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有不少失誤，也是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重要原因。因此，不能把造成三年困難時期的原因籠統地歸咎於大躍進運動。必須特別說明的是，大躍進運動不僅有造成損失的一面，更有取得巨大成就的一面。不承認大躍進的成就，當然不可能做出科學的評價。

大躍進運動發端於農田水利建設，由於具備物質條件，因而成效也較大。從1957年冬到1958年春，從事農田水利建設的勞動力從二、三千萬上升到高峰時的一億人，在我國建設史上劃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跡。僅北京市就建成了十三陵和懷柔兩座大水庫。十三陵水庫工程量是180萬土方，按照當時正常的施工方法要三年以上時間才能完工。由於先後集中了四十萬人參加勞動，僅僅用了160天就勝利地建成了。懷柔水庫控制流域面積達五百四十平方公里，蓄水一億方，能澆地一百萬畝，總工程量土、石方二百零九萬立方(參看《薄一波副總理在懷柔水庫落成典禮大會上的講話》《北京日報》1958年7月21日)。天津市完成了‘鹹淡分家、清濁分流’工程。天津的水源河道是海河，而海河又是一條潮汐河道，每天兩次漲、落潮。當上游來水不足時，海水就趁潮上溯，進入市區，造成鹹淡水不分；海河又是一條排水河道，工業廢水和生活污水都往海河裡排放。由於鹹淡水不分，清濁合流造成水質很差，嚴重時自來水供應困難，有的工廠因水質惡劣被迫停工，郊區水稻秧苗有的因鹹水致死等等。1958年在全國大躍進形勢的推動下，僅用了半年的時間就建成了海河閘，改建了污水管網，基本實現了‘鹹淡分家、清濁分流’，使海河的水質得到改善。施工高峰時，在工地上義務勞動的人數曾達到10萬人，工程投資8000萬，為天津市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市政建設總投資的1．3倍，工程規模是歷史上空前的(參看《天津志》第六卷重點工程)。這一工程的勝利完成，對天津市的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具有深遠的意義。全國各地的水利建設成就很多，有修水庫的，有引水上山的，有窪地改造的，有整個流域治理的等等，這裡不可能一一列舉。當時的水利部部長傅作義有個發言，標題就是《四個月的成就等於四千年的一半》，是說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個月實現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於我國四千年積累的灌溉面積的一半(參看《新華半月刊》1958年第五號第64～65頁)。人們只要深入農村調查就會知道，大躍進年代的農田水利建設對我國農業生產的影響是何等的巨大和深遠。我國以改土治水為中心的農田基本建設，確實取得了偉大的成績，是實實在在的大躍進。以五十年代為起點的農田基本建設，六十年代初期，在毛澤東的“農業學大寨“的號召下繼續發展，取得了史無前例的成就，是實實在在的大躍進。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評價建國二十多年來的農業成就時指出：“全國灌溉面積已由一九五二年的三億畝擴大到現在的六億七千多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儘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十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上冊第301——302）

灌溉面積由三億畝擴大到六億七千多萬畝，是一個偉大的成就。我國農業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時期，總共才積累了三億畝灌溉面積，而新中國建立才二十多年，就把灌溉面積增加了一倍多，二十多年的成就超過了幾千年，這還不是大躍進嗎？！

歷史上我國的水旱災害頻繁。“水旱災對農業生產的威脅，是普遍、嚴重而有歷史性的。據歷史記載，我國自公元前206年到1936年共二千一百四十二年間，發生過較大水災1031次，旱災1060次，幾乎平均每年一次大水災或旱災。據不完全資料統計，1928年華北、西北、西南等區十三省普遍遭旱，受旱縣占全國縣份1/4強。災民達1。2億人，農產品收穫量平均不足二成，很多地方顆粒無收。1931年全國大水，僅長江、淮河流域即有1。2億畝，水稻損失占常年總產量的38%，棉花損失占常年總產值的24%。在清代267年中間，就發生了旱災201次。到了國民黨反動統治時期，水利失修，山林破壞，旱災更加嚴重。”（《水利是農業的命脈》《人民日報》1957年12月22日）新中國建立才二十幾年，“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這還不是大躍進嗎？！

