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菲菲：《中國歷史究竟由誰寫就？》

有人以為歷史是由贏家寫的。有人以為不然。其實，爭論之前，應當首先確定“寫”的意思。如果定義“寫”為“書寫”，那麼，所謂“歷史”，指的就是“歷史文獻”。如果定義“寫”為“創造”，那麼，所謂“歷史”，指的就是“歷史文獻”所書寫的對象。二者不可混為一談。

“歷史”是個現代詞彙，原本僅作“史”。“歷”，是“系列”的意思。故所謂“歷史”，本是“歷代之史”的意思。如今“歷”字已經沒什麼實際意義可言，基本上成了白話詞彙非用兩字不可的累贅。（“累”就是“贅”，“贅”就是“累”。“累贅”本身也是個累贅。）“史”的本意是官稱，可以用來指幾個不同的職位，其中一個職位的職責在於記錄執政者的言與行。本有“左史”、“右史”之分，一負責記言，一負責記事。不過，這種分別分似乎早在先秦之時就已名實俱亡。究竟是“左史記言，右史記事”？還是“左史記事，右史記言”？也久已莫辨是非。合二而一的史官，通稱之為“史”或“太史”。至魏晉以降，大多改稱著作郎，起居舍人或起居郎等。

如今所謂“史”或“歷史”，從“史”這一官稱引申而來。“史”既然因官稱而得名，可見所謂“歷史文獻”，本是統治當局的官方文獻。中國最古的歷史文獻是《尚書》，記載的大都是商、周天子的言行。諸侯國也各有自己的國史，比如，晉史稱《乘》，楚史稱《檮杌》，魯史稱《春秋》。

所謂“官方”，視之為贏家，恐無不可，因為否則就是“匪”，就是“盜”，何“官”之有？就這種意義而言，“歷史文獻”，確實由贏家寫就。不過，中國上古史官素有獨立於當局的傳統。史官既非天子、諸侯，或者當權者的喉舌，也並非由天子、諸侯或者當權者得以任意任免者，而是“父死子繼，兄終弟及”，自成體系。例如，春秋時齊國權臣崔抒殺齊莊公，齊太史書：“崔抒弒莊公”。崔抒殺之。其弟繼為太史，復書：“崔抒弒莊公”。崔抒又殺之。其少弟繼為太史，仍書：“崔抒弒莊公”。崔抒不得已而聽之任之。由此可見，贏家的“歷史文獻”，並不一定代表贏家的利益或立場。

自秦漢以降，史官相對獨立的地位不復存在。不過，父子相繼為史官或相繼致力於修史的例子，仍然屢見不鮮。最著稱的有西漢司馬談、司馬遷父子，東漢班彪、班固、班昭父子（女），以及隋唐之際的李德林、李百藥父子，姚察、姚思廉父子、李大師、李延壽父子等等。

歷代史籍，向有“正史”與“野史”之分。所謂“野史”，指私人的歷史記錄，大致相當於今日的回憶錄。歷史上最有名的野史，當數南朝劉宋臨川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仿《世說新語》體例的傳世之作，有北宋末王讜所撰《唐語林》。自宋至於明清，“野史”汗牛充監，不勝枚舉。世上從來不乏“歌德派”，現在不乏，過去也不乏。因而“野史”雖非官方記錄，卻不一定就不代表贏家的觀點與立場。一般來說，“野史”的價值，僅在於補充“正史”的個別遺漏或糾正“正史”的個別的紕漏；就觀點或立場而言，大都與“正史”大同小異，無足掛齒。

所謂“正史”，並無明確定義。大致言之，指官方認可的歷代史記。降至清代，所謂“正史”，大抵指“二十四史”或“廿四史”。《史記》為“二十四史”之首，繼之以《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宋書》、《南齊書》、《梁書》、《陳書》、《魏書》、《北齊書》、《周書》、《隋書》、《南史》、《北史》、《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遼史》、《金史》、《元史》、《明史》。如今也有人合《清史稿》而稱“二十五史”者。《清史稿》既稱之為“稿”，可見當時並未曾視為完成之作，況且《清史稿》無論文字與取材，均不高明之至，附於“二十四史”之後，名副其實狗尾續貂，未見其是。

