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多: 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
作者: 鴻雁編輯
日期: 2006-10-05 12:35

有 關 大躍 進 運 動 的 幾 個 問 題（修改稿）

笑 多

大躍進是建國以來遭受批評和攻擊最多的事件之一。敵人的攻擊是很自然的事，而很多自己人對這一運動持基本否定的態度就值得認真地探討了。例如，有的研究人員在其專著中寫道：“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許全興；《毛澤東晚年的理論與實踐》第131頁，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5年版，以下簡稱《晚年》)。曾經參與指揮大躍進運動的薄一波同志也認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大躍進‘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冊第710、719頁，以下簡稱《回顧》)。這種觀點在當前占主導地位。一些歷史書籍，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稿》(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等等，也都是按這類觀點來敘述大躍進的，這將導致後人對這一事件以錯誤認識。本文從事實出發，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見供大家討論。

大躍進運動是我國實現生產資料社會主義改造之後，出現的一次史無前例、規模浩大、氣壯山河的改造大自然的運動，也是共產主義精神大發揚的運動，在我國建設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為此應該大書特書。下面結合人們的評論從三個方面來進行探討：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大躍進運動的內容與得失評價；大躍進與毛澤東。

一、關於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

有人認為：“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毛澤東頭腦中急於求成的‘左’傾思想迅速膨脹，先是輕率地發動大躍進，繼之又在全國大搞人民公社運動”“大躍進……是當時全黨全國普遍存在的急於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思想的產物”(《晚年》第114、119、131頁)。也有人認為：主要是由於人們“在勝利面前滋長了驕傲自滿情緒，急於求成，誇大了主觀意志和主觀努力的作用”等等。總之，這一類觀點的共同特點是：大躍進是人們主觀意志的產物，是急於求成的思想、驕傲自滿的情緒、誇大人們主觀意志等作用的結果等等。應該說這些思想對大躍進運動的出現有作用，但不是其根本原因。這些理由說明不了大躍進運動為什麼在1958年出現?說明不了為什麼首先表現為農田水利建設運動?等等。急於改變‘一窮二白’落後面貌的思想，決不是1958年才有的。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人們就有了改變落後面貌的強烈願望，而且到現在仍然存在着這種思想，為什麼偏偏在1958年出現大躍進運動，而不是更早些呢?有人認為是驕傲自滿造成“輕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那麼“三大戰役”之後不驕傲，三年恢復經濟勝利實現之後不驕傲，偏偏到1958年才驕傲呢?難道人們驕傲自滿就能發動億萬群眾大搞農田水利的運動?這種解釋顯然誇大了人們的主觀意志的作用，不能說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為了探討大躍進運動產生的根本原因，讓我們把視線轉向當時的物質生產條件及經濟關係，具體分析一下這兩方面的實際情況。

首先，看看農村生產力的狀況。建國以後生產力的狀況變化還不大，尤其是在農村，農業生產的勞動資料主要仍然是人力、畜力，是鐮刀、鋤頭和鐵杴等手工工具；靠個體勞動；主要的生產資料是老祖宗留下來的十幾億畝耕地。

而另一方面，生產關係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小農經濟轉變為公有制的集體經濟。據統計，到1956年底，全國參加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戶數為11782．9萬戶，占總農戶數的96．3％，其中參加高級社的為10742．1萬戶，占總農戶數的87．8％，參加初級社的為1014．7萬戶，占總農戶數的8．5％(轉引自蘇星；《我國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就是說，到1956年底，絕大部分農戶都參加了以土地公有為特徵的高級社了。

由於農村經濟關係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個體經濟轉變為集體經濟，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農業勞動由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一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土地，由私有制轉變為公有制，這就給農業的生產和建設準備了新的條件。

從農業基本建設（擴大再生產）看，首先是為大規模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準備了條件。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有水灌溉，農作物就能增加產量，水澆地比旱田能夠增產，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在小農經濟的條件下，一家一戶根本沒有經濟實力進行大規模的農田基本建設；從農業生產看，生產條件也發生了變化，出現了“狀元田”、“試驗田”等新的生產形式。在小農經濟的條件下，每戶平均十幾畝耕地，兩三個勞動力，根本不可能專門抽出土地和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的實驗。而實現集體化之後，就有可能抽出少量土地和勞力，專門從事科學實驗，實現專業分工。“試驗田”就在這種條件下應運而生了。

