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禍胎：“五一三”始末 解放軍七七九一部隊抵宜
作者: 憲徽
日期: 2006-08-31 05:58

禍 胎

回到了家鄉心情本該是愉悅的，可是走到街市上一看，到處都是冷清景象。

由於“鎮反”造反派受挫嚴重，元氣大為損傷，大家都有點灰溜溜的樣子，互相見面都只有些垂頭喪氣的嘆息。唯有主義派的“紅衛兵”們，真像是初生牛犢不怕虎，二三人一夥，四五人一群仍在大街小巷張貼大字報。可是人單勢薄，他（她）們前面貼，馬上就會有思想派的“紅衛兵”在“紅工聯”、“橋工聯”（思想派的工人組織）作後盾的支持下，不是覆蓋，就是扯下主義兵的大字報，而街市上的群眾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

我回到宜賓，一方面恢復我們“八八團”的基層組織，一方面將中央的情況逐步傳達下去。這時北京的電報電話也不斷發來宜賓。這當然是學生們的消息最靈通嘍，也最敢說敢幹，迅即將情況抄寫傳播開來。學生們的消息靈通是全靠郵電系統造反派的鼎力相助，電報電話基本都做到了暢通無阻，在最困難的時候，郵電造反派的同志都千方百計為我們傳送消息。慢慢地人們知道了“二月鎮反”是怎麼回事。於是群眾見到撕蓋大字報時，也敢站出來說幾句公道話了。

可是，事態越來越嚴重。由於有“紅工聯”（主體是豆壩電廠的工人）、“橋工聯”（主要是在宜賓修金沙江鐵路橋的工人）的撐腰（這也許只是表面的現象，而深層的實質在？），撕蓋大字報竟出現了抓扯推搡的激烈情況。當然，吃虧的乃是主義兵嘍。不少造反派的人都摩拳擦掌，大有對峙之勢。此時，主義兵的學生們要求工人組織出面保護作後盾，同時造反派的人也群情激奮，要想以牙還牙地對着幹了。我們認為過激會激化矛盾，在京的人也不斷告戒：不要上“走資派”們挑動群眾斗群眾的當，因此不同意對抗的作法。於是有人建議用文的方法，即用示威的方法使對方有所收斂。當時我們認為也只有用文的遊行示威方法較好。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有一二百人自發地到市中心“大觀樓”旁集中，因多數人是搞搬運的抬工，故臨時取名為“抬工隊”，舉行遊行示威。集合好後，整隊向西門出發，所經之處又有不少群眾加入到遊行示威的行列。

我們也太幼稚了，真是有點異想天開。以為示示威就可以制止衝突和暴力，那簡直是想與虎謀皮。我們一路呼喊“要文斗，不要武鬥”、“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當隊伍行進到西門外鐵路大橋下時，橋上大橋隊思想派的人竟用道渣、鵝蛋石朝我們打來。本有一肚子氣的遊行人群，立即喊出了“橋工聯，算老幾，抬工伯伯不怕你”。橋上邊叫罵邊繼續朝橋下扔石子，遊行人群照樣行進，照樣喊着口號井然有序地遊行，真有股不怕死的精神氣概。我們不但沒被打垮，遊行隊伍反而越來越壯大了（沿途不少人加入）。當行進到翠屏山底下，不知誰領頭喊出了：“南瓜白菜算老幾（即是省建築第四公司的對立派組織“南征北戰”），抬工伯伯不怕你！”可是剛過翠屏山轉入人民路時，同時由雜技團和團結旅館（它們相隔近百米）樓上，如暴雨般的磚頭、石塊向我們打來。隊伍受到如此大的前後夾擊，頓時大亂。同時由雜技團和團結旅館衝出好幾百頭帶藤帽，手持木棒、鋼釺的凶漢向我們襲來。為不擴大事態，我們一邊勸大家忍氣，一邊向軍分區方向撤退進行避讓。

外地赴宜的“紅衛兵”看到如此大規模的武鬥發生了，造反派是赤手空拳，處於挨打的境地，於是他（她）們就到軍分區內去請求解放軍出面來制止武鬥。不料軍分區門衛不但沒答應學生些的請求，反而有個別人將他們推出軍分區大門（這時軍分區外已被紅色派的人手持棍棒、鋼釺占據了）。對立派的人好象殺紅了眼似的，不管見到誰都打，毫不手下留情，可憐被推出軍分區的首都“紅衛兵”張玄傑（北京工業大學學生）、王俊英（同為北京工業大學學生）兩位同學，竟被紅色派圍在軍分區大門口的人亂棒和鋼釺活生生地殺害了。這就是震驚全國的“五、一三”事件，宜賓大規模武鬥事件的（真實）起因（開始）。

