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在本年度的學潮，以至40年代末的校園文化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朗誦詩”的發展。朱自清先生曾寫有《論朗誦詩》對學生運動中的朗誦詩作了專門的研究。其實，在中國新詩史和校園文化史L，一直有詩歌朗誦的傳統。據沈從文介紹，在20年代新月社詩人即在聞一多先生的家中進行過詩歌朗讀的試驗；30年代北大、清華的部分師生又在朱光潛先生家中定期朗讀詩歌、散文；稍後還有“中國風謠學會”諸公新詩民歌的朗讀、演奏試驗。/38/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 “戰前已經有的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是屬於詩歌藝術本身的探討；而所朗讀的新詩‘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娛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在朱先生看來，“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根由就在這裡”。/39/抗日戰爭初期，曾有過“朗誦詩”的自覺提倡，並出現了田間、蒲風、高蘭、光未然等朗誦詩人，但始終未形成群眾運動。真正成為新詩發展的一個潮流，是40年代這一次。朗誦運動隨着學生運動的推進而日益發展，效果也越來越顯著，就“開始向公·67·眾要求它的地位”，朱先生的文章就是這樣為其定性與定位的。朱先生指出，所謂 “朗誦詩”其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政治性”與“群眾性”。朗誦詩不僅以政治教育與宣傳為其基本任務與內容，而且“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場鼓動性，它總是出現在政治鬥爭的第一線，如像在這次四月風暴里所顯示的那樣，成為實際政治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這樣回憶當年朗誦者的神態：他們在晚會上“手挽着手，沖向台口，大聲狂呼，好像走向刑場一樣”/40/，朗誦即是戰鬥，這是確乎如此的。朗誦詩同時“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首先，朗誦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這也是一種“我們”體的詩歌：即使有時也用第一人稱“我”，但也是指“大我”域者說 “小我”已經融人“大我”，與之合二為一）。一首題為《死和愛》的集體朗誦詩曾在學生運動中廣泛流傳，據說“在各種會議上，在校園內、宿舍里，它像革命歌曲一樣，一人啟口，就有很多人跟上來”/41/，它的魅力就在於真切地傳達了一種“集體感”：“我們，飢餓的行列！／我們，憤怒的行列！／我們，中國學生的行列！／我們，中國人的行列！／緊挽着手，／高喊着口號，／我們爭生存、爭自由、爭和平、爭民主／在中國的首都--南京的街頭！”“警察，你們來！／憲兵，你們來！／特務，你們來！／水龍，向我們噴射吧！／木棍，向我們毆打吧！／馬隊，向我們踐踏吧！／我們是飢餓而且徒手，／我們是貧血而且消瘦，／我們除了我們的真理別無依靠，／我們除了我們的同學別無親人，／我們除了愛和死沒有·68·別的路可走。”/42/據說學生們在朗誦到最後五句時，常常是台上台下泣不成聲。這就說到了朗誦詩“群眾性”的另一面：它不僅要“傳達出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願望”，而且“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成其為詩”。“這就是說，朗誦詩是在群體的“傾聽”中實現自身的：“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近群眾中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44/“我們”體的朗誦詩中固有的“氣”（野氣，火氣，教訓氣），當接受者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時，也許會感到一種“咄咄逼人”的威壓，但一旦成為群體接受者中的一員，就只會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體意志與力量”的鼓舞。這樣，朗誦詩的最終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眾歌曲與活報劇一樣，成為廣場上的處於革命激情中的群體“力”的引發與表現。有趣的是，當朗誦詩在廣場上獲得一種“群體性”與“行動性”的品格，並且與歌、舞、劇結合起來時，它就重現了詩的原始（起源）形態的某些特徵。恰好在這一年5月朱光潛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詩的格律》的文章，談到“原始群眾以實際生活行動去欣賞詩歌的意味。所以詩不但和樂舞打成一片，也和團體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時代，一般民眾同時是詩的創造者與欣賞者”。/45/以此對照前述朗誦詩的實踐與理論，是頗耐尋味的。歷史當然不會簡單地重複，朗誦詩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同樣表明其時代特徵也是十分鮮明的。·69·而且這種群眾性的朗誦詩運動也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專業詩人的創作。一些回憶文章談到了在學生的集會及文藝晚會上，也經常朗讀詩人的詩作；其中有艾青的《火把》/46/，以及綠原的詩（《復仇的哲學》。《你是誰？》、《咦，美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等）/47/，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48/等。而綠原與馬凡陀正是1948年（及前後年代）國統區影響最大的詩人/49/。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人們在總結綠原的藝術經驗時，明確提出了“政治抒情詩”的概念。