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胡適以1923年為界將現代思想分為前後兩期：第一期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第二期則是“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後，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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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思想分化的追蹤
作者：章清

【內容提要】“後五四時期”中國思想界的走向，與《新青年》群體的分化息息相關。分化後的《新青年》群體，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發言台，匯聚成不同的政治力量。只是，此時對思想派別的識別仍保持着鮮明的“文化色彩”，“思想界的聯合戰線”之議，即表明思想界仍維持“我們”與“他們”的區分。隨着中國社會進行重新組織，“思想界”也被重新定位。思想界的“分裂”在1920年代後期愈發突出，實際與中國社會的重組同步。追蹤《新青年》同人思想的分化，對“後五四時期”（主要是 20年代）中國思想及中國社會的走向，或許也有新的認識。

　　將“年代”視野引入現代中國，或也難免聚焦於作為時代命名的事件，畢竟，歷史上能夠作為時代命名的事件並不多。審視1920年代思想界的走向，就難以繞開“五四”。“五四”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分水嶺，原因必多，其中之一當與 “分裂”相關。“分裂”是全方位的，世界大戰、巴黎和會以及學生運動，都預示着種種“分裂”的肇端。研究中國現代思想的學者，也大體接受這樣的看法： 1920年代是思想衝突加劇、思想界隨之分裂的時代。

　　學者思考的起點大都立足於五四“思想”的多歧性，論證則指向“政治”立場的分野。嫻熟這段歷史的周策縱就指出，1919年以後，知識分子首先在思想上、繼而在行動上的不一致與日俱增，以致在以後的年代裡這個運動產生了巨大分裂。 “一方面自由派和保守派徒勞地要求在軍閥統治下實行溫和的改革，另一方面左派份子和民族主義者在蘇俄與日俱增的影響下加速了他們的組織活動。”（註：周策縱著，周子平等譯：《五四運動：現代中國的思想革命》，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2頁。）或許是因為這個觀察稍嫌簡略，且偏重於政治因素的分析，近年來也出現了從新的視野對此展開討論的論作，羅志田就從“西方分裂”的角度分析了“後五四時期”的思想分化：從整個近代這一中長時段看，新文化運動既是西潮在中國的顛峰，也是其衰落的開始。早期的《新青年》尚處西方整體觀的餘蔭之下，“五四”以後即漸分，表面是分裂為激進與穩健兩派，實則與“西方” 的分裂有很直接的關聯，如學界與思想界就都有所謂英美派、法日派以及尚不明顯的俄國派之分。（註：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

　　通過對“後五四時期”（主要是1920年代）《新青年》同人思想分化的追蹤，以審視中國思想的走向及思想界的分裂，是本文關注的重點。依我之拙見，1920年代思想界因何分裂，分裂的程度如何，尤其是如何評估思想界的分裂，及所涉及的時間斷限，值得進一步申論。關鍵在於，聚焦於思想界的分裂，往往將中國社會的重組掩飾，而這其中所發生的轉變，卻是同樣值得重視的。這也意味着，本文希望能夠結合中國社會的重組，對思想界的“分裂”做一概論性申述；以期在增進對“1920年代”了解的基礎上，重新認識“後五四時期”中國思想及中國社會的走向。

　　一、審視思想界分裂的“後見之明”

　　關乎現代中國思想界的“分裂”，顯是易於攙雜種種恩怨的話題。如何避免糾纏於其中的“後見之明”，尤其是當事者事後的種種說項，便成為繞不開的問題。甚至可以說，如不能對此略作說明，恐是難以做到“返諸舊心”的。（註：就此而言，柯文考察義和團所提出的“歷史三調”，以及舒衡哲對五四“記憶”如何延續的探討，都提示了歷史學家處理有關問題時應有這樣的“自覺”。參見柯文著，杜繼東譯《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舒衡哲，李國英等譯《中國的啟蒙運動——知識分子與五四遺產》，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羅志田近年《歷史記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等文也涉及此問題，見氏著《近代中國史學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43—174頁。）因此，在問題展開之前，略為勾畫思想界分化問題的緣起，也是必要的。實際上，“後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圖景”，即由此塑造。這其中，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就構成塑造歷史的重要元素，並以此作為思想界分裂的象徵。胡適即有其“後見之明”，作為當事人之一，晚年他把“問題與主義”之爭看做“和馬克思主義者衝突的第一個回合”。（註：參見唐德剛譯註《胡適的自傳》，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00頁。）這樣的解釋當然有“郢書燕說”之嫌，論者對這段歷史的考辨，就指明這場論戰的歷史圖景是如何塑造出來的。（註：見李林《重論“問題與主義”之爭》，收入劉青峰編《胡適與現代中國文化轉型》，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3 頁。）實際上，這樣的“回憶”並非只發生在胡適身上，關於“五四”的“記憶”，差不多都由此展開。譬如，夏衍也指出，“1919年到1920年，是一個新舊決裂和分化的時刻”，“五四”初期的“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政治口號，逐步增加了反帝反封建（特別是反禮教）的新文化運動的色彩，“這事件，標誌着中國思想界出現了進一步的偉大的分裂”。（註：夏衍：《懶尋舊夢錄》（增補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年版，第26—27頁。）凡此種種，都提示我們注意，重塑1920年代思想界的圖景，需要面對種種“迷思”，甚至“迷思”是由當事者自己營造的。

