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暴風驟雨式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在中國社會強調“階級鬥爭”的宏大敘事框架里，知識分子自然地被打上階級的烙印，在工農幹部眼裡，“他們都是出身於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或地主階級。他們受過帝國主義的，買辦資產階級的和封建主義的教養。他們的思想充滿着毒素，他們的靈魂是不健康的，有些甚至是反動的……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去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是今天急不容緩的重要工作之一”[45].於是“靈魂不健康”的知識分子“天然地”要接受思想改造。建國初年對知識分子採取的 “團結、教育、改造”政策，隨着政治鬥爭的需要，演變成只剩下強調“改造”二字。

　　長期從事黨的宣傳理論工作，49年後擔任山東省委書記處書記的夏征農有一段講話極具代表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滿身滿臉都是齷齪”，所以“在革命的進程中，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只能是從屬，只能是工農兵的服務員，而且只有這樣，革命隊伍中才有他們的地位”。他甚至提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應該時時洗臉抹身，自己洗，讓群眾幫助洗，讓黨幫助洗。只有這樣經過不斷的改造，才能希望改變成為一個合格的服務員”。[46]教育部的領導人也認為，要完成教育界“破舊立新”的改革任務，首要任務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這所有的一切說法，都是在遵從毛澤東的指示。早在1950年6月，毛澤東就提出，要在知識界開展自我改造的教育運動。[47]追根索源，這也是各地蘇區特別是延安時期改造知識分子的延續。

　　從目前的史料看，建國後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啟動，與兩個人有關。一是周恩來，一是馬寅初。1951年8月22日，周恩來在《目前形勢和任務》的報告中指出：“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在過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縛，就是受着帝國主義奴化思想的侵蝕；現在，要為新中國服務，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48]這個講話立即得到剛上任三個月的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呼應，他欲在北大搞一場“有計劃有系統的學習運動”。9月3日，周恩來和私交甚篤的馬寅初作過一次重要談話，馬專門“介紹北大湯用彤、張景鉞、楊晦、張龍翔等十二位教授響應周總理八月關於進行思想改造的號召，發起北大教師政治學習運動的情況”，周恩來隨即提出擬邀請中央負責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一事。[49]馬寅初深表贊同，便以口頭和書面形式正式邀請中共中央領導人為北大教師學習會作報告，以期推動一場思想改造運動的開展。馬寅初的書面意見這樣寫道：“敦請毛主席、劉副主席、周總理、朱總司令、董必老、陳雲主任、彭真市長、錢俊瑞副部長、陸定一副主任和胡喬木先生為教師。囑代函請先生轉達以上十位教師。”9月9日，周恩來將此信轉呈毛澤東。9月11日，毛批示道：“這種學習很好，可請幾個同志去講演。”[50]9月24日，周恩來在如何開展思想改造運動座談會上進一步強調：“學習運動要有領導有計劃地進行。應從政治學習入手，逐步發展到組織清理”。於是，思想改造+組織清理被適時地提了出來，逐漸成為日後群眾運動的一種模式。

　　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工作的指示》，[51]明確了思想改造運動的目的、作用、步驟。至此，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廣泛地開展起來。這場運動，是以唯意志的群眾動員形式進行的，從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看，群眾性動員的形式來自於列寧政黨組織的傳統，但與之相比，毛澤東的群眾動員不僅更為主動深入，而且更為有效，時間也更長。[52]政治動員、道德激勵、思想檢查、組織清理，這些來源於革命根據地的經驗，使黨的領導人相信，在這次思想改造運動中，政治權威同樣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低的社會成本達至預期目標。