農業生產條件、生產關係的這種變化，必然要出現大躍進運動，可以說這才是大躍進運動出現的根本原因。至於思想、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因素對大躍進運動的深度、廣度、形式等都有一定的影響，但不是決定性的原因。

大躍進是從農業開始的。1955年冬至1956年春，農村就出現過全國性的農田水利建設的高潮。至於單個的生產社、地區出現的農田水利建設事例就更多了。由於反冒進，農田水利建設一度消沉下來了。毛澤東當時批評反冒進，不過是反映了客觀存在的大躍進的要求，是大躍進的必然性在他頭腦中的反映!這樣認識思想、政治的性質和作用，可能更切合實際一些，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說明。

由於這方面的分歧尖銳，有必要引用一些歷史事實的材料來加以說明。

1957年11月15日的《人民日報》就發表過一篇題為《推廣先進經驗，發動群眾大興水利》的社論，其中指出；“在小農經濟時代，由於土地、勞力的分散，要在群眾中大規模地動員人力、物力、財力，在大面積上興修農田水利工程是不可能的；在合作化以後，就提供了充分條件。在小農經濟時代，由於個體經濟力量單薄，顧了基本建設就顧不了當前生產，使興修農田水利和當前生產的結合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合作化以後，就可以把興修農田水利和當前生產密切地結合起來。”

有的文章說：“土地掌握在地主手裡是根本談不上修什麼水利的。解放後，經過了土地改革，該鄉也曾多次籌劃興修水利，但是成績不大，當時還有許多困難。例如農民雖然分得了土地，但不能統一使用。1954年新和初級社要利用新民初級社社員王順昌的土地修塘，經社干、社員動員了21次，王順昌都不答應，所以修水利的計劃沒有實現。1955年實現了高級合作化之後，為興修水利開闢了廣闊的道路”。(《誰說高寒山區不能高額豐產》陳永昶《新華半月刊》1958年5月號第45頁)

“赤土鄉土地雖有七萬畝，但是能耕種的卻只有八千畝，而且大部分還僅能種些高梁、玉米等旱地作物，每畝只能收五六十斤。如果趕上乾旱、澇災，經常是顆粒不收。……很多人想開稻田，但這可不是個簡單的事，因為種稻子很重要的就是水源問題。這個鄉雖然靠近金鐘河，可是每年五、六月間正是枯水時期，有時發生海潮倒漲的現象，就要鬧半個月的鹹水，在這種條件下怎麼能種稻子呢?”

“解放前，有個姓孟的大地主，他想開稻田撈一把，僱人開了三千畝，種上稻子，結果因為鬧鹹水失敗了。以後又有個地主李疤眼子開了一千七百多畝，平德山開了兩千多畝，也都失敗了。

解放後農民魏振聲、魏慎古等也試驗開了廿多畝，同樣失敗了。

1952年有幾個鄉幹部計劃出來一個治鹹水的辦法：就是修水庫……因為單幹的農民人力物力都不濟，還有些人要解決自己的生活問題，所以只把引水溝挑了一小段就停止了。1954年雖然又幹了一陣子，但加起來還不到計劃的一半，很多人失去信心便不幹了。……

1955年底到1956年初，合作化高潮來到了赤土鄉，全鄉一千一百多農戶組成了一個高級社……鄉黨支部在這時向剛組織起來的農民提出了修水庫、挖溝渠、開一萬畝稻田的號召，……六百多名社員投入了這場戰鬥，不到十天的工夫就開成了一條鹹水溝和一條甜水溝。1956年5月，開完了總長28華里、兩丈七尺五寬的六條大幹渠和縱橫無數的毛渠，以及大閘門、七座大小木橋、兩千多個小水閘等工程外，並且把開荒的土地翻耕了兩遍。