　　應當承認，“後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分化，當時即已成為問題。1920年瞿秋白即有言：“中國社會思想到如今，已是一大變動的時候。一般青年都是棲棲皇皇寢食不安的樣子，究竟為什麼？無非是社會生活不安的反動。反動初起的時候，群流並進，集中於‘舊’思想學術制度，作勇猛的攻擊。等到代表‘舊’的勢力宣告無戰爭力的時期，‘新’派思想之中，因潛伏的矛盾點——歷史上學術思想的淵源，地理上文化交流之法則——漸漸發現出來，於是思潮的趨向就不像當初那樣簡單了。”（註：瞿秋白：《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文學編”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29頁。）“新”、“舊”之爭，是探討五四時期思想界走向的基本向度，無須多作說明。這裡瞿指出思想界“新派”與“舊派”之分，即是延續了有關話題。只是他已注意到，“新派思想”中“潛伏的矛盾點”已“漸漸發現出來”——儘管未曾具體言明“發現”的究竟是什麼。

　　“新派”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派系之爭，在“後五四時期”也偶有提及。主要是針對個人及所屬籍貫和教育背景而言，並不一定確有所指。胡適進北大主要靠陳獨秀援引，校內當時主要由章太炎門下弟子把持，陳去勢孤。湯爾和、蔣夢麟等常在人事安排方面黨同伐異，被指為 “浙派之植黨攬權”。此外，沈尹默是所謂北大“法國文化派”要員，與李石曾、顧孟余等“結黨把持”，與胡適對立。胡則逐步培植自己人脈，即後來魯迅所謂的 “現代評論派”。吳虞注意到這一現象，因而評論說，“李石曾輩很有勢力，北大教職員會，李派與胡適之派人數平均”（註：吳虞：《吳虞日記》下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4、295頁；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5冊，1925年1月17日，台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參見桑兵《近代中國學術的地緣與流派》，《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1926年下半年魯迅南下廈門、廣州，在廈門、中山大學均與顧頡剛捲入複雜的人事糾葛，甚至鬧到有你無我、你來我走的地步，報上就有“胡適之派和魯迅派相排擠”的說法。（註：顧頡剛：《致胡適》（1927年2月2日、1927年4月28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中華書局1979年版，第422—430頁；魯迅：《兩地書》第2集，“廈門—廣州”（1926年9月至1927年1月），《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277頁；魯迅：《華蓋集續編•海上通信》，《魯迅全集》第3卷，第398—401頁。）此外，學生方面也被時人指為有“兩種大的傾向”，五四運動之後，兩者“越發分明”：前者是新潮社，“隱然以胡適之先生為首領”，“漸漸傾向於國故整理運動”；後者是國民雜誌社，“顯然是社會主義、尤其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仰慕者”。（註：黃日葵：《在中國近代思想史演進中的北大》，《北大廿五周年紀念刊》（1927年12月17日）。）

　　約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思想界的分化成為言說的中心。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民族精神”成為建構三民主義的重要符號，相應也產生種種批評“五四”的意見。葉楚傖《由黨的力量來挽回頹風》就聲稱，“中國本來是一個由美德築成的黃金世界”，且將黃金時代定於三百年前，明顯表現出對近代以來的文化變革，尤其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不屑。陳立夫更是表示，自五四運動以來，所有的文化工作，“大部分均系破壞工作，以致吾國固有之文化摧毀無餘”（註：陳立夫：《文化建設之前夜》，《華僑半月刊》第46期，1935年5月10日。）。而在“革命”名義下，“五四”思想也被分解。朱鏡我1930年發表《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解剖》即道出，改良主義、自由主義、機會主義代表着“在現狀態下有相當勢力的思想系統”，而“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的思想系統”，即是胡適一派的理論，新月派的立場。他們完全失卻了革命性，“看不出帝國主義實使中國淪於崩潰的事實，也看不出封建殘餘阻礙中國的自由發展之事實”。（註：朱鏡我（署名谷蔭）：《中國目前思想界的解剖》，《世界文化》第1期，1930年9月10日。）這裡可以看出思想界的分裂是如何被定性的——主要來自於敵對思想的互相塗抹；“資產階級底自由主義的思想系統”的命名，形成於20年代末30年代初，也自有其深意在。這多少表明有關思想界分化的看法，緣自政治的立場；同時也提示當緊扣20年代末30年代中國社會的演進，審視思想界的走向。