原江蘇省的省委書記許家屯，《在全國農田基本建設會議上的發言》說：“解放以前，在國民黨反動統治下，我省農田水利常年失修，淮、沂、沭、泗等河經常泛濫成災，農業生產基本上處於‘望天收’的狀態--------二十八年中，我們一共投入90多億個工日，搬動二百一十多億土石方，開挖7萬多公里河道，建成1177座水庫，築起2802座閘壩，培修17000多公里堤防，建成了124萬多個涵管、田間節制閘等小型配套建築物。”（《人民日報》1978年7月31日）江蘇省的農業生產，在全國名列前茅，這和農田基本建設的巨大成就是分不開的。山東省也是我國農業比較發達的省份。原省委書記白如冰說：“建國以來到1977年底，全省共開挖治理大中型河流三千多條；建成大中型水庫175座，小型水庫5053座，蓄水能力120億方；共建大小排灌站22039座；建設萬畝以上灌溉區692處；打機井45萬眼，全省現有耕地中，有效灌溉面積達6400多萬畝，占58%；旱澇保收、高產穩產田達3969萬畝，占36%。”（《人民日報》1978年8月5日）這些數字對不熟悉農業生產的人來說，可能形成不了什麼概念。僅就江蘇省二十八年投入90多億工日說，按每個勞動力每年勞動300天計算，相當於二十八年來，每年投入100多萬勞動力，專門從事農田基本建設，這是多麼巨大的工程啊！能說這不是大躍進嗎？！

認為大躍進得不償失的薄一波同志也承認大躍進運動取得重大成就，他指出：“1958年由於全國人民戰天鬥地，大干苦幹，加上年景也好，核實後的糧食產量為4000億斤，比上年增長2．5％。棉花產量為3938萬擔，比上年增長20．1％，鋼產量(剔除土鋼)800萬噸左右，比上年增長49．1％。在鋼鐵生產的推動下，一些基礎工業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同1957年比較，煤產量由1．31億噸猛增加到2．7億噸，發電量從193億度猛增加到275億度，金屬切削機床產量從2．8萬台猛增加到8萬台。”(《回顧》第709、710頁)“據1964年統計，建國以後到1964年為止，在新建設的大中型企業項目中，屬於1958年以後開工的，在許多重工業部門都占三分之二以上。從1950年至1979年新增加的生產能力中，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中新增加的，煉鋼占36．2％，煉鐵占32．7％，採煤占29．6％，機製紙占33．8％，棉紗錠占25．9％”(《晚年》第125頁)等等。實際上大躍進運動的成就遠不止這些。

大躍進運動的成果不僅表現在農田水利建設、工農業生產等方面，還表現在其它戰線上，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的十大建築。有些建築雖然完工四十年了，但並不遜色於現今的工程。

以上是就大躍進運動本身的得失來看。由於大躍進是具有開創性的運動，因此在評價大躍進時必須考察它為經濟發展提供了些什麼內容?是否符合經濟發展的趨勢?等等。只有結合上述內容，才能對大躍進運動做出全面而科學的評價。

大躍進運動的開創性有兩個方面：一是人與人關係的方面；一是人與自然的方面。

從社會關係方面看，是如何充分調動勞動者的主人翁責任感、如何處理企業內部幹部與勞動者的關係問題。其實，這是一個老問題，從共產黨建立以來，就面臨着這樣的問題。但是，建國以後，尤其是實現農業合作化以後，二億多農村勞動者已成了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所有者，如何啟發他們的主人翁的責任感，調動起他們為社會、為集體勞動的積極性，如何正確處理幹部和勞動者之間的關係，就成為一個全國範圍的根本問題，

從人們改造自然的方面看，如何發動作為生產資料主人的農民，使他們擺脫小生產者的大自然奴隸的心理，敢於改造大自然，而且開創出一條科學的技術路線，使廣大農民成為敢於、善於改造自然的勞動者，這是高速發展生產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大躍進運動在兩個方面，都為我國的經濟建設開創了一個新階段。