這首先是“詩與政治結合”/50/“像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不但要參加革命，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參加’，綠原這個以反抗的筆投出的鋒利的標槍，便是參加革命方式的第一槍”/51/；這也是“詩與人民（群眾）的結合”，“詩人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同時又是“人民的代言者”/52/“這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新英雄主義”/53/這同時是新的抒情方式與風格的探索：“正視了血肉淋漓的現實，開始了突進”/54/，“突破詩創作上迂緩，柔弱，纖巧的風氣，呈現出宏大的氣魄和莊嚴的鬥爭”氣綠原在自己的詩里也確實是這樣呼喊着的：“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蠶繭里做一顆軟弱的蛹，／咬破你的皮膚似的牆壁，鑽出來--／出來飛翔卜’/56/“讓你們的／詩的木材給／熱辣辣的／政治的斧頭／劈開吧，／剝開吧，／砍開吧。”/57/“這一次，該有行動了，／這一次，該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58/這樣的呼喚得到廣場上的群眾的共鳴是不難想象的。評論家們把馬凡陀山歌稱作“政治諷刺詩”，也是強調其詩與政治的結合；詩人借用民間歌謠的形·70·式則被看作是“詩與人民結合”的自覺努力。/59/儘管這一時期對兩位詩人都有尖銳的批判/60/，但這裡所初步確立的“詩與政治、人民（群眾）結合”的原則，對建國後中國詩歌的影響則是深遠的250、60、70 年代在中國詩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抒情詩”與40年代綠原的“政治抒情詩”及“朗誦詩”的內在聯繫也是明顯的。

評論家亦門曾指出，綠原那樣的“火海一樣的其勢熊熊的政治詩”是“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最歡樂也極慘痛的詩”/61/，這裡對包括朗誦詩在內的政治詩的“最歡樂也極慘痛”的特徵的揭示，與前述群眾歌曲、活報劇的節日般的“歡樂”效果的分析，是能夠顯示40年代末中國文學在某一側面的特點的：當文學藝術日益與趨向高潮的“革命”（這場革命即將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緊密結合起來，它就成為一種廣場文學（藝術），作為“革命盛大節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覆論證的那樣，這是一種政治的文學（藝術），群眾的，行動的文學（藝術），同時也是充滿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氣息的狂歡的文學（藝術）。--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它也未嘗不是生命掙扎的一種表現形式，亦門強調“歡樂”與“慘痛”並存就含有這樣的意思。但在以後的發展中，卻越變越單純：純化為單一的、因而不免蒼白的“歡樂”。待到“史無前例”的那場“革命”降臨時，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歡節”的演出/62/，但這一次歡樂的激情喚起的是人性的惡的方面，信仰的崇高實現為施虐的瘋狂，這正是“革命”的信從者們所料想不及的。--不過這都是後話。·71·

在1948年，人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風暴的洗禮。特別是我們正在回顧的4。5。6月校園學潮，對長期孤守在書齋里的教授（知識分子）無疑形成了巨大的衝擊。大多數教授、講師（助教更不用說）此時自身也存在着生存的危機，更深切感受着民族生存的危機。正是這雙重危機感，以及保護學生的職業道德，使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站在學生這一邊。在“四月風暴”里，教師們以罷教聲援罷課，並與學生一起保衛校園。“反美扶日”運動中，教授們更是站在鬥爭的前列。6月 4日司徒雷登發表威脅學生的談話，6月9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土就聯名發表公開信予以駁斥。6月19日吳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發表聲明，盛讚學生的正義行動是“保持中國學生的尊嚴和聲譽，中國的國格”，並嚴正宣布，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糧，一致退還配購證。/63/最能顯示知識分子和學生大團結的，是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公斷會”。所謂“公斷會”是因為上海市長吳國幀公開指責學生“假愛國之名，圖賣國之實”，並向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提出質詢；交大學生自治會遂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公斷。前清翰林陳叔通在會上首先發言，斷定：“反美扶日是舉國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無一非。” 著名教授、交大老校長馬寅初和張綱伯在痛斥吳國幀之後，高呼：“要坐牢，我們和交大的學生一起去！”交大元老唐文治、張元濟因年事已高，未能親臨，也在報上發表公開信，指出：對學生只能“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未聞與·72·青年學生進行神經戰而善治天下者”。據說這些著名知識分子的表態使蔣介石都大為震驚/64/。

