識形態論辯”走向“學術理路分析”
綜觀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整體狀況，其總體特徵充滿了“冷戰思維”的色彩。儘管我們不能排除其中保留着相當嚴格的學術化表達形式，也可以把西方毛澤東研究專家劃分為“政治派”和“學院派”，但即使是“學院派”的純粹學術探討，也流露出相當的意識形態爭論的意味。
隨着90年代“冷戰”狀態的緩解或質變，也隨着中國內部政治戰略的再度調整，在西方學術界，“毛澤東”的政治符號形象進一步弱化。雖然學術市場中習慣性“左”、“中”、“右”的態度劃分仍然存在，而且還看不出有緩和的跡象，但各方的分析範式（Paradigm）則都在發生變化。
1989年由麥克法考爾（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和吳（Eugene Wu）主編，高德曼（Merle Goldman）和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等著名資深學者參加的《毛主席的秘密講話：從“百花運動”到“大躍進”》一書，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分為“導論”和“文獻”兩個部分，前一部分由麥克法考爾、史華慈、格德曼、吳和奇克五位學者分別撰寫的導讀性論文組成；後一部分則由毛澤東1957年到1958年間的19篇講話組成，其中“百花運動”時期的講話14篇，“大躍進” 時期的講話5篇。應當說，這些導讀報告，顯示出了歷史文獻分析和文本解釋方法的很高境界，也反映了西方毛澤東研究主流學派的方法論風貌。其中，史華慈教授的論文最具代表性。作為美國“中國問題”的資深權威，史華慈首先對史料的背景、真偽和價值進行了細緻的勘定，然後再從文獻的脈絡中梳理出毛澤東晚年思想中體現出來的“整體救贖”（Total Redemption）與“全面挫折”（Utter Frustration）之間的複雜關係。他認為，毛澤東晚年處於中國內部、中外關係、理想與現實、黨內與黨外多層交叉的複雜背景之中，其思想也包含着諸多相互聯繫，又相互矛盾的基本要素，因而不能用簡單“二分法”的武斷方式予以評說。可以說，這篇文章是運用費正清學派歷史主義方法論的經典之作。
1994年，為紀念毛澤東100周年誕辰，英國《中國季刊》推出了“毛澤東百年”專欄，由西方毛澤東研究的領銜學者、英國倫敦大學亞非研究院的施拉姆（Stuart R. Schram）主持，發表了兩篇綜述性和兩篇評論性論文。施拉姆的《毛澤東百年：一個統治者的遺產》之長文，分別從“毛澤東及其成長”、“奪取政權和其結果”、“走向‘中國式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從農村烏托邦思想到‘階級鬥爭’地獄”、“毛澤東在中國歷史中地位”和“結論”七部分組成。這些內容既是他個人關於毛澤東政治思想研究的重新表述，也代表了西方毛澤東研究的主流意識。在方法論角度上，仍然堅持“歷史敘述 + 政治評論”的傳統評價模式和論說風格。
與其它學者不同的是，現執教於耶魯大學的著名學者邁斯納（Maurice Meisener）,在風雲變幻的學術潮流中，數十年如一日，始終忠實於自己的學術立場，拒絕與“時髦”的流行觀念認同，仍然持續着自己的研究思路，展開對“後毛澤東主義”的研究。邁斯納堅持認為，以往學術界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存在誤解和偏見，這在很大程度上與西方主流意識形態話語和中國人求強求富的急切心態有關。他指出：“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之一，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台上主要後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如果不去正確地評價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後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的驚人成就，就不可能理解毛澤東時代遺留給鄧小平時代的經濟問題。實際上，毛澤東發展策略的主要問題和不足中的大部分都是高速工業化的副產品，如果不正確評價這個基本的經濟事實，就無法理解在毛澤東之後時期占支配地位的改革”。在《鄧小平時代：對中國社會主義命運的探詢（1978-1994）》一書中，邁斯納以其富有邏輯魅力的語言風格寫道：“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長地提出了關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目標和手段的重要問題。…… 世界歷史上再沒有別的時候將由革命者到統治者的轉變帶來的後果如此清晰地暴露出來 …… 也很少有對不平等、精英主義、等級主義、官僚主義的根源進行如此深刻的追究。 勿庸贅言，這種與社會主流思潮明顯異調的觀點，恰恰反映出作者學術獨立的鮮明品格,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一家之言。