在社會關係方面，大躍進運動使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責任感得到了充分的發揚。億萬勞動群眾不計報酬，夜以繼日地奮發勞動。按毛澤東同志的話說：“中國勞動人民還有過去那副奴隸相麼?沒有了，他們做了主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上面的勞動人民現在真正開始統治這塊地方了。”“共產主義精神在全國蓬勃發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177、178頁)。他要求幹部以真正平等的態度深入群眾，深入實際。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時說：“在勞動生產中，人與人的關係也是一種生產關係。在這裡，例如領導人員以普通勞動者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對待人，改革規章制度，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領導人員、工人和技術人員三結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註和談話》第319頁)。這和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與僱傭奴隸的關係，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在西方經濟學家的理論中，勞動者不過是生產要素的一種，與工具、設備、廠房同屬一類。有的人只強調勞動者要服從管理，遵守規章制度，不提倡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只強調罰款、獎勵，不講調動勞動群眾主人翁責任感；只講少數人管理，不講勞動群眾參加管理等等，實際上是西方經濟理論的運用。大躍進運動開創了與西方經濟理論根本不同的原則。如果說過去強調了農村幹部要參加生產勞動，那麼1958年則開創了全國範圍的幹部、知識分子參加勞動的先河。上自毛主席、周總理，下至一般幹部都到十三陵水庫等地參加過勞動，當時北京所有高校的在校學生幾乎都輪流到水庫工地勞動過。大躍進所開創的原則：充分發揮勞動群眾的主人翁精神，自覺地為社會勞動，為集體勞動，征服、改造大自然。這種原則不僅在大躍進期間而且在以後的生產建設中，在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的口號下，得到了發揚、貫徹。如果沒有這種精神，而僅僅靠商品買賣的原則，在那時就不可能買來大慶油田、成昆鐵路、虎頭山的梯田和林縣的紅旗渠等，也不可能買來兩彈一星等高科技產品。

大躍進運動在生產方面開創了一系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

要充分發揮廣大勞動群眾的生產能力，就必須讓他們掌握勞動資料和對象，否則雖有積極性，也不能進行生產建設。而一定時代有其既定的勞動資料。如二十世紀末，我國農村澆灌農田，一般都用水泵，平原上打的深井用潛水泵等。當五十年代中期，這種比較先進的勞動資料不足，多數群眾還只能採用比較原始的勞動資料時，能不能充分利用的各種勞動資料進行生產，提高勞動效率，這成了能否充分發動群眾的關鍵。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政策，其中心就是大、中、小並舉，土洋並舉，土法上馬，逐漸轉變為洋法生產，由小型逐漸轉向大型，這就成為充分發動群眾的關鍵。只有突破生產技術的陳規，既運用先進技術，又採用較原始的技術，才能充分發動群眾。大躍進運動中群眾創造的“兩條腿走路”的技術路線，為以後的經濟發展開拓了道路。從1958年以後，我國廣大農村的改土治水運動達到了史無前例的規模，由單純的農田水利建設發展到山、水、田、林、路綜合治理；在工業方面，小化肥、小機械等企業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對我國的化肥生產、機械生產和農業生產等都建立了豐功偉業；尤其是其後的鄉鎮企業的發展，對我國經濟發展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即使像原子彈、導彈等高科技的武器，從一定意義上講也是‘土法上馬’，逐漸轉變為‘洋法生產’的。可見，大躍進開創的這樣一條技術路線對我國的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自力更生為主”的方針，在我國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的成就，除了靠充分發揮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精神之外，就是靠這樣一條“兩條腿走路”的技術路線。如果處處追求‘洋法生產’，追求大規模、高標準，就不可能充分調動勞動群眾的積極性，就只有求助於帝國主義，當然也就不會有什麼“自力更生為主”了！

“自力更生”的力量就蘊藏在大躍進所體現的原則和路線之中。

總之，在評價大躍進運動時，不能僅看物質生產成果，還應該包括它所開創的原則和技術路線，看其是否符合歷史發展的趨勢，是否符合我國的實際，否則就不能做出符合實際的科學結論。只要從大躍進運動所包括的全部內容看，不局限於生產一時的曲折，就不會得出“大躍進”是得不償失的，“大躍進”是一場實實在在的大災難的結論，而應該承認大躍進是一個劃時代的偉大生產運動，是億萬勞動群眾充分發揮主人翁精神的表現，是一條符合實際的技術路線的成功探索。正是在經過調整之後，繼續沿着大躍進所開創的道路前進，我國才能在經濟建設中取得輝煌的成就。在短短的二十幾年中，把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建成為具有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特別要指出的是，這個成就是在帝國主義實行經濟封鎖的條件下取得的。當時我們既沒有那麼多的錢“買現代化”，帝國主義者也不會賣給我們一個“現代化”。因此，更顯示出大躍進運動的偉大意義。

三、大躍進與毛澤東

大躍進運動是農業生產關係和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毛澤東同志反映了這一客觀必然，親自發動和領導了大躍進運動。但是作為一個生產建設的群眾運動，研究其成因和得失時，本來可以抽象掉他個人的作用。但是，近些年來發表的專著或文章中，往往把大躍進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全部扣在毛澤東的頭上，把毛澤東反對過的一些錯誤也說成是毛澤東的錯誤，嚴重地歪曲了事實。因此有必要專門作為一個問題來進行討論。

