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兼復'草橋關民'）.
[蘇拉密] 於 2006-10-09 18:46:20上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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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流歸海見桑田---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兼復'草橋關民'）

從華夏5000年農耕文明的大視野仰望毛澤東

--- 兼復'草橋關民'

一、道別高粱話滄桑

是的，在華北，在東北，在西北，大片的高粱地已經消失，高粱作為我國曾經被廣泛種植的傳統糧食作物退出了歷史舞台。那麼，高粱是怎樣退出歷史舞台的呢？'草橋關民'發表的《高粱地基本消失是農村改革的成果之一》一文， 把高粱退出歷史舞台的過程歸結於“包產到戶、人們追求‘精緻生活’，於是高粱就退出了歷史舞台”。這種觀點並不新鮮，它實質是“政治萬能論”的翻版---只要堅持正確的私有化方向，高舉個性解放的光輝旗幟,什麼高粱穀子大白菜都可以“招之即來，揮之即去”。如果進一步溯源，還會發現這個觀點淵源高貴，直接傳承了“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的學說。

歷史是怎樣的真相呢？本文就以'草橋關民'所津津樂道的“高粱”為脈絡，通過對華夏6000年農耕文明生態演變的描述，作出儘可能系統、完整、準確的回答。

據考古發現的炭化高粱種子和公元3世紀編著的《博物志》對高粱的記載，我們可以斷言，中國大面積種植高粱的歷史上溯至西周早期，延續止20世紀70年代初、中期。是什麼原因讓紅高粱的“颯颯英姿”在中國的農耕文明史上占據了長達3000年的時間？而偏偏就是我們這一代有幸和它道別？

一個需要澄清的問題：高粱的產量並不象‘草橋關民’想象的那樣，“個子高，產量就高”；與原產於中國的水稻、穀子，原產於西亞的小麥，原產於美洲的玉米相比；原產於非洲的高粱在糧食作物中是除粟（穀子）以外單產潛力最低的作物。人們種植高粱絕不是“為了追求產量”。1985年，全世界種植高粱面積5019.1萬公頃，總收穫7745.2萬噸，折算單產僅為不足103公斤/中國畝。中國的情況好於世界，1986年，中國共種植高粱187.55萬公頃，總收穫為538.4萬噸，折算單產為191公斤/畝。而在此前一年的1985年，按照同樣算法（略），中國的水稻為356.5公斤/畝，小麥為198公斤/畝、玉米為236.4公斤/畝，穀子為101公斤/畝。

除了產量，高粱的另一個先天不足是：難吃！西方發達國家一般把它列為飼料用糧，這到不是因為高粱所含營養低，它的營養成分和玉米相近。原因是高粱種皮里含有大量的單寧，含量高達整個種子重量的1.5%。單寧就是生柿子所含的那種東西，它導致高粱味苦澀。單寧的另一個作用是易於和蛋白質結合，生成膠體，膠體極不易消化；這就是吃了高粱面窩頭肚子容易發脹的原因。現在雖不吃高粱了，但很多的《生活小常識》之類的小冊子都勸戒人們：不要吃生柿子，容易誘發膽結石。由於膠體沉澱，喝高粱麵糊糊是不能動筷子的，稍有攪動麵糊就會“瀉”---膠體和水分分離；有經驗的食客都是不停地轉動飯碗，直接用嘴“呼嚕呼嚕”地喝。

高粱難吃還在於它和玉米、穀子相比，缺乏必要的穀氨酸、賴氨酸、蛋氨酸等氨基酸。“穀氨酸”顧名思義就是“穀子裡的氨基酸”。這些穀氨酸有什麼作用呢？味精的學名就叫“穀氨酸鈉”。缺乏氨基酸的高粱絲毫沒有玉米、小米的香適味覺。

關於高粱的難吃，我們甚至還可以引用東北、北京一帶流傳的一句“俏皮話”作為佐證：日本人吃高粱米---沒有辦法了。

就是這樣一種既產量低又質量差的糧食在中國的農耕、餐桌、灶頭活躍了3000多年。我們不禁要再一次追問：是什麼原因支持它從非洲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又是什麼原因迫使它依依不捨地離去？

