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張東蓀是張君勱的靈魂，歷次論戰都不缺席（社會主義論戰科玄論戰辯證法論戰etc），與戴季陶同樣曾受邀籌備上海共產主義小組, 第三國際最先聯繫的是無政府主義組織，早期的無政府主義人物是江亢虎吳稚暉等留法主張無祖國無家庭無婚姻的三無主義恐怖分子，黨外無黨則本來是國民黨胡漢民所推行的。戰後中間路線鼓吹中國做美蘇之間的橋梁民盟做國共之間的橋梁，後來在西柏坡話不投機。。。這東東說來話長還是當N道販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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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

作者： 王思睿 何家棟

從世界範圍來說，社會民主主義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先後形成或表現為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一種政治運動和一種政治黨派。在二十世紀初和世紀末，社會民主主義達到了兩個發展的高峰，而在此期間尤其是在兩次大戰期間，社會民主主義受到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兩面夾攻，處於非常不景氣的狀態。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敗了法西斯主義，冷戰結束後蘇聯陣營瓦解，歷史似乎又回到了二十世紀初的場景，社會民主主義與自由民主主義重新成為世界政壇的主角。舊千年即將過去時，大多數歐美國家都是由社會民主主義類型的政黨執政。

社會民主主義於二十世紀初進入中國後，在很長一個時期中曾是強勢的政治意識形態，很多政黨和派別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它的影響；但正宗的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在中國政壇上的命運卻十分不濟。在前半個世紀，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始終扮演非常邊緣化的角色。１９４９年以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連同社會民主主義意識形態，都被歸於反動和反革命之列，成為“打倒”和“專政”的對象。１９９０年代以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開始重新浮出水面。

一、強勢的意識形態

社會主義三大流派

大同思想在世界各主要文明都有悠久的歷史，社會主義思想則屬於現代性的範疇，它的目標是在工業社會的基礎上創造一個美好的新世界，而不是返回“三代”或“失樂園”前的原始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思想史》一書的作者柯爾將法國大革命作為研究現代社會主義的起點。據考證，“社會主義”一詞最早出現在１８３２年法國聖西門派的期刊《地球報》上。（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一卷，商務印書館１９７７年版，第１７頁、第７～８頁）

恩格斯認為：“就其理論形式來說，現代社會主義開始時表現出只是十八世紀法國偉大啟蒙學者們所提出的諸原則之往前的、表面上更為一貫的發展。”（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版，第１３頁）到了恩格斯所說的三個偉大的空想社會主義者——聖西門、傅立葉和歐文那裡，社會主義開始具有了自己的清晰面目和基本訴求。然後就是蒲魯東、馬克思和拉薩爾的時代，社會主義從理論學說和社會實驗進而發展為社會政治運動。

社會主義的政治運動和政治組織在歷史的演變中逐漸形成了三個主要流派：無政府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第一國際是由信奉蒲魯東和巴枯寧學說的無政府主義者和馬克思主義者於１８６４年共同建立的，又因為二者之間的矛盾加劇而解體。１８７５年，一部分馬克思主義者和拉薩爾主義者攜手建立了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J後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K，歐洲其他國家也陸續建立了同一類型的政黨，二十七個政黨於１８８９年建立了第二國際。列寧和托洛茨基的結盟導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什維克）在十月革命中奪取政權，隨後，該黨改名為共產黨，並組建了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此外，還應該提到兩個第四國際，一個是作為無政府主義分支的工團主義者的國際組織，一個是作為共產主義分支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國際組織。無政府主義政黨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現在都保持着自己的國際組織，共產主義政黨雖然曾經盛極一時，現在仍掌握着幾個國家的政權，卻沒有一個可以交流思想和協調行動的國際組織了。

雖然無政府主義還可以進一步劃分為蒲魯東的無政府互助主義，巴枯寧的無政府集體主義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但他們都把國家視為政治體中產生腐化與不公正的淵藪，認為人類因追求公正而實現平等，社會將由此實現無政府的公共秩序。無政府主義的基本理念，是認為包括國家、教堂、首腦或經濟精英在內的一切具有等級意義的權威集團或個人不僅沒有必要存在，而且對人類潛能的最大發揮有先天的危害性。無政府主義相信人類在創造、合作等領域具備相互尊重、自行管理的能力。他們認為權力先天地帶有腐敗性質，因為擁有權力的人所關心的註定是如何保持自己的權威不受威脅，如何永久維持並不斷擴展它，而不是其統轄之下的成員的利益。無政府主義賦予了權力不同的概念——以權力共有或權力協作的形式代替權力壓迫的形式。這樣意味着社會結構與社會制度將被建立在合作與和諧的基礎之上。權力將被個人和自主集合的集體所擁有。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也主張最終要廢除國家，一方面全面否定包括民主制度在內的一切國家制度，主張用對物的管理取代對人的統治，一方面鼓吹“工人無祖國”，主張無產階級國際主義。正因為馬克思與巴枯寧在思想上有不少的共同之處，他們才會在第一國際中共事。