　　知識分子對新的政治權威的承認，有積極擁護，有道德上認同，或出於利益上的算計，更多的是隨大流。他們的思想狀況極其複雜。西奧·陳（Theodore chen ）將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分為四類：第一類是新中國成立之前就信仰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這些人來說，適應新的形勢、或至少適應建國初期的形勢不是件難事。第二類是有政治抱負的知識分子，是積極參加政治活動或運動、領頭喊口號的人，第三類是樸素的愛國主義者，他們厭惡國民黨腐敗政權下的生活，希望落後的祖國獲得新生。大多數屬於此類。第四類是除了協助新政權之外別無選擇、因而對自己不可能改變的現狀不得不接受的一批知識分子。[53]然而，不管哪一類，所有大學教員都要面對這場“思想蛻變”運動。當時黨的一位理論幹部對此有形象地描述：“當前正是由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新民主主義社會蛻變的過程，在這塊土地上呼吸濡染着的一切人，都非跟着蛻變不可。蛻變，是新生，但需經過一段苦痛的過程。教育者的蛻變，應該是自覺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學習如何在自己的思想行動上服膺馬列主義與毛澤東思想。”[54]事實上，這些“教育者的蛻變”遠說不上“自覺”：他們在運動中被迫“排隊洗澡”，教育部領導人的指示是， “儘量用熱水燙這些人，只要燙不死就成。他們在大會、小會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檢討，一面用廣播、大字報揭露他們的劣跡，一面發動許多青年黨團員（助教、學生）給這些人‘搓背’。在檢討會上通不過，再跟到老教師的家裡去，觀察他們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語不合，第二天在檢討會中再加上新的罪名。”[55]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這種檢討時內心巨大的痛楚。

　　文化觀念是一種綿延久遠的強大力量，但就階段性效果來看，政治因素的宰制力量有時比文化觀念強大。當年在清華大學的楊絳回憶道：“我們閉塞頑固，以為 ‘江山好改，本性難移’，人不能改造。可是我們驚愕地發現，‘發動起來的群眾’，就像通了電的機器人，都隨着按鈕統一行動，都不是個人了。”[56]

　　在政治高壓下，痛苦“蛻變”後的思想“轉變”當在情理之中：北大化工系主任傅鷹不得不違心地說自己“是一個多麼可卑可恨的人。……我的崇美思想不但使我變成敵我不分的肉喇叭，不斷向同仁同學散布毒素，也使我在學校行政工作上犯了嚴重的錯誤……（我）骨頭裡卻充滿了歐美資本主義的腐朽思想和對美帝國主義的感情，我就是這樣一個人。”[57]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更是全面自我否定：“我為了個人利益……二三十年來，做了帝國主義的俘虜，忠實地替帝國主義者奴役和麻醉青年，帝國主義就通過我，穩紮穩打來在學校里做着'太上皇'……而拿着武器，在最前線衝鋒陷陣的人，卻是自以為‘清高’的我。”[58]

　　當然，也有堅持不肯認錯的，但在強大政治權威下，其命運可想而知。如公開反對“一邊倒”國策的燕京大學教授張東蓀就受到毛澤東毫不留情地批判：“看來除了像張東蓀那樣個別的人極嚴重的敵特分子外，像周炳琳那樣的人還是幫助他們過關為宜，時間可以放寬些。”把張東蓀與敵特分子並提，而不在“可以過關”之列，“……從此我再不要見他，他再不能和我們一起開會了。”毛一錘定音，曾在建國初被任命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的張東蓀完全墜入了黑暗的深淵……[59]運動中，北京大學有7個人自殺身亡，著名作家、北京大學教授沈從文被解聘，到故宮博物院當講解員。

　　運動進行到尾聲時，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高等學校中進行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運動和準備進行清理中層工作的指示》，明確規定，可以讓60－70％的教師迅速“過關”；12－25％的要經過適當批評以後再行過關；13％的要經過反覆的批評檢討以後始予過關，只有2％左右是不能過關，需要作適當處理。1952 年秋運動結束時，全國高校教職員工的91%、大學生的80%被接受“思想洗澡”。[60]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我曾提出了以批評和自我教育的自我改造的運動。現在，這個建議已逐步地變為現實”。[61]周恩來則表示，“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工作是有成效的，今後仍然應當根據具體的需要，採取適當的方式進行。”[62]

　　這種思想改造+組織清理方式，對消解知識分子的獨立性起了很大作用。在沒有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包括法規）情形下，以政治批判方式強行改造思想文化，必然對思想文化造成破壞。第一次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開啟了以權力決定知識分子政治地位的機制，而這種權力不是根據法律行使，而是受意識形態支配為政治需要服務。這次運動，是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的思想在共和國初期的一次重要實踐，同時也是規模最大一次馬列主義普及運動，從此，馬克思主義成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從而為以後全面推行蘇聯大學體制的、高度集中的院系調整打下思想基礎。