從先民的聚落和“窪地”說起。

“走過一窪又一窪,窪窪地里好莊稼”

這是反映農村巨變、歌頌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優秀現實主義劇作---《李雙雙》中丈夫孫喜旺的一句唱詞，非常膾炙人口，中原一帶家喻戶曉。

我們注意到的是：這句唱詞中連用了四個“窪”字。如果你對華北平原、黃河中下游平原，包括河北、河南、山東、安徽、湖北北部等諸多省份的中國北方農村有稍微的了解，你就會發現這個“窪”字的使用是極為廣泛的，它滲透在農村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之中。幾乎每個村莊都有所謂的“窪地”，有些超過2000人的較大村莊，甚至有“東窪”、“西窪”、“南窪”、“北窪”的情況。

村民們相互打招呼：

“去哪裡？
“南窪割麥子”

顯然，這裡的“窪”是指某些特定的田地。

有時候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來了一個人問路：

“去七里營怎麼走？
“一路向東，
“有多遠？
“兩窪地”

這裡的“窪”又演變成了距離的度量單位。據筆者的經驗和調查，1窪的距離約等於1公里。

能夠演變成度量衡單位的事物，必定是與人們最為密切相關和生活中最常見的事物。比如英尺foot（複數形式feet）就是一個男人腳丫子的長度；中國的“丈”原義就是一個男人身高的長度，故有“丈夫”之說；據說當時是按大禹的身高為標準確定的。當然，隨着歷史變遷，中國的“尺”發生了變化，使得10尺（1丈）的長度到今天和一個男人的身高已經大不相符了，但還是留下了“丈夫”這樣的詞彙。

可見，中國北方農民與“窪”的關係和對“窪”的認識程度，相當於英國女士和“男人腳丫子”的關係，那是“每天晚上都要碰一碰的”。

“窪”的度量衡化反映了“窪”普遍性，度量單位的大小反映了“窪”的規模----是以公里作為尺度的。

“窪”到底是什麼呢？這裡我給出“窪”的定義：“窪”是中國北方平原普遍存在的連片、季節性濕地。“窪”與聚落地、旱地、水源、氣候等要素一起構成了傳統中國農業的生態元。這種生態元亘貫了中國6000年農耕文明史，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才被新的生態元取代。所謂“生態元”我們可以簡單地理解為“構成大生態的基本單元”。

河南古稱“豫”，“豫”的字面意思就是“一個人牽了一頭大象”。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揭示，在華夏祖先即將進入農耕文明的前夜，即7000---8000年以前左右，中原大地是一派水草豐沛、林木茂盛的景象；現活動於熱帶雨林的大象在中原一帶尚有出沒，其生態景觀介於現在的東北丹頂鶴棲息地濕地與西雙版納雨林之間。

後來,由於氣候的變遷,林木漸漸稀疏,濕地逐步演變為“季節性濕地”；所謂“季節性濕地”就是在降雨量大的季節或年份表面積水，在降雨量小的季節或年份積水退去，露出地面。就是在這個時期，華夏先民在這塊土地上急劇繁衍起來了,中國農耕文明的曙光冉冉升起，一個個農耕聚落出現在遼闊的東亞內陸。

由氣候變化引起的生態變遷，相對於人類文明史來說是極其緩慢的，這就意味着在以千年為度量的時間段里，華夏的農耕文明必須與“季節性濕地”所構成的“生態元”結伴而行，若沒有強大的力量介入，這種狀態就依然緩緩延續。“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是《詩經.衛風.氓》所描繪的、今京廣鐵路新鄉---安陽沿線的大平原3000多年前的生態景觀；這個“隰（xi）”就是低洼積水地。直到距今800年，京城汴梁雖早已不見了大象的蹤影，但在京畿大型鱷魚還時有活動（何新考）。可見前、後生態之穩定性。