……由於合作化組織起來後，都把鹹水治得服服在地。從來不收稻子的地，每畝竟打800斤稻穀，少的也打了三百來斤”。(小華：《曙光照耀着赤土鄉》)

類似的事例還很多。當時在全國影響較大的典型有天津地區的窪地改造和河南濟源縣的治理漭河流域等。

“天津專區低洼地區改造工作從1955年開始以來，……一直向前發展，第一年大面積試改的二百一十萬畝得到豐收，產糧4．8億斤。第二年在全區合作化的基礎上，轉入了大規模的改造，改造面積一躍達到四百萬畝，產糧6．6億斤。第三年秋前改造的五百萬畝又獲豐收，產糧8．8億斤。隨着改造面積的擴大和糧食產量的增加，1957年全區已由缺糧區變為餘糧區”。(《人民日報》1958年3月8日)

“這個縣(河南濟源縣——引者注)的農民曾經貧困到這樣的程度，以致連簡單再生產也不能維持，……就是平常年景，人們也多過着半飢半飽的生活，正如農民所形容的：‘早上糠，中午湯，晚上稀飯照月亮’。

因為幾年來在山區、平原地區、低洼地區因地制宜地進行了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建設，濟源縣的農業生產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1956年全縣耕地面積已由1947年的706，336畝擴大到797，788畝，其中水澆地及水田面積由6．9萬畝增加到26萬畝，每個農村人口平均有1．1畝，……農田水利建設加上各項農業技術措施使全縣獲得連續四年的豐收。糧食單位面積產量(按播種面積計算，下同)由1947年的94斤增加到168．4斤，增長了78．9％；總產量由6638．75萬斤增加到19778．71萬斤，增長了198％；每個社員占有糧食由527．4斤增加到698斤。(《人民日報》1957年11月10日)。

前面提到過的《推廣先進經驗，發動群眾大興水利》的社論還指出：“我國農業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後的第一年就出現了第一次興修水利的高潮。從那以後，不少地區在群眾性的水利建設方面已經有了顯著的成就。本報今天發表的河南濟源縣一帶治理漭河等項報導，以及10月22日發表的河北天津地區征服窪地等項報導都說明在我國各地不僅出現了一個社、一個鄉由於興修水利而使生產大躍進的事例，而且開始出現了像漭河流域和天津專區這樣的由於興修水利而使得整個流域、整個專區大大增產的典型。這些典型事例都說明了我國農業合作制度的巨大優越性。”

社論把因興修水利而出現的生產躍進歸結到農業合作制度的建立，這無疑是符合實際的，但不足之處是沒有進一步提高到生產力的高度。事實是由於合作制的建立，我國農業的生產力已由個體勞動轉變為集體勞動，而集體勞動對於個體勞動來說是一種新的生產力，尤其是對興修水利這類基本建設來說，能顯示出更高的生產率。因此，由農業合作制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帶來農業的大躍進，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客觀必然。人們的意志或者是順應這種趨勢，促進其發展，或者是阻礙這種趨勢，延緩其前進，但是任何人都不能扼殺、消滅這一趨勢。那些認為大躍進運動是急於求成思想的產物，是驕傲自滿的結果，是主觀主義的產物的觀點，顯然不符合實際。

既然農田水利建設高潮有其客觀必然性，那麼人們為什麼會認為大躍進運動是主觀主義的產物呢?這與大躍進運動中一度出現過的高指標、浮誇風分不開。現在有那麼一些人，一講大躍進運動，就是高指標、浮誇風，根本不研究大躍進的生產和建設。最近出版的一本名為《爭鋒》的書，其中第一卷就是《大躍進與反冒進》。它在關於大躍進的部分中寫了《全國爭放大衛星》、《新華社女記者製造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少產的典型》、《1070萬噸鋼的計劃提出》等幾小節，內容就是高指標、浮誇風。它在放衛星一節中寫道：“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接着就列舉一系列虛報產量的事實；在《1070萬噸鋼的計劃提出》一節中，講毛主席在聽匯報時說；“今後就採取此種‘一番加一番的增長法’”。這種寫法很像原蘇聯一些人說斯大林只是看地球儀指揮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樣。把大躍進歸結為高指標、浮誇風，而高指標、浮誇風又是人們意識的表現，因此會得出“大躍進是主觀主義的產物”的結論！

