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位文化名人，梁漱溟有十分廣泛的社會關係。他曾與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許多政要（包括國共兩黨的最高層領袖）交往密切，並對其中一些人產生了影響。從《梁漱溟晚年口述》（下稱《口述》）中，我們既可以看出梁漱溟超然於權勢的獨立人格，也可看出不同時代裡中國知識分子不同的社會地位和作用。梁漱溟對學界、政
界一些人物的臧否也很值得品味，他講到很多人的逸事，對我們了解這些人的人品，研究這些人的思想，是不無補益的。

梁漱溟與毛澤東的特殊關係恐怕是最令世人矚目的。多年的親密朋友突然間勢同水火，隨後又形同路人，這種強烈的反差實在讓人印象深刻。

梁漱溟與毛澤東早在1918就相識了。那時，梁是北京大學哲學系講師，毛是北京大學圖書館的管理員，當時他們兩人只是點頭之交。20年後，梁漱溟到延安，在16天裡與毛澤東有過8次交談，有兩次是通宵達旦。他回憶說“彼此交談都很有興趣”。1950年梁漱溟到北京，毛澤東提出要梁漱溟參加政府，梁漱溟未同意。梁漱溟說：“他想拉我拉近一點，可我不想靠近。”儘管不太高興，毛澤東仍時常派車接梁漱溟到中南海去漫無邊際地聊天，有時候還留他吃便飯，席間有江青和秘書作陪。自從1953年9月那次激烈的衝突之後，毛澤東就不再派車接他了，兩個人的私人關係自然就中斷了。那以後，在公開場合見面時，毛澤東只是像接待其他人一樣，匆匆地與梁漱溟握一下手，說一兩句話，“沒有請到家裡來坐下來談話”。從這些回憶中可以看出，梁漱溟對毛澤東單方面中止兩人的友誼深感遺憾。

梁漱溟在《口述》中多次客觀地評價毛澤東，總是說毛澤東很了不起，只是到晚年因糊塗而犯錯誤。認為“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都是毛糊塗時候的“亂來”。

對於蔣介石其人，梁漱溟從未有過好印象。蔣介石在武漢做“剿匪”總司令時，讓人給梁漱溟傳話：“希望梁到武漢來跟我見面。”梁漱溟回答說，“好，我知道了”，卻沒有應召前往。梁漱溟認為，蔣介石這個人基本的問題是太自私，不信任人，而且從來說話都不算話。他自以為怎樣最得計，其實是弄得眾叛親離。艾愷問：“您覺得蔣介石對中國，對中國革命有沒有什麼貢獻呢？”梁漱溟回答說：“他最大的貢獻哪，（笑）最大的貢獻是造成了共產黨的成功。”

梁漱溟與一些軍閥的關係比他與蔣介石的關係要密切得多。在人們眼裡，軍閥大都是粗魯不堪、沒有文化的人，《口述》中的軍閥卻是另一種形象。他們樂於和學者、文化名人交往，不僅請他們到軍隊裡傳播知識，還請知識分子當顧問，尊為座上客，禮遇有加，並且盡力支持他們的事業。無論是附庸風雅，還是政治上有所企圖，都顯示出當時崇文的社會風氣和知識分子的社會地位較高。

據梁漱溟說，行伍出身的馮玉祥的確行為粗魯，甚至將他的手下韓復榘罰跪、打耳光，氣得韓復榘背棄他而去，投奔了蔣介石。但是馮玉祥卻表現出很尊重文化。1924年，駐紮在北京南苑的馮玉祥托人請梁漱溟為其軍隊作演講，共講了五次。每次，馮都到場陪着聽。被馮請去做講演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軍事學家蔣方震。馮玉祥給他的軍官每人發一個小本子，記載蔣方震的語錄，上書“蔣方震曰”，有三五句，讓軍官們牢記。馮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學習，曾請兩位老先生（其中一位在清朝做過巡撫）給他講《左傳》。馮玉祥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業。

被人們認為是最為粗魯，乃至“醜態百出”的軍閥韓復榘對梁漱溟畢恭畢敬，兩人一見如故。韓復榘大力支持梁漱溟的“鄉村建設運動”，把他管轄的山東鄒平縣交給梁做實驗區。艾愷提到有關韓復榘的種種傳聞、笑料，梁漱溟說，那都是笑話，不真實。

李宗仁與梁漱溟算是同鄉，都是廣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廣西搞“自治”，與蔣介石分庭抗禮，便招攬一些文人做顧問。1935年李宗仁請梁漱溟回廣西，讓他講演、出謀劃策。抗戰時期，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駐徐州，又請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個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飯，每次都交談，關係極為密切。解放戰爭後期，蔣介石下野後，李宗仁任代總統，請梁漱溟出面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絕。

閻錫山也曾請梁漱溟去山西作講演，講了一個月。1930年，閻錫山聘請梁漱溟為高級顧問，月薪500元。因閻錫山未採納其關於裁軍和停止內戰的建議，梁漱溟辭去顧問的職務。

《口述》中有不少對學界名人的評價。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極力稱讚好人品，諷刺和批評壞人品。

20世紀初期“康梁”並稱。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說他佩服梁啓超，喜歡梁啓超。梁漱溟說，梁啓超作為一個老前輩，一位名人，卻毫無架子，十分虛心。梁啓超年長於梁漱溟20歲，因對佛學感興趣，知道梁漱溟對佛學有研究，居然親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討論。後來兩人經常往來。

梁漱溟在盛讚梁啓超的同時，又多次說他很不喜歡康有為。梁漱溟披露了兩件事：一件是，康有為在陝西西安的臥龍寺參觀時，將寺中多卷珍貴的古版佛經裝到他的騾車上試圖盜走，後被人發現並追回。還有一次，康有為向一個銀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貴的字畫，試圖據為己有；余凡澄多次討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許多人到康家強行索回。

梁漱溟曾經一度很佩服章士釗，說他對章寫的討論中國如何學習外國政治的文章都很愛讀。可是在結識章士釗後，即對他感到十分失望，因為發現章“生活很腐爛——吃鴉片、賭博、賭錢、嫖妓女，娶姨太、娶妾，一個、兩個、三個，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歡”。

梁漱溟盛讚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說：“陶先生這個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說，一般留洋的學生都是西裝革履，而陶行知卻穿農民的衣服，穿草鞋，在農村帶領一幫人，自己蓋房子，創辦學校，實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學生中沒有看見那樣的人”。

艾愷說，梁漱溟最偉大之處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從梁漱溟對他人的評論就可充分證實這一點。（黃敏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