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少受攻擊，安閒自在，在成立“宜賓市城區人民公社革命委員會”時，我堅持不再入“革”。為此，李良多次找我談話，地革委領導也批評我消極避嫌的做法，問我這樣做對不對得起（文革中）死難的“戰友”？我被說服，又入主了“城區公社革命委員會”。

這時正是宜賓“紅旗”大分裂時期，由此派生出“炮轟派”（即對地、市兩級革委不滿或指責的紅旗派人），又在宜賓地區鬧得沸沸揚揚。在此之前我早有耳聞和察覺，這是有人在軍方和舊當權派的大力支使下，在全川精心策劃製造的大分裂，就是利用一些人，抓住宜賓在權利分配中對學生某些領袖人物的不公正，挑動群眾以“武裝支瀘”的問題為藉口的大分裂活動，其間也有人曾試探作我的工作未遂。說穿了，根子仍在一個“權”字上（也許是我之愚見吧）。否則，有多少人敢捫心自問：自己真的是在“為真理而鬥爭”嗎？

在那多事之秋的一九六八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濛濛細雨下個不停，真讓人有一種壓抑的感覺。突然有人來向我報告“重慶邱老虎被一批軍人抓走了”。如晴天驚雷，它震驚了全宜賓城，各系統、各單位原紅旗派的人紛紛組織人員想分頭攔截被抓的邱老虎。邱是原重慶反到底猛虎團的團長，打仗勇猛，又是該團的頭，故人們都叫他邱老虎而將他邱開全的名號淡忘了。人們根據地形分兩路追尋，航運單位攔阻水路，其餘都湧向內宜公路追找，甚至有想得寬點的電告自貢，請求協助攔截。

事後收集的情況表明，我們想得太簡單了。重慶方面出動數十軍人——到宜賓的只有十來人——都是部隊偵察方面的能手。他們經過一周時間的縝密偵察（肯定作有周密計劃）跟蹤方下手，能輕易讓我們這些沒受過正規訓練的人將邱老虎追回嗎？真是異想天開。兩路人馬空手而回，大家都氣憤不已，愧疚如陰霾的天氣，相當長一段時間都壓在宜賓造反派人的心上，都認為是宜賓的恥辱和嘆事。

宜賓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可以說大、中學校的學生是運動的宣傳者、鼓動者，在運動的前期和中期，都起了相當的作用。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宜賓紅小兵”，他（她）們都是些小學的娃娃，人們常稱的“黃毛孺子”，可他們也自發地組織起自己的造反隊伍參加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宜賓紅小兵毛澤東主義宣傳隊”的誕生，可說是全川的首創。儘管他（她）們沒有像大、中學生、工人、農民、幹部們那樣轟轟烈烈地“衝鋒陷陣”，可他們在運動中的作用毫不遜色，演出的節目有板有眼，招式到位，政治性也強，質量可不低啊（不比專業文藝團體差多少），不僅在宜賓地區深受歡迎，甚至還代表宜賓地、市革命委員會赴外地（外省）慰問演出，評價極高。一群十來歲的娃娃，不要父母親的呵護，走南闖北，自理一切，不淘氣，有組織有紀律地活躍於宣傳舞台，難能可貴啊！數十年過去了，他（她）們很可能都早成為國家的人才了，可他們稚嫩的笑臉和童貞的音容，至今不時在我腦海中浮現，引發我情感中的不少聯想，當初他（她）們也不知是什麼迷了心竅？這也許又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舉吧！

在城區公社下屬組建“革委會”時，因該系統較大，原有小宜賓市之稱，若幹個工廠、運輸隊、小學和一所中學、醫院、兩個農場，我再三強調要儘量面面俱到，各組織推薦的人選只要政審合格都要考慮，不搞以我為核心（因八八團在城區公社的分團也是該系統最大的群眾造反組織）或以我為主的“任人唯親”。儘管如此，在權大權小的問題上，也會有意見的，不盡如人意矣。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也許正是這使毛澤東的神話達到了頂峰。那時，他只要發表一個指示或講話，不要官方組織或基層召集（不管是白天還是夜晚），人民群眾都會自發地集隊，敲鑼打鼓上街遊行歡呼，那股子擁護、愛戴之熱誠，雖不敢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但總體說來是世間罕見的現象和空前之壯觀，毛澤東真神了！是他開創歷史之先河，第一個喊出“人民萬歲”之偉大領袖。