大躍進的1958年，高指標與浮誇風盛行是客觀事實。不要說某些領導人的講話、報紙的報導，就連政府正式發表的公報都包含着很多的虛假成分。例如國家統計局《關於1958年國民經濟發展情況的公報》就宣布：“1958年是我國工農業生產大躍進的一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65％，……糧食總產量達到7500億斤，比上年增長了一倍。棉花總產量達到6638萬擔，比上年也增加了一倍。”(《人民日報》1959年4月14日)後來經過核實，1958年我國工農總產值僅比上年增長32％，虛報了一倍；糧食總產量只有4000億斤，僅及公布產量的53．3％。棉花總產量只有3938萬擔，只及公布的產量的59．3％。直到1982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才達到7500億斤，棉花總產量超過6600萬擔。這就是說，過了24年之後，糧食、棉花產量才達到和超過當時公布的產量。所以現在人們談及這些數字時都覺得可笑。這裡既有政治原因，也有經驗不足、生產技術知識缺乏的原因。但是，僅從人們的主觀意識是說明不了這一現象的，必須從物質生產本身來找原因。

實現集體化以後，我國的農業生產條件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前面已經講過，由於實現了集體化，個體勞動改變為集體勞動，土地實現了公有制，從而掀起了大興農田水利高潮，揭開了大躍進的序幕，開始了我國農村大規模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運動，逐步改變了舊中國封建主義統治下遺留的河山面貌。這是農田基本建設的方面。從農業生產的角度看，集體化以後，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小農經濟的條件下，平均每戶十幾畝耕地，一、二個勞動力，多數只能維持簡單再生產，根本談不上搞什麼科學試驗，運用新技術科學種田。集體化之後，土地、勞動力、資金集中之後，合作社不僅能夠搞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而且也能抽出一些土地、一部分勞力、物資和技術力量，從事簡單的科學試驗。如推廣良種、適當密植等等，開闢了科學種田的廣闊前景。“麻城縣……早在1953年以前的農業互助組時，就出現了‘狀元田’、‘豐產田’等試驗。1953年全縣建立了28個初級農業社，就有18個社由‘狀元田’等試驗形式發展到有專人負責的小面積試驗，有的是由．三、五人共同試驗，稱為試驗組。”(《中國青年報~1958年1月11日)以後發展成為試驗田。

由於集體經濟能集中較多的人力、物力在小塊土地上進行試驗，有些試驗田的農作物長勢異常，出現了小農經濟條件下從沒有見過的現象。例如，有的棉花長得有一人多高等(參看《人民日報》1958年8月12、13日)。類似的事例還不少。當時黨和國家不少領導人都深入實地進行調查。毛澤東同志就看了不少地區的試驗田。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了康濯的報導：“毛主席視察了山東省農業科學研究所。毛主席問這個所的副所長秦傑是什麼專家，秦傑同志回答說是研究棉花的。毛主席詳細地看了中共山東省委負責同志和農業科學研究所的同志在這裡合種的棉花試驗田。這塊田裡的棉花有一人多高，長得像棉花樹一樣，估計每畝能收五千斤籽棉。毛主席親手剝開棉殼，和秦傑一起仔細地數了一株棉花的棉桃。這一棵已長64個棉桃。”

陳毅同志在《廣東番禺縣訪問記中》寫道：“最近，我因陪送西哈努克親王到廣州，聽說廣東有畝產一百萬斤蕃薯、六十萬斤甘蔗、五萬斤水稻(是一次插秧而不是並田的)的高產試驗田，這引起了我思想上的第二次震動，所以有番禺之行”。

