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條道路”

這裡首先要區分前、後“第三條道路”。本來，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就是介於自由民主主義與蘇維埃模式的共產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前第三條道路”）；而布萊爾與施羅德於１９９９年６月發表題為《歐洲：第三條道路／新中間派》的共同聲明，安東尼·吉登斯出版《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則是鼓吹一種介於自由民主主義與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後第三條道路”）。

二戰之後，社會民主主義的理論體系發生了很大的轉變。１９５１年６月３０日，在西德的法蘭克福召開了國際社會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出席這次會議的有３４個政黨的１０６名代表，大會通過了《民主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任務》這一基本綱領�J通稱《法蘭克福聲明》，第一次以“民主社會主義”的形式表述了社會黨國際的思想理論體系。１９５６年，社會黨國際執行局發表《關於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聲明》，稱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毫無共同之處：“我們信奉民主制，他們則並不。我們相信人權，他們則嘲弄人權。對斯大林的批判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共產黨政權的性質，他們所謂的列寧主義，則不過是斯大林主義的錯誤思想和罪惡行為的早期版本。”１９５９年，德國社會民主黨經過長期醞釀，制定了新的《哥德斯堡綱領》。這個綱領放棄了把馬克思主義作為黨的理論基礎和指導思想，而以“倫理社會主義”取代了“科學社會主義”，提出以“自由、公正、互助”作為社會主義的三項基本價值，稱“社會民主黨致力於建立一種符合這些道德觀念的生活秩序”。這就徹底切斷了社會民主主義在世界觀和理論方面形式上仍保留着的與馬克思主義的歷史淵源關係，擯棄了對馬克思主義所論證的社會主義“最終目標”及其“歷史必然性”的信仰的殘餘。德國社會民主黨１９８６年《紐倫堡綱領》重申：“民主社會主義的基本價值——自由、公正和互助，是我們估量政治現實的準繩，是衡量一個新的更好的社會制度的尺度，同時也是每個社會民主黨人行動的指南。”根據該黨《１９７５年至１９８５年經濟政治大綱》的解釋，自由意味着“擺脫任何有損於人的尊嚴的依賴關係”，“自由地發展自己的個性”；公正是“在社會中給每個人提供同樣的權利和均等的生存機會”；互助表現在社會成員的“同舟共濟”、“具有一種普遍性的和人類友愛的意義”。（參見徐覺哉：《社會主義流派史》，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十九章）

布萊爾在“倫理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走得更遠。布萊爾在提到社會主義這個概念時，就經常用“社會－主義”（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來代替。他把“社會－主義”定義為： “不是階級、工會或資本主義對社會主義的理論，它是一種人們為了把事情辦好而工作在一起的學說。”（王學東等：《第三條道路與社會民主主義的轉型》，載北京：《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２０００年第３期）他說：“第三條道路代表了一種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熱情致力於其社會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標，但卻是以靈活、創新和富有遠見的方式來實現它們。它是以引導進步政治一個多世紀的價值觀念——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責任和國際主義——為基礎的。但它是一種第三條道路，因為它堅定地超越了那種專注於國家控制、高稅收和生產者利益的舊左派，和那種把公共投資以及常常把‘社會’和集體事業當作邪惡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 （參見陳林等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當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頁）“後第三條道路”的倡導者既不反對國營企業的的私有化，也不反對適度削減社會福利，更與布什主義者一起鼓吹“人權高於主權”並向伊拉克“輸出民主”。

如果以蘇維埃模式的共產主義為一端，以自由民主主義為另一端，“前第三條道路”位於靠近前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後第三條道路”則位於靠近後者的三分之一位置。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不僅第三條道路的位置在移動，兩個端點的位置也在向中間靠攏。蘇維埃模式的共產主義原型已經不復存在，據說是與社會主義最沒有緣分的美國，它現在所實行的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也足以讓某些所謂“社會主義”嘆為觀止。這即是理論家們早就預言過的意識形態與社會制度“趨同論”。這種趨同，乃是經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的前提條件。