　　像這樣本於政治立場針對 “五四”思想進行的解釋，不僅得以延續，而且政治色彩愈加濃厚。1940年翦伯贊就撰文指出，在五四運動中，胡適及其流派，“一面對於還正在與他們直接鬥爭的封建思想，作正面的批判；另一方面，對於真正在興起中的社會主義思潮拼命的打擊，而積極的鼓吹資本主義合理之資本家的精神。”同樣是將“胡適及其流派”作為“資產階級”代言人。尤有甚者，因為抗戰時期廣泛開展民族動員、文化動員，胡適等還要承擔“民族文化虛無主義”的責任，認為胡適等抨擊中國古典聖經賢傳，殊未知儒教“也不是完全沒有積極的成分”。即便否定，也並非完全消滅，是要把“被否定的諸要素中的積極的東西保存着並發展他，當作新的東西之發展的契機”。（註：翦伯贊：《評實驗主義的中國歷史觀》，見《中國史論集》，文風書局1944年版，第21—34頁。）國民黨方面，1943年出版的《中國之命運》，也對“五四思想”貼上新的標籤。以蔣介石之名炮製的這本書，將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等而視之，認為五四後輸入國中這兩種思想，不僅不切於國計民生，違反中國固有精神文化，而且“根本上忘記了他是一個中國人，失去了要為中國而學亦為中國而用的立場”，其結果這兩種“不外英美思想與蘇俄思想”“抄襲和附會”的思想學說，“不過使中國的文化陷溺於支離破碎的風氣”。（註：蔣介石：《中國之命運》，台北，正中書局1976年版，第71—73頁。）

　　“五四”時代的思想人物，同樣也在進行着對思想分化的分析。1933年胡適以1923年為界將現代思想分為前後兩期：第一期是“維多利亞思想時代，從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側重個人的解放”；第二期則是“集團主義（collectivism）時代。一九二三年以後，無論為民族主義運動，或共產革命運動，皆屬於這個反個人主義的傾向”。（註：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11冊，1933年12月22日。）這一分期當然也有其“成見”，幾乎全以他所理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運動”為依據，尤其突出了政治運動對於思想文化運動的干擾。稍後不久，胡適明確將《新青年》群體歸於自由主義，並且認為北京大學 1919年3月26日開會辭去陳獨秀，“不但決定北大的命運，實開後來十餘年的政治與思想的分野”。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後來國中思想的左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義者的變弱，“皆起於此夜之會”。因為“獨秀在北大，頗受我與孟和（英美派）的影響，故不致十分左傾。獨秀離開北大之後，漸漸脫離自由主義者的立場，就更左傾了。”（註：胡適：《致湯爾和》（1935年12月23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中），第281—282頁。）

　　值得重視的是魯迅等對相關問題的揭示。1935年魯迅在一篇文字中講到，20年代最初幾年，作為“五四運動”策源地的北京，自從支持《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流雲散後，“倒顯着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註：魯迅：《現代小說導論（二）》，見蔡元培等著《中國新文學大系•導論集》，上海良友圖書公司1940年版，第132頁。）。這樣的看法，也出現在研究新文化運動的論著中，1936年出版的《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就注意到，回應西潮衝擊達於顛峰的新文化運動，因尊西的新派分裂為實驗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兩派，中國思想文化界就“失去了重心”（註：陳端志：《五四運動之史的評價》，上海生活書店 1936年版，第339頁，轉引自羅志田《西方的分裂：國際風雲與五四前後中國思想的演變》，《中國社會科學》1999年第3期。）。所謂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甚為要緊。“分裂”導致“重心”的喪失，本不難理解，但問題隨之而來，思想文化界“失去了重心”，還只是問題的一面；同樣值得考慮的是，如果思想文化界的“分裂”是中國社會重組的產物，那麼在重新組合的中國社會，思想文化界的“位置”又如何？是不是同樣有“失去了重心”的問題？這或許是更值得關注的。

　　這裡只是對“後五四時期”思想界的分化略作說明，以顯示問題的緣起。之所以特別提示20年代末30年代初形成的對思想界分化的看法，最基本的正在於，伴隨中國社會的重組，“思想界”也形成新的格局，往往是基於特定時期的政治立場對此前的歷史進行回溯。此亦表明，中國社會的“重組”與思想界的“分裂”，實有密切關聯。

　　二、《新青年》的“分裂”，抑或陳獨秀的“出走”