歸口以後，主要精力都放到抓革命、促生產上了，外面再怎麼鬧也管不了那麼多，城區公社幾十個單位的事就夠干的了，不時還得管管市裡的事，如審批基層革委呀，同李良到文藝單位抓樣板戲的移植呀，審報市裡的重大案件呀，搞農村抗旱供水等等，真是起早貪黑也干不完的工作，錢沒多拿，管事不少，家裡的事統統都壓到我愛人及養母身上。工資仍是文化大革命前的三四十元，有時甚至入不敷出。說句笑人的話，堂堂一個大系統的主任還經常拖欠幼兒園應收我子女的費項，有誰會相信？

城區公社說大不大，說小也不小，它可是原宜賓市的小金庫，可見家底之雄厚。由於被原地市兩級“一平二調”，又在南岸為地市修一個高幹醫院（病房帶衛生間，而且衛生間裡都安有盆塘沐浴，這可是在60年代好多大城市醫院都沒有的設施啊），到文化大革命初期，這個小金庫就快變成個大空庫了。“抓革命，促生產”不是喊得來的，就拿兩個大農場來說，即獅子山果園和黃桷山農場，農工吃飯要錢，買苗木和肥料、種子也要錢。那時的農工每人每月才幾元錢工資（這也許是全宜賓工資最低的單位吧），就一個人吃飯都不大夠（肚皮沒吃飽怎麼幹活就可想而知了），還要穿衣，有的農工還要盤家養口。想給他們加工資，有刮經濟風之嫌，不解決實際問題又怎麼促生產？故只好劃地種菜，農工只出飯（米）錢，其它進行補貼（蔬菜不付錢，另每人每月“生活困難”補助三元伍角），這樣才稍微解決了農工的基本生活。僅此一項，每月就得幾仟萬把元（兩個農場）才擺得平。還要安排在城區新修一座醫院，因城區公社醫院是個空殼，遍布城區的十來個門診部都是在破舊的老房子裡接治病人，故全院職工幹部都希望有一幢名副其實的醫院，科室齊全，門診、住院配套，建成一個完善的醫療機構。此外，這個時期還興建了翻胎廠、變壓器廠等。這些稍大型點的建設項目更需要錢（除醫院自身有些家底外）。我們從請建築工人，買建材，買機具到買原材料生產產品，全是本系統自力更生建設起來的。特別是翻胎機，不僅需國家部委計劃，還得地方提供鋁、銅、鋼材等原料。我們通過北京的關係，石家莊廠家才同意加班，計劃外為我們生產了該機。總的來說，那個時期搞建設，城區公社全體職工（工人、農工、醫務人員，中、小、幼教師及各級幹部）都盡心盡力了。特別是六個運輸隊和水運隊在建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原來各隊是獨立核算單位，均有保守本位主義的思想作怪，公社要調集款項非常困難。在抓革命促生產這一新形勢發展之需要和資金困難的情況下，各隊均有聯合組成大隊統籌管理的要求。我們召開了公社革委全委會，一致認為這種形式很好：統籌業務，均衡收入，且財務高度集中，便於發展生產。在社革委副主任周秀華等的領導下，通過這種方式，為上述工業建設提供了較強資金支援，也使公社革委度過了資金難關。從此，城區公社才有了座象樣的醫院，即有名的“工農兵醫院”，有了川南地區（四川除成渝外）的第一個翻胎廠和宜賓的第一個能生產50—100千伏安的變壓器的工廠。