社會民主主義也被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因為它主張“工人有祖國”，首先要在一國範圍內通過民主方式實現社會主義。陳獨秀曾說：“馬格斯主義在德國變為國家社會主義，因為他的精神實質都是社會民主黨，所以也叫做社會民主主義，因為他主張利用有產階級底議會來行社會主義，所以也叫做議會派。”（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載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二卷，第２５３頁）１８８８年，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李卜克內西就採用了“民主社會主義”這個概念。他指出：“民主社會主義深信政治問題和社會問題有着密切的聯繫”，民主社會主義“力求為社會爭取一個民主國家，以便在社會主義原則上組織社會”。他的名言是：“沒有民主的社會主義是臆想的社會主義，正如沒有社會主義的民主是虛假的民主一樣”。（李卜克內西：《不要任何妥協》，三聯書店１９６４年版，第１９頁）１８９０年，德國社會主義工人黨改名為德國社會民主黨。１８９９年，伯恩施坦在《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中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是有伸縮性的，有變化和發展能力的。用不着炸毀它們，只需要繼續發展它們”。資產階級的特權正在向民主制度讓步，“在一百年以前需要進行流血革命才能實現的改革，我們今天只要通過投票、示威遊行和類似的威迫手段就可以實現了”。因此，“如果社會民主黨有勇氣從實際上已經過時的一套慣用語中解脫出來”，願意表現為“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改良政黨，那末它的影響將比今天更加大得多”。（伯恩施坦：《社會主義的前提與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三聯書店１９６５年版，第２０９、１９５、７、２３９頁）伯恩施坦的主張很快成為歐洲各國社會民主黨的指導性理論。１９１２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國會３９７個議席中獲得１１０席，成為國會中的第一大黨。這一選舉結果促進了通過議會道路實現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潮在歐美各國的蔓延。

列寧在批判伯恩施坦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自己則從另一個方面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他在《國家與革命》《論國家》等論著中，通過把國家消亡推遲到遙遙無期的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方式，消除了馬克思主義中原本具有的那一點無政府主義色彩。在現實政治中，列寧與伯恩施坦都是國家的擁護者，不同之處在於，前者主張用專政國家來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後者主張用民主國家來實行社會主義政策。列寧主義者實際上是在鼓吹一種超級國家主義，他們要建立一種有國家無社會、有單位無個人、有紀律無自由的全能主義國家或者說軍營式國家。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由於獲得了蘇俄政府的全力推動，很快就在世界範圍內廣泛傳播開來。

三大流派進入中國

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便通過日本這一中介接觸到了西方的社會主義思想。（參見陳漢楚：《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與實踐》，中國青年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康有為的大同思想和孫中山的民生主義，都與社會主義思想的初步傳播有一定的關係。梁啓超說：“孫逸仙（文）他雖不是個學者，但眼光極敏銳，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載梁啓超《飲冰室合集》，１０，中華書局１９８９年版，專集之七十五，第３０頁）１９０５年５月中旬，孫中山在布魯塞爾訪晤國際社會黨執行局主席王威爾德和書記胡斯曼，自稱是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表示“要採用歐洲的生產方式，使用機器，但要避免其種種弊端”，“中世紀的生產方式將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生產階段”。同年１０月，他在《民報》發刊詞中將自己的主張概括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根據他後來的說法，“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參見《孫中山全集》，中華書局１９８１年版，第一卷，第２７３頁，第九卷，第３５５頁）其實，梁啓超向中國學界介紹社會主義，並不比孫中山晚。他在１９０２～１９０４年間就寫道：“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放任，其實質實主幹涉也。將合人群使若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社會主義者，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概括最重要之意，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中國之社會主義》，載《新民叢報》第４６～４８期，轉引自南開大學近代中國研究中心等編：《近代中國社會、政治與思潮》，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３６０頁；《干涉與放任》，轉引自姜義華編：《社會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早期傳播》，復旦大學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４７頁）然而，梁與孫都沒有把社會主義作為自己最核心和最重要的主張，例如後者就把民生主義放在三民主義的最後一位。