早於《史記》的《尚書》與《左傳》，為何不予“正史”之列？《尚書》自古奉為儒家經典，根據古人的目錄學，“經”高於“史”。《尚書》既居“經”部之首，故不入“史”類。《左傳》則一開始遭儒家今文家派極力抵制，不得立於“官學”，俟儒家古文家派勝出之後，也同樣被捧為經典，故不屈居“史”類。儒家成規，如今何必墨守？故所謂“正史”，竊以為當合《尚書》與《左傳》，通稱之為“二十六史”為妥。

“正史”大多為史官所修。不過，“史官所修”，並不等於“官修”，因為史官的職責，本在記錄當代歷史，而所謂“正史“，一般都指前朝的歷史。“二十四史”之中，司馬遷修《史記》，並非奉詔，完全出於私意。班固撰修《漢書》，也是出於私意，甚至曾因私修前朝歷史的罪名而鋃鐺入獄。《後漢書》一般標作宋（南朝的劉宋，非繼五代之後的趙宋）范曄撰，多少失之精確。因所謂范曄撰寫的《後漢書》，其實以成書於東漢的《東観漢記》為基礎，兼取三國時吳國謝承的《後漢書》、晉代薛瑩的《後漢記》、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後漢書》等等而成；而且本來並無“志”，今本《後漢書》的八篇“志”，是後人從司馬彪《續漢書》中割取增補而來。范曄本人不是史官，其撰《後漢書》，也未曾奉敕。范曄所根據的著作，除《東観漢記》為官修外，也都是私修的史作。由此可見，《後漢書》至多只能說是半官半私之作。此外，非官修的“正史”，還有《三國志》、《宋書》與《新五代史》。

非官修，不等於不代表官方的觀點，或不站在贏家的立場。有人以為《三國志》為輸家書寫的史記。揣測其意，無非因為《三國志》作者陳壽是蜀人，而蜀於三國最先亡，無疑是三國中的輸家。此說似是而非。《三國志》編撰於晉代，其時魏、蜀、吳三國皆已滅亡。蜀之亡，亡於魏而不亡於晉。魏蜀之間的輸贏，至晉代已為先朝的陳跡。陳壽雖然本是蜀人，蜀亡即入洛，撰修《三國志》之時，身居晉之史官。套用一句現代的話，就是早已歸化入晉籍了。其撰修《三國志》，觀點立場完全投晉之好。（正如這網上有人雖然明顯並非出生美國，卻自欺欺人、信誓旦旦：“生為美國人，死為美國鬼”一般。）所以，《三國志》雖然出自蜀人之手，也雖然非官修，卻恰好是代表贏家觀點的史作。

反之，官修史記雖然必定站在贏家的立場，卻不一定就與輸家的立場背道而馳。理由有三。其一，官修的“前朝”歷史，並不都是緊隨其後的“後代”的官方所修。比如，《晉書》、《北齊書》、《周書》、《梁書》與《陳書》，都修於唐代。晉、齊、周、梁、陳之於唐，談不上是輸家，唐之於晉、齊、周、梁、陳，也談不上是贏家。又如，《遼史》修於元，遼元之間，也同樣無輸贏可言。唐與晉、齊、周、梁、陳之間、元與遼之間，皆既無利益矛盾，亦無形象衝突，唐與元皆犯不上通過詆毀、貶低或歪曲晉、齊、周、梁、陳、或遼的歷史而樹立自己的權威與正統。其二，後代修前朝之史，不能憑空捏造，其史料的來源，大多取材於前朝的“起居注”與“實錄”。前朝的“起居注”與“實錄”，不僅成於前朝史官之手，而且皆為前朝當局所認可。後代既以前朝的“起居注”與“實錄”為修史的基礎，也就難以超越前朝立場的籬籓。其三，即使前朝後代銜接，輸贏雙方大多並無政治結構或意識形態之分。既有共同的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如果贏家全盤否定輸家，將置自己於何地？所以，贏家對於輸家歷史的“歪曲”，往往僅限於指斥輸家的末代皇帝為“昏君”、為“暴君”，如此而已。在“歪曲”二字上加引號，因所謂“歪曲”，未必當真就是“歪曲”。試問因英明、賢能而亡國者，可曾有？即使有，也絕對是絕無僅有。所以，末代皇帝即使談不上“昏庸”、“殘暴”，相去亦必定不遠。