聚落的基本形式是村子。北方先民們是怎樣選擇、安排他們的聚落呢？首先必須面對人類不是“兩棲”動物的現實，選擇能常年露出水面的高台地帶作為聚落地；其次周圍還要有相當面積的常年旱地用於耕種，用於種穀子。這部分旱地史稱“桑田”、“桑榆之地”或“永業田”---這些都是從西周就有的稱謂。

何謂“桑田”？棉花引入中國很晚，古稱“木棉”。直到唐宋能夠擁有一件出產於印度的“木棉袈裟”都是很不容易的，圍繞着這種寶貝，經常有很多血雨腥風的傳奇發生。中國古代的紡織品主要依賴於絲、麻，在村邊旱地的田邊地頭栽種桑樹是西周就已經非常普及了的傳統和習慣。據說，這是軒轅黃帝的老婆---嫘祖，在此2000年前親自倡導的。

何謂“永業”？故名思義，就是不動產。在征服或開發而形成一個聚落的早期，這種田地往往是參加戰爭和開發的聚落成員按人頭可以分得的，並可以傳之後代。這些田地官府造冊登記、歲畝征賦。為了宣誓產權，居民常會在 田地之間埋下石頭或石灰坑作為界標；20世紀曾經活躍於中國政壇的“蔣中正介石”，其名、字皆源於此。

“榆”即榆樹。榆樹耐旱不耐澇，雖成材周期長，但主幹發達，材質堅實，是典型的棟梁之才。在聚落附近栽種榆樹表達了先民們對占有這份不動產的自信和對未來的有所設想。

關於窪地在北方平原是不是大規模存在，我可以說一說北京，因為大家對北京相對了解的多一些，我單說我這裡大家不知道。北京亞運村附近有一個地名叫“馬甸”，首鋼的新廠址叫“曹妃甸”，北京的經緯度是北緯40度/東經116度(N40/E116)，正好處於這個整經緯度坐標點上的村子叫“下葦甸”，北京大年正月初一的老廟會叫“廠甸廟會”... ...以“甸”為後綴的地名，用北京話講，那是“多了去了”。

這個“甸”就是大片的窪地。《禮記.周禮.地官.小司徒》載：“四丘為甸”，意思是：由四個高地圍起來的那片窪地就是一甸。經史學家鄭玄進一步注釋為：“甸方八里”，意思是：一甸是八里見方。可見“甸”的度量比中原一帶的“窪”要大。清代的北京地區仍沿用“甸”作為地名，反映了北京地處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交錯地帶，農業開發程度相比中原要低，人口密度小，聚落間距大的歷史狀況。50歲的老北京人都還記得海淀（也作海甸）區西北郊區大片的低洼積水。上面說到的“廠甸廟會”就有《竹枝詞.廠甸正月》雲:“雪晴滿路是泥塘”；“下葦甸”之“蘆葦”也是和低洼積水有明顯聯繫的。

從窪地積水和“鹽鹼化”說起

和“桑田”相對，距離聚落較遠的就是“窪地”，那裡是不適合人類棲息的地方。由於地勢低洼，往往秋季積水，在降雨量大的年份，甚至全年積水不退。如果有讀者要把這些和“水草漣漪”“地球之肺”等浪漫的詞彙連接起來，實際的情況一定會讓你大失所望。和恆久濕地的生機昂然不同，與“季節性濕地”帶來的是“鹽鹼化”，古文獻稱之為“斥鹵”。

窪地“鹽鹼化”的生成機理
秋季，雨水從天而降，溶解了地表的可溶性鹽分，從四面的台地湧來，將所有的可溶性鹽分搬運到窪地，在窪地形成齊腰深的積水，水面上漂浮着從聚落衝來的生活垃圾死雞爛鴨；由於沒有河道排出，積水只能有兩條出路：下滲和蒸發。蒸發的過程就是鹽分的富積過程，下滲的過程就是鹽分的儲存過程；年復一年，窪地的淺層水鹽分逐步累積。我們把以上的溶解---搬運---富積---儲存---累積的過程稱之為鹽鹼生成的“宏觀機理”。