但愛國學生運動卻使堅守自由主義信念的教授（知識分子）陷入困境，並促成了他們的內部分化。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場，它必須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 /65/而現在，學生運動提出“反飢餓，反迫害”，其正義性是無可懷疑的；但其對現存秩序與社會穩定的破壞也是無可迴避的事實。對與中國共產黨持相同態度，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權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進知識分子，學生運動的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他們可以毫不猶豫地站在學生一邊。但在承認現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進行不斷改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因此而面臨着兩難選擇。支持學生運動，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維護秩序、理性、漸進”的自由主義原則；堅持維護現有秩序，就必然站在學生運動的對立面。最後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選擇了前者，並因此而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迫害；選擇後者的少數自由主義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數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所拋棄。胡適與朱光潛即是其中的代表。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在學生與政府發生衝突的一開始，胡適即對學生代表申明：“一、學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學校不是有治外法權的地方；三。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學應自行負責”，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說法。/66/在“四月風暴” 中，胡適為代表的校方，一面竭力勸阻軍警進人學·73·校，一面又要求軍警所追捕的學生領袖自行投案，以自負其責。他顯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維護者”的角色，他也同時失去了多數學生與教師。朱光潛在學潮初始時也寫了一篇文章，大談群眾是“掩護怯懦而滋養怯懦”，“在群眾庇護之下，個別分子極容易暴露人類野蠻根性中的狠毒兇殘”，“如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里發泄怨恨面禮讚怨恨。這怨恨終於要燒毀社會，也終於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 “禱祝卷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湖這顯然更有用自由主義的觀點來引導學生的意圖，自然要遭到反駁。於是，《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發表了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文章首先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動用大批武裝軍警血腥鎮壓徒手工人、學生，“這正是反動派在沒落的恐懼中所表現出最大的怯懦與兇殘”；而朱光潛 “不僅企圖以墨跡來掩蓋這些血的罪行，而且反過來想把‘怯懦’與‘兇殘’這類字樣，加在群眾的頭上”。文章也為群眾運動作了辯護，指出：“現在的群眾運動，是有組織的人民鬥爭”，“革命不是斯文的揖讓，而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鬥爭”，從“偉大群眾運動所培養出來的，正是法蘭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國民族的新文化”。兩種對立的革命觀、群眾觀在鬥爭激烈的1948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身為國民黨監察委員的朱光潛力革命者與正在投身於學潮中的大多數學生所拒絕，是必然的。

“反美扶日”運動的興起，使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着更為嚴峻的選擇。

1948年初，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曾進行過一場論·74·爭。首先是胡適在1月ZI日寫給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是針對周氏在此之前所寫的一篇文章（《歷史要重演嗎？》）所表示的憂慮，強調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並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因而並不構成對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威脅；二是明確提出戰後的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為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68/胡適的意見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郭沫若等都寫了反駁文章。爭論的焦點與實質是：美、蘇兩大國究竟誰構成對中國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威脅？這首先是一個牽動民族感情的敏感問題，同時又糾纏着意識形態選擇與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適及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提出 “反蘇”的主要理由是，蘇聯通過雅爾塔秘密協定與後來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取得了中東、南滿兩路的共管權，大連、旅順的租借權，並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的獨立，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這件事在1946年就引發過全國範圍的反蘇大遊行，傅斯年、儲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發表聲明表示抗議。 /69/此時胡適重提這件事，也仍然能激發人們的民族感情，就連郭沫若在反駁胡適時，也並不否認“很多比較開明的朋友都為此事不平，心裡實在鯁下了一件難過的東西”。/70/後來在60年代毛澤東反對蘇聯於涉中國內政、並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提出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比較容易地就得到了知識分於的支持，這應該是一個“遠因”。但在1948·75·年，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及知識分子更為強烈地感受到的卻是美國的威脅。據重慶《民主報》統計，從1945年8月到 1946年7月一年間，中國人民被美軍吉普車軋死的就有一千多人，婦女被強姦的竟達三百多人。/71/1946年12月兩個美國士兵強姦北大女學生沈崇一案更是激起了全國學生的公憤。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日本輕工業品向中國的傾銷，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憂慮與警惕：他們對二次大戰被侵略的歷史仍然記憶猶新。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的對華政策/72/，這也就在實際上把自己置於和大多數中國人民相對立的地位。1948 年6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北京之行之後，給國務卿的一個報告中，承認：中國大學生與知識分子中的反美情緒“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強烈得多”，中國共產黨人“無法製造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緒”：它根植於人們“對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不滿”。報告還承認蘇聯的思想“影響之深出我們料想之外”，不滿現實的青年“不怕共產主義”。/73/在得出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黨擴展的有效工具了”的結論以後，司徒雷登把希望轉向“中國人民的本性”，據說“中國人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對美國有一種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對俄國則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憎惡”。/74/說整個“中國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種一相情願的誇大；但如果僅限於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司徒雷登說的確是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對日益高漲的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熱潮，本來就已經十分被動，現在美·76·國當局把希望轉向他們，其處境就更加尷尬。許多自由主義教授因此而轉向反美，堅持親美立場的也都陷人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義教授仍想作最後的掙扎，他們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並於1948年5月創辦了《新路》周刊，宣稱要在“一個天下不歸於楊，則歸於墨的社會裡”，表明“一個公民”對國家、社會重要問題的看法。他們提出了31條“初步主張”，其中心仍是強調“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主張通過民主選舉解決國內政治危機，“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結果而定”。/75/在《發刊詞》中，他們強調：“我們自己不敢說是看到了真理的全面，因而並不擺出包辦真理的面孔”，希望進行高水平的討論，“以理論應對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盲從偏見”：他們顯然是在自覺地提倡一種理性的，寬容、多元的自由主義的話語方式，以與時尚的二元對立模式相對抗。為此特地開闢了一個“辯論”專欄：“把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一齊都排列出來，讓讀者可以根據兩方面的意見，下他自己的結論。這是與宣傳處於對立的工作，因為宣傳是只替一方面說話的。”/76/刊物先後“辯論”的題目有：“蘇聯是否民主？”問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問卷6期）。“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計劃？”問卷I6期）等，題目本身與辯論的無結論都反映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到來之前的種種矛盾與猶豫。/77/但在那個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決斷的時代，這樣的遲疑不決也是不容許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 ·77·與《新路》一問世，就受到了左。右兩方面的夾擊。據有關報道，在中共領導下的香港《華聲報》於3月15。16連續兩日開闢“‘社會經濟研究會’批判”專欄，又於4月3日召開座談會，予以“正面打擊”，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追擊中間路線”的運動。