有人說；“毛澤東好大喜功脫離了中國實際，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晚年》第125頁)。有人寫道：“毛特別強調政治掛帥，……總路線就完全將客觀經濟規律擱在一邊。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在很短時間裡，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狂飄聚起，雲海翻騰，浮誇風、瞎指揮、高指標迅速泛濫。各地農村爭相出現高產‘衛星’…”(李銳：《毛澤東的早年和晚年》貴州人民出版社第242—243頁)。有人形象地描寫道：“他(指毛澤東——引者注)在聽取重工業部門匯報時，就主張鋼產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後就採取這種‘一番加一番的增長法’。”((交鋒》第18頁)看！在這些人的筆下，毛澤東成了一個主觀主義者，完全不顧客觀經濟規律，喜好浮誇、高指標；是主張“一番加一番的增長法”的人。那麼實際情況真是這樣的嗎?

毛澤東在大躍進運動中的表現，充分證明他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政治家，而且是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正是他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學，運用在我國的經濟建設的實踐中。

在發動大躍進時，他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無畏氣概，提出“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的口號，號召廣大勞動群眾“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奮敢想、敢說、敢做的大無畏創造精神”(《建國以來的毛澤東文稿》第七冊第236頁)，從剝削階級的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在群眾發動起來之後，他又反覆強調“辦事要留有餘地”，“要壓縮空氣”，“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等等；在群眾運動中出現浮誇風、高指標時，他深入實際作調查研究，竭力說服幹部、群眾，提出要“尊重科學”，要“實事求是”，不要“務虛名得實禍”。但是他不給群眾“潑冷水”，當運動出現失誤時，他做自我批評，承認“第一仗打了敗仗”(以上參看吳冷西：《憶毛主席》)。在國家面臨嚴重經濟困難時，他身體力行，與群眾同甘共苦，“七個月沒有吃一口肉”，“兩腿浮腫”(《晚年》第126頁)，但並不驚慌失措，而是冷靜地分析形勢，改正錯誤，繞過暗礁，堅持正確航向，經過短短的三年，又把國民經濟領上了正確的航道。這難道是主觀主義者嗎?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嗎?當然不是。下面就通過事實作進一步的說明。

在發動大躍進運動時，毛澤東批評了“反冒進”。“南寧會議開始時，毛澤東一上來就講……1956年‘反冒進’是錯誤的。這裡說的‘反冒進’是指1956年6月到11月中央一些同志發現不少地方和部門的基本建設(包括農田水利建設)過大，造成財政赤字，原材料非常緊張，因而提出反對急躁冒進”，“毛主席認為，一個時候搞得快一點，多一點，調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進’的口號。‘反冒進’挫傷幹部和群眾的積極性，特別是農民的積極性，是錯誤的方針。”(《憶毛主席》第48頁)可見，毛澤東批評反冒進，是為了給包括1955年冬至1956年春的農田水利建設在內的建設高潮撐腰，為了保護勞動群眾的積極性而提出來的，

此後在杭州會議、南寧會議、成都會議等一系列的會議上，他又反覆講要清除資產階級思想對勞動人民的影響，號召“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批評賈桂式的‘奴才習慣’，讚揚‘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風格等等，充分地調動了廣大幹部、群眾的積極性，這些就不再敘述了。

當群眾發動起來以後，他反覆強調要“留有餘地”，要“壓縮空氣”。1958年3月成都會議期間，當毛澤東看到遼寧省計劃要一年實現三自給(即糧、菜、肉本省自給)時，他說；“也許你遼寧是對的，我懷疑是錯的，你是馬克思主義，我是機會主義”。又說：“各省提口號恐怕時間長一點比較好(指基本改變面貌——引者注)。我就是有點機會主義，要留有餘地”。(《憶毛主席》第63頁)雖然在估計發展速度的問題上，只有主客觀符合不符合的問題，並沒有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的分歧，但是毛澤東堅持實事求是，留有餘地的態度卻鮮明地表現出來，寧肯被說成是機會主義也要堅持。

1958年4月，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總編輯吳冷西說；“現在報紙宣傳報導上要調整一下，不要盡唱高調，要壓縮空氣，這不是潑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實際的高指標，要大家按實際條件辦事，提口號、訂指標要留有餘地”(《憶毛主席》第64頁)。“他在武漢會議上講，今後〈人民日報〉不要輕易宣傳什麼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地種了幾顆樹就算綠化了，這怎麼行。……他提出宣傳工作要務實：一要深入，二要細緻，三要踏實，不要光宣傳指標。”(《晚年》第133頁)