為解決幹部問題，城區公社系統在獅子山果園辦了個“解放幹部學習班”，即有些人斥責的“牛棚”。辦這樣的學習班，確實是想執行好黨中央指示的幹部路線，原有的幹部通過學習（也少量參加些勞動），基本上都解放了出來、分配了工作，陸續為基層補充了幹部，包括城區公社最大的官爺趙聯友都沒掛起來不用。學習期間，有病有事均可請假回家，學習班從未發生過打罵等違反政策的事。在此期間，我們社革委的主要負責人都比較重視對幹部的解放工作，經常到獅子山果園與幹部們一起學習、勞動，吃住都是一樣，沒有任何特殊。我則是長期住在該果園與幹部們同學習、勞動（除到地市開會和處理公社系統重大問題下山外）。黃桷山農場則借給市里辦“五七幹校”，我受李良委託也得經常去過問檢查是否按政策對待幹部。

黨中央號召“清理階級隊伍”一展開，迅速在全國雷厲風行，我城區公社也不例外，按市革委的部署，我們也成立了“社革委清階領導小組”，由第一副主任（結合幹部）李雲福任組長，社革委辦事組負責人盧興隆兼“清階”辦公室負責人，開展清理階級隊伍的工作。成立會上，我只強調了一定要按黨中央的政策辦事，做認真仔細的調查了解工作，全面清理，不能只清一派，不能將派性帶入“清階”工作，清理的對象主要是混入革命隊伍里的階級敵人，已明確身份的（無隱瞞事實的）就不再糾纏。我想，有李雲福把關，加之辦公室有盧興隆（他是個老公安，很注重原則性）負責，我就放心交給他們了。本身我也沒那麼多精力、時間親自抓，除重大問題須向我報告外，其餘問題都由他們處理。在此期間，除謝可雙料特務案為城區公社系統大案一類，“清階辦”向我匯報，我過問過外，基本未染手其它案件。就是對謝可這樣重大的案子，我也交代他們，這是個歷史問題，早就定了性的，只要他進一步將自身問題交代清楚，積極配合外調人員，如實證明事實就行了，不能苛求他。運動最高潮時（因外調來的人多）也只是早晨謝可到公社一間空辦公室寫交代或證詞，接受訊問，晚上照舊回家休息。儘管我主觀願望是按政策搞好“清階”，但事與願違的情況還是要發生的。

有天上午我剛從市里開碰頭會回來，在東街，張德建（社革委人保組的副組長）慌慌張張地找到我說“出事了”。我趕緊回到公社革委我辦公室，盧興隆他們也來了。我問張出了什麼事那麼慌裡慌張的？他說是小五金廠的董永昌上吊自殺了。當時我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哪個董永昌，幹什麼的，為何自殺，在哪裡上的吊？這時張德建才說：

“董永昌是小五金廠的職工，漏劃地主和暗地設賭被清出來的，在八八團留守處的樓梯間上吊自殺的。”

我問：“漏劃地主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怎麼會跑到八八團留守處去自殺？”

張說具體情況他不很清楚，據說是董永昌很不老實，威脅廠清階人員才被弄到八八團隔離的。一聽我就火起，罵他們胡鬧，我都不去八八團了為何要弄人到八八團去？張說不關他的事，是“清階領導小組”李雲福她們叫送去的。事情緊急，我趕緊向市革委作了匯報並立即給市公安局（即市革委人保組）打電話，叫他們派員到現場勘察驗屍。經文國元（公安）拍照，毛玉峰（也是老公安）勘驗，結論純系自殺（全身無任何傷痕）。

從現場回來我就叫“清階”辦通知董永昌的家屬來公社講明情況，看家屬是什麼態度後再作處理。後李雲福向我匯報說，董的家屬不服氣，要抬屍遊街。我問她是什麼意見？她說這是黨中央部署的清階運動，小五金廠清出他很多問題，他還抵賴耍橫耍潑，死不認帳，群眾意見極大才批判他，他要以死威脅是畏罪自殺，他家屬要抬屍遊街是向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當然不行，他們硬要這樣做，我們就要寫張“畏罪自殺”貼在屍體上，讓他抬着屍體游遍全城好了。為了不擴大事態，我親自找董永昌的大兒子，勸他心平氣和地處理此事。他倆個兒子說他們不服，就是要抬屍遊街。我耐心地說明這是“運動”，不是個人恩怨的事，更主要的是自盡身亡，不能產生牴觸情緒，妥善安葬好死者算了，何必非要鬧得二家不願呢。我叫他們冷靜下來，好好考慮一下。他非要鬧着要抬屍遊街，我才不得不說“清階辦”要寫“畏罪自殺”紙條放在屍體上隨他們游的情況，我們的談話就這樣不歡而散，我也很生氣地說：