除了宏觀機理，鹽鹼化的過程還有一個“微觀機理”：初冬，來自西伯利亞的乾燥風吹過窪地，在陽光輻射的幫助下，將表層土壤的水份帶走，本來含鹽量已經很大的地表水進一步濃縮，鹽的白色晶體終於析出了。要命的是隨着水分的蒸發，土壤打開它們的毛細管，源源不斷地地將含鹽淺層水“泵”到土壤表層進行補充；繼續重複蒸發脫水、析出晶體、再次補充的過程；如此周而復始把晶體鹽累積在土壤表層。整個窪地，在冰封來臨之前完全變成了一個專業的“曬鹽場”。鹽層的堆積厚度可達10cm以上。

窪地、鹽鹼地的耕作價值與“桑田”不可同日而語
極度或高度鹽鹼化的土地，基本不適宜農業耕種，始終處於荒蕪狀態。那裡通常只有很少量的幾種雜草可以生存，最常見的是“莎草”（音“蓑草”）。對人類文明史有過一些了解的網友，往往會聯想起茂盛的“尼羅河莎草”，古埃及人用它加工出了人類最早的植物書寫材料---“莎草紙”（順便說明：“莎草紙”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蔡倫紙”，它的性質和樺樹皮經過柔化加工可以作為書寫材料相同）。尼羅河莎草高達1米至數米、亭亭玉立，在中國是可以當做“觀賞植物”的，中國北方的莎草就沒有這個幸運。在土壤、水源條件良好的環境下它可以長到30cm高，在高度鹽鹼化的土壤中，它的高度不超過10cm。其根莖可入藥，藥名“香附子”。

“呼嘯的西北風掠過曠野窪地，稀疏低矮的莎草枯萎凋零，殘敗的枝葉被白色的鹽層覆蓋”---這就是初冬窪地的一派蕭殺景象。

“春夏似火炕，秋季水汪汪，冬來白茫茫”，農民對窪地與鹽鹼化做出了最洗鍊的描述。

鹽鹼的肆虐雖嚴重製約了華夏農耕文明的進程，卻在另一個方面給整個人類帶來了驚喜。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的火藥和被稱為“第五大發明”的豆腐，都直接起源於對鹽鹼的認識和利用。把土壤泛起的鹽層用水溶解，過濾出清潔的液體，然後加溫蒸發，不久就會析出晶體，這就是硝酸鉀（俗稱火硝），是配製火藥的主要原料。剩餘的液體稱作滷水（以氯化鈣為主的二價鹽）是製作豆腐的沉澱劑。火藥、豆腐在中國鹽鹼分布最廣的黃河、淮河流域首先被發明出來，也許是上天為了憐憫華夏子孫們抗爭鹽鹼的一次次失敗所給予的安慰與補償吧。（註：豆腐的發明者漢.淮南王劉安主要活動在淮河流域；火藥配方的最早記錄者唐.孫思邈主要活動在黃河流域）

窪地里幾乎不存在輕度的鹽鹼化，窪地的可耕地大多處於中度以上的鹽鹼化狀態。“可耕”也不過是勉強可以耕種，即便是“勉強”也必須找到一種頑強的作物。

穀子是華夏先民最早馴化的農業作物，它的野生種即使是在現在的大都市都隨處可見---就是“狗尾巴草”。據說炎帝神農氏當時找來了很多種“狗尾巴草”試種，從中選拔出了穀子。在小麥、高粱、玉米傳入中國之前，穀子和稷子全面承擔着養育華夏北方子孫的任務，即使是後來它們也非常活躍，直到上世紀60年代末還依然被作為主糧種植。但穀子的特點是“耐乾旱瘠薄，不耐水澇”。它適應於山區坡地和黃土高原的水土條件，平原只能種植在“桑田”旱地，窪地不可種植。