　　五、雷厲風行的的院系調整

　　1951年11月，全國工學院院長會議召開，揭開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的序幕。會議制定的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是全國性院系調整的先聲，但因調整有阻力，調整方案擱置五個月後即1952年4月才公布。這次調整是根據蘇聯大學體制，以建設單科性專門學院為主，削減原有的綜合性大學，改為文理科或多科性理工科大學，增加工科和師範的比重，取消大學中的學院建制，改為校系兩級管理。也就是從這時開始，教育界學習蘇聯模式進入第二階段，從“點”到“面”地廣為推行蘇聯大學體制。蘇聯模式對中國大學制度的影響主要有：1、大學必須為國家經濟建設服務。2、堅持以培養工農出身的專業人才的根本方針。3、建立以單科學院為主的大學體制。4、建立培養專業人才的教學制度。[63]

　　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公布後一個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隨即推出“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這與教育部當初提出的“要在全國範圍內、有計劃統一地進行院系調整”決策已時隔兩年。方案遲遲未能推行，在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決策層看來，阻力主要來自大學教師本身。教育部副部長、教育部黨組書記錢俊瑞就說過，服膺英美的大學教師“不肯確實改造”，“諸如院系、調整”，“一切關於高等教育的決定和規章就遂成‘具文’”。[64]教育部決策層的觀點也反映在黨中央機關報上，1952年9月24日人民日報社論專門提到：“兩年以前，在全國高等教育會議上即曾提出院系調整的問題，但是兩年來這一工作很少進展。這主要是因為許多教師在思想上還嚴重地存在着崇拜英美資產階級、宗派主義、本位主義、個人主義的觀點”，“思想改造運動以後”，“就有條件和可能把院系調整工作做好了”。[65]此時，歷經一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接近尾聲，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意圖開始付諸實踐。

　　院系調整在1952年下半年之所以能夠迅速推行，除了與整個意識形態及社會氛圍密切相關之外，還由於在具體步驟上加強了地方配合。全國改革是一項社會系統工程，從上至下的改革要有自下而上的呼應和配合。1952年，各地的院系調整機構先後出現。為配合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的高教改革方針，各大行政區、各省、市以及大學的院系調整委員會相繼成立。這種“大區—省、市—院校—系”的四級垂直行政機構，在組織架構上，為迅速實施院系調整方案確定行政主導框架。 [66]隨後，各地的調整方案相繼出台，例如，1952年上半年，浙江省的院系調整方案出台，隨後廣州的調整方案也完成並向教育部作了匯報。[67]於是，在高度行政主導下，全國的院系調整行動雷厲風行地展開，以北京大學為例：6月，北大黨政領導開會研究院系調整工作；7月，請蘇聯專家在全校介紹蘇聯高校情況與改革經驗；8月，討論人事調整方案，並編制新北大的系、專業及專修科設置；9月，北大從城內沙灘遷往西郊原燕京大學校址；10月4日，院系調整後的新北大在燕園東操場舉行開學典禮。[68]著名學府“脫胎換骨”之改革如此神速，讓後世的讀史者感嘆不已！

　　各地院系調整如火如荼地展開之背後有着更深一層的原因：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形勢出現了大變動。

　　1952年夏秋之交，恢復國民經濟任務“奇蹟般地提前完成”。工農業總產值比建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長了20%.“經過三年的經濟恢復，我們的收支大體上可接近平衡。”[69]收支平衡，經濟恢復與物價穩定，標誌着國家的財政經濟情況已根本好轉，經濟恢復工作勝利完成。[70]其中一項具有時代意義的指標是，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國營經濟開始超越私營經濟。共和國政權開始控制國家的經濟命脈。