“我是好心好意勸你們（因董的大兒子是我小學的同學，但那時誰敢說明這種關係），你們不聽，硬要把事情鬧大，我也就管不着了，造成後果該誰負責就由誰負責。”

兩年多的風風雨雨，東奔西闖，可以說沒得一天清閒。好不容易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新春佳節，心想兩年多沒有一家人團團圓圓，清清淨淨地在一起“歡度”了，老人和孩子是多麼希望我能和他（她）們一起過節啊。

大年初一是中國人千古不變的最佳節日，一家人歡天喜地聚在家裡或郊外公園，祥和喜慶地度春節（俗稱“過年”），就是那些僑居海外的華人（不管到海外多少代了）無不普天同慶，再有多大的事都得放下來，歡歡樂樂過個年。而一九六九年的年三十晚，市革委辦事組組長趙福元親自通知我：市革委主任李良同志指示，明天一早八時到翠屏山上植樹，過革命化的春節，不得缺席，特別是市革委的領導同志，更得起表率作用。

我家老人知道後，極其抱怨地說：“風風火火的過了兩年多不安穩的日子，一天到晚都在提心弔膽，現在剛平靜下來，連一家人在一起過個年都不行，那麼辛苦為啥子？”

老人的抱怨，孩子們的極不樂意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們年輕，想得開，將兒女託付給老人，我和妻子準時上了翠屏山植樹。

李良帶頭揮鋤，大家在說說笑笑中度過了難忘的大半天。別看李良是個矮小的老頭，干起活來可一點不含糊，很有點農民本色。他邊植樹邊擺“龍門陣”，經常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說植物和人一樣是有生命、有感情的，你對它好，精心栽培，它也就對你好，枝繁葉茂，就會喜笑顏開地生長着。你要是對它不好，它就會愁眉苦臉地歪着個身子，耷起個腦袋，甚至就氣死在地里。口中講着，不時還糾正那些栽種不當的同志，真不愧是一個農村工作中成長起來的幹部，實打實，還懂得不失時宜地植樹喻人，即人們常說的“言傳身教”吧。特別是對我們城裡長大的人，可以說好些人怎樣用鋤挖地都不十分會，可是李老頭（這是我們對他的愛稱）不僅自己認真栽種，而且還教“老外”們怎樣打坑，怎樣澆水，又怎樣放樹苗，復土踏實，真是一絲不苟，全然不是走過場，擺花架子。中午收鋤，他還叫常委們留下，逐一檢查所種的樹，對不夠完善的栽種進行補作。說實話，當時好多人的肚皮都在“咕咕”叫了，可誰也沒抱怨，等戰場打掃完畢下山，都快下午三點鐘了。這可以說是我一生中過得最有意義、最難忘卻、最受教育的一個春節了。

為迎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勝利召開，可以說全國都沸騰了起來。不用領導（上級）布置，下面都會自發地行動起來。有搞技術革新、研製新產品的，有創高產為“九大”獻禮的，真是一遍熱火朝天的新氣象。我們城區公社也不例外。美術社不僅上了“禮花彈”項目，還自發地、由美工師黃莫及等人精心製作出雄偉的“天安門”景台，與真實的天安門一模一樣，好幾個平方的景台需八個人才抬得起走；木器廠也不落後，精選大元木（兩方多一根木材）由該廠技術好的工人師傅，精心雕刻毛主席（揮手）全身巨像（高兩米多三米，重噸多兩噸）；剛建好的橡膠廠也拿出了新產品作為向“九大”的獻禮。新建的變壓器廠也造出了宜賓（產）的第一台50千伏安和100千伏安的變壓器向黨的九大獻禮（這也是在重慶造反派的技術支持下，在任澤鑫帶領下，投資僅萬元左右艱苦奮鬥搞出這宜賓緊缺的變壓器產品）。