於是，高粱走進了華夏農耕文明的視野。

從高粱的植物學、農學屬性說起

高粱，原產於非洲，雖然中國也有野生高粱發現，但正統的農業史觀點依然認為高粱是公元前10世紀（西周）以前通過埃及---印度的途徑傳入中國的。華夏先民為什麼看中了高粱呢？這是由高粱的生物學、農學和窪地的土壤學屬性決定的。

高粱非常耐乾旱
這對於適應中國北方夏季的高溫乾旱是必要的。為了說明高粱的耐旱，這裡我們引入一個簡單的農學專用名詞：蒸騰係數(transpiration coefficient)。

蒸騰係數亦稱需水量。高粱的蒸騰係數是320，也就是說高粱每生成1克乾物質須消耗水分320克；穀子為250，而玉米為370，小麥為520，水稻為680。

在不同的生長發育期和不同的水、氣環境中，植物的蒸騰係數會隨之改變，因涉及過於專業的知識，不宜深入討論。

除了蒸騰係數，“植物形態學”也能說明高粱非常耐旱：高粱的地下根系極為發達，有利於吸收深層水分，在秋季狂風暴雨後常常會看到玉米倒伏，這種現象在高粱就很少見，這就是龐大根系的錨固作用。高粱的莖、葉光滑堅實，表層充滿蠟質，有利於保護水分（高粱莖幹光滑堅實的這個特點，使它擔當了竹子、葦子、藤類的部分功能，成為“泛編織”材料。另外，高粱穗冠分枝很長，使它廣泛被用於扎制掃帚、炊帚等。這些就是‘草橋關民’“精緻生活選擇論”的全部理論依據）。在乾旱過度的情況下，高粱的葉片可以縱向向內捲曲，盡力減少暴露面積；如果幹旱進一步擴大，高粱敏感的氣孔會即時調節整個株體進入休眠狀況，一旦遇水立即恢復生長發育。關於葉子捲曲，有很多網友通過電視報道，看到了重慶大旱玉米葉捲曲的景象，高粱的整片葉子可以比玉米葉卷得更結實。

高粱極耐水澇
特別是接近成熟期的高粱，由於氣空發育完整，即使被水長期浸泡也不影響正常生長，而玉米當土壤水份超過85%時就不能正常生長，一旦被明水浸泡，玉米就會死亡。高粱、玉米的成熟期恰好就是窪地的積水期。“漂着盆子收高粱”是北方農村的一大景觀。

這裡我有一個家族故事講給大家：這是我奶奶講的。據說民國31年（1942年）秋天大雨不止。我奶奶的一個妯娌，就是我的一個本家奶奶，家裡斷糧已經多日。這一家春天剛喪了男人，留下20多歲的寡婦帶着一個剛剛7、8個月的男孩“熬寡”。這一天大雨剛剛有點止住，看着餓得嗷嗷哭叫的孩子，奶水已經乾涸了，想到北窪地還有一小塊接近成熟的高粱，想收一點回來給孩子打“糊糊”吃。她背着孩子，借了我家的大盆就去了北窪。

“大盆”是北方一帶家庭所能使用的最大陶盆，可盛水100斤左右。“漂着盆子收高粱”就是把大盆漂浮在水面上形成“盆舟”，人在齊腰深的水裡推着盆前進，把用鐮刀砍下來的高粱穗放在盆里---“以盆為舟”，這不能不說是北方農民無奈中的創舉。

這天，一直到晚上，我的這位本家奶奶沒有回來。第二天，人們找到窪地，她已經死了。是被駐紮在臨近村莊的鬼子在村頭炮樓上用槍打死的。孩子的身上沒有槍傷，是子彈把大盆打了一個洞,沉“船”淹死的；她當時把孩子和高粱穗混裝在“船”上。我們家族的一支和我家的大盆就這樣完了。