中國歷史自秦迄今，政治結構或意識形態的改變，只發生過三次。一次在秦之滅六國，一次在民國之滅滿清，一次在共產黨之取代國民黨。秦滅六國、終止封建制、首創中央集權的非封建帝制，在政治結構方面，與前朝截然不同。不僅如此，秦與六國曾經長期共存，久經敵對，六國的國史之中難免不有攻擊、詆毀秦國的文字，或與秦國國史所記不相吻合的文字。推之以理，為樹立贏家“光輝偉大”的新形象，秦朝既建之後，自當有抹煞六國國史的必要。考之以史實，果不期然！秦的“焚書”令，其重點正在六國的國史。不過，秦毀非秦史記之舉似乎並不曾徹底成功，《尚書》、《左傳》、《國策》、《國語》等先秦史作的殘本，在漢初先後自民間私藏而出。司馬遷修《史記》之時，不僅參考與使用過這些書籍，而且顯然有引用六國國史的痕跡。可見西漢之初，六國國史也還殘留，並未泯滅。總之，《史記》中關於先秦歷史的記載並不代表秦的觀點，殘留的先秦史記，也未曾遭秦篡改，雖不完整，仍是先秦舊貌。

民國之滅滿清，結束帝制，開創民國，想當然也是一場翻天復地的“革命”。推之以理，民國之修史，應當徹底否定帝制，至少應當徹底否定滿情。考之以史實，卻大出意料之外。國民政府開館修清史，延請的編撰人，居然大多為滿清的遺老耆舊。《清史稿》不僅處處替滿清這輸家塗脂抹粉，而且公然斥發起“辛亥革命”的贏家為“倡亂”之徒。真所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清史稿》始出而即遭民國政府禁止發行，可見民國政府之中，認為前朝輸家的歷史應按後代贏家的觀點編撰者，並不乏其人。不過，民國既沒有銷毀《清史稿》，也沒有重修清史，所以至今代表輸家立場的《清史稿》仍是唯一的“清史”。

共產黨一向蔑視既往，稱過去的一切為“舊”、為“腐朽”、為“反動”。範文讕主編的《中國通史》、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皆據馬列主義歷史観曲解中國歷史。這在意料之中，不足為奇。出人意料的是，雖然一方面有范、郭等人競爭改寫中國歷史，另一方面卻有全面整理與標點“二十四史”之舉。前者固然代表官方史學，後者出自毛的欽定，不折不扣是“奉旨”行事。（標點“二十四史”之舉，由毛授意，在國務院名下成立古籍整理小組專責。最早排出的清樣原本用簡體，呈送毛過目時，龍顏大怒，擲樣本於地，道：怎能用簡體。從而有如今的繁體本問世。）前者的用意當然是據贏家的觀點與立場重新改寫歷史。後者呢？供批判？即使在文革之時，也並沒有批判“二十四史”之意。可見“批判”之說不能成立。或曰：前者代表共產黨的黨意，後者僅代表毛的個人好惡。也許如此。不過，毛死之後，標點本“二十四史”繼續發行，整理與標點“野史”的工作也未曾終止。可見即使標點“二十四史”出自毛的個人好惡，卻未曾人亡政息。歷史典籍因牽涉人名、地名、官名、以及其他專用術語，遠較一般文言散文難度高。能夠勝任標點“二十四史”者，大都在毛先後去世，能夠大致讀懂無標點“二十四史”者，如今已經絕無僅有。如果沒有標點本“二十四史”問世，“二十四史”恐怕業已成為有字天書，無人問津了。故標點“二十四史”之舉，於保存中國歷史典籍，功勞至偉，未可因人廢行。