在社會主義三大流派中，最早在中國思想界形成氣候的是無政府主義。１９０３年，張繼翻譯了《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次年又出版了《自由血》，鼓吹無政府主義尤其是俄國無政府主義者的暗殺行為。１９０７年６月１０日，劉師培（光漢）和何志釗（何震）夫婦在東京創辦《天義報》，為“女子復權會”的機關報，後來也是“社會主義講習會”的機關報。該報稱：“本報之宗旨，在於破壞固有之社會，顛覆現今一切之政府，抵抗一切之強權，以實行人類完全之平等。”劉師培和張繼等人之所以要設立“社會主義講習會”，“是因為中國人只了解民族主義，他們並不體諒人民生活的痛苦，同時也不尋求一次根本的革命”。劉師培表示，講習會的計劃“不僅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同時也要使無政府主義成為我們的目標”。（轉引自高慕軻：《辛亥革命前的無政府主義者》，載蕭公權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幾乎與《天義報》發行同時，１９０７年６月２２日，由張靜江出資，李石曾、褚民誼、吳稚暉主編的《新世紀》在巴黎創刊。其《發刊之趣意》稱：“本報議論皆憑公理與良心發揮，冀之為一種刻刻進化、日日更新之革命報。”該報宣傳無政府主義，標榜反對強權、私產和宗教，主張無國界、無種界。

民國初期，無政府主義者的宣傳和組織更趨活躍，其中特別關鍵的一位人物是劉師復。從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５年，劉師復發表了大量的宣傳與探討無政府主義的文章。《無政府共產黨之目的與手段》一文較完整地闡發了他的觀點，歸納起來有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主張社會一切財物歸公有，廢除私有制，廢除錢幣。人人從事無強迫意義和無限制約束的生產勞動，勞動所得之結果，人人皆可自由取用之；二是廢絕一切政府機構，無軍隊、警察，無監獄，無法律條規，凡統治性的機關一概取消，社會管理由自由組織的各種公會承擔。組織公會者也系普通勞動者，無壓制他人之權，公會本身也無任何章程或規則以限制個人之自由；三是廢除婚姻制度，男女自由結合。設公共養育院撫養嬰兒，設公共養老院照料五十歲以上老人，設公共病院調治殘疾及患病者；四是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工作權利，無論男女，皆應得最高等的教育。工作的目的不是為謀生，而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二小時，至多四小時，剩餘時間用來自由研究科學及娛樂，從而使人的體力與腦力得到均衡發展；五是世界大同，採用所謂“萬國公語”，使“遠近東西全無界限”。（參見高瑞泉主編《中國近代社會思潮》，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４０～３４１頁）

隨後進入中國思想界的是社會民主主義。劉師復曾說：“無政府黨未有不主張社會主義者，故無政府主義可兼賅社會主義，社會黨則多數不主張無政府主義者，故社會主義不能代表無政府主義”。“中國近日所稱之社會主義，已為‘中國社會黨（江亢虎發起）所習用，其主張視歐洲之社會民主黨尚不能及”。他在《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一文中說：“以吾意言之，則二氏之言，均為社會政策，而非社會主義也。”（轉引自鄭學稼：《劉師復和他的思想》，載蕭公權等：《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社會主義》，第１８１～１８５頁）江亢虎原來也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１９１０年春，他獲得一次環球之游的機會，以整整一年的時間遊歷了日本和英、法、德、荷蘭、比利時、沙俄等國，回國後即“倡導社會主義”。１９１１年７月１０日，他在上海張園發起成立“社會主義研究會”，辛亥革命爆發後，他於１１月５日以社會主義研究會發起人名義召集特別會，提議“改組社會黨”。江的提議獲全場一致通過，中國社會黨上海本部從此宣告成立。（李新等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上，中華書局１９８７年版，６５～６７頁）這不僅是中國第一個社會黨，也是中國第一個以“黨”命名的政治團體。