高粱極耐鹽鹼
先說酸鹼度，就是PH值。玉米適合生長的酸鹼度為PH5-8；高粱為PH5-8.8。這個看上去差別似乎並不大，但在耐鹽性方面高粱和玉米之間的差別就變得不可逾越。

高粱可以在含鹽量高達5/1000的水環境中生長發育，5/1000是個什麼概念呢？這是一個接近海水級別的概念。大連近海的含鹽量為30/1000，遠海的含鹽量為31.3/1000。玉米在含鹽量超過2/1000時就會枯死。

以上分析使我們不難得出結論：大面積種植高粱是由中國北方的農業生態決定的。這裡沒有選擇，除了高粱，再找不出一種糧食作物能夠在窪地種植；至少，中國的先民沒有找到。按照生長發育所需的溫度、日照條件類比，很晚才傳入的玉米比起穀子更是高粱的理想替代作物，但窪地的積水和鹽鹼是玉米的種植禁區。

怎樣才能在中國北方的窪地種植穀子、玉米甚至水稻呢？

中國的先民屢屢向蒼天發問、祈求；
蒼天，沒有回答。

二、斥鹵生粱說輪迴

從窪地開發的輪迴說起

在中國歷史上，窪地的開墾與耕種一直是處於周期性輪迴狀態的。伴隨着戰亂、災荒的發生和止息，時而中斷，時而荒廢，時而又起。

當一個時期處於天下安定，人口增長的時代，窪地的一個開發周期就來臨了。通常是以聚落或家族為單位和其他聚落、家族爭奪開墾權，爭奪激烈就械鬥解決。即使官府出面仲裁，效果也往往不佳。這就是中國農村土地分布極不對稱的原因，常常是一個村子的耕地在一個方向上延伸幾里甚至十幾里，而在另一個方向卻被其他村子占領到村邊。

在歸屬劃定後，理論上講，參與爭奪的成員都享有平等的開墾權，但實際上經濟能力低的家庭所能開墾的土地要比大戶小許多。有沒有牲口？有沒有農器具？有沒有種子播種？這些都會成為制約開墾能力的重要因素。一個是撅頭刨，一個是3頭騾子雙鏵犁，二者的效率是不可相比的。大戶也會僱傭人力、畜力來開墾。

窪地即便被開墾出來也不意味着具有了“永業田”的意義。窪地的耕作風險很大，如果這年雨季前提，在高粱的幼、壯苗期窪地就開始積水，即使是高粱也照樣會顆粒無收。窪地距離村子都較遠，看護困難，成熟的莊稼被其他村子“盜收”的現象時有發生。當天災人禍發生時，人們為了降低渡荒風險,通常會放棄窪地的耕種，“擱荒”久了就會被他人重新開墾。一些經濟薄弱的小戶，即便是生、老、病、死、婚、嫁的正常變故，也會以極低的代價將窪地轉讓他人，他們寧願把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邊的田裡。土改分地時，我們這裡是按5畝窪地頂1畝桑田來計算的，就這多數人還不願要。相比較而言，經濟雄厚的大戶更喜歡整塊的窪地：一是類似於保險業遵循的規律，大戶可以通過“大數效應”來規避風險；二是適合大騾子大馬的連片耕作。這些原因使窪地成為最容易被兼併的土地。

永業田裡經常可以看到的墳崗、墓碑、柏樹這些象徵歷史傳承的標誌在窪地是看不到的，沒有人會把自己的先人埋在將來很有可能不屬於自己的水坑裡浸泡。榆樹也沒有，有的就是柳樹。柳樹主幹低矮不堪大才，但極耐水澇，插枝成林，冠枝發達、生長迅速。很容易讓栽種者在3、5年內收穫“把”“柄”“杆”“椽”等短效益材料，很適合窪地的積水和所有權不穩定的狀況。是不是可以把窪地稱作“柳田”呢？古文獻未見有此說法，姑且作為筆者的“發明”吧。