　　審視1920年代中國思想界的走向，通常都圍繞《新青年》的“分裂”展開。我們也熟悉了於此所發掘的最具象徵性的事件，那就是前述胡適與李大釗圍繞“問題與主義”的辯論。這場論爭作為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浮出水面的象徵，自有其深意在，只是其中之“意義”，並非即刻呈現出來。既如此，以此作為當時思想界分化的向度，就值得斟酌。因此，同樣以《新青年》“分裂”作為問題的起點，也存在不同的取向。我想強調的是，追蹤《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的思想分化，確需確立問題的起點，但與其致力於發掘具有象徵性的事件，不如聚焦於《新青年》群體的分化。因為該群體不僅提供了檢討“五四”前後所發生的一系列“分裂”的視角，更重要的是，思想界的“重組”也與這個群體的分化息息相關。只是，是表述為“分裂”，還是“陳獨秀的出走”，卻值得考慮。（註：胡適後來就談到，“1920年1月以後，陳獨秀是離開我們北京大學這個社團了。他離開了我們《新青年》團體裡的一些老朋友；在上海他又交上了那批有志於搞政治而傾向於馬、列主義的新朋友。時日推移，陳獨秀和我們北大里的老夥伴，愈離愈遠。”見唐德剛譯註《胡適的自傳》，第206頁。）

　　約在1919年4月李大釗給胡適的信中，就談到“團結”問題，提出應該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評論》的人結合起來，“為文學革新奮鬥”。“在這團體中，固然也有許多主張不盡相同，可是要再想找一個團結像這樣顏色相同的，恐怕是不大容易了。”但主張不必相同，只要“都要向光明一方面走是相同的”。所要者，“《新青年》的團結，千萬不可不顧”（註：李大釗：《致胡適》（1919年4月），《李大釗文集》下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36頁。）。這當是有所指。就在這年年底，《新青年》第7卷第1期出刊，內中刊登的據稱代表“全體社員共同意見”的一則宣言，頗為引人注目。一本已發行到第7卷的雜誌，表示“本志的具體主張，從來未曾完全發表”，已足使人驚訝；既說社員持論各不相同，卻又“要將全體社員的公共意見，明白宣布”，更令人回味。（註：陳獨秀：《〈新青年〉宣言》，《新青年》第7卷第1號，1919年12月1日。）合理的推斷是，《新青年》內部已出現不諧之音，且引起社會上種種猜疑，否則大可不必在這個時候宣示什麼“公共意見”。

　　從宣言本身也不難發現，在一些基本問題的認知上，《新青年》內部確實已產生裂痕。究其實質，是在雜誌經歷一系列風波，引致其成員間潛在的分裂傾向時，編輯部成員重新在尋求共識，焦點則是“政治”。拾起“民眾運動”與“社會改造”的旗幟，並表示要和各派政黨“絕對斷絕關係”，即是試圖找尋在政治上溝通的契機。但這樣的溝通，收效甚微；其成員間的裂痕，也難以彌合。

　　問題並不是要不要“談政治”那樣簡單。照胡適的說法，1919年以前，《新青年》大致還是“不談政治而專注意文藝思想的革新”；有意不談政治，主要受其影響，“陳獨秀、李大釗、高一涵諸先生都是注意政治問題的”（註：胡適：《紀念五四》，《獨立評論》第149號，1935年5月4日。）。陳獨秀對此還頗有報怨，“本志同人及讀者，往往不以我談政治為然”。但他堅持認為，“政治問題，往往關於國家民族根本的存亡，怎應該裝聾作啞呢？”況且，“此種根本問題，國人倘無徹底的覺悟，急謀改革，則其他政治問題必至永遠紛擾”。（註：陳獨秀：《今日中國之政治問題》（1918年7月15日），《陳獨秀文章選編》（上），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68頁。）其實，1919年以後《新青年》更多介入現實政治的討論，也是事出有因，歐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以及由此催生出的學生運動，這一連串事件的發生，《新青年》又豈能置身事外。

　　這其中的區別主要在於，陳獨秀毫不諱言要“談政治”，是因為有了明確的“理想”與“主義”。在《談政治》一文中，他就表示，我深信許多人所深惡痛絕的強權主義，有時竟可以利用他為善；許多人所歌頌讚美的自由主義，有時也可以利用他為惡。”勞動階級的枷鎖鐐銬分明是自由主義帶上的，“若仍舊妄想否認政治是徹底的改造，迷信自由主義萬能，豈不是睜着眼睛走錯路嗎？”（註：陳獨秀：《談政治》，《新青年》第 8卷第1號，1920年9月1日。）這篇文章的重要性不在於陳大張旗鼓要“談政治”，關鍵在於，文中所表達的——如把自由主義看做資本主義的代名詞——顯示如何“談政治”，陳已有了他的答案。而胡適也未必忌諱“談政治”，《星期評論》出版後，他就撰文表示，“如果要使思想革新的運動能收實地的功效，非有一貫的團體主張不可”。只是胡尚未形成具體的“理想”與“主義”，所以仍守護於“談政治”要基於“研究的結果”（註：胡適：《歡迎我們的兄弟——〈星期評論〉》，《每周評論》第28號，1919年6月29日。）。因此，問題的關鍵不在是否談政治，而是如何“談”。宣言反覆聲明要和過去及現在的各黨派“絕對斷絕關係”，且“永遠不忍加入”，才是癥結之所在。具體說來，導致《新青年》團體陷於分裂的導火索，當是這個雜誌的“色彩”越來越趨向“過於鮮明”。