一九六九年四月，春暖花開的季節。宜賓市人民廣場紅旗翻滾，人海如潮。人們從凌晨三、四點鐘開始入場，主席台上的人更需提前入場。我作為地市兩級革委研究確定的大會總指揮，跑上跑下，忙裡忙外，確實勞累極了，但是心情特別舒暢。若大的個廣場裝不下了，不少人整隊將人民路也站滿了。

“全體肅靜”

“唱國歌”

“鳴禮炮”！話音一落，我向天發射了兩枚信號彈後，二十四響禮炮震天轟鳴，宜賓地區十萬人（實際大大超出）慶祝“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開”的莊嚴大會正式開始了。到十一點過，幾乎人人都飢腸軲轆。正值此時，市革委辦事組組長趙福元，指揮人由主席台下抬來幾筐袋裝糖果，準備發給主席台和觀禮台上的人各一袋“充飢食品”，不幸被王茂聚、郭林川看到了，問李良袋子裡是什麼？是否李良指示搞的？李良也莫名其妙。這時趙福元過來解釋說：

“這是我們市革委辦事組決定搞的，主席台上的首長和觀禮台上的同志們，凌晨三、四點鐘就來了，早飯都沒吃，肯定會很餓，所以我們辦事組才專門到糖果廠訂製生產了一些袋裝糖食，每人發一包填填肚皮。”

王茂聚聽後火冒三丈吼道：

“誰叫你們這樣搞？下面一二十萬群眾，他們就不知道餓嗎？”

“他們下面的人可以自由地出去吃東西……”趙福元辯解。

話尤未完，王茂聚吼道：

“鬼辯，主席台上的人有什麼權力可以搞特殊？抬下去退給廠里銷售。”

趙福元還想申辯，李良叫趙福元：

“喊你抬走就抬走，哪來那麼多話。”

眼看就要進口的食物被吼脫了，當時不少人都有點認為王老頭太不盡情理了，一包糖果有什麼大不了的，竟然上綱到特殊化問題上，與權不權的扯到一塊。同時也有點為趙的“好”心有些不平。過後仔細一想，王茂聚作得對，主席台上的人都稱自己是人民的勤務員，有什麼值得特殊？要一人一袋糖果坐在上面吃？這對群眾的影響會有多大？不是明擺着的嗎。別看是件小事，它的負面影響將無可估量啊！這件事對我教育很深刻，以後時時事事都引以為鑑。故除了擁軍一次外，都沒用公款搞過吃、喝的特殊，就是“九大”代表到獅子山果園來拜會我（因我到果園坐陣抗旱），都是私人掏錢買了少數菜品，家常性地招待了“貴賓”，無一不為顧忌影響考慮。

宜賓進京的“九大”代表，全是基層有代表性的工人和農民，沒有一個是地市革委領導，也無宜賓各大群眾組織的頭頭。他（她）們是：瀘縣的農民李祥祿（原全國勞動模範），很樸實的農村婦女，瀘州武鬥期間被攆得到處跑（躲），還被稱為雙槍老太婆，實際槍她都沒摸過一下的；省航道處的蔡某某（工人技術員）；軍工單位南山機械廠的鐘某某（老技工）三人，故全區上下對這次“九大”代表人選基本沒有異議，除省級單位蔡某某外，就是瀘縣一農民，南溪一工人，誰還能有什麼意見？！他們開會回來後就到各縣市、各大單位作傳達宣講，宣傳“九大”盛況和毛主席的指示。

宜賓地革委按省革委指示精神，專門組織了“九大”宣傳貫徹情況檢查組到各縣市檢查工作。我同82部隊一營長到敘永縣檢查工作，強調消除派性，增強黨性和團結。因為當時敘永兩派鬧得比較厲害，縣革委主任王某某（縣人武部部長）坐不平，批評哪派哪派就說他一碗水沒端平。氣得他不想幹了。我們下去先找兩派交談，然後再一起坐攏來交換意見，求大同，存小異，暫時緩和了矛盾。