“1958年8月13日，毛澤東去天津新立村參觀稻田。有關領導同志和社領導匯報說，畝產10萬斤。他搖頭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說；‘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領導同志說：‘你沒有種過地。這不是放衛星，這是放大炮。’有的同志為了證明畝產10萬斤，讓小孩往水稻上站。他搖頭說‘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說：‘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種過地的。畝產10萬斤?堆也堆不起來麼!’(《晚年》第138頁)。在湖北省時，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講有一塊試驗田水稻畝產上萬斤，毛澤東搖頭說：‘我不信’。外國朋友問他，畝產萬斤糧的奇蹟是怎樣創造出來的?他一笑置之；不要相信這些騙人的數字。”(《晚年》第138～139頁)

“從1958年11月初的鄭州會議開始，到1959年7月中旬廬山會議前期，毛主席和黨中央接二連三地召開了一系列重要會議，領導全黨努力糾正已經察覺到的‘左’傾錯誤”，“在一片‘勝利沖昏頭腦’的氣氛下，毛主席雖在讚賞‘六億人民盡舜堯’那熱氣騰騰的局面，卻最先冷靜了下來。”(《回顧》第806、807頁)

“在11月2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對熱衷於搞翻番的同志說；你們說服我是可以的，你們打通我是可以的，但是你們得打通我才通。你們現在說的那些根據，我還不能服。我不僅準備作機會主義。我已經是機會主義。我就是站在機會主義的立場上為此而奮鬥，不牽連別人，將來算起帳來的時候，不打你們打我。因為我在這裡反冒進。……凡是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凡科學一定要保護。”(《晚年》第140頁)他說：“現在要減輕一點任務，水利建設，去冬今春全國搞500億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1900億土石方，多了三倍還多，還有各種各樣的任務，……我看搞起來，中國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萬人。...你搞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為原則。你們一定要搞，我也沒有辦法，但死了人不能殺我的頭。”(《晚年》第138～139頁)儘管他反覆講不要務虛名而得實禍的道理，但是仍糾正不了高指標、浮誇風的盛行。1959年4月29日，毛澤東以他個人的名義，用黨內通信的形式寫信給省、地、縣、社、隊、小隊六級幹部。其中說：“第一個問題，包產問題……包產一定要落實。根本不要管上級規定的那一套指標。不管這些，只管現實可能性。例如，去年畝產實際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產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實在辦不到，有何益處?”。“第六個問題，講真話問題。包產能包多少，就講包多少。……每項都不可講假話。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應當說，有許多假話是上面壓出來的。上面‘一吹二壓三許願’，使下面很難辦。因此，幹勁一定要有，假話一定不可講。”(《文稿》第八冊第237頁)。“同現在流行的一些高調比較起來，我在這裡唱的是低調，意在真正調動積極性，達到增產的目的。如果事實不是我講的那樣低，而達到了較高的目的，我變成了保守主義者，那就謝天謝地，不勝光榮之至。”(同上書)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無產階級領袖的氣概，實事求是的作風，本是歷史上罕見的。但是，有些人卻不深入研究毛澤東的所作所為，認真宣揚這種高尚的精神，反而把大躍進中出現的高指標、浮誇風、瞎指揮等等，統統扣在毛澤東的頭上。他們認為反正大躍進是毛澤東發動的，因此存在的問題也都是毛澤東造成的，什麼‘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什麼‘毛澤東好大喜功，脫離了中國實際，是一種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等等。這些說法，有的歪曲了事實，有的甚至顛倒了黑白。由於毛澤東堅持“氣可鼓不可泄”的原則，主張對“熱心搞大躍進的同志，應該是既批評又鼓勵，不要挫傷他們的積極性”。通過循循善誘，組織學習等辦法解決，不主張用反冒進辦法，因此形成了一個漸進的轉變過程。