“9月4日上午，我們走出了廣州市郊，過了兩重渡口，便到達番禺縣大石鄉了。……我首先參觀那塊蕃薯試驗田。這塊試驗田像個蒼翠的山崗，又像一幢幢綠色的樓房，雄偉的氣勢，遠遠就吸引住我。……這塊一畝五厘地的試驗田是用土壘成了七壠高達八尺的梯形的高畦。每畦插播薯苗六千株，一共四萬二千株。鄉黨委書記解釋說，每株年產二十五斤(採取分期挖薯塊和間補薯苗的辦法)，合計一畝全年便可產一百零五萬斤。……我看，畝產一百萬斤是有把握達到的。退一步說，即使畝產六十萬斤，這在農業科學上也是空前的創舉。”（〈人民日報〉1958年9月26日）。

類似的事例還不少。所以當時主管農業的副總理、政治局委員譚震林、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等，對農業生產的增長率都深信不疑。當時不僅是黨政領導人的在這種現象面前惶惑或相信了，有一些科學家也被這種奇特的現象所迷惑。

科學家錢學森當時在《中國青年報》(1958年6月16日第四版)上發表了一篇《糧食畝產量會有多少?》的短文中說；“……6月12日中國青年報第一版上發表了一個動人的消息；河南省遂平縣衛星農業社繼小麥畝產二千一百零五斤以後，又有二畝九分地平均畝產打了三千五百三十斤小麥。”

土地所給人們的糧食產量碰頂了嗎?

科學的計算告訴我們：還遠得很！今後通過農民的創造和農業科學工作者的努力，將會大大地突破今天的豐產成績。因為農業生產的最終極限決定於每年單位面積上的太陽能，如果把這個光能換算為產品，要比現在的豐產量高出很多。現在我們來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畝地上的太陽光能的30％作為植物可以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這些太陽光能把空氣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製造成自己的養料，供自己發育，生長結實，再把其中的五分之一算是可吃的糧食，那麼稻麥每年的畝產量就不僅僅是現在的兩干多斤或三千多斤，而是兩千多斤的20倍！”

社會科學家于光遠在1958年《紅旗》雜誌第四期上發表的《小麥增產對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革命意義》一文中說；“我國農民根據自己的經驗斷定了今年夏收的高產記錄決不是不可超過的最高限度。例如河北省安國縣卓頭村農業合作社今年共種小麥一千六百九十畝，平均畝產八百二十斤，其中第一隊六十二畝小麥平均畝產達一千一百一十斤。這個社的試驗田的產量達到了畝產五千一百零三斤。他們總結了今年獲得大豐收的經驗，認為還有更大的潛力，因此，他們計劃明年種小麥兩千畝，畝產五千斤，並搞八十畝試驗田，畝產達一萬五千斤。樓上還有樓，天外還有天。這就是我國廣大農民群眾從今年冬小麥高產中得出的結論。”順便說一句，筆者當年正在北京上學，曾自費到徐水縣參觀，親眼看了毛主席視察過的棉田，田裡的棉株比人還高，由於棉株過密，要用鼓風機幫助通風。

總之，集體化之後，集體經濟集中大量人力、物力，用現代科學技術指導，在小塊土地上作試驗，加上當時良好的氣候條件，1958年農作物的長勢很好，創造了一些高產典型，出現了一些異常的現象，不僅一般農民沒有見過，就是經驗豐富的老農也沒有經歷過，甚至有的科學家也難以把握這種現象。這種情況為人們把特殊當成一般，把個別現象當成普遍現象提供了物質原因。當然，最後形成遠遠脫離實際的高指標，這裡有政治上的原因，有急於求成的主觀願望，但決不能無視農業生產本身的變化，包括農田水利建設、搞試驗田等的原因。

有人說：“這裡有一個問題，1958年的打破常規的高指標是怎樣提出來的?是根據對現有經濟狀況作出科學的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來的，還是光憑主觀的意志、願望、直覺、老經驗提出來的?看來是後者。農業生產上的高指標完全是憑虛報的產量而提出的。”(《晚年》第124頁)從上面所述的事實說明，這個論斷不完全符合實際，是缺乏細緻研究的結論。

實際上高指標是隨着物質生產的發展變化而不斷拔高的。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在五年內趕上和超過富裕中農的生產水平》的社論，當時提出的要求是，農業總產量五年增長20％至30％，每年平均增長3．8％至5．5％之間。