　　經濟形勢的根本好轉，為進一步推行社會改革提供物質條件。1950-1952年，教育事業費支出占國家財政總支出的5.49%，教育事業基建投資完成額占國家基建投資完成總額的5.7%.[71]比較1949年全國文化、教育和衛生三項加起來的總預算只占財政總支出的4.1%已有天淵之別。這年，不僅將私立高等院校全部改為公立，連私立小學、中學也開始改為公立。[72]同年，錢俊瑞在向政務院報告《關於修訂一九五二年培養國家建設幹部的計劃和追加教育事業費預算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後，還專門寫信給毛澤東、劉少奇等領導人：“我認為從教育的需要上和財政的可能上追加經費一萬六百九十四億五千元是應該批準的。”[73]（後來幣制改革，一萬元換新人民幣一元）

　　國民經濟形勢好轉，不僅為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提供物質基礎，同時也突顯對人才培養需求的緊迫性。當時專業技術幹部緊缺的嚴重性，以政務院副總理兼財經委員會主任陳雲的話來說，已“嚴重製約着國家的恢復。我們從國民黨手裡接收的工程師和專業技術人員總共才兩萬人，按其政治信仰，大多數是反動分子和親美分子。”[74]所以，首先出台的工學院院系調整方案背後，有明顯的經濟建設人才需求之壓力。

　　而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發生改變，則是1952年下半年院系調整被強制性地、迅速地、廣為推行的另一重要因素。直至1952年上半年以前，教育改革指導方針是在新民主主義框架內“和風細雨”地進行。隨着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等一系列運動取得勝利之後，尤其是國民經濟形勢好轉，毛澤東在對待資本主義問題上發生了急劇變化。1952年6月6日，他在給李維漢報告的批示中，明確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後，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視為中間階級。”[75]這一論斷，實際否定了新中國成立後的新民主主義性質，揭開了終結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的序幕，開始了消滅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歷史進程。同年9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第一次改變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步驟的提法，毛提出：10年到15年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不是10年以後才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76]這次會上，毛澤東還第一次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初步構想。[77]這表明，毛澤東關於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步驟、方法，同原來的設想發生了很大變化。從1952年下半年起我國開始了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社會性質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新民主主義時期相對豐富多樣的各種社會政策，逐漸被新的要求和目標所替代。

　　社會主義教育方針與新民主主義的其中一個區別，即對“舊教育”全面否定，循序漸進式的新民主主義教育思想轉變為以“破”字當頭的社會主義教育思想。 1952年宣布的“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方案”的指導思想十分鮮明反映出這點：“舊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為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服務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如果不對舊的教育制度、舊的高等教育設置加以徹底的調整和根本的改革，就不能使我們的國家的各種建設事業順利進行。”[78]

　　院系調整後，全國高等學校從211所調整為182所。所有的私立大學消失，它們全部被併入公立高等學校，民間辦學的傳統至此中斷，民間教育空間不復存在；工科專業137種，教育的重心與經濟建設緊密結合；而政治學、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等學科被取消，財經與政法學科被削減；作為現代教育軸心的綜合性大學被嚴重削弱，全國綜合性大學由調整前的55所減為13所，由占大學、學院總數的41.4%（1947），下降為8.5%（1953年），在校文科類學生由調整前的33.1%，下降為14.9%.院系調整後，中國成為世界上綜合性大學、文科在校學生和文科教育比重最少的國家。[79]而20世紀50年代，學科的綜合化已成為科學發展的一大趨勢。這次大規模的院系調整根本改變了原來的中國大學體制，原有的大學理念和大學內涵被改變，高等教育從此被納入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劃體制當中，比起1956年才在經濟領域全面推行計劃體制提前了好幾年。同時，在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高等教育也比農業、手工業、工商業等領域率先通過院系調整於1953年基本完成。

　　教育制度演進的形態有兩種：一是漸進性積累，二是革命性變革。這次院系調整屬於後者。對制度進行革命性變革是賦予制度以活力的一種手段，但這次院系調整以行政主導方式為主，思想改造運動為輔，在“全盤蘇化”的教育制度建立的短促過程中，匆忙定論，隨意“破舊”，留下不少後遺症，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否定大學自身的獨立性，削弱綜合大學的整體學術水平，使我國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之間的差距漸行漸遠。

　　“院系調整結束，明明白白地宣告：一個從未有過的教育時代已經到來”。[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