相對以上各種對毛澤東的學術評價而言，1997年由中青年學者、美國杜克大學的德里克（Arif Dirlik）以及哈里（Paul Healy）、奈特（Nick Knight）主編的《毛澤東思想的批評性透視》 一書，是90年代西方“新左派”毛澤東思想研究者的標誌性學術專着。該書第一部分是“導論：毛澤東思想與核心學術成就”；第二部分是“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第三部分是“全球馬克思主義視野下的毛澤東思想”。從該書收入的論文內容看，涉及許多前沿性的社會政治理論問題，如全球化、現代性與後現代主義、女性主義、新政治經濟學、阿爾都塞的文化遺產、政治運動與社會變遷、斯大林主義影響、毛主義的東方話語和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毛主義版本分析等一系列專題。該書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前西方毛澤東研究在主題、框架和論域的新方向，具有相當的理論深度。
這裡，我們僅就該書中德里克關於“現代性”脈絡下的“毛主義”之性質的分析，做一框架性介紹。儘管這一派別的觀點並不能代表當前西方毛澤東研究界問題意識和方法論特徵的全部傾向，但卻足以展示其超越意識形態而趨向學理探討的基本特徵。
德里克指出，馬克思的深刻之處就在於發現了一個巨大悖論，這就是：資本主義之所以必然走向窮途末路，不是由於它的失敗，而恰恰是由於它的成功。換言之，正是資本主義所召喚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奠定了其自身滅亡的基礎。然而，馬克思的解決方案則是，“現代性的創傷”只能“通過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現代性”來治癒。這個“更加充分、更加深刻的現代性”載體，就是現代無產階級，只有他們才能從現代性中獲得更加豐富的“解放”可能性。但是，“一方面，我們看到了科學和科學思維的巨大創造力，這種創造力植根於批判理性和堅信為改善自身狀況人類能夠理解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啟蒙運動的信念之中，並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技術和社會技術得到實現。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隱含在這種創造力之中的毀滅性。這種創造力在其對世界的征服中摧毀着人類生存的條件，破壞了那些賦予人類生存以穩定性和可靠性的社會關係；它把人性從大自然中解放出來，卻又把它關進了一個由工廠、貧民窟、混凝土叢林以及理性化國家的官僚主義迷宮所構成的‘鐵籠’之中”。正如德里克評論伯曼現代性理論時所說：“當伯曼把馬克思請到20世紀末葉來的時候，現代主義並不是‘解決現代生活矛盾的一個出路，而是一條進入這些矛盾之中去的更可靠、更深刻的途徑’”。所以，克服這種巨大矛盾的衝動就必然是“使已被現代化變成歷史客體的眾生回歸其歷史主體的地位”。
德里克指出，在這樣的維度上考慮問題，毛澤東與馬克思面臨的是同一個問題。“毛試圖探索解決中國社會的矛盾，而這一探索本身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毛澤東把矛盾當作革命生命力的象徵，對它做了熱情的頌揚，認為矛盾之間無限制的相互作用是使革命向無盡未來前進的一個條件；另一方面，他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構造矛盾，並引導這些矛盾趨向未來，即一個根據他自己的革命理想提出來的未來。這樣做的前提是，毛澤東相信他自己有能力說明什麼是解決矛盾的‘正確答案’。在現實實踐中，矛盾之間的自由相互作用則採取了社會試驗的形式，在這場試驗中，毛既是解釋家又是試驗家。中國社會則是他試驗的對象。所以，毛澤東的期望是極其現代的，而其得到的效果卻又是相當破壞性的。”“在嘗試追求新的現代性、擺脫資本主義方面，‘文化大革命’從後來看也許是人類的最後一次掙扎。最近20年來的社會事實向全球表明，也許並不存在一條‘解決現代生活矛盾的出路’，除非人們學會把現代性的毀滅當作生存的前提而與之共存”。不難看出，在“現代性與後現代性”這樣的視野下，像對“文化大革命”性質的探討，已經超越了痛苦記憶、情感釋放和純粹政見（political view）的經驗層次；在一定程度上，也突破了“黨內權力鬥爭”、“共產主義極權”甚至“中國事務”等特殊政治問題的層面，使“毛澤東”及其政治理論和政治實踐的研究，成為人類困境和異化悖論之普遍理論問題的一個值得深思的東方案例。
二、從“區域性政策的研究”走向“理論體系內的評價”
