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系調整本來倒也無可厚非（雖然不無收拾燕大北大的嫌疑，連園子都占了），畢竟國府遷台時帶走大批設備師資把學校拆得七零八落，剩下的難以自成系統，而且早年國民黨也搞過大學區劃整得J飛G跳頗不得人心。何況當時阿共的教育經費所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比重似乎比現在還高不少。然而，畢竟是初次洗腦，楊絳的話蠻有14：“我們閉塞頑固，以為‘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們驚愕地發現，‘發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着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

==

50年代的院系調整與社會變遷——院系調整研究之一

李楊

　　[內容提要]：本文着重於50年代初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以史實敘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學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演變，並在具體考察院系調整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過程中，試圖解答幾個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

　　卡扎米亞斯是美國的一位有遠見的教育學家，他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所有社會，在民族危機和重大事變時期之後都有過重大教育改組的嘗試。”[1]以此來審視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大概也不例外。當時的院系調整，即對大學進行跨省、跨地區的改組、撤銷或合併，涉及面之寬、程度之徹底，可稱為我國現代教育史之最，對我國半個世紀以來的高等教育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主流觀點一向認為：中國的院系調整是一項具有歷史意義的高等教育改革工作，它不僅奠定了我國社會主義高教事業的基礎；改變了舊中國不能培養學科配套工程技術人員的落後狀況，保證了為建立國家獨立的工業體系和經濟發展對專門人才的需求；但也同時削弱了一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基礎。[2]在淡化其宏大敘事話語的背後，我們不難發現，除以上這些定論外，院系調整[3]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整個歷史過程中，始終與國家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其政治內容和意義十分凸顯，甚至超越了大學改革本身，大致出現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這次大規模院系調整具有行政主導型之特徵，即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指導下，從上至下，自始至終由最高教育行政部門通過制定有關的改革方針與政策而統制改革的全過程。在所謂“破舊立新”的思維模式中，大學的“自治”和“學術自由”被有意或無意地忽略，大學的地位和內涵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成為“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大學被置於統一的行政管理體制之下。

　　其次，在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規）前提下，以政治運動方式強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對思想文化產生巨大的破壞力。院系調整過程中的大學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為今後社會主義的文化建設初創了一套充滿風雨的實踐模式。

　　再次，院系調整政策是“學習蘇聯”這個基本國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的強制力量下，通過院系調整建立起一套“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大學制度，改革時間之短，程度之深，範圍之廣，為世界教育改革史所罕見。“全盤蘇化”是中國現代化過程中，以外來文化為導向的最為深刻和最全面的一次改制。

　　最後，院系調整政策的實踐並非孤立而行，它伴隨着黨的新民主主義路線向社會主義路線急促轉變，循序漸進式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轉變為“破”字當頭、“興無滅資”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

　　本文着重於50年代初期社會變遷的大背景下，以史實敘述的方式，分析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大學改革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演變，並在具體考察院系調整政策從形成到實踐的歷史過程中，試圖對以上問題加以論述。

　　二、和風細雨的前奏曲

　　大凡教育改革，均受制於其政權性質和國家意識形態，並與國家的教育方針、政策、法規等密切關聯。1949年後我國教育改革指導方針的基本法令依據來自於建國大法《中國人民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其中第四十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應有計劃有步驟地改革舊的教育制度、教育內容和教育法。”[4]這是建國後第一個關於教育改革的指導方針。

　　這一指導方針，在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得到貫徹。會議所確定的改革舊教育的指導思想、步驟以及如何發展新教育，主要採取“循序漸進”策略。這次會議承認“改革舊教育是一項艱巨的任務，是一個比較長期的過程，必須經過各級教育的不斷改革，積累比較成熟的經驗之後，才能進行比較全面的改革，”並強調 “不能性急”。會議還明確規定，“對中國人辦的私立學校，採取保護維持，加強領導，逐步改造的方針”，[5]這種務實的態度反映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領導層對當時教育改革的一種基本認知。

　　儘管首次提出了徹底改造舊式大學的政治原則和改革指導思想，但會議只是作原則性的表態，對於如何“徹底地”改革舊式教育，並沒有提出具體的日程表。 [6]新中國成立之初，整個教育事業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敏感階段，教育戰線內部頭緒紛繁，百端待理，今後的高等教育將朝着什麼方向改進，尚未形成一套完善的發展規劃。