　　就在這則宣言發表後不久，1920年1月陳獨秀離開北京到了上海，同時將《新青年》帶到上海編輯出版。當陳將編輯工作交由陳望道、李達、李漢俊等傾向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擔當後，這個雜誌逐漸成為宣傳俄國革命和馬克思主義的刊物。在這種情況下，《新青年》該如何走下去成為其成員不得不思慮的問題。胡適再度祭起“不談政治”的戒約，認為問題已到必須解決的關頭。1920年12月他致函陳獨秀說，儘管你本人也聲稱並不為然，但雜誌“色彩過於鮮明”，卻是已成之事實。今雖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況且“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決趕不上上海同人染濃的手段之神速”。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第一，另創一個哲學文學的雜誌；第二，將《新青年》遷回北京出版；第三，“暫時停辦”。當時在北京的《新青年》同人，也對此發表了意見。（註：胡適：《致陳獨秀》，見張靜廬編《現代中國出版史料》甲編，中華書局1954年版，第8—10頁。關於《新青年》的分裂及此後其同人所搭建的發言台，筆者在其他文字中有更詳細討論，此系對前文之補充。參見章清《“胡適派學人群”與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儘管多數編委主張《新青年》移回北京編輯，卻沒有能夠落實。在上海編輯出版的《新青年》雜誌，因為遭查禁，最後只好移到廣州出版。雖說《新青年》這個旗幟還在，但不難看出，自這個雜誌遷往上海，就已經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曾經掀起過巨大波瀾的《新青年》群體分道揚鑣，已無可挽回。

　　如何看待《新青年》群體的分裂，是不該迴避的問題。上述種種，似都給出明確信號，《新青年》的分裂緣自政治上的分歧。所謂“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近年來表述為“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的分歧，於此也有了確鑿證據。然而，這樣的評估卻難免“後見之明”的痕跡。關於什麼是五四的核心，從來就是言人人殊的問題，和歷史上其他充滿歧見的事件一樣，五四給後人的昭示也並不完全一致。張灝曾歸納出五四思想的“兩歧性”，揭示出五四思想中存在一些對立發展的趨勢。（註：張灝：《形象與實質——再認五四思想》，見韋政通等著《自由民主的思想與文化》，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年版，第23—57頁。）這有助於認識中國現代思潮的詭譎歧異。同樣的，在政治立場上清楚辨析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與自由主義），或也是輕率的。如論者所說，“五四”時圍繞“政治”問題進行的辯論，“不應該僅僅被理解為、或者最有益地被理解為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的幼稚或短見的表現；或者理解為激進分子偏向政治教條化的傾向”（註：格里德：《五四知識分子的 “政治”觀》，見王躍、高力克編《五四：文化的闡釋與評價》，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頁。）。

　　揆諸“後五四時期”的歷史，也不難發現，“問題與主義”之爭，或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論辯，並不意味着“歷史的終結”。即以對“社會主義”的看法來說，也未見有什麼嚴重分歧。（註：羅志田：《胡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學人》第4輯，江蘇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筆者也曾對此有所討論，參見章清《現代中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合離：自由知識分子關於社會主義的歷史圖景》，收入瞿海源等主編《自由主義的發展及問題》，台北，桂冠圖書公司2002年版。）關鍵在於，儘管《新青年》為同人雜誌，但雜誌中人的思想背景與價值取向並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說，同人間的分歧其實早已潛埋，只是在啟蒙的訴求下，這種分歧被遮掩着；隨着政治話語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來。只是，此時的“分裂”主要由陳獨秀的“出走”表現出來。至於思想界的“分化”，主要體現在《新青年》群體的“瓦解”，還沒有通過形成不同的思想派別表現出來。未來的情形如何，還需要通過對雜誌同人“後五四時期”的思想進一步追蹤。