一九六七年的五月十三日，這個永生難忘的日子，也就形成了宜賓大規模武鬥的禍胎。

由於上述的野蠻、粗暴行徑，激起了宜賓造反派（即後來稱作“紅旗派”的）和宜賓人群眾的極大憤慨。為了自衛，這時才臨時想起找棍棒，找鐵條來作武器與之抗衡。但畢竟對方在某些人的授意、組織調動下，早就充分準備好了的，而且早就將大批農民調進了城來搞武鬥。後從被俘農民口中得知，他們是“五一三”前就被有組織地調進了城，說是叫他們來保衛地、市委的，駐紮在翠屏山一帶。大橋隊和省建四公司的駐紮在“雜技團”，城區的紅色派人則集中在團結旅館樓上。試想成百上千的農民有誰能調得動？數以千、萬計的人之口糧，在那計劃經濟年代，又有誰能辦得到糧食敞開供給那麼多人吃飯？這不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着的嗎？

在人多勢眾，更加上修鐵路大橋的大橋隊和省建四公司修房造屋的建築工人，他們均是爬高上梯的高手，農民和一般人員從地面向我們發起攻擊，而有高空經驗的橋工、建工則由空中（即房屋頂上）攻擊我們（那時宜賓基本都是些磚瓦平房）。他們在房背上如履平地，簡直是打得我們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特別是這種“返祖”式的原始“戰爭”，我們也只在電影或戲台上見過，故我們根本就不適應，就連當過兵的也無法適應這種曠古冷兵器時代才有的肉搏戰，要是對方再從水上開進，那就簡直是一場“海、陸、空”的立體戰爭了。我們的抵抗確實就軟弱無力（要武器裝備沒有原材料，要吃飯無糧食給），很快就從西門、北門方向一條街一條巷地退下來。戰線長都還有人去抵擋，但要面對這些好像訓練有素、方略得當的有組織、有計劃的攻擊，談何容易。

我們沒有統一的指揮，無組織和計劃的決策者，所以哪裡吃緊就奔向哪裡去抵擋，真是亂得緊。就是我們“八八團”也不完全是在統一地抗禦。儘管我們是雜亂無章地抵禦，多少還與強大的對方抗衡了一周左右。如西方的麻線街、童子街、三倒拐；北方的北毫巷、魯家圓；東方的崇報寺、咸西街等，是雙方幾經反覆爭奪的“戰場”，相當激烈、悲壯。我們雖不是有組織、有計劃謀略的抗衡，但有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如對方是有組織的飯菜供給，而我們則是由街道的居民群眾自發地（一戶或幾戶聯合）將家中有限的糧食（那時糧食是憑票購買的計劃年代）都拿了出來煮成粥，送到各個抗衡點來給我們吃，居民老大娘、大嫂子們竟然將家裡泡的鹹菜、豆辦醬等也都盡數拿了出來給我們吃（而對方不少從農村調進城來武鬥的農民說，他們吃的很好，比他們家裡的生活好得多）。俗話說：民以食為天。可我們在那缺醫少食的情況下都沒有一人到國家糧店、庫去私拿或搶奪糧食。那種感人至深的場面是難以用筆墨可以形容得了的。很可惜那時我們沒有攝像機，要是有攝像機將那時的陸空進攻與地面雙方抗衡，加上居民老大娘、大嫂子們用桶挑起（手提）着飯菜來支援我們的動人場景拍攝下來，那將是一部很有意義的歷史真實寫照的資料片。靠着這些微薄的支持，加上所謂的愚忠，我們以弱勢竟能與武裝較好的對立派打了好多天的拉鋸戰，尤以西門三倒拐、北門魯家圓，北毫巷最為慘烈，互有死傷。到最吃緊的時候，不少沒參加組織的人民群眾也自動拿起棍棒、鐵條，加入到我們抗衡的行列，很有股“保家衛國”的味道。因為對方的空中進攻，不少居民房被踏爛毀壞，激起了很大的民憤。如城區公社北城運輸隊一個叫張月華的工班長（轉業軍人、共產黨員），他沒參加任何派別，就是看到不少居民房屋無辜被踏毀，特別是對立派人不分青紅皂白（尤以那些不知情的被調進城搞武鬥的農民）見人就抓就打（殺），激怒了他，自動起來參加抗衡隊伍的，結果被殺害。還有一個叫李某某的也是如此，結果也被殺害。我曾親眼看見他從北門城牆上被對立派用鋼釺戳殺掉下城牆的，而城牆下也是對立派人占領了的，我們極想救他，等我們費了很大力攻回城牆下時，連他的屍體也找不到了。甚至還有些赤手空拳的居民（沒參與鬥爭的）也枉死在棍棒和鋼釺之下。這是當時的宜賓市城區人民有目共睹的事實，絕非臆造。