１９１８年，張君勱（張嘉森）隨梁啓超訪問歐洲，對社會民主主義研究頗有心得，並開始積極鼓吹。以至中共建黨時的周恩來提出要研究“江亢虎、張嘉森的‘德意志社會民主主義’……後邊所憑藉的民眾與階級究是什麼？所開發的實業究是為了何人？”（劉焱編：《周恩來早期文集》，下卷，南開大學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７９頁）《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的報告》認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運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派：１、民主主義運動；２、基爾特社會主義；３、無政府主義運動”。陳獨秀則把已經傳入中國的社會主義學說分為五派：“一，無政府主義；二，共產主義；三，國家社會主義；四，工團主義；五，行會社會主義。”“上述五派之中，工團主義算不得一種特別獨立的學說，乃是由馬格斯和無政府兩派合演出來的。工團主義最重要的精神有二：一，主張階級戰爭，是出於馬格斯；二，不要國家及政權，是出於無政府。”“行會社會主義，即基爾特社會主義，也非一種特別獨立的學說，他一方面主張經濟組織由行會管理，是受了工團主義工業自治的影響，然失了工團主義階級戰爭底精神；一方面主張政治組織由國家管理，是受了國家社會主義不反對國家存在的影響，然失了國家社會主義由國家干涉生產事業底作用。”“所以我們最要注意的是前三派。”（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

第三國際剛剛從第二國際中分裂出來，它到中國來發展支部時，寧肯與無政府主義和工團主義者聯手而不願與國家社會主義和基爾特社會主義合作。事實上，第三國際的代表到中國後最先聯繫的就是無政府主義的組織，一些無政府主義者則積極參加了中共的創建。已經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陳獨秀指出：共產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雖同出於馬格斯，而兩派底主張彼此卻正相反對，共產主義主張階級戰爭、直接行動、無產階級專政、國際運動；國家社會主義底主張勞資攜手、議會政策、民主政治、國家主義。“我們中國人對於這兩種社會主義，究竟應該採用那一種呢？我以為中國底改造與存在，大部分都要靠國際社會主義的運動幫忙，這是不容諱飾的了”，所以陳獨秀選擇了第三國際的共產主義，而沒有選擇“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國家社會主義”。（陳獨秀：《社會主義批評——在廣州公立法政學校演講》）

之所以說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在中國曾是強勢的意識形態，有兩個主要的理由。其一，它的影響面非常廣。五四時期來華講學的西方名流學者杜威和羅素異口同聲地向中國人推薦社會民主主義。胡適等人心目中的“新自由主義”是一種“社會化”的自由主義，也可以叫做“自由的社會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異曲同工，並不相互排斥。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潘光旦、蕭乾等一大批知識分子明確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傾向。羅素和拉斯基是他們心目中的聖人，而作為實踐的榜樣，在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代是魏瑪時期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到１９４０年代則是戰後執政的英國工黨。（參見許紀霖：《上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載《讀書》，２０００年第１期）孫中山、陳炯明、胡漢民、戴季陶等國民黨人，或多或少地受到社會民主主義的影響，甚至連吳佩孚等軍閥也曾對它發生某種興趣。其二，它的主要競爭對手共產主義，在其幼稚期以及１９３７年取消蘇維埃制後的很長一個時期中，表現得很像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孿生兄弟。五四時期的譚平山指出：“社會民主主義之要旨，乃於民主政治——‘德謨克拉西’—— 之下，而欲實行社會主義之主義也。”“故現代的民治主義，應當只知道要求自由，要求平等，並且應當要求人人皆自由，人人皆平等，無論哪一種階級想占有霸權，都是極端反對的。”（譚鳴謙，即譚平山：《德莫克拉西之四面談》，載《新潮》，第一卷第五號；譚鳴謙：《現代民治主義的精神》，載《新潮》，第二卷第三號）俞秀松在１９２０年７月１０日的日記中，稱他所參加的以陳獨秀為首的組織是“社會共產黨”。陳獨秀在１９２０年９月１日《新青年》第八卷第１期發表的《對於時局的我見》中，稱“吾黨”為“社會黨”。後來陳獨秀接受了李大釗的意見，才改稱“中國共產黨”。（參見田子渝：《也談中共上海發起組與上海“革命局”》，載《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２期）陳獨秀晚年在《給西流的信》和《我的根本意見》中說：“科學，近代民主制，社會主義，乃是近代人類社會三大天才的發明，至可寶貴”；“政治上的民主主義和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是相成而非相反的東西”。（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５５５、５６０頁）說明他最終又回歸到社會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來。