所謂“區域性政策的研究”主要是指美國而言，其意思是中國只是其國際關係戰略中的一個地區性角色。他們研究中國的主要目的首先不是學術上的知識追求，而是由於必須“知己知彼”。既然對象是這樣一個具有悠久異質文化和敵對激進意識形態的國家，特別是又面臨着這樣一位具有獨特人格和巨大影響的“卡里斯馬”（Charisma）領袖，理解毛澤東就成為理解現代中國的關鍵。所以，1978年以前，毛澤東研究在美國的“中國問題研究”（China Studies）領域中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如果說學術爭論往往能反映出該學科的基本性質和學術走向，那麼，我們也可從西方毛澤東研究的學術爭論中得到不少啟示。自1951年哈佛大學史華慈發表《中國的共產主義與毛的崛起》一書以來，西方學者關於毛澤東的爭論突出地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特別是與列寧主義及其斯大林主義的關係；其二，毛澤東思想與中國傳統文化資源（特別是儒、法兩家）的關係；其三，毛澤東本人的人格特徵和思想風格對新中國制度建構的影響。這些問題顯然與中、蘇共產主義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的判斷和定位有關，與理解中國整體社會行為的政治邏輯有關，也與把握這一體制下最高政治權威的動機、心態及其規律有關。所以，這一時期的毛澤東研究，即便在學術規範上並不亞於其它學科，但在宏觀旨趣上仍留下了明顯的“政策服務”的印記。
90年代西方毛澤東研究的轉向有一個過程，其重要的表現之一，是幾位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術領袖，分別試圖在自己的學說體系內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解讀。換言之，他們都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有資格作為一種珍貴的“中國經驗”，在學理的內在邏輯上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理論系統之中找到位置，進而隱喻地體現出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義。這一特徵表明，在新的時代，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又以一種新的形式走向了世界，成為人類知識成長系統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例如，法國學術界基於20世紀60年代學生們高舉“3M”（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的名字都以M為字頭）畫像遊行造反的“歷史記憶”，反思社會政治思想的演進，而把毛澤東及其思想放到了現代“解構主義”（disconstructionism）起源之一的位置上。貝樂登?菲爾茲(Belden Fields)指出：“20世紀60年代激進化引人入勝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現了毛主義，一種在不同的國家環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現的毛主義”。而“與美國不同的‘法國類型的毛主義’，其特徵就是‘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antherarchcd Mao－ism）。它植根於毛澤東思想本身，也植根於法國的政治現象”。後來那些震耳欲聾的大理論家，如薩特（Sartre）、勒菲弗爾（Lefebvre）、阿爾都塞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同反等級制度的毛主義有某種關係。“這種奇特的毛主義經歷也可以為60年代及其那以後在法國湧現的一些傑出理論著作增加了一點‘生氣’。”
正如有的學者概括的那樣，世界著名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具有“毛澤東情結”。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是一個“極具特色”的時代，用毛澤東的話說，那是一個“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時代。毛澤東政治思想的這一極具批判精神的話語體系，在“世界反霸權主義的後殖民理論”、“社會現代性中的烏托邦焦慮”和“建構階級鬥爭的新範式”三個方面，激活了現代西方的理論想象，強有力地促進了“解構主義”的發展。有的學者這樣評價：“馬爾庫塞用結構主義的術語宣稱他的基本觀點”，詹姆森則“用更老練、更理論化的語言重寫了毛澤東的原始抽象和描述性概念”。