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小時長談不倦 毛澤東人格魅力傾倒中外名記
[孟德斯泓] 於 2006-10-06 20:55:35上貼

　　二戰後期，為了加速日本軍國主義的滅亡，美軍曾經設想在中國沿海登陸，開闢亞洲的第二戰場。於是，美國人把目光投向了在沿海敵占區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中外記者參觀團與美軍觀察組因此先後來到延安採訪、考察，受到了毛澤東的熱情接待。毛澤東的幽默隨和、遠見卓識，毛澤東的人格魅力，征服了這些政治傾向迥然不同的外國人……

　　三大問題笑答眾記者

　　1943年底，二戰局勢已經明朗化。在歐洲，墨索里尼投降，意大利法西斯戰敗，希特勒德軍在進行最後的掙扎，蘇聯紅軍的進攻銳不可擋。美英兩國決定在法國開闢第二戰場。

　　而在亞洲，美軍在太平洋的島嶼上屢屢重創日軍，但國民黨軍隊仍然節節敗退。美國曾設想在亞洲也開闢第二戰場，在中國沿海登陸。但國民黨軍隊早已偏居西南一隅，如果想登陸，能接應它的只有在沿海敵占區堅持抗戰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於是，美英在中國把目光轉向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1944年，中外記者團和美軍觀察組先後到訪延安。

　　這個記者團共有外國記者6人，中國記者9人，國民黨宣傳部4人，另有2名官方領隊，共21人。6名外國記者是：美聯社、《曼徹斯特導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記者岡瑟·斯坦因，美國《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同盟勞工新聞》記者愛潑斯坦，合眾社、倫敦《泰晤士報》記者福爾曼，路透社、多倫多《明星》周刊、《巴爾的摩太陽報》記者武道，美國天主教《信號》雜誌、《中國通訊》記者夏南汗神甫，塔斯社記者普羅岑科。

　　5個西方記者的政治傾向很不一樣。愛潑斯坦和斯坦因是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福爾曼是個對政治不感興趣但很嚴肅的記者，武道與國民黨有密切的關係，神甫夏南汗則對共產主義抱有敵視態度。

　　但是，他們都受到了毛澤東一視同仁的歡迎。記者們在歡迎儀式上就向他提出了連珠炮般的問題，毛澤東聽後迅速歸結為三個主要問題：一是國共談判，毛澤東希望談判有進步，並能獲得結果，但具體的商談還無可奉告。二是關於第二戰場。毛澤東認為沒有第二戰場的開闢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它會直接影響歐洲，也會影響太平洋和中國。但中國的問題還要靠中國人自己來努力。毛澤東重點談了第三個問題，那就是中國的民主與統一問題。他說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在於實行民主制度，不僅政治上需要言論、出版、集會與結社的自由，而且要求在軍事上、經濟上、文化上的民主。這是要求共產黨及其他政黨的合法地位。

　　毛澤東侃侃而談的口才令記者們傾倒，他敏銳的眼光、獨到的見解和開門見山的談話方式，更讓記者們着迷。延安街道乾淨整齊，人民安居樂業，邊區政府作風民主，共產黨領導人生活樸素，這些都與國統區截然不同，引起了外國記者們的極大興趣。

　　十五小時長談不倦

　　7月12日，記者團中的中國記者及外國記者夏南汗神甫離開延安，福爾曼、愛潑斯坦和武道，在毛澤東“多走走多看看”的建議下到晉綏解放區訪問，斯坦因、普羅岑科繼續留在了延安，他們在延安住了5個月。斯坦因單獨訪問過毛澤東和許多共產黨領導人、八路軍指戰員，還訪問了陝甘寧邊區的英雄人物、作家、藝術家和各階層人士。

　　斯坦因單獨採訪毛澤東時，首先問他是否願意改變“共產黨這個可怕的字眼”。毛澤東笑了，他告訴斯坦因，各國共產黨只有一件共同的東西，就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方法。但思想體系並不等於共產主義的社會體制，這種體制只是我們最後的政治目標，中國共產黨現在實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的實際政策，這是我們在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的目標。