綜上所述，可見中國官方歷史文獻雖然大都由贏家寫就，但出於不同的原因，並不能視之為“贏家的歷史”。

什麼是歷史？或以為一切既經發生者都是歷史。這話不能說錯。不過，既經發生者，如果不曾對後代產生深遠的影響，即使見諸史冊、有案可稽，也會不復被人記憶。不存在於記憶中者，其實等於不存在。既然不存在，何“歷史”之有？

中國曆朝歷代，究竟誰對後代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就文治武功之盛、統治時間之長而論，贏家非漢唐莫屬。然而漢幾乎全盤承繼秦，唐幾乎全盤承繼隋，並無創舉可言。秦與隋，皆不過二世而亡，歷來視之為輸家，然而秦隋對後代的影響，卻遠非漢唐可與倫比。

秦對後代的影響主要有五：其一，秦滅封建，創立非封建的中央集權制，越兩千餘年不曾變更。如今雖然不再有皇帝的世襲，中央集權的制度，堅如磐石，巋然不動。其二，秦統一中國文字為秦篆，又由秦篆而創設隸書。如今通行的所謂漢字，其實為秦隸之變體。其三，大致確定中國的疆域。至今無可爭議的中國領土範圍，皆在秦的版圖之內。其四，秦所創郡縣制，沿襲至今，未嘗有實質性的更改。其五，秦的官制，為歷代沿用直至隋而後改。

隋對後代的影響主要有二：其一，創設科舉，破除門閥對社會的壟斷，予社會下層能人以非暴力的翻身之路。如今窮人和平翻身之途徑為上大學，仍是科舉的遺響。其二，創設三省六部的官制。“三省”，指“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中書省”主政策的制定，“門下省”主政策的審議，“尚書省”主政策的執行，三省合而為朝廷最高決策與行政機構。“六部”，指“吏部”、“戶部”、“禮部” 、“工部”、“刑部”、“兵部”，屬“尚書省”。有人笑話日本人稱“部”為“省”，以為是中文沒學好，把地方官稱誤用做“京官”了，其實乃是隋代官制的餘音。降至元，地方行政當局稱“行中書省”，如今所謂的“省”，是“行省”的簡稱；“行省”，是“行中書省”的簡稱。“行”是“代理”的意思，所謂“行中書省”，就是“中書省”的派出機構，如同公安局的派出所。

在上述七大影響之中，尤以中央集權制的影響為大。如果忽視歷代皇帝的姓氏，漢高祖其實就是“秦三世”，自漢高祖以降歷代皇帝也都不過是“秦N世”。當代的老蔣、老毛、小鄧，以及江、胡之流，雖然不以皇帝自居，就其為中央集權制的首領而言，其實也都不過是“秦N世”。秦始皇帝之所以自稱“始”，因冀望於從此傳位、萬世不絕。秦不過二世而亡，故秦始皇帝的希望，往往被腐儒視為笑柄。究其實，倘若死人有知，有資格大笑的的恐怕當是秦始皇。西歐各國繼承古羅馬對“中國”的認識，無論中國如何改朝換代，始終稱“中國”為“秦”，（在西歐各語言中，只有英文音厄為“拆”，其餘都讀作“秦”。），可謂歪打正着。

中央集權制，由李斯提出；秦篆，由李斯制定並手書；郡縣制的設立，也出自李斯之意。當然，如果秦始皇帝予以否決，李斯的主意與構想皆無法成為實現。由此可見，究竟是誰創造中國的歷史？以朝代論，當首推秦，次及隋；以個人論，當首推李斯，次及秦始皇帝。而如今論朝代，皆數漢唐；論人物，則並稱孔孟。秦始皇雖然仍屬家喻戶曉，李斯之名，卻灰飛煙滅。可見論史，可以歸結為一個字：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