1958年2月3日國家經委主任薄一波向第一屆人大第五次會議作的《關於1958年度國民經濟計劃草案的報告》，提出糧食產量為3920億斤，棉花3500萬擔，分別比上年增長5．9％和6．7％，與上面提到的《人民日報》社論的要求變化不大。

“農田水利建設高潮一來，‘反右傾保守’空氣一膨脹，地方對農業的‘大躍進’充滿了信心，地方提出的指標，糧食4316億斤……比1957年增加616億斤，……棉花產量4093萬擔，……比大豐收的1957年增加813萬擔，這就有點玄乎了”(《回顧》第687～688頁)。

5月17日主管農業的副總理譚震林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關於1956年到195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時講；“……如果今年不遇到大水大旱，糧、棉、油等農產品一定會有較大比例的增長。例如，全國糧食增長的比例將有可能達到百分之十幾到二十幾。”(《新華半月刊》1958年11號第11頁)這個指標與上面那個‘有點玄的’相比，還相差不多。

夏收開始以後，高指標就上升得離譜了。六月中旬譚震林在華東協作區召開的農業協作會議上總結髮言時說：“一般規律農業只能增長4％、5％，最多6％，一般的跳躍可達10％、20％，華東今年增長70％，這是飛躍。他說，根據華東的經驗，原來估計今年全國增產1000億斤(指糧食——引者注)就少得不像樣子了。……10月，譚震林同志在西安召開的華北、東北和陝西九個省市農業協作會議上所作的總結報告稱：1958年全國糧食產量8000億斤是肯定的，l萬億斤是可能的”(《回顧》第688～689頁)。這期間關於試驗田高產的報告更是節節上升。《人民日報》1958年6月12日發表了一篇題為《向創造奇蹟的農民兄弟祝賀》的社論說：“截止今天收到的消息，全國最高記錄出現在河南遂平縣衛星公社。在那裡，有二畝九分小麥每畝產量達到了3530，?5斤。”這就不是什麼放‘衛星’，而是放‘大炮’了。此後‘衛星’越放越大，指標越來越高，達到了“近乎荒唐的程度”，試驗田對於大面積農田來說是一種特殊、個別，人們在一定時期可以集中人力、物力和技術力量，投入小面積試驗田，使農作物出現與大田顯著不同的現象和產量。可是決不能用這種特殊現象來推導一般，否則必然要脫離實際。用少數試驗田的產量來推算大田作物的產量是大躍進中出現高指標、浮誇風的原因之一。

糧食、棉花等農作物的產量高低，其決定性的因素是技術。社會關係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但是，最終的決定因素還是技術。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農作物的產量大體上是一定的。只有提高技術水平，農作物的產量才能提高。例如把旱田改為水澆地，產量就能提高。因此，對於估計產量高低之類的技術問題，不能用插紅旗、拔白旗、大鳴、大放、大辯論之類的方法來解決。對農作物的估產是一個技術知識水平的問題，不存在政治性。像生物學領域中不能把李森科學派說成是無產階級的，把摩根學派說成是資產階級的一樣；也不能把估產高的人叫革命派，把估產低的人叫保守派。生產技術知識沒有階級性，不能用插紅旗、拔白旗、大辯論等政治鬥爭之類的方法來解決問題。由於用政治鬥爭的方法來解決技術問題，造成持不同意見的人不敢堅持自己的意見。

需要指出的是，高（低）估產與虛報(包括瞞產)是不同性質的問題。前者主要是技術問題，不具有政治性；而後者則是經濟問題，具有政治性。虛報直接關繫到國家與集體、個人之間的經濟利益關係。國家根據上報產量決定徵購量，集體經濟也據此進行分配、消費。用插紅旗、拔白旗之類的方法來解決估產問題，是造成虛報、浮誇風盛行的重要原因，是值得認真吸取的教訓。

大躍進運動中存在着浮誇風，一度還很嚴重，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大躍進本身是物質生產和建設運動，它不等於浮誇風。用浮誇風代替運動本身顯然不符合實際，把造成浮誇風的原因歸結為大躍進運動的原因也是不科學的。