換言之，當把毛澤東基於中國現實的政治實踐理念置入到更加抽象的理論背景之中去的時候，某種曾經對於一個民族產生過“災難”的思想，將可能轉變為成對某種普遍制度的深刻洞察。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學說，在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後，具有對抗性質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就基本結束了。但毛澤東則認為，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階級鬥爭還會持續存在，原因是在社會結構中必然產生出“新階級”。這種“新階級”就是一個與工人階級和農民相對立的新的官僚階層，他們不僅擁有自身的既得利益，而且形成了所謂“官官相護”的集團性體制效應，而腐敗只是這樣一種體制的結果和表徵而已。顯而易見，如果把這裡的“新階級”（毛氏用語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置換為“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那麼，“毛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關係就可能展示出一種耐人尋味的潛在聯繫。這也是詹姆森解釋並倡導的“階級鬥爭新範式”以及他被賦予“毛澤東情結”的重要邏輯理據。
同樣，以倡導“集體行動”和“大國興衰”理論而聞名於世的“理性選擇”大師奧爾森（Mancur Olson），對於毛澤東關於“黨內的走資派”、“炮打司令部”和“摻沙子挖牆角”等一系列理論和政治舉措也表現出極大興趣，認為所謂“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來一次”的論斷，實際上體現出使用強力打碎“制度凝固”的深刻意圖，使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具有極強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為日後的改革開放留下了人們意想不到的變革空間。張宇燕記錄了奧爾森對毛澤東“眼睛發亮”的具體過程：“記得有一次在奧爾森的辦公室里，他和我聊起了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我漫不經心地提到毛澤東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應每隔七、八年搞一次’時，他全神貫注、並且一再要我找到此話的出處，其表情與口吻，至今歷歷在目。也恰是因為他對‘文化大革命七、八年來一次’的提法顯示出的濃厚興趣，我自己亦開始對它進行嚴肅的再思考。什麼是‘黨內的走資派’？為什麼要‘炮打司令部’？所謂‘摻沙子、挖牆角’的目的究竟在哪裡？‘文化大革命’何以要‘七、八年來一次’？諸如此類，據我的初步觀察，恐怕都是對業已出現、或正露端倪的某種分利聯盟所採取的醫治與預防措施。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帶來了眾多有害於社會的後遺症。不過從另一個角度看，它還同時為20世紀70年代後期的中國獻上了一份頗為貴重、但又常被人忽視的‘禮物’：儘管國家對經濟的控制依舊很強，但原有形形色色的‘既得利益集團’則或是土崩瓦解，或是受到嚴重損害。毋庸置疑，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且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經濟改革是有眾多根源的，而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應當就是當時的中國幾乎不存在具有極強壟斷性的既得利益集團。至於‘七、八年’這個時間單位，據我猜測，或許是毛澤東老人家在深悟了中國歷史及現狀後總結出來的分利?酥⑼ǔＰ枰氖奔洹；八檔秸飫錚蟻攵琳咭簿筒換岫園露仗盪酥炙搗ㄊ鋇募刃朔芨械驕然蠣曰蟛喚飭恕！?
再有，20世紀70年代興起於美國、目前已產生巨大影響的“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的創始人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也試圖在其宏大的體系內給晚年毛澤東一個清晰的定位。他認為，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實際上是19-20世紀世界革命後政治過程的選擇之一。與前蘇聯的選擇模式不同，毛澤東不認為共產主義是一個國家的特徵，而是整個世界整體格局的特徵，所以一國首先實現共產主義是不能的；同時，毛澤東也反對斯大林關於蘇聯國內已消除了階級鬥爭的提法，堅持認為即使共產黨在政治上獲得了政權，在經濟上改造了所有制，但這不能成為證明階級鬥爭在意識形態領域裡也必然消失的邏輯前提。所以，沃勒斯坦說：毛澤東之所以要做出與蘇聯不同的選擇，是因為“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看成是過程，而不是結構。…… 他，與其說是自覺地不如說是不自覺地把世界體系作為分析單位，而不是把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相反，蘇聯學者則認為，儘管社會主義體系被認為是‘分裂的’，兩種勞動分工並存的世界體系也是存在的”。