１９３２年４月，張君勱、張東蓀等人經過幾年的籌備和醞釀，在北平建立了中國國家社會黨（簡稱國社黨）。１９４６年８月，中國國家社會黨和海外的中國民主憲政黨合併組成中國民主社會黨（簡稱民社黨）。１９４７年８月，民社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制定黨章、政綱，選舉中央執監委員，正式宣告成立。該黨創始人張君勱雖不擔任主席職務，卻是無可爭議的黨魁和精神領袖。張君勱、張東蓀可謂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正宗傳人，下面將主要通過“二張”來了解中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觀點。

社會民主主義的政綱

在《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致蔣介石汪精衛書（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中，張君勱概括了國家社會黨的三點基本政綱：第一，國家民族本位；第二，修正的民主政治；第三，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

張君勱說：“吾們相信民族觀念是人類中最強的，階級觀念決不能與之相抗，無論是以往的歷史抑是現在的事象，凡民族利益一達到高度，無不立刻衝破了階級的界限。……只有民族的縱斷，能衝破階級的橫斷，卻未有階級的橫斷，能推翻民族的聯合。即以蘇俄論，他的成功處不在階級鬥爭的國際化，只在社會主義的民族化。”（《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致蔣介石汪精衛書（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檔案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８０頁）這裡所針對的是中共標榜的國際主義階級立場。在國家民族本位上，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和中國國民黨是站在同一陣營的。

張君勱說：“法國革命以來，歐洲政局上似乎重自由而忽權力。如議會政治之下，各黨林立，使政府不能安全；如人人有結社之自由，因而工人挾工會以聯合罷工。此皆自由權利之過乎其度”。“歐戰以後，或如俄之無產階級專政，或如意大利法西斯之專政，或如德國一二年來根據總統大權命令勵行節縮政策，或如英之聯合內閣謀國內意見之一致，其間蓋有一同一現象，是曰行政之敏活與權力之集中”。“我們目擊英美德各國在１９２９年以降的情形，不能不深切覺悟到應在十九世紀議會政治以外，另外產生一種新政治”。這種新政治即“修正的民主政治”，其三大特徵是：“（一）國家政事貴乎敏活切實；（二）社會確立平等基礎；（三）個人保持個性自由。易其名而解釋之，則國家握有權力，社會維持公道，個人享有自由是矣。”“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鋒芒是指向國民黨統治的，張君勱指出了造成憲政難以實現的“二大病”：“（一）國民黨應統一而不能統一不知所以統一者，為軍政為中央行政。（二）國民黨不應統一不能同一而硬欲統一者，為思想言論與政治主張。”“他們的政權是分裂的”，“而他們對於黨外卻是壓迫的”。“我們的意思以為必須做到恰正與他們相反：即政權務求其統一，行政務求其集中，而社會務使其自由，思想務聽其解放。”（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節錄）》；《中國國家社會黨宣言》，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１１～１２、１５、６９頁。張君勱：《關於中國國家社會黨成立感想》，載《再生》，第１期；張君勱：《民主獨裁以外之第三種政治》，載《再生》，三卷二號；張君勱：《民主方法》，載《再生》，第１５４期，轉引自陳先初：《評張君勱“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載《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張君勱提出了在抗戰時期實行政體改革的具體建議，包括：其一，組織全國一致之聯合政府。今日之中國，處於艱難困苦中，故必須“犧牲黨見以一心為國之精神組織政府”。這種各黨領袖一律參加之舉國一致的政府，不僅適用於目前時期，而且應持續至一二十年之久。其二，加強行政權力。要“抬高行政權之重要性，而以國民代表會議之立法輔助之”。國民代表會議由公民選舉產生，其主要職權限於監督預算和議訂法律，不得對政府行使不信任投票權，以更迭內閣。第一次國民代表會議還當擬定五年以內之行政大綱交政府執行，但同時須授予政府以“便宜行事之權”，不得隨意變更政府之政策。其三，建立文官制度。政務官與文官之界限應嚴格分清，文官須超然於黨派之外。常任次長以下的官員可不因部長辭職而更動，目的是為了防止“政客之獵官與黨派之分贓。”其四，加強專家在決策中的作用。為此，國民代表會議中之議員應規定若干成分須有農工技術或科學家之資格；行政及經濟方面的詳細計劃應由專家制訂。“我們於行政總希望能儘量辦到專門化，穩定化，敏活化，與統一化；但必須在不違背民主政治的原則之下。”為此，張君勱提出了區分民主與非民主的三條標準：第一，人權之尊重與否；第二，被治者之同意與否；第三，政府之負責與否。張君勱把尊重人權視為民主制度形成之關鍵。他強調：“民主離不了人權，沒有人權的保障，就不是民主”，而只能是“獨裁”。（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節錄）》，《中國國家社會黨宣言》，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２３、５０頁。張君勱：《民主方法》，載《再生》，第１５４期；張君勱：《中華民國民主憲法十講》，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４８年版；轉引自陳先初：《評張君勱“修正的民主政治”主張》）