　　三、政治歧見：一個目標，兩條道路

　　《新青年》南遷上海後，胡適曾表示有意另創一個專事哲學與文學的雜誌，但這樣性質的雜誌卻沒有能夠出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包括胡適在內的原《新青年》雜誌一群人，再匯聚知識圈及政治圈的其他力量，走上的仍是“談政治”的“歧路”。這裡的意味是，《新青年》群體分化後，其同人各自搭建起新的發言台，而且均關注於現實政治。這樣，追蹤《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思想分化，也有了重要依憑。藉此，可以進一步了解“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又有怎樣的“政治歧見”。

　　由“不談政治”到走上“談政治”的“歧路”，這是知識階層的一個新動向。其實，在那樣一個時代，不單知識階層有新的動向，其他社會階層也是如此。梁啓超1921年在天津講演，就曾表示，“近來許多好人打着不談政治的招牌，卻是很不應該；社會上對談政治的人，不問好歹，一概的冷淡，也是很不應該。”國中優秀分子當有一種“覺悟”：“國家是我的，政治是和我的生活有關係的。談，我是要談定了；管，我是要管定了。”（註：梁啓超：《辛亥革命之意義與十年雙十節之樂觀》，1921年11月7、8日《晨報副鐫》。）正如白吉爾所揭示的，自袁世凱稱帝失敗後，也許就註定了這個信譽掃地的政府再也沒有能力控制中國南北分裂的局面，而在軍閥橫徵暴斂的年代，所有社會集團的利益都受到損害。在經歷一段拒絕參與政治事務的消極抗議後，愈來愈多的商人與企業家意識到，只有通過改革，實現政治機構和社會組織的變革，才能保證經濟持續和深入的發展。（註：〔法〕白吉爾著，張富強、許世芬澤：《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1911—1937）》，第5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在軍閥混戰的年代，不單一向遠離政治的商人與企業家“思出其位”，知識圈中人，此時也同樣感受到不得不捲入政治的壓力。1920年底陳獨秀赴粵前，曾特地致函胡適、高一涵，提醒說，“南方頗傳適之兄與孟和兄與研究系接近，且有惡評，此次高師事，南方對孟和頗冷淡，也就是這個原因，我盼望諸君宜注意此事。”還坦陳此乃他時常不可忘卻的忠告，“恐怕我的好朋友書呆子為政客所利用”。（註：陳獨秀：《致胡適、高一涵》（約1920年年底）；《致胡適》（1921年2月15日），見《現代中國出版史料》甲編，第 7、8頁。）一開始，許是種種流言在傳布，卻也絕非空穴來風。即便知識階層仍守望於學術理想，也不能杜絕各種政治勢力對知識階層的關注。李大釗就用“處女的地位”，說明了知識圈的處境，“現在我們大學一班人，好像一個處女的地位，交通、研究、政學各系都想勾引我們，勾引不動就給我們造謠；還有那國民系看見我們為這些系所垂涎，便不免引起一點醋意”（註：李大釗：《致胡適》（1921年），《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1頁。）。對此，胡適也深有體會，研究系藍公武曾拖其加入他們的“聯省自治”運動，只是胡仍堅持，“我雖現在不主張放棄政治，但我不能玩這種政客的政治活動”（註：胡適：《胡適的日記》（手稿本）第2冊，1921年9月21日。）。這些或都表明，在那個政治情緒高昂的年代，大學中人同樣有不能免於政治影響的尷尬。《新青年》遷離北京後，留在北京的一群人同樣需要通過某種方式整合起來。終於在1922年5月，一個新的雜誌問世了，只是，這個新雜誌與原先胡適所期許的純學術性雜誌全然不同，以“努力”命名的這份刊物，明確指向的是對政治事業的圖謀。而且，該刊第2號發表的由16位學者聯署的《我們的政治主張》，所標舉的“好政府主義”論綱，與梁啓超的見解如出一轍。

　　從前或宣言“不談政治”，或信仰各種主義的一群“清高人士”，竟能平心降格提出“好政府”的主張，在思想輿論界也激起熱烈反應。贊同的意見大多來自教育界人士，北京幾所學校的校長就聯署作為宣言的“贊成人”；批評性回應則較多來自其他政治派別。（註：來自國民黨方面的批評可參見邵力子《讀蔡孑民、胡適之諸先生的政治主張》，1922年5月18、19日《民國日報》。來自無政府主義方面的批評則以區聲白的評論為代表，見區聲白（署名聲白）《中國目前的政治問題如何解決》，《民鍾》第1卷第5期，1923年7月10日。）較之“問題與主義”的論辯，《努力》的創刊對於了解不同思想的交鋒，無疑更具意義，提供了審視思想界“政治歧見”的重要資源。