人，哪有不怕死的。可是在那時的人，太單純，也太忠誠很了，僅在一句“誓死保衛黨中央、保護毛主席”的鏗鏘口號感召下，硬是就將生死置之度外，敢在強大的攻勢下進行抗衡，並從“戰爭”中學會“戰爭”，由原來的被動挨打轉換為主動反擊。如：為了制服對立派的空中優勢，學生們操起了孩童玩耍時用的彈弓朝空（屋頂）發射，使得房頂上對立派的人手忙腳亂無法招架。大人們從中得到啟發，也用大的橡皮條將兩端固定，中間夾上鵝卵石來發射制空“炮彈”。這一招還真管用，它有力地打擊了對立派的空中優勢，曾一度阻止了對方猛烈的進攻勢頭。

可是由於對方是有組織、有謀劃的進攻，加之有強大的後勤保障（要啥就有啥），而我們別說後勤保障，就是要找點鐵條來做防禦武器都很難。於是對立派在空中失去勢，地面又遇不怕死的頑強抗擊的情況下，竟將履帶式推土機焊上鋼板作護甲，做成“土坦克”，從西、北兩個方面，掩護大隊人馬又向我們衝殺過來，這樣我們就招架不住了，東、西、北三個方面都無法抵擋住對立派如此猛烈的攻擊，我們幾乎被壓到了宜賓城的一隅（南方），差點就被對立派的人趕下長江去餵大魚了。好在當時郵電局的造反派還牢牢地掌握着通訊機械，我們的告急電報和電話才能源源不斷地發往北京，發給黨中央。在京的劉、張他們也很着急宜賓的事態，郭林川、王茂聚還親自到過北京電報大樓給黨中央、周總理髮電報求援。肯定是在黨中央的干預下，在五月十九日我們即將全軍覆沒之際（即我們被打得來快下河餵魚的情況下），中國人民解放軍七七九一部隊奉命趕到宜賓支左，暫時制止住了武鬥，使我們保住了這南方的一隅之地。這不禁使我們想到五月十八日夜，我們正處在生死存亡的最緊張時刻，各抗衡點相繼失守了，我們的“戰士”從抓到對立派人身上搜出一支“毛瑟”手槍，眼看事態嚴重，他們就趕緊拿來報告並交給我，我立即意識到了這場武鬥不那麼簡單。一般老百姓能（敢）有槍支帶到武鬥場上來嗎？這恐怕不是單純的冷兵器原始戰吧？！當時我拿着那支手槍怕極了，主要是怕對立派打過來抓着我時發現這手槍，我有理也說不清了，那武鬥升級他們就有了藉口了，反過來罪名就該我背。於是我趕緊找到公安局的李祥祿等人，當眾將這支毛瑟手槍交給他們並說明來歷，請他們公安人員保管存放，以便今後能證明此次武鬥的嚴重性和對立派潛在着武鬥升級的證據。

由於解放軍七七九一部隊的到來，大規模武鬥雖被制住了，但因來宜的該部隊之態度不很明朗，只是將我們雙方在他們來時的狀況下隔離開（實際我們雙方仍只在城區四分之一不到的南方一隅），而局部性的武鬥仍然不斷地由對立派在西、北、東三個方面向我們發動攻擊，最為激烈的一次是東北方的崇報寺、咸熙街一帶，數百名頭帶藤帽、手持鋼釺的對立派人，想衝到我們南方來打殺，我方拼死阻擊，好不容易將沖在最前面的一兩百名由常十里外的金坪、象鼻農村調來的“農民大軍”，分割包圍地全部俘虜了下來（因我們比他們熟悉城區的地形狀況，從小巷道殺出分割包圍了他們），嚴重挫傷了對立派進攻的銳氣。被俘的農民紛紛哀求我們放他們回去，說他們不明白真相，受當官的蒙蔽才進城來搞武鬥的，今後決不再來當炮灰，妻室兒女指望着他們。於是我們反問道：

“難道我們就沒有老父老母和妻兒嗎？我們沒跑到金坪、象鼻來打殺你們，也沒招惹你們，你們為啥要跑到城裡來亂打、亂殺呢？”

他們說是上面領導調他們來的，不僅包吃包住，而且還照樣有工分（報酬）拿，更何況是當官的來喊的，他們也不敢不來。事先也沒向他們說是來城裡搞武鬥的（而是說叫他們來保護地、市委的），來城裡後發鋼釺、藤帽給他們後才知是弄他們來搞武鬥的。現在他們知道錯了，違背了中央精神，今後再也不會受騙來武鬥當炮灰了。從這樣農民的講談中就不難看出他們的背後確有幕後策劃、指揮者和真正的罪魁禍首了（當然，這幕后角色肯定不是一般老百姓、一般幹部能夠擔當得了的嘍）。