其中最為激烈的仍是郭沫若，他斷言：“今大所謂‘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反蘇反共’，既要‘反蘇反共’就一定‘親美擁國’。”/78/而國民黨政府則因為《新路》發表文章同情學生運動，批評“幣制改革”，對其橫加“言論反動，低毀政府，同情匪軍，袒護匪諜”等罪名，予以“警告”，/79/以至最後勒令停刊。當局的態度也十分鮮明：“今日之事，必須敵我分明。凡是屬共匪或傾向共匪之人，無論他有什麼官職和身份，應當站在共匪的陣營那邊去。”/80/在黑白分明的極端話語占絕對優勢的1948年，自由主義者的懷疑、模糊、相對的灰色話語似乎已無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時，再一次涉及蕭乾，他被指為《新路》的主編，自應負主要責任。/81/蕭乾1946年3月懷着投身於戰後中國的文化建設的熱忱，從倫敦趕回中國，作着20年後（1966年）的中國將成為“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上”的“盛世”的“玫瑰好夢”，/82/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寬容的理想，卻陷入了中國複雜的政治、思想、文化，以至人事的網絡之中。在一陣惶惑之後，他想起了還在歐洲採訪時聽到的關於蘇聯肅反的事，以及戰後匈牙利紅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長瑪薩里克自殺事件，隱隱感到自己的命運·78·與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處；他於是決定以《擬丁·瑪薩里克遺書》的形式對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對自己的攻擊作出回答。他借着已成為亡靈的瑪薩里克之口，談到自己關於“從美國新政以後，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化已成為定局”的信念，中國以及世界“可以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的“痴想”；談到在無情的現實面前“一個政治哲學的碰壁，一個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認“和衷共濟走不通”的事實。但他依然要堅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時宜的理想，而“委託時間來仲裁”。他這樣寫道：“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於左右我願同時進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泄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即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作用是讓人存了戒心。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存。”/83/--儘管如此，蕭乾前述“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L”的“盛世”理想，仍然決定了他在一定的條件下，與左翼合作的另一種可能性。

可以說經過4、5。6三個月較量，學生運動在校園內外，都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支持。學生與教授（包括相當部分的自由主義教授）達到了一種共識：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全體人民變本加厲的經濟剝奪與政治壓迫，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民族獨立自由的威·79·脅，必須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重建一個人民民主的新政權新國家，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首先“要爭取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自由，然後個人的自由才有保障’/84/當國民黨政府於1948年8月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各校進行大搜捕時，幾乎整個學校--不只是進步的或中間派的教授，甚至連馮友蘭這樣的曾經與國民黨有過種種關係的教授，以至學校當局，都以各種方式來掩護學生。8月18、19 兩日，國民黨“特刑庭”連續給清華大學發來兩份“拘提名單”，要求學校把所列學生交給他們審判，梅貽琦校長讓人把學校回復“特刑庭”的公函製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錄如下：“昨接貴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發庭審第二十六號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簽發、拘提本校學生XXX等六人，檢附名單一份，囑將該生等交案以憑訊辦等由，附名單一紙，准此。經查，XXX一名，本校並無此人，XXX一名，已於上學期退學離校，XXX……三名，均於上月畢業離校，至XXX一名，因暑假期內未在校中，相應函複查照。複查昨日（十九日）由貴庭送交本校傳票十三張，計被傳學生XXX等二十六名，囑為送達等由，查其中XXX……等六人已畢業留校，XXX一名業已休學，XXX……，三名本校並無此人，至其餘XXX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茲准貴度按名傳訊，當經依次派員前往該XXX等十六人宿舍內代送貴庭傳票，惟均不在，未能送達，除已布告各該生返校後即行領票到案外，相應函復，並希查照為荷。” /85/據說，同學們看了，都啞然失笑。·80·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註：文中多餘的數字是原書的頁碼，一個“/”之後或兩個“/”之間的數字是原注釋號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