　　毛澤東說，中國需要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境，需要在全國範圍內實現民主，實現真正的自由的普選，選舉中央及地方政府，在我們控制區域內，這些都已經實現了。中國需要解決土地問題，以便資本主義發展，利用現代生產技術，改善人民生活。

　　毛澤東看到斯坦因寫字用的小桌子不穩，就走到園子裡撿來一塊平底的小石頭，墊在一隻桌子腳下。斯坦因採訪過許多國家的政要，但像毛澤東這樣禮遇他，生平僅有一次。

　　他們的談話從下午一點開始直到深夜，斯坦因幾次告辭，毛澤東仍然挽留他，希望多談談。當深夜三點時，斯坦因已兩眼發困，兩手酸麻。但毛澤東的話又讓他提起了精神。

　毛澤東說，國民黨只依賴英美猜疑蘇聯的外交政策是錯誤的，而我們也不限於只和一個強國或一群強國保持友好關係。這暗示，中共希望與英美發展關係。他還說，中國能夠而且必須成為這兩個陣營之間的橋梁。

　　斯坦因對毛澤東的幾次單獨採訪，總共長達30個小時。1944年10月的一天，他離開了延安，後來發表了《毛澤東朱德會見記》、《8600萬人民隨着他的道路前進》等文章，寫成《紅色中國的挑戰》一書，對毛澤東的崇敬溢於筆端。

　　人格魅力傾倒名記

　　福爾曼在根據地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演說：“過去有人告訴我們八路軍不打仗，現在我們親眼看見了八路軍是作戰的；過去有人同我們講八路軍沒有傷兵，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是有傷兵的；過去有人給我們講八路軍沒捉住俘虜，現在我們看到了八路軍捉住了俘虜；在過去有人給我們講這地方人民害怕並痛恨八路軍，現在我們看到了人民是愛護八路軍的、擁 護八路軍的。”

　　福爾曼後來撰寫了《北行漫記》，並將自己在訪問過程中拍攝的大量照片，選編為《西行漫影》。這些書均在1946年出版。愛潑斯坦則把親身見聞寫成大量報道，向全世界介紹了八路軍抗戰的英雄業績。他1945年抵達美國，撰成《中國未完成的革命》一書。書中，他記錄了自己單獨會見毛澤東的情況。僅兩個小時的會見，卻給他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毛澤東很會聽人家說話，從不打斷別人的話。我講的話，有些是他感興趣的，有些是他不感興趣的，但他總是耐心地聽。毛澤東很會分析問題，說話很有分量，很幽默，生活樸素，性格活潑。”

　　“在預測中國會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他一直是永遠準確的。在1936年，他預言了未來的中日戰爭的過程和戰略發展，而他的關於游擊戰術的著作，曾經激發了美國海軍陸戰隊的卡爾遜和英國的溫格特將軍等人。今年4月間，他說如果中國在戰爭中沒有組成聯合政府，而中國的盟國並不堅持要和雙方軍事合作，這樣一來使任何一方趁外國援助之機，以拒絕和另一方成立協議的話，那麼，勝利之後可能馬上發生內戰。”

　　毛澤東的雄辯論述和誠懇態度，連與國民黨宣傳部關係密切的武道都被深深打動。他離開延安後在《大美晚報》上發表《我從陝北回來》一文，稱讚延安的老百姓生活進步，有強烈的抗戰意志，行使了選舉權等。武道目擊了八路軍與日寇戰鬥的情況，看到了從敵人那裡奪來的戰利品，還用日本火柴吸了日本紙煙，喝了日本的果子露，吃了日本的餅乾和罐頭。他用這些生動的事實批駁了有關八路軍“游而不擊”的謠言。

　迪克西使團訪延安

　　1943底，當華盛頓開始思考是否在中國登陸時，擔任中緬印戰區司令官的史迪威和美國駐華使館的外交官們開始在中國搜集情報。史迪威的軍事參謀戴維斯向他建議，如果想搜集在中國的日軍情報，就一定要到延安去，因為只有共產黨才有日本的戰俘，也只有在共產黨的根據地內，才能組織一個地區性氣象情報網，而且，為了營救那些在日本占領區墜落的美軍飛行員，也必須求得共產黨的幫助，因為這些地區有共產黨的游擊隊。