　　據張國燾回憶，當時聚集在上海的一群共產黨人，認為好人政府的倡導會“阻礙革命思潮發展，將一般人引導到改良幻想的歧途”，故主張“不必顧慮到與蔡元培、胡適等好人政府派的原有友誼”，應將“我們的主張公開出來”。（註：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東方出版社1980年版，第231—233頁。）由陳獨秀起草的《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就批評“好政府諸君”為“妥協的和平主義，小資產階級的和平主義”。（註：陳獨秀：《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先驅》第9號，1922年6月20日。）《先驅》編輯部還發文說，“我們要知道好政治與壞政治，不是幾個好人或壞人弄成的，乃是一派怎樣特殊勢力或特殊階級弄成的”，在北洋派武人勢力的基礎上建立“好政府”，“未免太空想，太滑稽，而且太不努力了”，“在未實現之前，即已定了死刑”。（註：《先驅》編輯部：《批評“好政府”主義及其主張者》，《先驅》第 9號，1922年6月20日。）

　　甫經成立的共產黨對《我們的政治主張》提出質疑並不令人奇怪，這不過是五四後“革命話語”流行的一個表象而已。在軍閥蠅營狗苟的政治環境下，不單共產黨表達出對“階級革命”的關切，《努力》的普通讀者也希望“好人”諸君能深入民眾，甚至不乏革命的呼聲。在這一點上，《努力》所主張的確是傾向於對現存社會秩序進行修補式的改造，明顯與革命的呼聲適成對照。不過，從當時的思想格局看，無論傾向自由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知識分子，都還只是剛剛匯聚成政治力量，也許政治主張已漸漸趨遠，但未來的政治走向如何，仍有諸多未確定的因素。

　　事實上，中共二大宣言仍表示，“願意和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革命運動聯合起來，做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陣線’”。緊接着胡適所寫《國際的中國》也積極呼應，明確表示宣言認同於“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是可喜可賀的事。所不同的是，中共將“帝國主義的侵略與軍閥的擾亂”作為中國內憂外患的禍源，胡卻要人們相信，現在中國已沒有很大的國際侵略的危險，盡可不必做懼怕國際侵略的惡夢。“我們的朋友陳獨秀先生們在上海出版的《嚮導》周報，標出兩大目標：一是民主主義的革命，一是反抗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第一項，我們是自然贊成的。對於第二項，我們覺得這也應該包括在第一項之內。因為我們覺得民主主義的革命成功之後，政治上了軌道，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已有一大部分可以自然解除了。”（註：胡適：《國際的中國》，《努力》第22號，1922年10月1日。）胡適後來曾言，這是他最挨罵的文章，“共產黨至今罵我此文，國民黨也不會了解此文”（註：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2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508頁。）。

　　論者將《我們的政治主張》視做“是對那些可看作‘自由主義’的觀點的第一次系統的概括”，大抵不錯。（註：〔美〕格里德著，魯奇譯：《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中的自由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0頁。）除闡述“好政府”的政治論綱，《努力》也提出了對斯時現實問題的具體意見。在這些具體的政治主張上，譬如“聯省自治”，雙方也有所交鋒。《嚮導》創刊號上，陳獨秀就撰文表示對胡適等人的聯省自治主張，“期期以為不可”，認為要救濟中國，“首在剷除這種割據的惡勢力”，且須用“革命的手段”，在群雄割據的擾亂中，鼓吹聯省自治，只是“徒以資橫梗中間的武人用為永遠鞏固割據之武器，使老百姓更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連向中央請願這條可憐的路都斷了”（註：陳獨秀：《聯省自治與中國政象》，《嚮導》第1 期，1922年9月。）。胡適對此有所回應，強調“根據於省自治的聯邦制，是今日打倒軍閥的一個重要武器”，“凡反抗這個旗幟的，沒有不失敗的”（註：胡適：《聯省自治與軍閥割據——答陳獨秀》，《努力》第19號，1922年9月10日。）。隨後，蔡和森也加入進來，指出中國亂源，“在封建的舊勢力之繼續；而不在胡適之先生那種新發明的‘統一’史觀”。胡適的主張是肯定“打倒軍閥的第一步在聯省自治。但我們也可以大膽告訴適之先生：打倒軍閥割據的第一步在民主的革命。”（註：蔡和森：《武力統一與聯省自治——軍閥專政與軍閥割據》，《嚮導》第2期，1922年9月20日。）

　　不難看出，雙方的分歧，其實可歸結於：一個目標，兩條道路。胡適回應《中國共產黨對於時局的主張》，就對彼此的分歧做了這樣的歸納。他認為其中所闡述的十一項原則，“並無和我們的政治主張絕對不相容的地方”，只是步驟有先後而已。也許他並不清楚為什麼共產黨把他們看成是“小資產階級”——“有產階級至無產階級之間的一種第×階段”，但他對宣言中所提出的理想目標並沒有太大歧見。只是強調，《努力》所着重的是“現在”最低限度的要求，事事都考慮只從“現在第一步” 着手，所以，“我們並不菲薄你們的理想的主張，你們也不必菲薄我們的最低限度的主張。如果我們的最低限度做不到時，你們的理想主張也決不能實現。”（註：胡適：《這一周》，《努力》第10號，1922年7月9日。）說起來，“問題與主義”論爭中，李大釗與胡適所論辯的中心，也是如此。