剛回到宜賓，地革委又要我帶隊進涼山慰問從宜賓調防到涼山的解放軍81部隊，這次有地革委搞外交的朱炳壁（外號人稱“朱天使”的）同行，我就輕鬆多了。他能說會道，凡事都由他出面交涉安排，我只是在大小會上多說點我代表地市兩級革委，感謝解放軍對宜賓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代表宜賓地市革委向他們表示慰問之類的話就行了。就這樣也讓解放軍感受到雖然調防到了少數民族地區，條件艱苦，生活不便，但宜賓人民還記得他們，關心他們，全團官兵都很感激。一時間軍民、軍政關係都是不錯的（當時王茂聚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宜賓分區第一政委，地革委主任）。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以後，新的黨中央立即部署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開展“吐故納新”，增加黨的新鮮血液在全國普遍進行。宜賓市革委主任李良，遵從省革委黨組的指示，召集市革委常委及市革委各大組組長開會，傳達省、地黨組織關於開展“吐故納新”的指示及具體作法，要求與會者積極帶頭，搞好該項工作。會後李良找我個別談話，問我的看法。我作為無黨人士，能有什麼看法？總體說來只能是回城區公社系統照本宣科，由本系統的黨員研究怎麼恢復黨的組織生活，開展“吐故納新”就行了。李老頭聽後很不滿意地問我：

“這樣說，你不是黨員就置身事外囉？”

“不是我要置身事外，是我自身不是黨員，雖說是革委主任，總不能非黨員去領導黨務工作啊。”我答。

“你本身就具備了黨員的條件，你就該帶頭積極申請入黨，你回去叫李雲福（城區公社革委會第一副主任，結合幹部）領頭恢復黨的組織生活，並告訴她，我是你的入黨介紹人，看公社還有誰作你的介紹人，趕忙將申請報上來，你那個公社系統就應該帶個好頭。”李良交代。

“我服從命令就是。”

回到城區公社革委，我前腳進我辦公室，李雲福副主任隨即就進來了，她滿臉笑容煞有介事地說：

“會開得怎麼樣？你對我們系統恢復黨的組織，開展吐故納新有何打算？李老頭是你的第一入黨介紹人，我就甘居第二作你的介紹人，不要猶豫了，全市李老頭還是主動出面首次當你的入黨介紹人。我們公社系統要儘量多爭取優秀人物進入納新，我們支持你。”（這可能是事先就商量好的，讓我到市里開會只不過是走走過場，讓李良親自動員說服我罷了。）

“謝謝，只不過我是否夠格還很難說。”我答。

“你不夠格誰夠格？你都不夠格了，我看我們系統就沒有夠格的了。”她說這話我感覺到了有恭維的成分，但她畢竟是老搞黨的組織工作的幹部，也許不會騙我？

說實話，我並不抱多大的希望，只不過為了崇高的信仰，相信黨的英明。因我深知會遇到不少麻煩和刁難，堅信黨的洞察力，於是寫了入黨申請書，由二李簽名後上報。為了對黨負責，我還是向李雲福提出建議：求穩，不要冒進，更不能濫竽充數，儘量做到報一個準一個為好，帶個好頭。她很同意這個意見。

最後報到市里，我們系統除我而外，第一批納新對象還有陳葉和（社革委副主任，運輸隊工人）。政審時陳順利過關，我的問題就麻煩了，盯着我的人太多了（我都不知道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們），從我的各方面去找漏眼都找不到，最終有人別出心裁地提出我愛人的繼父曾當過“遠征軍”（國民黨抗日時期派到東南亞去的部隊），敵偽軍的親屬入黨恐怕不當吧？於是我的入黨就擱淺了，這可能是誰也想象不到的結果。我岳父的這段歷史，連我愛人都不了解，況且這個岳父是被抓去的，退役後就是苦力工人，解放後進入搬運公司，是地地道道的工人階級，從來黨和政府及單位都沒說過他有歷史問題，不管從哪個方面都與“敵偽”二字掛不上鈎，可有的人就能以此來達到目的。原來是抓我養父的歷史問題發難，現在就抓我岳父的歷史問題攻擊我，真夠麻煩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