社會科學的研究不滿足於經驗描述，它要求問題的闡釋必須依賴某種理論框架，但又首先要求對分析工具的合理性及其邏輯完整性進行驗證與評估。所以，無論這些理論家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關注出於什麼樣的動機和目的，即使可能在他們的視野中毛澤東只是可供研究的一個宏大案例，或者是為驗證其理論框架的普遍適用程度，但無論如何，這種關注肯定是學術性質的，是在學術理路的內部討論問題。我們在此類研究的“毛澤東形象”中，已經感覺不到“區域性政策研究”的意味了。
三、從“單一政治分析”走向“方法論多元化”
新時代政治格局的外部環境和中國改革開放的內部變化都影響到西方毛澤東研究主題的轉換，隨之，學科內的“問題意識”和“方法論”諸研究要素也相應有所發展。
在這一視角上，《毛澤東思想的批判性透視》一書可謂在西方毛澤東研究領域裡獨樹一幟，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該書不僅在研究視角和論述主題方面發生了很多變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該書也嘗試在方法論方面有所建樹。總體而言,這一取向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全球化”視角。哈里和奈特在該書“導論”中指出：“在毛澤東思想之結構與發展的研究方面，一個重要的變化是他已超出中國國界，影響到全球各地的政治運動。……從巴黎的林蔭大道到秘魯的貧苦鄉村，毛澤東的思想都已構成人們繪製各式激進變遷或反抗不平等戰略的原則與理念的混合物。” 換言之，在一定意義上，這派學者認為只有把毛澤東思想看成21世紀“全球化”政治運動的理論要素之一，才能正確判斷毛澤東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並對他持久影響的性質做出解釋。所以該書第三編就以“全球馬克思主義中的毛澤東之思想”為主題，對南美洲、印度、越南、日本和菲律賓五個國家和地區進行了具體分析。其二是重申對毛澤東研究中“經驗主義閱讀方法”的批判。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奈特和哈里就反覆提出過毛澤東研究中的方法論問題，在該書中他們依據湯普森（E. P. Thompson）的哲學思想和柯林武德（R.G. Collingwood）的歷史解釋理論，強調應對“歷史的真實”與“思想的真實”加以區分，在理論上不能把“事實”（facts）與“證據”（evidence）混為一談。歷史特別是思想史研究中所謂的“中立”（neatral ‘givens’）是不存在的。 因為“歷史”是已帶有或滲入了研究者認知模式的一種“結果”。所以，逐字逐句地“讀過”毛澤東的文本，並不就自然意味着真正“讀懂”了毛澤東。這樣，反思研究者本身的認知模式、知識架構和理論假設，與其說是研究的結果，不如說是研究的前提。因而，只有在為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定立知識論（Epistemology）意義之“思維遊戲規則”的基礎上，人們才能擺脫“就事論事”的經驗描述層次。正如奈特曾指出的那樣：“波普爾（Karl Raimund Popper）強調，對實在的觀察不可能是中立的，因為離開了理論（問題、假設、預見，甚至猜測活動）的指導作用，人類主體就不可能認識觀察對象，更不要說如何概括和分析了。‘實在’和經驗都不能告訴我們這些；只有理論才能如此。因此，一切觀察都依附於理論，而實證主義則對知識產生過程做出了不符合邏輯的、錯誤的論證。” 這種“後實證主義”的方法論立場在該書中得到了進一步強化。
比較政治學家、著名毛澤東研究專家沃馬克（Brantly Womack），對毛澤東本人政治思想有着深入的研究和體悟。他堅持認為，毛澤東政治思想呈現出了一個以列寧《國家與革命》為藍本的“階級鬥爭”核心理念的完整結構，這個結構並沒有隨着時間的變化而變化。與其說毛澤東晚年由於改變了他革命時期的思想取向而犯了錯誤，不如更確切地說，是時代主題發生了變化而毛澤東仍恪守自己的一貫主張。從而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這樣一個明顯的矛盾：一生始終信奉“實事求是”原則的毛澤東，為什麼會在政治實踐中得到前期和後期兩種截然不同的後果？在持續研究毛澤東政治思想的同時，沃馬克已系統地注意到了中國歷史積澱及其認知模式與當代中國政治思想之間的關係問題，於1991年主編出版了《當代中國政治的歷史透視》一書。顯然，這種由既成後果追溯歷史原因的思考方式，已在方法論角度上把毛澤東政治思想的研究真正地推向到了一個深入的層次。