　　但是，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這次會議具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如同“新中國”概念一樣，1949年成為20世紀中國教育史上的一道政治分水嶺：之前的是舊教育，其性質“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統治下的產物，是舊政治舊經濟的一種反映，和舊政治舊經濟藉以持續的一種工具”；之後的是新教育，具有新民主主義的性質，“主要任務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養國家建設人才，肅清封建的、買辦的、法西斯的思想，發展為人民服務的思想”。[7]而“新教育和舊教育是性質上完全相反的東西，是勢不兩立的。因此，我們對於舊教育不能不作根本的改革。”被中共領導人高度讚揚為“緊跟革命潮流前進”的“中國共產黨的親密戰友”、[8]首任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在會上強調：“新中國的教育應該是反映新中國的政治經濟，作為鞏固與發展人民民主專政的一種鬥爭工具的新教育”。 [9]教育被視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工具”首次公開提出，成為新的意識形態開始滲入教育改革理念的一個重要表徵。中國革命本身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1949年後的國家政體更是趨同於“蘇聯模式”的政治制度。當舊的國家機器和意識形態被推翻之後，首先要考慮和處理的無疑是政權鞏固和發展問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原則，成為這次會議高度政治化的內在邏輯。這種二元對立的意識形態，為今後大規模大學改革埋下伏筆。

　　大學改革方向在政治意識形態的框架內被明確下來。1950年6月第一次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教育部明確提出了要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統一地進行院系調整。馬敘倫強調：“我們要在統一的方針下，按照必要和可能，初步地調整全國公私立高等學校和某些系科，以便更好地配合國家建設的需要。”[10]這次會議提出三項基本方針：1、高等教育必須為國家建設、尤其是經濟建設服務；2、高等教育為工人農民開放（國立免收學費）；3、必須向計劃經濟過渡。會議明確大學體制改革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一個內容，具體來說，就是要把過去“抽象”、“廣博”的模式改為“具體”、“專業”的模式，“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服務”。

　　為了大張旗鼓地推行教育改革，首先在制度上確立新的行政權威。這次會議頒布的《關於高等學校領導關係的決定》條例中，特別強調了教育部負有領導全國大學的責任，“凡中央教育部所頒布的關於全國高等教育方針、政策和制度，高等學校法規，關於教育原則方面的指示，以及對於高等學校的設置變更或停辦，大學校長、專門學院院長及專科學校校長的任免，教師學生的待遇，經費開支的標準等決定，全國高等學校均應執行。”[11]這個《決定》體現了高等教育行政管理的 “中央集權”特徵。會議同時還制定出新中國最早一批高等教育法令法規，如《關於實施高等學校課程改革的決定》、《高等學校暫行規程》、《專科學校暫行規程》等等，均為日後跨省跨地區的院系調整提供了一種行政指導基礎。教育改革要學習蘇聯的思路也在這次會議上被確定下來。

　　隨着大學改革方向的確立，行政主導的改革架構開始逐步建立，但大規模的大學改革並沒有隨之而來。這次會議同時推出的《私立高等學校管理暫行辦法》，其內核是大致維護現狀。會議雖然提出大學體制改革是新中國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務，卻沒有相應定出改革時間表，更沒有改革的具體措施。總的來說，建國初年的大學改革是小心而謹慎。

　　大學改革之所以謹慎，主要受經濟因素制約。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國家經濟基礎十分薄弱，全國工業總產值同歷史上最高水平相比下降了一半，人均國民收入只有亞洲國家平均值的三分之二。[12]在1949年底的財政預算中，文化、教育、衛生三大項加起來也只占總開支預算的4.1%（實際並未兌現），軍費開支則占近38.8%.及至50年春夏之間，開始出現全國性市場蕭條，光是上海就有一千家的企業倒閉，全國失業人數猛然超過百萬人。[13]這個剛剛誕生的新政權，此時正面臨着國民經濟全面萎縮的嚴峻考驗，新政權當務之急自然是考慮如何發展和恢復整個國民經濟，國家並沒有力量同時推進對文化教育領域的改革。

　　關於這一點，中共高層領導人顯然是有預見的。早在1949年6月，劉少奇就提到，“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的法令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但不許再設新的，待將來國家有力量接收這些學校和醫院時，將加以接收。”[14]1950年5月，毛澤東也強調“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15]這都反映出當時中共高層對待中國社會現實問題抱有的務實態度。