張君勱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涵義是：“一、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二、為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三、不論私有與公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擔任而貫徹之。四、依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五、國家為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平和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餘值，以為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致蔣介石汪精衛書（１９３８年４月１３日）》，第８１頁）

張君勱把具有上述特徵的經濟體制又稱為“全盤計劃的混合經濟”，即“把國家資本的經濟與私營的經濟以及合作的經濟制定一個相當的比例，在一個統一計劃之下進行”。其與孫中山的民生主義“措辭容有不同，而精神則並無二致”。他強調的是“國家社會主義與馬克思式的社會主義之不相同”。“共產主義還有兩點是我所要反對的。第一是一切生產工具收歸國有以後，勢必都變為官營。第二是一切生產工具屬於社會以後則私產制度必是廢除了。”“我們一方面因為增加生產的需要太急切，所以不能不主張國家社會主義；而他方面又不能不設法防止官僚政治。”“國家對於產業只有全盤計劃之權，至於經營管理的公務人員不妨即為所委託的同行公會的‘行員’�JＧｕｉｌｄｓｍｅｎ�K。換言之，即國家依自定的大計劃而從事於開發或整理各項產業，但不需有大批官吏為之經管，僅託付於職業團體的各行公會便可以了。”“例如在農業上，則劃定耕作單位，把佃農變為自耕農；於是大農變為小農，人人都有土地。在工業上，更可分給工人以股票，則工人便盡為股東。”“本了這個方針，用了各式各樣的社會政策，累計起來以求達到目的，這便是所謂普產主義。”張君勱當時認為：“與其主張土地國有而農人有使用權，反不如主張土地私有而國家有全盤整理權與支配權並公用徵收權”。（張君勱：《國家民主政治與國家社會主義（節錄）》，第３９頁；《中國國家社會黨宣言》，第５５～６２頁）他的觀點對於眼下農地產權制度改革仍然具有現實意義。

弱勢的政治力量

社會民主主義以普羅大眾為社會基礎，而普羅大眾通常占人口的多數，因此一旦實行“一人一票”的大眾民主，社會民主主義很快就會崛起為強勢的政治力量，例如德國社會民主黨或者英國工黨。但是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二十世紀中國，純正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始終是一種邊緣化的人物或者在夾縫中艱難地求生存的弱勢團體。

民初政壇上的社會黨人

民國初年的政治形勢，曾經給國人帶來憲政民主的希望。上海光復第二天，中國社會黨本部即宣告成立，並出版《人道周報》為機關報。江亢虎在成立會上宣布了黨綱八條：“一、贊同共和；一、融化種界；一、改良法律，尊重個人；一、破除世襲遺產制度；一、組織公共機關，普及平民教育；一、振興直接生利之事業，獎勵勞動家；一、專徵地稅，罷免一切稅；一、限制軍備，並力軍備以外之競爭。”各地響應者頗不乏人。據該黨自己宣布，至這年年底在全國各地建立起支部“四百九十餘起”，擁有黨員“五十二萬三千餘人”。這個數字雖然很誇大，但當時全國確有不少地方建立了中國社會黨支部，如天津支部幹事就是後來中共的創始人之一李大釗，又如蘇州支部的總務幹事是陳翼龍，成員有顧頡剛、葉聖陶、王伯祥等，南京支部和佛教協進會等團體一起設在毗盧寺中。在該黨黨員中，就職業和階級而言，占首位的是知識分子，其次是工商業者，再次就是破產的農民、手工業者和其他勞動群眾。中國社會黨還曾積極宣傳男女平等，支持女子參政。其規章中寫道：“黨員……無論男女，義務權利平等。”它是民國初年各黨派團體中最早“有女黨員，且其義務權利完全平等”的一個黨。（參見李新等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上，第６５～６７頁）