實踐證明，社會民主主義政黨的轉型幫助了它們的復興。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只有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有社會黨組織，黨員近千萬，當時參加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只有三十四個。此後，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從歐洲擴及到亞非拉和大洋洲地區，至八十年代，社會黨國際的成員增加到八十八個，其中二十八個黨在二十六個國家執政或參政。到新千年即將來臨時，社會黨國際擁有成員黨和組織一百四十二個，黨員近三千萬，是世界共產黨總人數（除中國外）的三倍多，在三十多個國家執政或參政；在歐盟十五個成員國中，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外，有十三國由社會黨執政或參政；東歐地區也有十多個政黨和組織成為社會黨國際的正式或非正式成員。（參見肖楓主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上卷，當代世界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二十章）許多至今仍以共產黨命名的政黨，如俄羅斯共產黨和日本共產黨，事實上已經“社會民主黨化”。日本共產黨曾經是發達國家共產黨中最具有原教旨色彩的，但他們也已經認同“在資本主義框架內進行民主改革”，“在發達資本主義取得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全部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議會多數，在日本建設民主富裕的社會主義”。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７日，日本共產黨第二十三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修改後的黨綱，首次表示了對天皇制和自衛隊的承認。（“新華網”２００４年１月１８日消息）

民間的呼喚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在中國大陸重新露頭，出現了多種表現形式。

最明顯的是中國知識界對東歐社會民主主義實踐和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理論的關注和介紹。自八十年代以來，國外社會民主主義的主要理論著作陸續出版了中譯本，並得到了廣泛的傳播。九十年代初，社會民主主義再度淪為大批判的對象，直到九十年代末才出現新的轉機。此時，人們開始正面地介紹“第三條道路”，並將其視為社會民主主義的最新表現形態。（參閱王學東等：《九十年代西歐社會民主主義的變革》，中央編譯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王振華等主編：《重塑英國：布萊爾主義與“第三條道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陳林等主編：《第三條道路：世紀之交的西方政治變革》，當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楊雪冬等主編：《“第三條道路”與新的理論》，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馮崇義指出，在時下仍在進行的“新左派”和“自由派”的論戰中，社會民主主義也是一個熱門話題。有趣的是，雖然前者廣泛利用新馬克思主義等社會主義的思想資源以至於社會民主主義的一些詞句，但由於他們對市場化和全球化的情緒化敵視，他們之中多是些後現代主義者、民粹主義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倒是後者的思想主張更接近社會民主主義。用秦暉的話說，他們強調的是公民權利、個性解放、自由民主、平等競爭和程序公正等價值所構成的“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共同底線”。（馮崇義：《第三道路世紀夢——社會民主主義在中國的歷史回顧》，載“大學生”網站）

但崔之元可以說是“新左派”中一個例外。他在《自由社會主義與中國的未來：小資產階級宣言》中說：“一個幽靈，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和世界徘徊。為什麼？因為在世界各地，無論是馬克思主義，還是社會民主主義，都已經失去了它的政治和思想動力，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幻滅也在日漸滋長。”似乎他已經告別了社會民主主義，但是他接着又說：“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經濟目標是通過改革和轉變現存的金融市場體制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政治目標是建立 ‘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拿這些目標與以“社會民主主義者”自居的劉國凱所闡明的目標比較，其實並沒有重大的區別。劉國凱說：“社會民主主義的價值觀除推崇自由外還推崇公正、團結、互助。為了實現社會公正和人們之間團結互助的和諧關係，社會民主主義在經濟領域中實行適當的政府干預和員工參與企業管理。這個干預非但不與民主原則牴觸而且正是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的有力槓桿。因為這個政府本身就是民選產生，並較為關注中下階層的利益，民主原則在經濟領域的延伸和體現就是要盡力使機會平等真正得以實現並且從機會平等進而爭取結果的相對平等，也就是把貧富差距控制在相對合理的程度之內。……資本主義認為民主政治加自由經濟這就夠了，而社會民主主義則認為在此之上還應輔以適當的國家干預。通過民主政權的干預來促進經濟民主和社會民主。”崔之元在“烏有之鄉書吧” 的演講中說：“我提出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宣言，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右翼自由主義的共同挑戰。”儘管他可以不承認自己是社會民主主義者，但他不會否認自己正在嘗試提出一種“第三條道路”。這條道路到底是離“前第三條道路”近一點，還是離“後第三條道路”近一點，尚有待他的進一步闡述。

出處：當代文化研究網 www.cul-studie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