　　更重要的是，建國初年大學改革採取“溫和漸進”方式，是符合新民主主義的教育思想，黨領導人對此有共識。1950年6月中共七屆三中全會上，毛澤東指出：“有步驟地謹慎地進行舊有學校教育事業和舊有社會文化事業的改革工作，爭取一切愛國的知識分子為人民服務。在這個問題上，拖延時間不願改革的思想是不對的，過於性急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對的。”[16]這大概就是教育改革“不能性急”這一說法的由來。這次會上，毛澤東還有過一段對中國教育文化事業來說相當重要的講話：企圖用粗暴方法進行文化教育改造的思想是不對的；觀念形態的東西，不是用大炮打得進去的，要緩和，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工作。[17]中共領導人已初步設定教育改革時間表，毛澤東還特別強調，全國二十八所教會學校，不要在裡頭硬性教授“猴子變人”的唯物主義原理，要有靈活性。[18]

　　毛的這番講話，是基於新民主主義理論基礎上對中國革命形勢作出的判斷，是符合客觀現實的。毛澤東包括其他中國領導人的設想是：共和國成立後，首要任務是“迅速地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開始大規模的國家工業化建設，使新民主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形態有相當程度的發展，為中國穩步地由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由新民主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奠定基礎。”這個過程大約需要十年至十五年的時間。[19]在這個前提下，這一時期所推行新民主主義教育方針的改革路線是溫和的、漸進的和審慎的。大致說來，直至1952年底，在歷史進程急促加快向社會主義轉向之前，中國社會改革（包括教育領域）的程度遠沒有後來激烈。

　　自1949年下半年至1950年，雖然大學小範圍的調整幾乎沒有停止過，但整個改革進程緩和推進，沒有形成全國性規模。具有全國規模的只有“掃除文盲識字”運動。當時黨內大多數黨員文化程度之低，難以適應共和國成立後驟然面對的政權鞏固和經濟建設新局面。在中共領導人員當中（區委以上），將近50%是文盲或文化不高，華北地區150萬黨員中，竟有130萬是文盲或半文盲。[20]因此，毛澤東深知掃盲運動之急迫性，他親筆為掃除文盲而創辦的《學文化》半月刊題字，以示對該運動的高度重視。其次，教育界改革的另一重點就是大力培養工農知識分子，這一舉措的背後反映着執政者對政治道德理想的一種追求。共和國成立後，教育部兩次重大會議都有着一個共同任務：加快培養工農幹部。中共幹部絕大部分來自農村，文化水平的提高乃當務之急。毛澤東說過：新中國的教育 “應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農勞苦民眾服務。”[21]打破舊世界，在道德理想中創造出一個新秩序，逐漸成為日後愈演愈烈的社會革命的一個通則。如果把教育改革分為高、中、低三個層面，新政權最先給予關注的顯然是低層，這是符合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訴求。

　　綜上所述，由於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以及現實中政治、經濟等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在這一階段（1949年10月—1950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關於大學改革指導思想和政策雖然已成型，但大規模的改革步驟尚未在日程表出現，從全國來看，基本是以恢復和維持原有大學狀況為主要任務。但這不過是一個短暫的“和風細雨”序幕，隨着國內外形勢的急速發展，潛伏的暗流很快波濤洶湧。

　　三、山雨欲來風滿樓

　　歷史的發展，總是出乎人的意料，往往因一突發事件而改變原來進程。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10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秘密入朝，由此掀起的抗美援朝運動加劇了國內社會各階層的緊張局面，中共領導層逐漸淡化建國前後對國情所作的客觀分析，以及對歷史進程所作的謹慎預期，態度上有了一個根本轉變。如參戰前（9月），毛澤東曾指出“即便是特務，一個不殺也是絕對必要的”， [22]但志願軍入朝不久，毛澤東則強調，“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23]又如，1949年，中共領導人對知識分子採取“包下來”政策。1951年4月，毛澤東突然轉調：“從來沒有說過可以把有‘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人們包下來”，[24]並強調，要“採用整風方式，對留用人員和新吸收的知識分子普遍地初步地清查一次。”[25]這種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突顯領導者在政治上的一種考慮和策略，即反美“文化侵略論”意義在知識分子尤其在教育界，遠比其他階層來得重要。這不僅意味着要在大部分受過英美教育的知識分子中確立新的意識形態和政治認同感，即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同時，也導致加快清理教育界英美文化之影響的步伐。具體地說，這是日後“全盤蘇化”的院系調整必須先行一步的重要原因。