在民初幾大政黨（後來歸併為國民黨和進步黨兩大黨）之外，中國社會黨是影響比較大的一個政黨。孫中山擔任臨時大總統的第一天，就親自將他從歐美帶回來的有關社會主義的四本著作：《社會主義概論》、《社會主義發達史》、《社會主義之理論與實行》、《地稅原論》寄給中國社會黨總部，並附函稱：“請廣集同志，多譯此種著作，以輸入新思想，若能建一學校研究斯學，尤所深望。”民國元年時的孫中山，實際上處於國民黨和中國社會黨中間的一個位置上，所以時人把剛剛進入中國的社會民主主義稱為“孫逸仙江亢虎之社會主義”。１９１２年春，孫中山對江亢虎說：“對於社會主義深以為流動鼓吹為一己之責任，仍申前說擬編輯講義，定於６月１日來滬在社會黨逐日講演，務期發闡社會主義之真理。此種社會主義學說甚多，不若普通演說數小時可竣事。”這年１０月１４日至１６日，孫中山如約在上海對中國社會黨連續作了長達三天的報告，專門演說社會主義。（轉引自范方鎮等：《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對宋慶齡的影響》，載“孫中山紀念館”網站）

１９１３年，宋教仁被暗殺，國民黨“二次革命”後，中國社會黨被袁世凱視為國民黨的同夥，該黨北京支部部長陳翼德亦慘遭毒手。８月，袁政府下令解散了中國社會黨。江亢虎稱，“今日之事，既不可以理喻，復不可以力爭；既不忍叫專制之摧殘，復不忍見反動之慘劇”，遂辭去中國社會黨總代表名義，流亡美國。（參見李新等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上，第６５～６７頁）１９２０年４月，江亢虎發表該黨再造宣言，稱作中國新社會黨，在北京設本部。（載“北京黨建”網站，黨史資料·中國社會黨）１９２１年６月，江亢虎以中國社會黨代表身份，出席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但該黨在中國政壇上再沒有發揮過民國初年那樣的影響，江亢虎本人則在抗戰時期追隨汪精衛做了漢奸，擔任了偽“國民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

“黨外無黨”與“最嚴重的敵人”

在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京政府，中國國民黨實行訓政期間，具有社會民主主義性質的政黨除中國國家社會黨外，還有“改組派”、“第三黨”等。

國民黨內主持政治與黨務的胡漢民堅持推行“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主張，並且進一步引申為“在訓政期間不但黨外無黨，並且黨外無政，政外無黨”及“政治與黨，即是一事，而非二事……”的說法。國民政府的當政者不允許在執政黨外有任何其他政黨存在。

張君勱在１９４６年寫道：“在民國十三年以後，我們感覺孤立，左面俄國鼓吹世界革命與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國民黨正在國共合作時期，名為訓政，實為一黨專政。我們平時認為可寶貴者如思想自由，言論結社自由，一切為兩黨所拋棄。至於民主政治多黨政治也都拋入大海之中。左右兩黨的炮彈互相發來，我們立在火線當中，可算得最危險時期。”（張君勱：《二十餘年來世界政潮激盪中我們的立場》，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國民主社會黨》，第９０～９１頁）僅與張本人直接相關的壓迫事實，就有：１９２７年，張君勱因名列“反動派”，他所辦的國立政治大學被迫停辦。１９２８年，他所辦的《新路》雜誌被禁。１９２９年在上海被綁架。１９３１至１９３２年在燕京大學教書，因演講“一二八”抗戰而去職。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中山大學請他講學，卻半途而廢，據校長鄒魯對他說是有人要暗殺他。１９３５年與張東蓀在廣東創辦學海書院，國民黨解決了兩廣事變之後，該書院被封。１９４１年在雲南大理辦的民族文化學院，也奉令停辦。同年被軟禁於重慶汪山，兩年後始獲自由。比起胡適等留學英美的自由主義者來說，張君勱受到的迫害和壓力要大得多，不但沒有出版辦學的自由，連譯著都不能用真名出版。當時國民黨北方黨部曾將他所譯著的書收集起來，搭了七個塔，一舉焚之。在國民黨眼裡，赤手空拳的張君勱竟也與洪水猛獸相仿佛，所以他一度在國內無法存身，只好去德國講學。（參見張汝倫：《“第三條道路”》，載《讀書》，１９９９年第４期）“第三黨”黨魁鄧演達，更是被蔣介石逮捕後殺害。