還應當提及，雖然有些不是直接研究毛澤東本人、但許多內容涉及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著述，在新方法的運用方面顯得更加突出。1995年和1997年相繼在美國出版、由塞奇（Tony Saich）、德溫（Hans Van de Ven）主編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新透視》和由奇克（Timothy Cheek）、塞奇主編的《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透視》兩書，就屬於這樣的著作。其中，如貝安科（Lucien Bianco）的《農民對共產黨政治動員的反映：1937—1945》，使用的是政治社會學的分析方法；阿普特（David Apter）的《話語權力：延安與中國革命》則從“話語分析”的角度研究“政治象徵”；而塞奇的《黨史中的毛主義革命之結構》又在“書寫解釋”的路徑上展開研究。《中國國家社會主義的新透視》一書共分兩部分，第二部分則直接以“Sources and Methods”為題目，內容占全書篇幅1/3強，可見西方學者對研究方法的重視。從粗略排列的分析看，這些研究成果明顯呈現出“微觀化”傾向，着力探討在社會控制和思想影響層面上，毛澤東思想如何成為“集體行為”的具體過程。大多數研究都以“個案研究”（Case Study）的形式出現，但基本結論則又具有宏觀的綜合性。這與20世紀90年代至今的整體學術走向是一致的。例如，阿普特在“話語—權力”（discourse as power）的分析框架下，把“延安時期”看成一個整體的政治符號。在極其艱苦的環境中，中國共產黨，特別是毛澤東，成功地把“困苦”裝進了一個包含“道德”與“制度”雙重特質的“幻象”（illusion）體系之中。這一體系既建構理想、強化道德，又衍生制度、形成控制，使人們在這一話語體系中不僅享有歸屬感、依賴感和安全感，而且從中也獲得了生命的使命意義和革命的道德價值。這樣的“革命理想”話語體系，如延安時期所建構的一系列革命傳統，就在“極其艱苦的現實”與“極其崇高的理念”之間架起了溝通的橋梁。而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則變成了這一“溝通橋梁”在精神上的人格象徵，實際上發揮着政治價值凝聚中心的功能，從而使一位極富魅力的政治領袖，通過革命的語言、徽章、標記、故事和文件等形式被具體化為某種神話 ——“宇宙創始代理人”（as Cosmocratic agent）的角色，對追求真理的青年人產生了特殊的感召力。對於“毛澤東”被符號化的話語機制和轉換邏輯，阿普特做了如下闡述：“我們之所以要如此強調象徵符號的原因，是由於在‘內心混亂’（virtual chaos）的環境下，象徵符號對於創造一個政治共同體是不可或缺的。異常危險的環境會更經常性地摧毀對未來的信任。…… 當面臨這種異常危險時，每一個個人必須為自己採取行動以求生存。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實現動員和集中，就要求毛澤東及其同事們超越隨機性而創造一種秩序的邏輯，以便於把自身的混亂狀態變為過渡狀態。要實現這一點，他們就要臨時提供一種我稱之為‘解釋性約束’（exegetical bonding），一套教誨的方法，在這其中培育出一套分享共同經驗的公共解釋。…… 並使這些經過設計的解決方案轉換成某種一致性的‘認同’（identify），在這種‘認同’之中，人們先前所見之物全部消失了，各種失敗轉變成了教訓，而各樣勝利則轉變成了不可預測的事件。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延安’表明：政治（以及在個人生活）中被共同分享的可能性幻象（shared illusion of possibilities），是如何創造出了機會的現實（the reality of opportunity）。” 顯然，這樣的闡釋與80年代施拉姆、懷利和泰韋斯等對同一主題的解說在方法論方面已經表現出了很大的不同。
最後，還有毛澤東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學派的著作在90年代也得到了再版。索羅門（Richard H. Solomon）的名著《毛澤東的革命與中國政治文化》1971年由美國密歇根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出版，1998年該書再版。索羅門當年的博士導師派伊（Lucian W. Pye）在為新版所寫的序言中說：“索羅門對中國傳統文化所做的政治心理解釋，其意義決不僅限於毛澤東時代。他對中國政治文化本質 ——怕‘亂’的發現，也是思考當代中國政治發展之有用的導引。”幾千年來，“亂”作為一種“社會渾沌”（social chaos），始終是環繞中國政治人物人心頭之焦慮和恐懼的根源。在政治心理的角度上，歷史與現實被連接在一起了。 時至今日，對於研究中國傳統文化及其與之密切相關的毛澤東政治思想來說，政治心理方法仍然是一種解釋力很強、不可替代的分析工具。