　　1950年1月，在批判美國國務卿艾奇遜《中國白皮書》時，毛澤東在艾奇遜提及的“民主個人主義”後面加上了“擁護者”或“分子”等複數字樣，這意味着在艾奇遜心目中在中國有一批人是美國的希望所在。被毛澤東稱為“社會基礎”的這批人，[26]指的正是那些受過西方文化薰陶的知識分子。所以，當上層建築發生變化後，毛澤東看到的文化領域，依然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天下。毛澤東對此大發感慨：我們在文化界的進步力量還小，文化隊伍中的“人民解放軍” 太少了。[27]不久，高校中開始逐漸增加大批黨團員幹部，所有行政單位和生產單位都由黨團員擔任正職、副職或秘書助理，整個學校形成一個上下貫通的組織系統，使得政令易於推行，情況便於掌握。

　　接受美援的教會大學自然成為批判“文化侵略”的重點，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燕京大學被定性為“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中國的陣地”。[28]學校奉命舉辦“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罪行展覽會”，最終達到的表面結果是，“大多數教師沉重地檢討了嚴重的資產階級思想和崇拜美國的思想”，並表示“要徹底肅清美帝國主義的影響，把燕京真正改造成中國人民的教育陣地”。[29]反美運動開始衝擊教會大學的辦學主權。1950年12月29日，政務院終於發出《關於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關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決定》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將接收教會大學改為公立；或改組董事會與學校行政，行政權屬中國校長；或改為完全由中國人自辦的私立學校。新的《決定》頒發後，全國接受外國津貼的20所教會大學中，有11所被改為公辦，另外9所改為中國人自辦，仍維持私立，由政府予以補助。原有的美籍校董及他們在校的行政職務均被解除，個別美籍教師被辭退。在這種政治高壓氛圍下，教會大學外籍教員自行回國的人數不斷增加，到1952年，大多數外籍教師和行政管理員已離開中國。

　　由於國內外形勢急促發展，一些政策的出台帶有很大的跳躍性和不穩定性。之前教育部頒布的《私立高等學校的管理辦法》中並未提及敏感的教育主權問題，校長仍由該校董事會自行任免。然而，事隔四個月，“對於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辦的學校和醫院等，暫時讓其在遵守我們的法令的條件下繼續辦下去”的黨領導人的教育思想發生變化。文化教育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當時就說，“這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鬥爭”，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說得更為直截了當，就是要“集中火力，肅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響，奪取美帝在中國的文化侵略陣地。”[30]

　　實際上，導致對教會大學政策急劇變化還有另一層內因，這就是朝鮮戰爭爆發後中美關係中斷，美國政府首先凍結在美中國資產並禁止向中國匯款（1950年 12月16日），中國政府也毫不讓步地凍結了在華美國資產（1950年12月28日），這一對峙使得依賴於美國援助的教會大學之薄弱財政基礎受到無情打擊，中國政府對教會大學的接收政策遂進入具體的實施階段。

　　為配合反美文化侵略，教育部機關刊物《人民教育》隨即發表署名曹孚的“杜威批判引論”一文。文章提出，要批判舊的教育思想，首先應批判杜威。[31]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教育思想對美國以至整個西方的教育制度有着極其重要的影響，他的《教育哲學》自20年代以來一直對中國教育界影響極大。批判杜威，透露出一個重要信息：1949年前大陸的英美教育思想將被清算。作為對杜威教育思想的糾偏與反駁，蘇聯凱洛夫所著的一本強調教育之歷史性和階級性的《教育學》幾乎同時出版，這本書對我國今後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有着深遠影響。

　　在清算杜威思想的同時，開始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1946年陶行知逝世時，被中共領導人稱為“偉大的人民教育家”，但現在的陶行知則被作為“美國反動學者”杜威的忠實信徒而遭到批判，其教育思想被斥為“完全是美國杜威的實用主義教育思想在中國的翻版，是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32]“對陶行知的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清除五四之後在文教界和知識分子中占主流地位的西方文化、美國文化的影響，為建立蘇式的官方意識形態掃清道路”。[33]