直到廬山會議召開的前夕，“關於高指標，毛主席說：本來是一些好事，因為指標訂得高了，使我們每天處於被動。”農業究竟增產多少?對增產三成，毛主席表示懷疑，他說：‘假定有三成，全國也只有4800億斤。今年根本不要理那個10500億斤的指標，就是按去年的實際產量，今年只增產一成、二成、三成。聽說包產的結果是6000億斤，但是我看，我們過日子還是放在4800億斤的基礎上。本來是富日子，也照窮日子過，這樣安排好。”對“工業，明年的指標切不可高，我看大體就按今年的指標，低一點也可以。”(《回顧》第846頁)。類似的事實還很多，就不一一列舉了。為了反對浮誇，了解事實的本來面目，他不僅自己下去調查研究，而且派工作組去調查；組織幹部學習等等。後來由於反對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扭轉了鬥爭的方向，造成高指標、浮誇風繼續蔓延，經濟生活困難加重。直到1960年底，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錯誤才得到糾正。

毛澤東對大躍進中的失誤也是以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大無畏精神和唯物主義者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的。他勇敢地面對現實，不諱疾忌醫，不堅持錯誤，而是認真地調查研究，總結經驗教訓。他首先提出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指出；“省委自己全面調查一個公社(錯誤嚴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數的方法是一個好方法”，“省委不明了情況是很危險的。只要情況明了，事情就好辦了。”(〈回顧〉第901—902頁)他率先身體力行，組織調查組深入農村調查，自己“帶着急於了解農村真實情況的緊迫心情”，用近一個月的時間，離開北京到廣州，沿途聽取了七個省委和三個調查組組長的匯報，還同一些縣委書記談了話。正是他的這種實事求是態度和一抓到底的精神，使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的基層核算單位，由公社到大隊，再由大隊放到生產隊，使生產與分配統一於生產隊。“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幾億農民的生產情緒，成為我國農村擺脫連接三年的嚴重災禍，邁向60年代中期新發展的轉折點”((回顧)第900頁)。

毛澤東同志對自己的錯誤也不隱諱。1959年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說：“去年(指1958年——引者)我們至少有三大錯誤；第一，計划過大，指標過高，勉強去完成，必然破壞比例關係，經濟失調；第二，權力下放過多，結果各自為政，政策也亂了，錢也花多了；第三，公社化過快，沒有經過試驗，一下子推開，大刮共產風，幹部也不會當家。”“看來，我第一次抓工業，像我在1927年搞秋收起義時那樣，第一仗打了敗仗。不僅我碰了釘子，在座的也碰了釘子。”等等。吳冷西回憶說：“從去年(指1958年——引者)11月鄭州會議到武昌會議到上海會議，毛主席曾多次作自我批評，但像這次會議上這樣的自我批評還是第一次。”(《憶毛主席》135—136頁)以後他多次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如談到闖‘1070’這個禍時他說：“第一個負責任的是我”(《回顧》第701頁)。1962年初中央召開了“七千人大會”，“毛主席在會上不僅作了自我批評，而且帶頭承擔所犯錯誤的責任，體現了黨的領袖的廣闊胸懷”。所以薄一波同志以親歷會議者的身份說：“在我們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作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這樣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所以它的意義和作用，在我們這些親身經歷過的人當中，永遠不會忘懷，而且我相信會歷時越久，影響越深”(《回顧》第1027、1029頁)。

面對上述事實，能說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失誤是由毛澤東的主觀主義的好大喜功造成的?能把大躍進說成是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性?事實證明，只有毛澤東這樣的偉大的無產階級領袖、徹底的歷史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大師，才敢於在廣大勞動群眾受資產階級思想束縛時，號召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幹，把廣大勞動群眾的主人翁自豪感、責任心調動起來，作大自然的主人，作社會的主人；當廣大勞動群眾發動起來，出現浮誇風、高指標等傾向時，又首先提出“壓縮空氣”，“留有餘地”，抑制浮誇等錯誤；當運動出現重大失誤時，敢於面對現實，深入實際，調查研究，找出問題的癥結，認真解決，並且坦率地作自我批評，承擔責任。這裡有主觀對客觀認識的失誤，但決不是什麼主觀主義，更不是什麼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這是事實和歷史的結論。經歷過困難時期的人，都深深地感受到那幾年的艱難處境。但是，還有一些更尖銳的問題可能是一般人所感受不深的，這就是蘇修對我國的壓力，蘇修與美帝、印度等反動派聯合對我國所施加的壓力。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除了面臨國內的困難外，還要承擔國際上的巨大壓力。只有經過艱苦磨練的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黨中央才能在短短的幾年內，扭轉乾坤，重新走上了康莊大道。

從發動大躍進至今已四十年了。四十年在人類歷史上不過是短暫的瞬間，但是，大躍進運動的影響將隨着時間的推移，會越來越顯示出劃時代的意義。讓我們認真地總結大躍進運動的寶貴經驗教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