中共則接受了斯大林和共產國際關於“社會民主黨左派是工人運動中共產主義最危險的敵人”的判斷，將改組派之類的社會民主主義政團視為“帝國主義最有力的工具”，“黨奪取廣大群眾之最嚴重的敵人”，“所以黨必須更嚴厲的作反改組派的鬥爭”。（毛澤東：《對〈論聯合政府〉的說明》，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五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９６～５９７頁）僅在中央蘇區，從富田事變開始的短短幾年裡，以所謂“ＡＢ團”、“改組派”、“社會民主黨”名義殺害的軍民，光是有名有姓的受害者就有十萬人之多。（景玉川：《富田事變》，載北京：《百年潮》，２０００第１期）

曇花一現的“中間派”

在抗日戰爭後期，社會民主主義迎來了一個難得的發展機遇。國際反法西斯事業的迅猛發展為中國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國際環境，民主政治的勝利被認為是勢不可擋的世界潮流；美蘇兩國出於各自的利益，均希望中國保持和平與穩定；國共兩個帶槍的政治力量正處於某種勢均力敵的對峙狀態。毛澤東在１９４５年說：“中國的政治力量是兩頭硬中間軟。”“中間派……的壯大現在對我們是無害的。”（載《毛澤東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７３～２７４頁）國民黨為了標榜從訓政向憲政的過渡，也為中間派政黨的合法化打開了一點門縫。

１９４１年３月，由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中華職業教育社、鄉村建設協會組成了“中國民主政團同盟”。１９４２年，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亦加入該組織，時稱“三黨三派”。１９４４年９月，該組織改名為“中國民主同盟”，由團體會員制改為個人參加。到抗戰勝利時，“民盟”已經迅速成長為遍布全國主要城市、擁有三千名盟員（大都為知識界精英）、僅次於國共的“第三大黨”。　

“民盟”是民族民主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和自由民主主義者的聯合陣線，但從羅隆基起草的政治報告及綱領來看，其中心理念和架構還是社會民主主義的。由於在當時歷史背景下，社會民主主義與新民主主義及三民主義的各種國內外政策大同小異，因此“民盟”沒有標榜社會民主主義，而是強調“中間路線”。張東蓀１９４６年在天津青年會一次題為“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的演講中說：“中國必須於內政上建立一個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中間的政治制度，……在政治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英美式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主義；同時在經濟方面比較上多採取蘇聯式的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從消極方面來說，即採取民主主義而不要資本主義，同時採取社會主義而不要無產專政的革命。我們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鬥爭，不要放任故不要資本家壟斷，不要鬥爭故不要階級鬥爭。”（張東蓀：《一個中間性的政治路線》，載《再生周刊》第１１８期，轉引自左玉河：《張東蓀傳》，山東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７８頁）或者按照“民盟”政治報告的說法，“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載《中國民主同盟歷史文獻》，文史資料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７頁）

美蘇“冷戰”的帷幕落下後，國共兩黨的熱戰隨即大打出手。“民盟”的“中間路線”走不下去了，“中間派”自身也發生了分裂。或者按照馬克思主義有關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的理論以及階級路線的觀念，倒向“新型民主”一邊，或者按照對民主自由“多少有無”的掂量，倒向“憲政”一邊。合作多年的“二張”分別倒向國共兩邊，就是一個最典型的例證。

張君勱至１９４８年便收回了蘇聯有經濟民主的看法，他指出：蘇俄的工人只有經濟的安全，無失業之虞，但並無經濟民主。經濟民主與經濟安全是兩回事。即使是相信蘇俄有經濟民主的，也多認為不能為了經濟民主而犧牲了政治民主，一張票與一碗飯是同樣重要的。樊際昌等著名教授在聯合署名的題為《中國的出路》宣言中也說：“決不應為了經濟平等而犧牲政治民主。因為沒有政治的民主，經濟平等便失去了基礎。如果政治是在少數人獨裁之下，即便能有經濟的平等，也是賜予式的，統治者隨時可以改變可以收回這種賜予。”（轉引自許紀霖：《上半個世紀的自由主義》）原來迴避談社會民主主義，主要是怕得罪蘇聯，現在國家社會黨改稱民主社會黨，就是要彰顯社會民主主義的本來面目。

毛澤東在１９４９年決定對蘇聯“一邊倒”後，因為蘇聯共產黨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死對頭，中國作為蘇聯的盟友，自然也要採取同樣的態度。此後的半個世紀中，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被打入了冷宮。

復興的前景

二戰後尤其是冷戰結束後，在世界範圍內出現了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局面，而這種復興同時也是一種轉型和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