　　從胡適與李大釗、陳獨秀的交往中，也可看出雙方還保持着密切關係。胡適擬好《我們的政治主張》，首先想到的是與李大釗商議（宣言發表時李也具名於上）。李從事的政治活動，也主動與胡通報。（註：李大釗：《致胡適》（約1922年8月），《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5頁。）1923年9月，李大釗還致信胡適，希望能將蔡和森所著《俄國社會革命史》一書，納入《世界叢書》出版。（註：李大釗：《致胡適》（1923年9月7日、10月下旬），《李大釗文集》下冊，第956、957頁。）該年陳獨秀給胡適的信，除希望《努力》出版後“每期賜寄一份”，還推薦瞿秋白新著，“國人對於新俄，譽之者以為天堂，毀之者視為地獄，此皆不知社會進化為何物者之觀察”，秋白的書必能去掉世人諸多誤解，“望早日介紹於商務，並催其早日出版為要”（註：陳獨秀：《致胡適》（1923年4月7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94頁。事實上，瞿秋白這段時間也曾多次致函胡適，其中還特別提到，他有意促成其任教的上海大學，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並希望胡適能常加指導。見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41冊，黃山書社1994年版，第159—162 頁。）。事實上這樣的“交情”一直得以延續，幾年以後，胡適游歐期間還與國共兩黨著名人士于右任、蔡和森等密切溝通。胡適的一則日記甚為重要，不只是表達對社會主義的認同，還清楚表明短短三天時間修正了他多年來的想法，其中投身政治活動乃至“組黨”的想法，是頗不尋常的。當他看到政治革新具有如此效力，也才有“應該出來做政治活動”甚至組織政黨的表態。（註：《胡適全集》第30卷，“日記”1926年8月3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22— 223頁。）難怪李大釗說：“我們應該寫信給適之，勸他仍舊從俄國回來，不要讓他往西去打美國回來。”（註：胡適：《漫遊的感想》，《胡適全集》第3卷，第41頁。）

　　略為分析《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重新搭建的發言台，可以清楚把握“雙方”在政治上的“歧見”究竟有什麼具體的表現。看得出，依託新的發言台的《新青年》同人，都在各自表述改革中國政治的意見。分歧不是沒有，主要是在手段與方法上。或許用“一個目標，兩條道路”歸納雙方的“歧見”，更為確當。這也表明，審視《新青年》同人“後五四時期”的分化，對此應有清楚把握，即《新青年》群體瓦解後，並未即刻形成對立的思想派別；所闡述的政治主張也並非完全不能相容。明乎此，也能更好認識思想界何以有“我們”與“他們”的區分，以及何以會產生“思想界聯合戰線”之提議。

　　四、“我們”與“他們”：思想界的聯合戰線

　　約在1921年初，胡適曾寫了封措辭嚴厲的信給陳獨秀。這封常被徵引的信，確值得重視，內中引人矚目的即是對“我們”與“他們”的區分，且將彼此的畛域悉數道出。胡適頗有些責怪陳不能區分“我們”與“他們”，足證他牢固樹立了這種意識。（註：胡適：《致陳獨秀》（時間不詳，約在1921年初），《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119—120頁。）後來魯迅、周作人與陳源之間發生筆戰，胡適也致函表示這是朋友中最可惜之事，“國內只有這些可以作工的人，大家努力‘有一分熱，發一分光’，還怕幹不了千萬分之一的工作，——我們豈可自己相猜疑，相殘害，減損我們自己的光和熱嗎？”意思很明確，“我們”“橫豎是水，可以相通”，因此“‘他們’的石子和穢水，尚且開始容忍，何況‘我們’自家人的一點小誤解，一點子小猜疑呢？”（註：胡適：《致魯迅、周作人、陳源》（1926年5月24日），《胡適來往書信選）（上），第377—380頁。徐志摩也曾致信周作人表示，“關於這場筆戰的事情，我今天與平伯、紹原、今甫諸君談了，我們都認為有從此息爭的必要，擬由兩面的朋友出來勸和，過去的當是過去的，彼此大家合力來對付我們真正的敵人，省得鬧這無謂的口舌，倒叫俗人笑話。”見徐志摩《致周作人》（1926年1月31日），《徐志摩全集》第9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90—91頁。）書信往來揭示的生活史與思想史的匯通，涉及思想界的劃分，自有其深意在。我們要問，“我們”與“他們”的區分，勾畫出思想界怎樣的圖景？