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起來，57年那撥學生好象是後援最差的。事情該算是赫禿子忽悠起來的，一開始是數學系的兩個老師一個學生不務正業去翻譯英文版的報告，然後林希翎插進來。下面是該生在百年校慶時的回憶：

　　這期間發生了兩起使反右運動火上澆油的事件。一件是地質地理系同學鄭瑞超貼了一張小字報，內容是說成立了“中華革命黨”，並說要吸收整風運動中敢於向共產黨展開鬥爭的積極分子入黨，落款是“中華革命黨北京市支部”。另一件是錢如平化名“談論”，在半夜裡貼的一張大字報，號召要預備好刀和槍準備戰鬥等等。這簡直是胡鬧！這非但幫助不了右派，相反地是授人以柄，鄭也不是百花學社的成員。這兩件事成了北大的反革命事件。鄭瑞超當天夜裡就被捕了，聽說是他又到另一個大學去貼同樣的小字報被當場抓住的。錢如平貼完他那張大字報後跑回他老家浙江去了，可是因為百花學社成立宣言是他抄寫的，從筆跡上迅速破了案，從浙江老家抓了回來。鄭、錢二人都是開全校大會宣布逮捕的，後來鄭被判刑六年，錢被判刑五年。借着這兩件事北大黨委把反右運動推向了頂峰。另外，右派營壘里也確實有那麼一兩個人品行不端，這正好成了被攻擊的口實，這使我感到又氣憤又難過。
　　表面上我雖然態度強硬，拒不檢討，但說老實話，內心裡也感到惶恐和灰心。我感到惶恐和灰心的是：第一，右派掀起的這場轟轟烈烈的爭民主運動，為什麼如此不堪一擊呢？要知道，當時冒出來的右派分子絕大多數是學生中的佼佼者，用現在的話說，都是學生中的“精英分子”；第二，我感到自己空有一腔熱情，但理論知識實在太貧乏了。說實在話，當時的右派，包括社會上民主黨派中的所謂大右派，雖然都從不同角度，針對不同的問題，對共產黨提出了批評，不管這些意見正確與否，也不管提批評意見的真實動機如何，卻沒有一個人能從理論上系統地對當時的社會現實進行批判的。當然，現在分析起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恐怕也不可能。
　　我想出國去學習，想去南斯拉夫或英國。當時我天真地認為，南斯拉夫實行的“工人自治”可能是一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也想去英國，因為聽說英國是一個學術最自由的國家，還聽說當時國際上成立了一個“大陸知識分子、知識青年援救會”，對從大陸逃出去的知識分子、知識青年進行援助。這個組織在香港、倫敦、東京都有，想讀書他們也會提供幫助。被捕後才知道，那不過是國民黨搞的一個特務組織，而當時我並不嚮往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我嚮往的是社會公正。
　　我首先去了印度大使館，門口有中國警察站崗，根本進不去，又去了英國代辦處，同樣如此。外國駐華使館門前都有中國警察把門，設崗樓，任何一個普通的中國老百姓要想進去是不可能的。不僅如此，你想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也打不進去，因為電話都必須由設在門口的警察崗樓往裡轉，隨便一個中國老百姓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他是不給轉的。因為我是在8月份開始這樣做的，公安部門還沒有下令抓人，後來就不行了，只要你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不等你放下電話，警察就來了。我被捕後認識了兩個人，一個是人大的何鐵生，另一個是北師大的陸正，他們都是因為往外國駐華使館打電話而被捕的。陸正被判十二年，何鐵生被判十五年。後來我又去了南斯拉夫大使館，它不在東交民巷，而是在後圓恩寺一條小胡同里，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是賀永增不知從什麼渠道打聽着告訴我的。離大使館門口大約三十米左右的拐角處，有一棵大槐樹，我是爬樹翻牆進去的。我向他們說明來意，要求他們把我弄出國去，並主動向他們提供了方法，能否把我裝進一隻大木箱裡帶出去，因為外交人員的行李是不檢查的。他們笑了，說這是不可能的。當時我的想法是多麼天真幼稚！不過他們對我表示很同情，因為當時我的名字已上了報紙，最後他們把我和一個南斯拉夫留學生一起用車送了出來，如果我自己單獨出來，肯定會被捕的。