每當大規模的戰亂、自然災害發生，整個窪地的開墾耕作就會完全停止，重新進入荒蕪狀態。窪地一經進入荒蕪周期，其時間多以百年為單位。比如，以大家都知道的小崗村為例，１１９４－１８５５黃河南下奪淮，然後北歸，在小崗附近形成了大片大片的無人窪地，僅燃燈寺一片就有近20萬畝；直到上世紀50年代末才再度進入開發周期。

從聚落的“繁殖”說起

以大的時間段作為考察對象，我們會發現，在長達數千年的歷史跨度內，窪地開發在總體上陷於周期性的重複輪迴，能夠鞏固下來的開發成果十分有限，能夠延續的開發進程也非常緩慢。這些可以在地名的歷史沿革與聚落的“繁殖”中窺見蛛絲馬跡。

“村”是最常見的通用地名，是先民較早建立的一批聚落。在漢之前聚落連同它周圍的“桑田”“窪地”一起被稱作“野”，“野”反映了當時聚落稀疏、牧原寥廓的景象。

前面，筆者談到了窪地的兼併，在兼併達到一定規模後，為了節省往來時間和莊稼看護，大戶就會在窪地里或窪地邊沿選擇地勢較高的地段建造房屋、院子，住長工、養牲口、打曬莊稼、收晾糧食---形成是所謂的“莊院”。長工也要娶妻生子，莊主也會有失地的三親六戚來投靠---這就是所謂的“莊戶”。如果老天開眼能讓他們在高地附近打出可飲用的“甜水”，一個新的“桑榆之地”就會漸漸形成。這類被“繁殖”出來的新聚落，一般都有一個通用地名---“莊”。

一個新聚落的誕生並不代表和這個聚落相關的窪地被改造成了“桑榆之地”。窪地是廣大的，若把窪地比作大海，聚落與“桑榆之地”不過就象一座座島嶼；一個新聚落的出現，不過就是一個“無人島”轉化成了“有人島”而已。

窪地依然還是窪地，窪地的本質是“積水”和“水機制”造成的“鹽鹼化”。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窪地就永遠是窪地，人們就只能面對“海”一樣的窪地不斷感嘆。

“莊”的形成是先民們靠民間力量對窪地自發開發的標誌性成就，也是靠民間力量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就。一個“莊”的誕生過程是十分曲折、漫長的。一方面，它需要諸如：有沒有和平環境保證兼併達到規模？窪地里有沒有象樣的高地？高地上能不能打出甜水？等諸多苛刻條件；另一方面，它在形成之初的100---300年內處於極不穩定的狀況，因為在這段時間內，“莊戶”成員大多都和“母聚落”保持有較為密切的經濟（老屋、老宅地、老田地等）和宗法（家族、祠堂、祖墳、社團等）聯繫；一旦遭遇比如水災過大新聚落高地被積水淹沒，戰亂期因莊戶成員過少難以抵禦匪盜，瘟疫造成人口銳減等情況；“莊”就會隨時瓦解，成員返回“母聚落”---村。一般說來，一個“莊”能夠作為穩定的聚落傳衍需歷經300---500年。

除了民間自發進行的開發，國家也會對窪地投入開發力量。在大規模的戰爭、自然災害、瘟疫過去後，國家為了恢復經濟，為了調整人口的失衡，會強制性或政策性移民。距我們最近的一次大規模移民---“洪桐移民”，據考證就有數百萬的山地居民被驅趕到大平原安家落戶。然而，數百萬人對於廣褒的大平原、對於大片的窪地只不過是“滄海一栗”耳！據“地方志”、“地名志”記載的史料，這些移民大多補充、併入了現成的聚落，他們只需和戰後遺存的原居民共同復墾荒蕪了的“桑榆之地”，並不會對窪地開發造成根本的改變。正是這種和原居民的混雜、同化才製造了“洪桐移民”被無限誇大的“野史”。

國家有時候會將退伍的軍人，俘虜的敵人，收編的匪寇，管制的囚徒整編制開赴窪地墾荒，這就是所謂的“屯田”。和“莊”的產生過程類似，“屯田”也會產生新的聚落，由此產生的新聚落通用地名就是---“屯”。