　　史迪威把這個建議交上去，不久羅斯福總統就通知蔣介石，美國將派一個使團到華北。史迪威選中了一度給他當過助手的包瑞德上校，準備讓他擔任使團的團長。

　　1944年4月，國民黨40萬軍隊在河南、湖南、廣西等地被12萬日軍打得一潰千里，丟失鄭州、許昌、桂林、南寧等幾十座城市，更讓美國人下定了決心。6月，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與蔣介石商談了美國派觀察員到延安的問題，蔣介石被迫同意了。7月22日，這個由史迪威管轄的觀察組到達延安，史迪威給它取的代號是“迪克西使團”。首批成員有7名軍官，1名士兵，再加上史迪威的軍事參謀謝偉思，團長正是包瑞德上校。

　　他們受到了共產黨和毛澤東的熱烈歡迎。延安為他們提供了比較好的食宿條件，而且慷慨大度地向他們提供了大批日本俘虜和剛剛繳獲的日本報紙及文件，這些成為美國軍人需要搜集和分析的重要原始資料。

　　謝偉思是個懂中文熟悉中國情況的“中國通”，他在觀察組的工作特別重，每周一次撰寫的報告都由飛機帶到重慶去。在宴會上，他總是被安排在毛澤東和朱德的中間就坐，而包瑞德則坐在朱德的旁邊。8月23日，毛澤東同謝偉思談了6個小時。

　　毛澤東說，中國防止內戰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外國的影響，尤其是美國。美國政府是否真正關心民主，使中國政府成為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政府？美國是否認識到國民黨已經失掉了中國人民的信任和支持這一明顯不過的事實？

　　其實，華萊士副總統訪華後就告訴羅斯福，腐敗的蔣介石政府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美國必須設法幫助扭轉它的崩潰，這就要幫助中國國內加速民主政治改革。

　　毛澤東告訴謝偉思，戰後的中國應該召開一次臨時國民大會，國民黨大概占代表數的一半，所有其他代表占另一半。這個大會必須有全權改組政府，並制定新的法令，保持有效到憲法通過為止。政府必須直接對大會負責，而大會還將完全負責籌備充分的民主立憲。毛澤東說，為了實際的政治原因，可以事先取得協議，蔣介石將被任命為臨時總統。

　　毛澤東連連追問謝偉思，如果爆發內戰美國如何對待國共兩黨。他認為，美國應該把武器給予一切抗日部隊，包括共產黨的軍隊。

　　謝偉思很關心蘇聯對中國的影響。毛澤東說，蘇聯在戰爭中損失慘重，戰後會全力忙於自己的重建，我們不指望得到蘇聯的幫助。國民黨是不可能與蘇聯合作的，尋求蘇聯幫助只會使中國局勢更複雜。這暗示，延安不會顧忌蘇聯而不與美國合作，非常渴望美國對中國的政策能避免內戰，把中國引向光明的前途。

　　幾十年後，謝偉思回憶那次談話，認為如果當時的美國政府能充分理解毛澤東的思想和策略，那麼就不會有後來中美關係的惡化，不會有朝鮮戰爭，不會有……

　　迪克西使團在延安初期的工作，十分順利，所有美國人與共產黨、八路軍的領導人關係相處得十分融洽。美國政府對他們的工作也十分滿意，還給包瑞德頒發了勳章。他們興致勃勃地參加共產黨領導人為他們安排的舞會，搶着和毛澤東的漂亮夫人江青跳舞。毛澤東在跳舞的間隙也不放過與謝偉思談話的機會，他想盡最大可能去影響美國人。

　　毛澤東的希望最終沒能實現，謝偉思的希望也破滅了，因為美國政府中支持蔣介石的強硬派影響了羅斯福，他沒有全力支持在他看來不懂政治的史迪威，而是派來了赫爾利。

　　“鄉巴佬”赫爾利自食其言

　　1944年9月，赫爾利少將以羅斯福總統私人代表的身份來到重慶，會見蔣介石。赫爾利是個律師。他不是靠精明能幹，而是靠幸運當上了陸軍部長。1941年他首次訪華回國後給蔣介石的信中，居然稱宋美齡為“石夫人”。蔣介石知道，他比史迪威好對付多了。