　　三次嘗試失敗，我就決定冒險越境，可是我身上沒有多少錢了，僅夠買一張去天津的火車票錢，我想我可以從塘沽新港下海游到外國船上去，於是我就買了一個救生圈，把一些油印的大字報用蠟紙包好系在腰裡，準備到了塘沽後，我就找機會下海。
　　9月份天氣已經涼了，我身上只穿一件單衣（這是我惟一的衣服），找劉奇弟借了一件線衣穿上，但並沒有告訴他我要到哪裡去，然後找到譚天榮，把我僅剩的幾元錢菜票給了他，因為他那時太困難了，總是吃米飯泡醬油，小飯廳的醬油是不要錢的。我告訴他我要走了。知道我要逃跑的只有譚天榮一人，時間是 1957年9月16日。
　　十多天前賀永增就告訴我說，你長尾巴了。一點也不錯，最近一段時間，不論我走到哪裡，總有一個三十歲左右，細高條戴眼鏡的人離我不遠，我從譚天榮宿捨出來向南校門走去，那人總離我二三十米距離跟着我。為了甩掉他，我乘32路車先進了北京動物園，他也進去，我左轉右轉總也甩不掉他。出動物園乘 101無軌我去了前門火車站，買票上了火車。他也上了火車，跟我在一個車廂，相隔三四排座位。我有點緊張。到了天津我出了站就向對面一個飯店跑去，他大步走。我進入飯店正門後就從旁門跑出來又跑回了車站，這時正好有一輛開往塘沽方向的火車，沒有買票我就擠了上去，這回真的把他甩掉了。到了塘沽，下了火車，我走到露天碼頭往遠處張望，看有沒有輪船的燈光。正在我張望的時候，不知從什麼地方冒出兩個人來，一下就把我扭住了。我掙扎着問他們要幹什麼，他們也不說話，硬把我扭到了不遠處的派出所。出來一個頭頭問我：“黑燈瞎火（那天正好斷電）你在碼頭上轉來轉去打算幹什麼？”我說：“不幹什麼，看看大海！”他嘿嘿一笑，下令：“搜他身上！”因為我腰裡繫着些油印的大字報和學生證，鼓鼓囊囊的，這下壞了！那傢伙笑了：“你不是小偷，你就是北京大學的右派分子陳奉孝啊！想逃跑是不是？”我不吭聲，我知道任何辯解都是徒勞的。這時我才恍然大悟，天黑沒有電燈，碼頭上有很多露天倉庫，我在那裡轉悠，他們可能認為我打算偷東西，所以才抓我的，未成想抓的竟然是北京大學的一個大右派！他們立即跟北京市檢察院通了電話，用打字機現打的逮捕證，要我簽字，我不簽。不多會兒來了一輛吉普車，把我押上車，裡面早已坐着一個人，正是我的那條“尾巴”。當夜吉普車飛快地開到了北京市草嵐子看守所，時間大約是半夜兩點左右。以上就是我能回憶起來的當年北大整風反右運動以及我在這一運動中的活動的大致情況。
　　1979年我的“反革命”罪平了反。從1979年7月到1980年7月整整一年時間，我住在北大朗潤園招待所，等待右派改正。一間大屋子裡住着十多個等待改正的右派，大多數是陸續來，陸續走的，其中張元勛、張景中、趙清、林樹果、葉予勝、張亞航、王英超等人都在那裡住過。物理系一位姓黃的同學（名字記不起來了），他在勞教中被化學毒物弄瞎了眼，要求北大給治，北大可能是因為費用太高，遲遲不答應，到我離開時，他還在招待所住着，他的情況最慘。