進入六月，對立派的武鬥攻勢減弱了（因為不少人知道了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總體情況，紛紛退出紅色派組織，離開武鬥場地），但還有相當部分不明真相或堅持錯誤的人，則撤退盤踞在翠屏山、真武山上，並在宜賓山上的制高點（翠屏山頂部）架設了當時最大功率的高音喇叭，專門在夜深人靜之時開播，叫罵我們紅旗派，攻擊劉、張等人。說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十條是假的，反誣宜賓武鬥是我們紅旗派挑起的等等。其音量之大，完全可以覆蓋整個市區，吵得人們根本無法安寢，真是怨聲載道，令人髮指。我們沒有大的高音喇叭，唯一一部宣傳車都是宜賓供電局的李克勤弄一部貨車改裝而成，架上從公安局砸我們組織時收繳去的廣播器材，由李克勤掌機，宜賓地區文工團的楊白渠作播音員（她也曾參加過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的），白天將宣傳車開到魯家園與人民路交界處（即當時兩派停止武鬥時的分界線），宣傳“中央解決四川問題工作會議”的精神和“平反通知”（即黨中央為劉吉挺、張西挺、王茂聚、郭川林、李良等幹部平反的中共中央文件），以及“要文斗，不要武鬥”等說理性材料和對立派人反戈聲明及揭露武鬥真相的材料，勸說被“騙”進城參與武鬥的農民返鄉等等（實際就是用事實瓦解對立派的一個策略，確實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繼後我們才在東街建了個固定廣播站（即原宜賓縣百貨公司二樓上），從晚上七時到十時播音，主要宣傳“紅十條”（即中共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十條決定）、“平反通知”等，從不深更半夜地鬧個不停，深受廣大群眾歡迎，只要播音開始，廣播站門前就是人山人海、擁擠不通的盛況。

而對立派那種“夜半歌聲”的叫罵，確實煩人得緊，可以說當時是激起了城區人們的公憤，人們討厭極了這種方式的廣播。不知由何人倡議，由一些不怕死的小青年和部分群眾，趁夜突發地將其搗毀，迫使紅色派退到江北一線（是宜賓造紙廠的輪船從水路接他們過江的）。城區基本上恢復了安寧（當時我聽到報告還不相信，我派那晚根本就沒有發布反擊命令，紅色派怎麼會乖乖撤退了呢？根本就沒有想到群眾的自發能量，這正應了古人說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這時，原宜賓的駐軍部隊，以團長陳某、政委曹某、副政委郭某為首，公開表態，支持我們紅旗派，支持劉、張四川鬧革命，站到劉、張一邊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這確實對我們紅旗派鼓舞很大。

大約七月初，江北片區廠礦、單位及農村被攆出來的工人、職員和農民，紛紛吵着要返回江北。經我們多次勸阻無效，這才由城建系統、交通系統、八八團，加上江北片區的造反派聯合，有組織地進行“江北反擊”，硬是將紅色派從根據地“宜賓造紙廠”一線攆出江北至金坪、象鼻一線外。這次我們的人又在金坪從紅色派人手中繳獲到幾支小口徑步槍（據說是體委被搶的槍支），不禁發人深省，何以群眾組織敢於動用現代武器來打武鬥（若那時“地專紅旗”簡報揭露的“5.13”前，對立派曾在地區中級人民法院內聚集有幾十人，均帶有槍支彈藥一事屬實的話，那明眼人就更加清楚宜賓武鬥的實質和真實含義了）？！

《紅十條》（即中央解決四川問題的中共中央文件）的下達和宜賓地、市兩級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的建立，宜賓的首場武鬥才算基本告一段落。我們紅旗派也陸續將武鬥現場俘來集中學習中央有關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針和講話及文件的紅色人員放回。集中期間，我們主要是讓他們從學習中去領會中央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意圖和目的，並且保障了他們的飲食起居和醫療救護。在放人時，不知是哪裡派來的攝影師，專門拍攝了我們放人的場面。就是這些單方面的鏡頭，後來就成了劉、張、王、郭、李等（特別是王茂聚）挑動武鬥的“罪證”，在北京還放給周總理看過。現在想起都很不理解。如果前面提到的陸、空進攻（指紅色派）和地面抗衡，加上居民群眾肩挑手提飯菜來支援我們的場景，也有攝影機拍攝下來，那該有多好、多全面、多真實啊。可惜那時我們沒有，也不可能有。像這種說不清、道不明的事，古往今來有之（以後也不可能絕種），也許不是“現代”文明的專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