　　赫爾利輕信了蔣介石的話，接受了他要求美國政府將史迪威召回國內的主張，並向羅斯福報告。10月28日，史迪威被迫應召回國，臨行前他這樣評價蔣介石：“他無意建立任何真正的民主制度，或與共產黨組織聯合陣線。他本身是中國統一和真正為抗日而合作的主要障礙。”他還致信朱德，對不能與共產黨軍隊並肩作戰打敗日寇表示遺憾。

　　羅斯福任命赫爾利為駐華大使。11月6日，也就是羅斯福第三次連任總統的前一天，赫爾利心血來潮飛到了延安。前來迎接的毛澤東與赫爾利坐進了卡車裡，赫爾利東拉西扯，使擔任翻譯的包瑞德很費力氣。看到田間一個農民的騾子受驚不走，他大聲嚷道：“查利，從那一邊抽它！”毛澤東很快就知道他是俄克拉荷馬的牛仔出身，於是偷偷給他起了個外號“鄉巴佬”。

　　11月8日上午，赫爾利與毛澤東進行了第一次會談。赫爾利拿出了他的5條建議，核心建議是兩條：共產黨的軍隊將由國民政府改編，並得到軍餉；與之交換的條件是，國民黨正式公開承認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其他的建議，是把美國式的民主政治“移植”到中國。

　　毛澤東在11月9日的第二次會談中，強調中國必須有一個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其他黨派組成的聯合政府，要改組現政府，才能建立聯合政府。毛澤東提出了中國共產黨的五條建議。赫爾利看後說：他願意加以仔細研究，再提出自己的建議。

　　11月10日，赫爾利拿出了他修改後的意見，主要是：中國政府、國共兩黨將為擊敗日寇、建設中國並統一所有中國軍事力量而工作；現在的國民政府將改組為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派政治團體代表參加的全國聯合政府；全國聯合政府將支持孫中山為在中國建立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的主義；所有抗日部隊將遵守並執行全國聯合政府及其全國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命令，並將得到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的承認，從外國獲得的軍用物資將公平分配。

　　毛澤東、周恩來十分高興，毛澤東認為完全可以接受，但蔣介石願意嗎？如果那樣的話，他的獨裁統治怎麼維持？有趣的是，赫爾利比毛澤東還要急迫，他提出由毛澤東和自己先在這些條款上簽字，由他帶回重慶去讓蔣介石補簽。毛澤東毫不猶豫地簽了字，赫爾利也簽了。

　　蔣介石看到這些條款後，氣得臉色鐵青。他表示不能接受共產黨為平起平坐的夥伴，並提出自己的三條反建議：一是只同意在戰前給共產黨合法地位，並收編共產黨正規軍隊為國家軍隊；二是到了戰後的建設時期，共產黨應該將全部軍隊移交國民政府；三是共產黨所贊成的國民政府的目的，乃是實現孫中山的主義，在中國建立三民主義的政府。

　　周恩來從赫爾利手中接過蔣介石的三條反建議，馬上在12月7日返回延安。赫爾利讓包瑞德陪周恩來回延安，並要他說服毛澤東贊成這三項建議，而自己卻留在了重慶。

　　毛澤東見了包瑞德，在整個會談中，他的情緒非常激動。他告訴包瑞德，共產黨的軍隊願意在同日寇的戰鬥中流盡最後一滴血，但絕不能接受這樣完全投降的條件。包瑞德後來回憶說：“在整個談話過程中，毛主席的態度極其強硬，難以對付。但他對我還沒有失禮之處。雖然他有好幾次大發雷霆。他連連高喊：‘我們再也不能做任何讓步了！’‘那個蔣介石王八蛋！’我說到我認為委員長把五點建議看作是逼他下台的手段時，引起毛主席特別憤慨，他怒氣沖沖地站起來說：‘他早就應該下台了！’”

　　最後，毛澤東對包瑞德說：“犧牲聯合政府、犧牲民主原則，去幾個人到重慶做官，這樣廉價出賣人民的勾當，我們決不能幹，這種原則立場我黨歷來如此，希望美國朋友不要硬拉我們如此做，我們所拒絕者僅僅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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