　　住招待所時聽他們說，當年的右派有四人被槍斃了。第一個是哲學系的黃宗羲，他是1958年被槍斃的。聽說黃原來是黨員，建國前夕入的黨，已有八年黨齡，是調干生，貧僱農出身。他本來是哲學系反右領導小組成員，但他反對搞人身攻擊，反對批判右派時動手動腳，結果被認為是立場不穩，同情右派。他當然不服，自恃出身好，與反右領導小組的其他成員弄得越來越僵，最後讓他在一間屋裡反省，並派一個人監視着他。後來因為一件小事兩人吵起來動了手，他打不過那個人，就拿出隨身帶的一把水果刀，將那人的臉劃破了。這可好，立即被捕，最後以“右派殺人罪”槍斃了，為此還向各大學發了通報。黃臨上刑場前，他的老婆孩子都來了，法院的人問他對家人還有什麼話要說，他對老婆說：“我死後你不要守着，早點找一個人家，好好教育孩子跟着黨、跟着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他說的這些話都被記錄下來了，“文革”時期那麼亂，但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的檔案完好無損。七九年給右派改正時，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犯了難，查看了法院黃的檔案，找了當時監視他的那位同學了解了情況，證實了當時他倆是因為一件小事口角打起來的，那位同學臉上只是被劃破了一道小口於，特別是黃臨死前說的話，顯然這是一大冤案。可是人已經死了，怎麼辦？北大落實政策辦公室的人還是很負責的，據說在雒廷縣找到了他原來的老婆，但她已經嫁人了，又找到了他的兒子，當時在唐山市當架子工，給了他兩千元錢，算是落實了政策。
　　第二個被槍斃的是西語系的顧文選。聽李雪琴說，顧原判無期，六○年越獄跑到了北朝鮮，後被引渡回來開宣判大會槍斃的，李雪琴參加了那次大會。他為什麼往北朝鮮跑呢？我猜想，六○年中蘇交惡後，北朝鮮有親華派和親蘇派，金日成是親華的，有那麼一段時間金日成不大露面，顧可能作了錯誤的判斷，冒死逃出了監獄，卻又自投羅網，白送了一條性命。六二至六四年中蘇大論戰期間，我那時正在興凱湖農場勞改，與蘇聯僅隔一條三十米左右寬的蘇爾察河，要跑過去是很容易的，有不少犯人和勞改就業人員跑過去，結果像顧一樣都被送回來槍斃了。
　　第三個被槍斃的是中文系的林昭。聽張元勛講，林昭原本不是右派，她與張元勛有一段戀情，張被打成右派後，團組織叫她與張斷絕關係，她不但不與張斷絕關係，而且多次為張鳴不平，就這樣一步步升級成了右派，進而成了“反革命”。在獄中她堅貞不屈，受盡了折磨。1968年被槍斃前，張還冒充是她的未婚夫前去探過監，結果張回到就業的勞改農場後被關了禁閉。這次參加北大百年校慶，見到了同班同學於邵，他說他保留了林昭的一縷頭髮，給她修了一座墓，墓就在蘇州。於邵和林昭只是同鄉，不像張元勛與林還有一段戀情，他能冒着風險為林昭立墓，我不禁對他肅然起敬，將來有一天我一定要去林昭的墓前看看的。
　　第四個被槍斃的是化學系的張錫琨。“文革”期間他一直被關在四川一處勞教隊裡，聽張的妹妹張錫錚於1986年在青島親口對我說，她去勞教隊了解情況時，勞教隊的管教幹部對她說，張錫琨是在勞教隊裡企圖組織逃跑被槍斃的，時間是已經粉碎“四人幫”後的1976年底。當時我問張錫掙，錫琨後來平反沒有？她說沒有。我又問為什麼不爭取平反？她說，一是那個勞教隊堅持不給平反，二是怕這事再折騰起來會影響孩子們，因為孩子們壓根兒就不知道這件事。
　　除以上四人外，任大熊和劉奇弟都是被折磨死在勞改隊裡的。我知道劉奇弟原本就是肺結核病，勞改隊那種嚴酷的環境他是活不出來的。聽別人說他後來瘋了，被塞進了像狗洞子一樣的小號里，疾病加凍餓而死。這樣的小號我在興凱湖農場就被關了十個月。小號高一米，寬八十公分，長一米五左右，像我這樣一米六三的小個子，在裡面站不起來，也伸不直腿，底下僅鋪着二十公分左右厚的一些稻草，一天只給三兩八錢的玉米麵窩窩頭吃，身上還戴着腳鐐手銬，像我這樣能活着出來的，確實算是“命大”。賀永增只判了五年，但也是因為有病和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氣，在監獄裡自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