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錢是共產黨人生存的基礎

我這一代人從小聽到看到的是共產黨人糞土金錢，像神龕上供着的偶象一般不食人間煙火；如今這一代聽到看到的儘是些共產黨人貪污受賄的鮮活事跡，共產黨人儼然就是“惡人”的代稱。無論善惡，金錢都是各個時代共產黨人不可缺少的生存基礎，尤其是在共產黨未取得執政資格的時候。

在一九四九之前，中國共產黨也曾取得過短暫的執政資格，那是在廣州，所謂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被魯迅譏為“紅中透白”的廣州政權，共產黨是與國民黨一起聯合執政（不同於抗日時期的參政）。執政者自然有自己的待遇，他們有貨幣發行權（在廣州沒有發行貨幣，後來在武漢也沒有發行貨幣，但是宋子文在武漢的金融政策等同於貨幣發行（見陳公博《苦笑錄》）），他們頒行自己的稅收法令。這在些與金錢相關的政策基礎之上，他們自然就可以得到金錢，從而施他們的革命之政，養他們的革命幹部。但並不是那時候所有的共產黨人都受這種執政黨財政的蔭護，事實上也只有廣州（以及後來的武漢）當地才可以享受到這種蔭護。執政中心之外的共產黨人靠什麼活着呢？分兩種人，一種是自食其力，自己養活自己，他們有一份社會工作，取得或多或少的薪金，養已養家，有時還要養活其它共產黨人；另一種被稱為“革命職業家”，是靠黨養活的。“革命職業家”與“職業革命家”大大地不同，區別就在於生活費用的來源。但是黨用什麼錢來養活這些“革命職業家”呢？黨費。黨費是靠有收入的黨員從收入中拿出相應的比例交給組織，組織把其中的一部分作為生活費發給沒有收入的黨員，另一部分則為黨的活動經費。有一種說法，當年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周佛海離開共產黨，就是因為他認為他每月要交的黨費太多了，黨剝削了他的勞動所得太多，這種說法出自周佛海的養子之口，應該是有根據的。但是像周佛海這樣有穩定高收入的黨員畢竟太少，無力養活眾多嗷嗷待哺的黨員們。當時是由蘇聯列寧格勒的全體黨員們把所有的黨費都交到中國來，養活了中國的共產黨人（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依靠列寧格勒的盧布養活的人，與依靠廣州政府的銀毫子養活的人，生活品質當然相差甚遠。在上海，黨的高級幹部，每月生活費四十元，基層幹部，每月生活費二十元（見鄭超麟《回憶錄》）。這種四十元與二十元是什麼概念呢？著名的上海內山書店的學徒工，每月收入十元，上海各紗廠里的女工們，每月收入不超過五元錢，著名教授馮友蘭，當時月入約二百元，魯迅曾有一段時間，各種收入加起來，每月高達八百元。可見這二十元的黨員收入，比上不足，比起真正的無產階級來說，還是富裕不少。但是這些黨員們的生活狀況卻普遍很差，原因在於他們在上海沒有居住所，需要自己租房，房租就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徐向前在上海居住時，每月房租要用十五元。像鄭超麟這樣的高級幹部，也常常在月末到處蹭飯吃。也有些幹部在下個月薪水未到時，靠打麻將賺點小錢養活全家的肚子。

鄭超麟把當時黨的幹部分成兩種：一是北方幹部，泛指北京、上海山東等地的黨員幹部，另一種是廣州幹部，就是拿政府銀毫子的黨員幹部。廣州幹部的生活就是另一番天地了，他們看電影，談戀愛，惲代賢（惲代英的弟弟）結婚開銷居然達到一千元。當時的王凡西從北京到廣州小住一段時間，有兩件事讓他吃驚：一是在廣州，馬克思主義的書，隨處都可以買到，街上全是革命標語，二是廣州的黨員們卻沒有北京黨員的革命激情，於是，王凡西決定買了好多革命書籍後回到了北京。廣州的幹部也絕不是開始墮落了，而是作為執政黨黨員的優越感浮現出來了。一九四九年，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這種情況又一次出現，而且更為嚴重，一直延續到今天。

廣州政權隨着北伐的進展，後來移到了武漢。廣州幹部就成了武漢幹部，他們後來在黨內掌了權，打倒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北方幹部們。但是武漢時期的情況就遠不能與廣州時期相比了，這是因為蔣介石已經開始了清共，此時正是寧漢對峙，武漢的經濟被南京當局封鎖制裁着。縱然如此，當年的廣州幹部們與在武漢的北方幹部們的區別還是很明顯，來自廣州的幹部，大多穿軍裝，扎武裝帶，蹬馬靴，連文化人沈雁冰都是如此穿束。

隨着寧漢合流，共產黨短暫的執政期就終止了，從此共產黨走向兩條道路：武裝鬥爭與大城市的地下工作。從此開始，金錢就更顯得重要。據聶榮臻回憶，當廣州起義失敗後，他與葉挺等人一起逃到香港，突然發現在香港無法生存，因為身上沒錢。但是在一家飯館裡，葉挺卻從懷中掏出了大把的錢，但付帳時，老闆以為收到了一張假幣，葉挺二話不說，自己撕爛的那張錢，又換一張付出，然後幾人匆匆離開飯館。葉挺是具有離開了黨也可以獨自生存能力的人，他對聶榮臻說，那張錢不是假幣，但是如果因此老闆引來警察就麻煩了（見《聶榮臻回憶錄》）。幾十年後，廣州起義的參與者葉劍英與徐向前回憶往事時說，離開廣州後才知道錢的重要，當時撤離時，滿屋子都是港幣自己太傻，一點沒拿，徐向前說，我比你強點，我揣走了兩把銀毫子（見徐向前《歷史的回顧》）。這兩把銀毫子後來徐向前派上了用場，當隊伍轉到海陸豐時，這筆錢成了軍隊的經費。但元帥徐向前還回憶到另一個也在廣州撤離時，帶走了一些銀元的人，此人叫白鑫。“白鑫我也認識，廣州起義的部隊在花縣整編為紅四師時，他是十團團長，我是黨代表。這個人身上帶着不少銀元，打起仗來就溜號，根本不象個共產黨員。那時我就提議開除他，撤他的職。”這個白鑫後來成了叛徒，出賣了彭湃、楊殷等人，被周恩來派特科的陳賡將其處死。

一個黨員如果被被動地被組織扔出家門，那他的生存問題就至關緊要了。沒有了黨發給的生活費（相當於工資），他們靠什麼活着呢？張國燾曾經對鄭超麟說，你們離開了黨還可以靠寫作、翻譯生活，我要是這樣了，就不知道怎麼活着了。由此我可以猜測，很多黨員幹部是出於對生活的恐懼而不敢離開黨的隊伍。在黨內，至少不會被餓死。問題有這麼嚴重嗎？中共閩西特委組織部長蔡協民，在被組織認定是“社民黨”分子後，流落上海，在馬路上流浪，以至於他想在大街上拉屎，好讓巡捕抓進班房，能吃幾天飽飯（見《一個革命的倖存者——曾志回憶實錄》）。
事實上，中共黨內的一大批精英人物，因為政見不同，持托派見解而被逐出黨外後，都在靠自己的生存能力賺得銀元養活肚子。這讓我想起近些年來，當社會轉型，一大批黨務工作者沒黨務可做時的情況。他們是一些沒有獨自生存能力的黨棍，只能依附於黨。他們看不起庸俗的金錢生活，但又沒有離開了黨的工作後的獨立生存能力，在這一層意義上，他們實際上早已被動地成為了吸血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