　　從批判杜威和陶行知事件來看，國家意識形態始終控制着對“當下教育思想”的解釋權，這種決策的非制度化，基本棄置開國基本法體系所規範的責任政治模式。這是一個變幻多端，政治實用主義主宰價值理性的年代。

　　反美和全面學習蘇聯同步進行。顯然，清理高校英美文化的影響，是日後全面推行蘇聯教育模式之院系調整的最重要一步。藉助蘇聯的教育經驗，已成為這時中國教育工作的既定方針。1950年初，教育部聘請的蘇聯總顧問阿爾辛傑夫已經到任，至1952年底，最早一批的蘇聯專家187人來到中國，其中有98人被聘為大學顧問。從時間上看，1949年—1952年上半年為學習“蘇聯模式”的第一階段。雖然只限於少數學校——最典型的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成立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的改革——但它們的辦學經驗將對日後的院系調整起到一種重要的示範作用。[34]蘇聯教育模式的特點是，大學是國家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培養工農出身的專業人才是大學的根本任務。這十分符合中共高層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在政治上的需要。

　　對於這一點，中外學者的一致看法是：1949年前的中國高等教育是受美國模式“博雅教育”的影響，在50年代則被蘇聯模式取而代之，冷戰時期的中國高等教育匆忙走上一條“全盤照搬”的道路。當時全國約有10萬名高級知識分子，大部分集中在高校。那些曾經接受過西學教育，思想傾向於英美自由主義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政治鬥爭高壓下，不僅要否定舊有的教育經驗，還要人人面對“整風方式”地被“清查一次”，這對於剛剛以萬分熱忱擁抱新政權的大多數師生來說，顯然有點猝不及防，思想難免混亂。

　　就在反美運動開展不久，各種反彈情緒隨之而來。有資料顯示，上海的“大中學校學生仇美觀念尚未完全樹立”；[35]南京大學教師對文教委員會副主任陸定一的“美國沒文化”這一說法發出質疑甚至反感，認為“何必整天罵美國，亡給美國總比亡給蘇聯好”，[36]有的則不贊同中國在外交和意識形態方面實行 “一邊倒”政策，最典型的說法是，“毛澤東說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可惜剛站起來又倒下了”，“過去有日本顧問、德國顧問、美國顧問，現在又來了蘇聯專家”； [37]曾留學德國並擔任過嶺南大學校長的陳序經私下對朋友說，“我們學習蘇聯，蘇聯學德國，蘇聯那一套教育體系，完全是抄德國的，那一套我們都知道。” [38]“一些人坐井觀天”，“以為蘇聯是世界上最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什麼都比資本主義好。他們又怎麼知道那些先進的東西會來自資本主義國家呢？” [39]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則認為“中國今後要工業化，必須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美國而不是蘇聯。”[40]就連那些積極擁護中共的人也認為，“擁護中共的執政黨地位”，並不意味着“無條件擁護中共的各項政策方針”和必須“信仰馬克思主義”。[41]種種說法，不一而足。

　　針對兩種不同價值觀所引發的思想衝突，教育部副部長兼黨組書記錢俊瑞一語破的：這些人“服膺着英美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還是固執着自己的個人主義，客觀主義和宗派觀點，而不肯確實改造。那麼一切高等教育的改革工作，諸如院系、調整，課程，改革，教學法的改進等等，難以實行貫徹，一切關於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章就遂成‘具文’”。[42]周恩來也認為，這些人的極大多數，都有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和個人主義，都是思想改造的對象。[43]其實，在革命勝利到來之時，知識分子的思想顯然要比普通民眾複雜得多，他們大多數人帶着固有的思想意識、價值觀念和文化積澱投入到一個嶄新的社會之中，當與新的價值理念發生衝突時，一種以革命化約方式推行的改革自然受到種種阻力。這實際上也是自1950年全國第一次高教會議後，大學改革一直未能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的另一內在原因，這種思想上的牴觸無疑引起了中國共產黨高層領導人的警覺。

　　於是，隨着抗美援朝反西方侵略文化浪潮的興起，“整個教育系統都成為革命改造的領域”。[44]在運動中所激起的愛國主義情緒，不僅被高層領導人視為社會動員的最好資源，同時也成為共和國成立後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產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