四、“西方研究”的“中國意義”
由於毛澤東是一個兼政治家和思想家於一身的複雜歷史人物，也由於他對現代中國之思想、制度和社會具有不可磨滅的深刻影響，所以，對他本人及其思想的研究將是一個持久性的學術領域，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是，在怎樣的角度和怎樣的層次上如何展開研究，則存在着一個向廣闊領域無限開放的探索空間。
通過對西方20世紀90年代以來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簡要梳理，比較國內同類主題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我們的研究還存在着若干有待於深化和開拓的可能性視角。作為在中國社會環境下生活的學者，我們雖然可能擁有更多的歷史和經驗的資源，但這也同時意味着我們會受到更多的“社會記憶”和“情感認知”的潛在影響。21世紀的時代潮流對這種局限於一地一國之特殊經驗的研究視野，構成了一定程度的挑戰。毛澤東研究不僅是一個中國問題，同時也具有世界性的歷史含義。所以，如何把握新時代毛澤東研究的“中國意識”及“本土關懷”與國際化視角及長時段歷史考察的結合點，是展開新一層次毛澤東研究的重要問題。如上所述，如果我們把馬克思、馬爾庫塞和毛澤東（即所謂著名的“3M”）關於人類解放的學說在邏輯上聯結起來，那麼，他們關於“人”及其“人類命運”的深刻思考，對於我們今天的社會生活將具有嶄新和現實的意義。在這種研究理路下所生成的“問題意識”，就會減少過分政治化的短期行為的限制，從而使研究的分析和論證成分得到增強，最終突破“非此即彼”，要麼“激烈批評”，要麼“竭力辯護”的兩極對立模式，研究結論也將更加具有理性的說服力。
目前中國國內的毛澤東研究，仍然面臨着建構理論框架和分析工具的重要任務，需要像路易?阿爾都塞研究《資本論》那樣的創造性學術思維和方法論層次的開拓。我們應當正視的是，目前中國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其論證理路原則上脫離了其原有學科的經典理論脈絡，以經濟、倫理、外交、文藝為其研究主題的論著表現比較明顯，即使是政治思想角度的研究探討，也與規範政治學說史的研究框架和表達慣例相去甚遠。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之一，與我們毛澤東研究隊伍對研究方法論的相對淡莫有關；但更為關鍵的是，這種狀況也潛在地表明，我們的確還有待於把毛澤東放在人類思想大師的高層次序列中加以慎重的考慮和研究。相對而言，美國哈佛大學已故史華慈教授則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直到90年代後期，一直關注和從事於政治思想史意義的“毛澤東－盧梭”的比較研究。在他的視野中，這兩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對人類的政治知識和政治進程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從我們現有的研究成果看，描述性的評價遠遠高於學理性的分析，原創性分析概念和範疇體系更有待於提煉，而諸如“文本闡釋學”、“話語分析”、“理性選擇理論”和“新制度主義”等等目前社會科學常用的分析工具，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領域基本上沒有得到運用。但是，歷史和時代的發展，則已經給我們的毛澤東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更新的要求。
當然，中國的毛澤東研究有着自己的理論目標、社會功能和學術立場，不可能以西方經驗作為自己政治關懷的基本模式，從西方社會結構中所衍生出來的學術傳統和問題旨趣只是可供比較的一個重要的參照對象，中--西方學者在研究視角、問題意識、研究方法和基本結論等方面呈現差異，是正常現象。但是，無論我們如何評價西方學者的毛澤東研究成果，但對於任何一個期望發展的民族來說，了解相異的觀點與方法，對其進行深刻的分析、批判和借鑑，吸取對自身有益的營養，都是緊迫和必要的。即使在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直接層面上，西方學者的研究方式也足以刺激我們對於社會-－人文學科基礎研究規範的學術自省意識，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學術事業，使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做出質量更高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