由農業合作制所引起的農業生產力的變化，帶來農業的大躍進，是一種不可改變的客觀必然。農業生產條件和生產關係發生根本性的變化才是大躍進運動出現的根本原因。

下面來探討大躍進運動本身的內容及其得失。

二、大躍進運動的內容與得失評價

大躍進運動是我國經濟發展史上具有開創性的群眾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於這種具有開創性的事件，不能按一般的生產運動來考察，不能簡單地按生產效果來評論，還應該考察這種開拓是否符合生產發展的方向，是否具備物質條件等等。正因為大躍進是群眾運動，是具有開拓性的群眾運動，而不是循規蹈矩、按步就班地正常生產，必然會帶來一些混亂和損失。因此，更不能抓住一時的混亂現象和損失，攻其一點，不計其餘。

現在有的人一講大躍進就是一片混亂，就是損失。如有人寫道：“為了尋找煉鋼物資，全國上千萬人進山找礦，到處挖煤，煤不夠就砍伐樹木，鐵鍋、剪刀、菜刀都放入了高爐，當了原料，”“不僅磚瓦瓷窯改成了小高爐、土高爐，而且把侵華日軍和國民黨遺留下來的碉堡、炮樓，甚至北京王府井大街兩旁人行道上的磚塊也被橇開運走去建高爐”(《交鋒》第2l頁)。這些事實確實發生過。但是，砍伐樹木、砸鐵鍋等做原料和橇開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磚等，都只是大躍進中的問題，而且是在一段時間內和在局部地區出現的問題。這些事實能夠代表大躍進的全部面貌嗎?任何偉大的群眾運動，包括民主革命的基本經濟內容——土地改革，要從中找毛病，也可以找出一些。能用這些毛病來代表土地改革運動嗎?當然不能。這種敘述方法頗有‘一葉障目，不見泰山’、‘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之嫌。

也有一些人從運動的結果來評價，認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大躍進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回顧》第710、719頁)，“大躍進的後果是極其嚴重的，使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嚴重失調，使人民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響”，“‘大躍進’的最直接最明顯的後果是出現了三年困難時期，國民經濟不得不作大幅度的調整”，“人禍加上天災，農業生產嚴重破壞，人民吃、穿、用非常困難。人的體質普遍下降，不少人患浮腫病，有些地方發生非正常死亡”(《晚年》第126頁)等等。由於大煉鋼鐵運動是由農田水利建設等對鋼鐵的需要而引起的，但它本身並不具備充分的物質條件，因而所造成的損失和混亂也特別嚴重。整個國民經濟，到1962年才開始止跌回升；農業直到1964年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可以說整個國民經濟用了七年時間才恢復到1957年的水平，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的挫折。但是，如果把一切損失統統歸咎於大躍進運動，顯然就不符合實際。其實，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除了大躍進本身的失誤外，確實還有天災、蘇修撤走專家、撕毀合同以及人民公社運動中的失誤等。

據統計，1960年和1961年我國受災面積分別為6546萬公頃和6175萬公頃，是建國至今受災面積最多的兩年，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年)年平均數的2．8倍和2．65倍。這是天災。(參看《中國統計年鑑)1983、1996年)。

蘇聯政府不同我國政府商量，於1960年7月通知全部撤走蘇聯專家，計1390人；並片面中止派遣按協議應派遣的專家909人；撕毀了兩國政府簽訂的12個協定和兩國科學院簽訂的一個協議書以及其它協議，撕毀了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及257個科學技術合作項目，並停止供應我國建設急需的重要設備，大量減少成套設備和各種設備中關鍵部件的供應，使我國冶金、原子能工業、國防工業和軍事等40個部門的250多個企業和事業單位的建設，被迫中途停頓，不能按期投產。如石景山鋼鐵公司的軋機正在安裝和調整設備、蘭州橡膠廠正在試生產、哈爾濱鋁壓延廠的鋁鎂車間正在施工中等等，都因蘇聯專家撤走而被迫停工，不能按期投產(參看《中國社會主義時期史稿》第二卷第199頁)。這些也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