“屯”和“莊”的產生記錄了北方先民征服窪地的艱辛足跡。一次次的開荒、種地，一次次荒蕪、湮沒；一次次的再開荒、再種地，在無數次的重複輪迴中才能有極少數的“莊”、“屯”存留、延續下來。步履何其緩慢？道路何其曲折？

筆者查閱了當地的《地方志》和《地名志》，發現在大清朝的270年歷史中竟沒有一個“莊”和“屯”產生，出現的幾個新聚落都和窪地開發沒有直接關係，有的涉及交通，有的是寺廟等宗教產物。所能查明歷史的莊和屯均為明朝以前。是當地已沒有荒地、窪地了嗎？不是。直到1958年，“地方國營博愛農場”（就是江澤民任副主任的“一機部幹校”所在農場）還跨越縣境、跨越丹河到距我們村子僅2公里的地方開墾了1000多畝的窪地，可見窪地之廣。是當地的人口密度不夠嗎？不是。所處焦作地區一直是有信史以來北方平原人口最密集的地區。是沒有開發所必須的和平環境嗎？不是。清王朝歷時270年，其中就有連續的100多年號稱“康乾盛世”。

是什麼原因呢？前面我們已經說過，這裡我們不惜再重複一次：窪地的本質是“積水”和“水機制”造成的“鹽鹼化”。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窪地就永遠是窪地。先民們進行的所謂“開發”實際上就是“開荒種地的周期輪迴”，根本不涉及窪地的本質。這種停留在最淺層意義上的開發，勢必決定它的成果少而又少，進程慢而又慢，270年停留在原地踏步不僅是非常正常的結果，而且就是必然的結局。

那麼，怎樣才能把窪地徹底開發出來，使它成為萬頃“桑田”、成為“永業”傳世於萬代子孫呢？方法很簡單，歷史上也不乏個別的成功先例：戰國時期魏國的一位鄴令，不知是西門豹還是史起組織百姓鑿溝渠，引漳之水溉鄴之地，人民歌頌曰：“終古斥鹵生稻粱”。“斥鹵”就是鹽鹼，這裡的“粱”不是高粱而是“低粱”---穀子；何止是穀子，只要引來活水連水稻都可以種植。

（註解：《史記·河渠書》曾說：“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褚少孫所補《史記·滑稽列傳》說：“西門豹即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呂氏春秋·樂成篇》則說這個工程是魏襄王時鄴令史起修建的。建成之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灌鄴旁，終古斥鹵生之稻粱。’” ）

他們總結的經驗是：挖河、排澇、引水、洗鹽鹼！(灌溉的“溉”古義即為“洗滌”）

“洗鹽鹼”就是通過溝渠將窪地里的含鹽積水排去，再引軟水灌入，當水溶解了土壤里的鹽鹼後再排去，再灌入軟水...通過反覆排洗，土壤就會脫去鹽鹼。“洗鹽鹼”並不需要停止種植專門排洗，只要保證排水渠道暢通，積水就不會停留在窪地“曬鹽”，地表水位也會下降數米，這時只要引水灌溉，軟水、雨水下滲會將鹽份帶入深層。水分下滲的脫鹽機制我們稱之為“壓鹽”。一般說來，整個脫鹽過程需要3年左右。田地脫鹽後，如果排、灌系統遭到破壞，田地就會再度鹽鹼化，我們稱之為“返鹽”。

“挖河、排澇、引水、洗鹽鹼”說着簡單做起難。

“澇”往哪裡排？
往低處排。
哪裡低？
大海。

哦，
小河往大河裡排，大河往黃河裡排，黃河往大海里排。
沒有小河不能排，沒有大河也不能排，挖了小河、大河還是不能排。
哦？
黃河河底比平原高你怎麼排？

“誰來挖小河？誰來挖大河？誰來挖黃河？”

先民們屢屢向蒼天發問、祈求；
蒼天，沒有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